太子之死
武則天在參預朝政期間，確實是“憂勞天下”的。可是古往今來，許多曆史學家並未看到這一點。相反，不少人還指責她專權，說她為了要當女皇，鴆殺了太子李弘。李弘果真是武則天殺害的嗎?這是必須澄清的問題。
關於太子李弘之死，史書記載不一。 《舊唐書》卷五《高宗紀》雲：上元二年(675)四月“己亥(25日),皇太子弘薨於合璧宮之綺雲殿”。同書卷八十六《高宗諸子·孝敬皇帝弘傳》雲： “上元二年，太子從幸合璧宮，尋斃，年二十四。”《新唐書》卷三《高宗紀》雲：上元二年四月己亥，“天後殺皇太子。”同書卷七十六《則天順聖皇後武氏傳》雲： “蕭妃女義陽、宣城公主幽掖廷，幾四十不嫁，太子弘言於帝，後怒，鴆殺弘。”卷八十一《孝敬皇帝弘傳》雲： “帝嚐語侍臣： ‘弘仁孝，賓禮大臣，未嚐有過。’而後將騁誌，弘奏請數怫旨。
上元二年，從幸合璧宮，遇鴆斃，年二十四，天下莫不痛之。”《資治通鑒》卷二○二高宗上元二年四月條載： “太子弘仁孝謙謹，上甚愛之；禮接士大夫，中外屬心。天後方逞其誌，太子奏請，數迕旨，由是失愛於天後。義陽、宣城二公主，蕭淑妃之女也，坐母得罪，幽於掖庭，年逾三十不嫁。太子見之敬惻，遽奏請出降，上許之。天後怒，即日以公主配當上翊衛權毅、王遂古。己亥，太子薨於合璧宮，時人以為天後鴆之也。"
從這些記載來看， “鴆殺”說蓋出於《新唐書》。後人言武則天殺太子者即源於此。
對於《新唐書》的記載，《資治通鑒》的作者已表示懷疑。司馬光在《考異》中說：
《新書本紀》雲： “已亥，天後殺皇太子。”《新傳》雲： “後將逞誌，弘奏請數怫旨，從幸合璧宮，遇鴆薨。”《唐曆》雲： “弘仁孝英果，深為上所鍾愛。自升為太子，敬禮大臣鴻儒之士，未嚐居有過之地。以請嫁二公主，失愛於天後，不以壽終。”《實錄》、《舊傳》皆不言弘遇鴆。按李泌對肅宗雲： “高宗有八子，睿宗最幼。天後所生四子，自為行第，故睿第四。長日孝敬皇帝，為太子監國，仁明孝悌。天後方圖臨朝，乃鴆殺孝敬，立雍王賢為太子。”《新書》據此及《唐曆》也。按弘之死，其事難明，今但雲時人以為天後鴆之，疑以傳疑。
司馬光的這一懷疑是有道理的，但他在眾說紛紜的史料麵前，不肯作出明確的判斷，隻說“時人以為天後鴆之”,作客觀的敘述。
司馬光修《通鑒》時， 《新唐書》剛問世不久。作為當時著名的曆史學家，司馬光對宋祁、歐陽修撰寫《新唐書》的情況是比較清楚的。據《考異》所說，《新唐書》“鴆殺”說的來源是李泌對肅宗講的話和《唐曆》的記載。
《唐曆》凡四十卷，是唐人柳芳寫成的一部編年體史書。該書作於肅宗上元(760～761)之後。當時作者被貶黔中，史料缺乏，所載或憑自身及高力士回憶，難免有失誤之處。且柳氏言太子弘不以壽終者，並未肯定太子係武後所殺。因為不以壽終也可能是因病死亡。所以，以《唐曆》所載“不以壽終”作為武則天鴆殺太子弘的論據，本身是軟弱無力的。
至於李泌對肅宗之言，史書記載頗多，似乎確有其事。但問題在於，李泌所言，究竟有多大的可靠程度。《新唐書》卷八十二《十一宗諸子·承天皇帝談傳》雲：
肅宗即位， “議以(建寧王)偵為天下兵馬元帥，左右固請廣平王(即皇太子)。
