輔政業績
顯慶五年(660)十月之參預朝政，對武則天來說本來是臨時性的。太子長大成人，她便可以告別政壇，深居後宮。可是，顯慶五年以後，唐高宗“頭重目眩”的病常常複發，又患上了可怕的虐疾。每次患病，一月左右。由於有病，需要休息，而當病情緩和時，高宗總是花許多時間去打獵、遊幸。這一點，隻要瀏覽一下唐高宗這時的履曆譜，就會看得非常清楚：
龍朔元年(661)三月二十七日，幸合璧宮。七月，還東都。十月，畋於陸渾、非山。
二年(662)三月五日，離開東都。十六日，至河北縣(今三門峽市西北)。二十二日，幸蒲州(今山西永濟)。二十四日，幸同州(今陝西大荔)。四月一日，至京師。十月，幸驪山之溫湯(即今臨潼華清池)。三年
(663)居長安蓬萊宮之含元殿，厭風濕。
麟德元年(664)二月十日，幸福昌宮。二十五日，幸萬年宮。八月，還京。二年(665)二月十日，發自京師，二十五日，至合璧宮。閏三月初一至東都。十月，東南行，十二月，至泰山之下。
乾封元年(666)正月，禪於泰山。三月，始返東都。六日以後，複幸合璧宮。四月八日，達長安。
二年(667)秋，久疾不愈。總章元年(668)二月二十四日，幸九成宮。八月二十一日還京。
二年(669)四月一日，幸九成宮。九月二十六日，大菟於岐州(今陝西鳳翔縣東南)。十月十二日，還京。鹹亨元年(670)四月二十八日，幸九成宮。八月十七日還哀。
二年(671)正月七日，發京師，二十六日，至東都。十一月十七日，幸許、汝二州。十二月十日，校獵於葉縣，(今河南葉縣)。二十三日，還東都。
三年(672)四月九日，幸合璧宮。二十一日，教旗於洛水之南。十月五日，發東都，十一月十七日，至京師。
四年(673)四月二十一日，幸九成宮。八月，患嚴重虐疾，熱而不寒，病情危篤。十月二十四日還京。上元元年(674)十一月一日，離京師。四日，校獵於華山之曲武原。二十三日，至東都。
二年(675)三月，風疹複發，目眩難忍，居合璧宮，四月末，還洛陽。
儀鳳元年(676)二月十九日，幸汝州之溫湯。三月六日，還東都。閏三月二十二日，離東都。四月十一日至京師。二十一日，幸九成宮。十月一日，還京。
二年(677)正月二十九日，幸司竹園，即日還宮。
三年(678)五月七日，幸九成宮。十月，還京。
調露元年(679)正月二十八日，幸東都。居宿羽等宮。
永隆元年(680)二月八日，幸汝州溫湯。十二月，至少室山。二十日，還東都。四月二十一日，幸紫桂宮。八月五日，還東都。十月八日西行，二十七日，至京師。
開耀元年(681)閏七月，複病，服藥餌。永淳元年(682)四月之日，離長安，二十二日，至東都。
弘道元年(683)正月，幸奉天宮四月十二日，還東都。五月三日，幸芳桂宮，複至合璧宮，遇雨而還。十月，幸奉天官。十一月，風眩頭悶，難受至極。
在這種情況下，高宗雖欲勤於朝政，但往往苦於精力不濟，所謂心有餘而力不足，常常仍需他人代理朝政。
本來皇太子李弘逐漸長大，可以成為唐高宗的得力助手。可是實際上皇太子並未能發揮其應有的作用。李弘自立為太子，即多有疾病， “沉瘵嬰身”,得了嚴重的結核病。在很長時間內，不能觀決朝事，其預政者僅僅有下列幾次：
龍朔三年(663)十月，高宗患風痹，皇太子每五日於光順門(即大明宮紫宸殿南之右門)視諸司奏事。
乾封二年。(667)九月，高宗久病不愈，命皇太子監國。
鹹亨三年(672)十月，高宗幸京師，詔皇太子於東都監國。
鹹亨四年(673)八月，高宗患虐疾，令皇太子於延福殿受諸司啟事。
李弘由於病魔纏身，二十四歲時，就過早地離開了人世。
李弘死後，其弟李賢(武則天第二子)被冊立為皇太子，時年二十歲。李賢“容止端重，少為帝愛”。高宗曾對司空李劫說： “此兒已讀得《尚書》、《禮記》、《論語》,誦古詩賦複十餘篇，暫經領覽，遂即不忘。我曾遣讀《論語》,至‘賢賢易色’,遂再三覆誦。我問何為如此，乃言**此言，方知夙成聰敏，出自天性。”初封潞王，後遷授岐州刺史，加雍州牧、幽州都督。龍朔元年(661),徙封沛王，加揚州都督，兼左武衛大將軍，雍州牧如故。二年，加揚州大都督。麟德二年(665),加右衛大將軍。
鹹亨三年(672),改名為德，徙封雍王，授涼州大都督，雍州牧、右衛大將軍如故。上元元年(674),複名為賢。“及為皇太子，令監國，處分明審，為時所稱”。有一定的政治才能。
但此人頗好聲色，思想也比較保守。他看不慣武則天參政，召集左庶子張大安、洗馬劉訥言、洛州司戶參軍格希玄、學士許叔牙、成玄一、史藏諸、周寶寧等儒士給範曄《後漢書》作注，用東漢外戚專權以影射時政。
武則天對此不滿，命人撰寫《少陽正範》及《孝子傳》賜給他，接著“又數作書誚讓之”,希望他能夠改邪歸正，孝敬父母，努力學習治理天下的本領。而太子賢自命不凡，拒不接受。太子賢不接受批評的態度，確實加深了母子之間的矛盾。
另外，當時宮中有人竊議，說李賢不是武則天生的，而是其姊韓國夫人的兒子。李賢聽到後， “內自疑懼。”不久，術士明崇儼向武則天秘稱“太子(賢)不堪承繼”。李賢聞之， “愈不自安”,乃招募刺客，將明崇儼暗殺。武則天“使人發其陰謀事，詔令中書侍郎薛元超、黃門侍郎裴炎、禦史大夫高智周與法官推鞫之，於東宮馬坊搜得皂甲數百領”。
因此，李賢被廢為庶人，太子位由其弟李顯繼承。而李顯年少，且學識有限，仍不能獨理朝政。
這樣，在許多場合，特別是高宗患病之際，仍需要武則天參預朝政。而武則天對此也很清楚，希望能夠繼續參政。為此，除努力做到處事“皆稱旨”外，還采取了一些具體措施：
依靠高宗，誅殺權臣。
武則天參政四年後，權勢有所增加，已與宰相上官儀發生了矛盾。從“左右奔告於後，後遽詣上自訴”, “上羞縮不忍，複待之如初”,猶恐皇後有怨而道出上官儀的情況來看，唐高宗對武則天的感情是深厚的，隻是偶爾有些不滿，本無廢棄之意；真正要求廢棄武則天的乃是宰相上官儀。
上官儀，字遊韶，陝州陝縣(今河南三門峽市)人。曾祖回，任後周襄城太守。祖父失名，履曆不詳。父弘，隋比部郎中、江都總監。雖然家世並不顯赫，但也算得上個小門士族。隋煬帝大業末年，父弘為陳棱所殺，儀乃私度為僧， “遊情釋典，尤精《三論》。”“寢工文詞，涉貫墳典”。詩歌清秀，“好以綺錯婉媚為本”,人稱“上官體”。貞觀初，以進士及第，任弘文館學士，頗為唐太宗所重。高宗即位後，遷秘書少監，進西台侍郎。
龍朔二年(662)十月，同東西台三品，位至宰相，“頗恃才任勢。”當宰相一年多工夫，就形成了“獨持國政”的局麵。這是武則天所不能容忍的，她要對上官儀加以限製。