帝從之，更詔俊典親軍，以李輔國為府司馬。時張良娣有寵，與輔國交構，欲以動皇嗣者。忠謇，數為帝言之，由是為良娣、輔國所滑，妄曰：‘談恨不總兵，鬱鬱有異誌。’帝惑偏語，賜偵死，俄悔悟。明年，廣平王收二京，使李泌獻捷。泌與帝雅素，從容語偵事，帝改容曰： ‘偵於艱難時實自有力，為細人間閱，欲害其兄，我計社稷，割愛而為之所。’泌曰：‘爾時臣在河西，知其詳。廣平於兄弟篤睦，至今言建寧，則嗚咽不自己。陛下此言得之讒口耳。’帝泣下曰： ‘事已爾，未耐何!’泌曰： ‘陛下嚐聞《黃台瓜》乎?高宗有八子，天後所生者四人，自為行，而睿宗最幼。長日弘，為太子，仁明孝友，後方圖臨朝，鴆殺之，而立次子賢。賢日憂惕，每侍上，不敢有言，乃作樂章，使工歌之，欲以感悟上及後。其言曰：種瓜黃台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令瓜稀。三摘尚雲可，四摘抱蔓歸。而賢終為後所斥，死黔中。陛下今一摘矣，慎無再!’帝愕然曰： ‘公安得是言?’是時，廣平有大功，亦為後所構，故泌因對及之”。
由此可見，李泌的這段話是在張良娣(後為皇後)讒殺建寧王並企圖陷害廣平王的情況下對肅宗講的，其目的是想讓肅宗覺醒，從而保護廣平王。為此，他在所舉前朝故事中，也可能有編造和附會傳說的成分，其《黃台瓜》詩句很類似流傳極廣的曹植《七步詩》。
《通鑒》在“慎無再”之後還記載說： “上愕然曰： ‘安有是哉!卿錄是辭，朕為書紳。’對曰： ‘陛下但識之於心，何必形於外也!’”顯然，在此之前，唐肅宗根本沒有聽過什麽“黃台瓜辭”。如果說李泌所言李賢“黃台瓜”屬實，肅宗何以茫然無知?又，李泌言“黃台瓜辭”係李賢所作，當時李賢正為太子，聰明過人，豈能將兄弟比作供人采摘的“瓜”?退一步說，縱然他自比為瓜，認為殺掉太子弘對自己有利，也不敢在父母麵前唱“一摘使瓜好”的詩句而讓他們去感悟。如果感悟了，豈不是將他的人品也暴露無遺!所以，我們認為所謂《黃台瓜》可能是李泌借題發揮出來的玩藝。如此說不謬，則《新唐書》“鴆殺”說的兩個來源都是靠不住的。
從《通鑒考異》中可知，司馬光在修《通鑒》時，曾看到過當時的《實錄》。《實錄》不言太子弘遇鴆。《舊唐書》卷五《高宗紀》、卷八十六《高宗諸子·孝敬皇帝弘傳》、《唐會要》卷入《追諡皇帝·孝敬皇帝弘》、《冊府元龜》卷二百五十八《令德》等亦不言遇鴆。這些都說明“鴆殺”說是缺乏可靠記載的。
撇開《新唐書》“鴆殺”說的出處不談，就其本身而言，也是很難成立的。《新唐書》的作者並未拿出太子弘遇鴆的直接材料，隻是從太子弘與武則天的關係方麵加以推測： “後將騁誌，弘奏請數怫旨”,因而武則天鴆殺了太子弘。這種推測是很難令人信服的。
首先，所謂武則天“方圖臨朝”而殺太子是毫無根據的。武則天確曾臨朝稱製，但那是後來的事；要說她在上元(674～676)年間即“圖臨朝”卻非事實。如前所述，武則天是在高宗多病，太子幼弱的情況下參預朝政的。她有參預朝政的願望，但當時並無當女皇的野心。
鹹亨元年(670)以久旱請避皇後之位，就是明證。退一步講，假如武則天要臨朝稱製，那麽，她首先要殺掉的應當是唐高宗，其次才是皇太子，並且，連自己的其他幾個兒子也應統統殺掉。不殺掉高宗，怎麽臨朝稱製，不殺掉李賢李顯等人，難道他們不會成為新的皇太子?但事實上，武則天並沒有加害於高宗，相反，對高宗還頗為關心。李弘死後，緊接著就是立李賢為太子。李賢獲罪，複以李顯代之。如果說武則天是為臨朝而殺死了李弘，這些事實將如何解釋?
其次，所謂“弘奏請數怫旨”也是有問題的。查太子弘奏請之事，大抵有以下幾宗：
總章元年(668)二月，釋典於國學，請贈顏回為太子少師，曾參為太子少保。
總章元年十二月， “時有敕，征遼軍士逃亡，限內不首及首而更逃者，身斬，妻子籍沒”,弘上表認為征遼軍士逃亡，可能有各種具體原因，不應罪及妻子， “伏願逃亡之家，免其配沒”。
鹹亨二年(671),高宗及武後幸東都洛陽，留太子弘於京師“監國”,弘見蕭妃所生義陽、宣城二公主仍幽掖廷，請嫁之；又請以同州沙苑地分借貧民。
上述奏請除鹹亨二年請嫁二公主事外均得到唐高宗和武則天的認可，這在史書上有一致記載。可見並沒有什麽違旨的地方。所謂“數怫旨”不知從何說起。
關於請嫁二公主之事，《舊唐書》卷八十六《孝敬皇帝弘傳》記載說：“時義陽、宣城二公主以母得罪，幽於掖庭，太子見之警惻，遽奏請令出降，(詔)許之。”而《新唐書》卷八十一《孝敬皇帝弘傳》則說： “義陽、宣城二公主以母故幽掖廷，四十不嫁，弘聞眙惻，建請下降。武後怒，即以當上衛士配之，由是失愛。”同書卷七十六《則天順聖皇後武氏傳》進一步說： “蕭妃女義陽、宣城公主幽掖廷，幾四十不嫁，太子弘言於帝，後怒，鴆殺弘。”
《新唐書》對二公主情況的敘述，至少有二處錯誤：一是年四十不嫁，一是配當上衛士。義陽、宣城二公主是唐高宗的女兒，生年不詳。按高宗生於貞觀二年(628)六月，至鹹亨二年(671)也就是太子弘請嫁公主那年，方四十三歲。其女豈得遂有四十!三歲生子，荒謬絕倫。《新唐書》卷八十三《八十三傳》及《唐會要》卷六《公主》條所載，義陽公主下嫁權毅，宣城公主下嫁王勖。而權毅、王勖並非當上衛士。
義陽、宣城二公主是否在鹹亨二年仍幽於掖廷，沒有出嫁?這也是值得考慮的。如前所述，蕭淑妃有個兒子，封為許王，名叫素節。當蕭氏被殺之時，素節並未喪命，隻是被趕出京城，讓他去當申州刺史。這在史書上是有明文記載的。可見，唐高宗和武則天並無將蕭氏子女置於死地的意思。既然如此，他們為什麽還要將義陽、宣城二公主長期幽於掖廷而不讓出嫁?看來實在不合情理。
《舊唐書》卷八十六《澤王上金傳》載： “義陽、宣城二公主緣母蕭氏獲譴，從夫外官。”據此，則義陽、宣城二公主早已出降了；太子弘請嫁二公主，隻不過是個別史家的杜撰罷了。《冊府元龜》不載請嫁公主事，越發使人相信這樣的結論。
退一步說，即使太子弘確請嫁二公主，武則天也不可能因此“鴆殺之”。義陽、宣城二公主是蕭淑妃之女，而蕭妃曾經是武則天的情敵。因此，武則天虐待他們是有可能的。但蕭淑妃死後十五六年，時移事異，武則天對她們的態度必然會有所好轉，至少在高宗在世時，她表麵上會這樣做。最明顯的例證就是，後來她曾上表高宗，請“義陽、宣城二公主各增夫秩”。在這種情況下，太子弘請嫁二公主，武則天怎麽會勃然大怒?再說請嫁公主也不是什麽大不了的事，和武則天並沒有很大的利害衝突，武則天怎麽會因此懷恨在心，並且在三年以後，殺掉自己的親生兒子?由此來看，“鴆殺”說實在是一種不盡情理的杜撰。
再從太子弘生前死後的情況看，武則天亦不可能“鴆殺”太子。
如前所述，太子弘是武則天的長子。永徽三年(652)七八月間生於感業寺，四年封為代王，顯慶元年正月六日立為皇太子。在冊封為皇太子時，唐高宗曾寄予很大的希望： “惟爾代王宏，猗蘭毓祉，喬桂凝華，岐嶷表於天姿，符瑞彰於神授。”“朕虔奉靈圖，肅膺丕業，仰惟七廟之重，思隆萬葉之慶，疇谘列辟，欽若前修，是用命爾為皇太子。”要他“絕驕奢之心，納忠良之訓”, “無怠無荒，固保我宗基。”當時太子弘是武則天手中的一張王牌，她對太子的態度與高宗完全一致。
由於李弘當時太小，立為太子後並沒有立即移居東宮，仍然生活在武則天身邊，直到顯慶四年十月加元服，始入居東宮。時唐高宗與武則天幸洛陽，留皇太子“監國”, “太子思慕不已，上聞之，遽召赴行在。”可見太子弘對唐高宗和武則天是很有感情的，亦“深為帝及天後所鍾愛”。唐高宗和武則天還注意培養他的政治才能。
如龍朔三年十月一日，詔雲： “宜令皇太子宏每日於光順門內坐，諸司有奏事小者，並啟皇太子。”鹹亨二年前，高宗和武則天親自為太子弘選擇了美麗的妃子；當該妃婚前被賀蘭敏之奸汙後，武則天大傷腦筋，不惜殺死賀蘭氏這位侄兒，這位武士獲的繼承人。鹹亨二年後，他們又為太子弘納右衛將軍裴居道之女為妃。由此可見，太子弘與唐高宗、武則天的關係一直很好。武則天作為母親，怎麽會“鴆殺”他呢?