上官儀為了維護既得利益，進而真正達到獨持朝綱的目的，便指使同黨王伏勝捏造罪名，激怒高宗，並見縫插針，親手導演了一出廢皇後的滑稽劇。然，正當他指手劃腳，得意忘形的時候，一副沉重的鐐銬禁錮了他的身軀，直到死在獄中。
上官儀是被指控為與燕王忠謀反而喪生的。燕王忠自顯慶元年失去皇太子地位以後，懷恨在心，結納賓客，圖謀不軌，遣使入京，窺探消息，又怕事泄被殺，常穿婦人之衣以防奸細。因而也未能逃脫死亡的厄運。上官儀被殺後，在很長一段時間裏，沒有人再敢對武氏參政公開表示異議。
不徇私情，大“義”滅親。
參預朝政之前，武則天曾“製《外戚誡》獻諸朝”。參預朝政後，武則天對自己的親戚限製得比較嚴格，貶殺了哥哥武元慶、武元爽、武惟良、武懷運和侄兒賀蘭敏之。元慶與武則天同父異母，官至宗正少卿。元爽是元慶的親弟弟，官至少府少監。惟良是武則天伯父士讓的兒子，官至司衛少卿。懷運是惟良的弟弟，官至淄州刺史。
關於元慶、元爽、惟良、懷運之死，史書上是這樣記載的：武士獲死，元慶等對繼母楊氏及其女武則天淡漠失禮。武則天當上皇後以後，楊氏被封為榮國夫人，地位日益尊崇。
有一天，楊氏設宴置酒，與親戚會飲。想想過去，看看現在，用挖苦的口氣對惟良說：“頗憶疇昔之事乎?今日之榮貴複何如?”惟良答道： “惟良等幸以功臣子弟，早登宦籍，揣分量才，不求貴達，豈意以皇後之故，曲荷朝恩，夙夜憂懼，不為榮也。”
楊氏聽後，很不高興。於是武則天就上疏，請出惟良等為遠州刺史。高宗下詔以惟良檢校始州(今四川劍閣縣)刺史、元慶為龍州(今廣西龍州縣北)刺史、元爽為濠州(今安徽鳳陽縣東)刺史。元慶至州，不久即憂懼病死。乾封元年，惟良、懷運至京師，獻食， “後密置毒醯中，使侄女魏國夫人(韓國夫人之女)食之”,遂暴卒， “因歸罪於惟良、懷運”,誅之，改其姓為蝮氏。元爽等緣坐配流嶺外而死。
從這些記載看來，武則天貶殺武元慶等，似乎完全是感情用事，報當年之舊恨。事實上，恐怕也與當時武則天抑製外戚的主導思想不無關係。武則天“通文史”,對曆史上外戚專權之禍，是很清楚的。此時的武則天，一心輔佐高宗治理朝政，尚無當女皇的欲望，這與後來登基之初利用外戚抑製皇室不同。
因此，她對外戚采取抑製政策是可以理解的。武元慶病死龍州，不完全是武則天的責任。武惟良等人被殺，若《通鑒》記載屬實，好像有點冤屈。至於賀蘭敏之被貶死，完全是罪有應得。
賀蘭敏之是武則天姐姐韓國夫人的兒子，長得瀟灑英俊，一表人才。武元慶等人死後，武則天覺得賀蘭敏之還差不多，就上奏高宗，以賀蘭氏為武士饕之嗣，改姓為武，襲爵周國公，官至弘文館學士，左散騎常侍。本來，武則天對賀蘭敏之抱有很大希望， “令鳩集學士李嗣真、吳兢之徒，於蘭台刊正經史並著撰傳記。”
但是，賀蘭敏之不知恩德，恃寵驕縱，屢犯國法。對此，武則天甚為不滿。後來，他越來越變得不像話了。
司衛少卿楊思儉的女兒姿色出眾，唐高宗和武則天親自選擇，以為太子李弘之妃。快要成婚的時候，被賀蘭敏之強奸了。
當時武則天的女兒太平公主還小，去外婆榮國夫人家玩耍，宮女侍行，“又嚐為敏之所逼”。
鹹亨元年(670)八月，榮國夫人死，武則天悲痛欲絕，為之舉行隆重葬禮，破格於鹹陽縣洪瀆原堆土為陵。為了使母親在陰間過得很快活，武則天出內庫大瑞錦及錢數十萬， “令敏之造佛像追福”。賀蘭敏之又貪汙挪用，並在榮國喪服之內， “私釋衰絰，著吉服，奏妓樂”。