太子弘死後，被追諡為“孝敬皇帝”。葬於洛陽附近緱氏縣景山之恭陵， “製度一準天子之禮”。唐高宗還在大病之餘親製《孝敬皇帝睿德記》,並書之於石，樹之陵側。在《孝敬皇帝睿德記》中，唐高宗對太子弘作了高度的評價，說他具有九德：至孝、至仁、至明、至儉、至正、至博、至直、至睦、至通。
這樣的評價顯然是過於溢美，但它反映出高宗對太子弘的悼念之深。當時武則天也在洛陽，並負責處理朝政，諸如追諡太子為孝敬皇帝、葬禮一準天子等事武則天肯定是讚同的。這說明她與高宗的心情是完全相同的。
《孝敬皇帝睿德記》上說：太子死後， “天後心纏積悼，痛結深慈。言朕之懷，不欲違其心許，故申舊命，爰贈尊名。粵以吉辰，乃諡為孝敬皇帝。”可見，對太子弘之死，武則天十分悲痛， “孝敬皇帝”之諡，還是她首先提出來的。如果說太子弘確係武則天所害，那麽唐高宗怎麽會這樣寫?史載： “(裴)居道以女為太子(弘)妃，則天(稱製)時，曆位納言、內史、太子少保，封翼國公。”就是說，在太子弘去世十年之後，他的嶽父裴居道還受到過武則天的重用，位至宰相。如果說武則天鴆殺了太子弘，這些事又將如何解釋?
事實上，太子弘並不是武則天殺害的，而是死於疾病。太子弘頭腦聰明，但身體不好。《舊唐書》卷一百八十九《邢文偉傳》載李弘自述雲：
早尚墳典，每欲研精政術，極意書林。但往在幼年，未閑將衛，竭誠耽誦，因即損心。
意思是說，他小的時候學習刻苦，但不知道保護身體，結果用功過度，傷了身體。到他能參預朝政時，又得了重病。引日唐書卷八十六《高宗中宗諸子·孝敬皇帝弘傳》錄製文曰：自琰圭在手，沉瘵嬰身。
“瘵”即肺結核，在當時的醫學條件下，這種病是很難治愈的。因此，太子身體越來越壞。到鹹亨二年“監國”時，竟一度不能過問朝政。《舊唐書》卷八十六《孝敬皇帝弘傳》載： “是時戴至德、張文灌兼左庶子，與右庶子蕭德昭同為輔弼，太子多疾病，庶政皆決於至德等。”
鹹亨三年，病情有所好轉，但仍不能正常行動，而為“風虛”所苦。為了使太子弘恢複健康，唐高宗和武則天曾下旨“不許重勞”,但並未能使李弘病情好轉。上元二年(675),高宗“風疹不能聽朝”,太子亦為沉瘵所迫。三月，高宗“苦風眩甚”。見太子身體如此，欲下詔令天後攝知國政，但遭到宰相郝處俊的激烈反對。於是高宗決定等太子弘病愈，便讓他攝知國政。但為時不久，太子弘病情惡化，終於被病魔奪去了年輕的生命。
對此，當時的文書上寫得十分清楚。《賜諡皇太子宏孝敬皇帝製》雲：
皇太子宏，生知誕質，惟幾毓性。直城趨駕，肅敬著於三朝；中寢問安，仁孝聞於四海。若使負荷宗廟，寧濟家邦，必能永侏昌圖，克延景曆。豈謂遽嬰霧露，遂至彌留。顧惟輝掌之珍，特切鍾心之念，庶其痊複，以禪鴻名。及腠理微知，將遜於位，而宏天資仁厚，孝心純確，既承朕命，掩欷不言，因茲感結，舊疾增甚。
《冊諡孝敬皇帝文》雲：
谘爾故皇太子宏，克岐克嶷，有德有行。頃炎象戒節，屬樂沈屙。實美惟痊，釋予重負。粵以瘳降，告以斯懷。爾忠懇特深，考情天至，聞言哽咽，感絕移時，因此彌留，奄然長逝。
就是說，太子弘隨高宗去合璧宮避暑時，又得了重病，一度昏迷不醒。其後病情稍有好轉，唐高宗表示將禪位於他。聽了這話，太子深感不安，很快導致病情加劇：先是“伏枕流欷”,接著便重新昏迷。病情惡化，搶救無效，於上元二年四月二十五日在合璧宮死去。
總之，太子弘死於疾病，這是確鑿無疑的。《新唐書》所謂天後“鴆殺”太子弘者，純粹是加在武則天頭上的不白之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