由此可見，賀蘭敏之已完全變成了一個流氓、無賴、貪官汙吏。他竟敢在武則天的女兒身上動手動腳，對武則天的母親又是如此不孝，武則天當然非常氣憤。鹹亨二年六月，武則天表陳賀蘭敏之前後罪惡，請加貶逐。高宗準奏，將敏之流雷州(今廣東海康)。敏之自感途窮，在前往雷州的半道上以馬僵自縊而死，結束了他醜惡的一生。
武元慶等人的死亡，使外戚勢力大為削弱。人們由此看到：武則天之參預朝政，是為了“天下”,而不是為其親戚。因此，不少人從內心打消了抵觸情緒。
重用學士，著書立說。
武則天參政十幾年後，感到自己一個人的能力有限，便通過高宗召集了一批文學之士，讓他們著書立說，幫助她處理朝政。《新唐書》卷二O一《文藝上·元萬頃傳》載： “武後諷帝召諸儒論撰禁中，萬頃與周王府戶曹參軍範履冰、苗神客、太子舍人周思茂、右史胡楚賓與選，凡撰《列女傳》、《臣軌》、《百僚新戒》、《樂書》九(當為凡)千餘篇。至朝廷疑議表疏密使參處，以分宰相權，故時謂‘北門學士’。”顯然， “北門學士”與弘文館學士或翰林學士不同，不是職官名稱，而是當時人對這批文學之士的稱呼。
據《舊唐書·經籍誌》等記載，《臣軌》、《百僚新戒》是後來的作品。此時所撰除《古今內範》一百卷、《青宮紀要》、《少陽政範》各三十卷、《維城典訓》、《鳳樓新誡》、《孝子傳》、《孝女轉》各二十卷外，還有《紫樞要錄》十卷、《列女傳》一百卷、《字海》一百卷、《玄覽》一百卷、《樂書要錄》十卷、《保傅乳母傳》一卷。這些書絕犬部分已經失傳，但顧名思議，可知這些書大都是為太子和諸王寫的。當然，也有為“天下”寫的，如《孝子傳》、《孝女傳》、《列女傳》等等。至於《字海》、《玄覽》、《樂書要錄》更是通用的工具書。
著書立說是北門學士的重要任務之一。其另一重要任務是“參決朝政”。關於北門學士參決朝政的原因，史書上說是為了“分宰相之權”。可見，唐高宗、武則天對當時的一些宰相並不放心。實際上，北門學士是武則天和唐高宗的智囊團。武則天提高了北門學士的地位；北門學士成了武則天進一步參預朝政的重要幫手。當然，北門學士都是中級官員，雖然能對時政產生一定的影響，但對相權的分割是有限的，還遠遠沒有達到架空宰相的程度。
由於高宗體弱多病，皇太子未能發揮應有的作用，而武則天處事皆符合高宗旨意，因此從顯慶五年(660)十月開始，武則天參預朝政曆經二十三載，直到弘道元年(683)高宗病死。
顯慶六年到弘道元年之間，唐高宗親理朝政的事實屢見於史籍：
龍朔元年(661)五月，高宗命左驍衛大將軍、涼國公契蕊何力為遼東道大總管，左武衛大將軍、邢國公蘇定方為平壤道大總管，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樂安縣公任雅相為次江道大總管，以伐高麗。
二年(662),有一次左相許圉師的兒子奉輦直長許自然遊獵，犯人田，田主怒，自然以鳴鏑射之。圉師杖自然一百而不向高宗報告。高宗知道後說： “圉師為串相，侵陵百姓匿而不言，豈非作威作福!”圉師免官。
三年(663)二月，高宗下詔說： “在京係囚應流死者，每日將二十人過”,並親自臨問，多所原宥，不盡者令皇太子錄。
麟德二年(665)四月，高宗“講武邙山之陽，禦城北樓觀之”。乾封元年 (666)正月，高宗赴泰山封禪，封於泰山，禪於社首。二年正月，高宗以去冬至於是月無雨雪， “避正殿，減膳，親錄囚徒”。
鹹亨二年(671)六月，因天旱，高宗“親錄囚徒”。
三年(672)四月，吐蕃遣其大臣仲琮入貢，高宗問及吐蕃風俗，並譴責吐蕃吞滅吐穀渾、敗薛仁貴、侵逼涼州之事。
元二年(675)四月，高宗“以旱避正殿，減膳，撤樂，詔百官言事”。
調露元年(679)十一月，高宗“臨軒試應嶽牧舉人”。
這些事實說明，在武則天參預朝政後，唐高宗仍然掌管某些重要的軍政事務，並不像一些人所說的那樣，完全成了武則天的傀儡。
但是，如前所述，顯慶五年以後，唐高宗新病舊疾，時常發作，而且病情愈來愈重。這種情況，加上其他因素，武則天參預朝政的程度必然會逐步加深，其政治地位勢必會隨之增高。事實也是如此。
自上官儀被殺之後，武則天的權勢有所增長。 “自是卜每視事，則後垂簾於後，政無大小，皆與聞之。天下大權，悉歸中宮，黜陟，殺生，決於其口，天子拱手而已，中外謂之二聖”。這是《資治通鑒》卷二○一的評述。《新唐書》卷七十六《則天順聖皇後武氏傳》說： “群臣朝，四方奏章，皆曰‘二聖’。每視朝，殿中垂簾，帝與後偶坐，生殺賞罰惟所命。”雖然二書有視朝方法的不同，並誇大了武氏的權力，與上述事實不符。但都說明，武則天的政治地位進一步尊崇。
上元元年(674)八月十五日，唐高宗稱天皇，武則天稱天後，地位又升了一級。上元二年(675)三月，唐高宗舊病複發，風眩不支，準備遜位於武則天，由於宰相郝處俊等人反對而中輟其事。《大唐新語》卷二載：
高宗將下詔，遜位於則天，攝知國政，召宰相議之。(郝)處俊對曰：“禮經雲：天子理陽道，後理陰德。然則帝之與後，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各有所主，不相奪也。若失其序，上則謫見於天，下則禍成於人。昔魏又帝著令，崩後尚不許皇後臨朝，奈何遂欲自禪位於天後?況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正合謹守宗廟，傳之子孫，不可持國與人，有私於後。惟陛下詳審。”中書侍郎李義琰進曰： “處俊所引經典，其言至忠。惟聖慮無疑，則蒼生幸甚。”高宗乃止。
雖然如此，武則天的地位乃在上升：儀鳳三年(678)正月辛酉初四，“百官及蠻夷酋長朝天後於光順門”。
總之，武則天參預朝政期間，並沒有獨攬朝綱，唐高宗始終是最高行政首腦，健康時常常臨朝決事。不過，隨著唐高宗病情的加重，武則天的權力和政治地位確有不斷增長的趨勢。
在參預朝政期間，武則天究竟幹了些什麽?從史書的記載來看，除上述殺上官儀、“大義”滅親、重用學士外，主要還有：
以身作則，克盡婦職。
武則天參預朝政以後，並沒有忘記自己是一個妻子。努力使自己與唐高宗保持一致。唐高宗要“勸課農桑”,她就多次“先蠶於北邙”,以示重視；唐高宗要“返樸還淳”,她就“常著七破間裙”, “務尊節儉。”盡量關心唐高宗的身體。除了勤理朝政、減輕高宗的負擔外，還經常伴高宗外出。如龍朔二年(662)三月，隨高宗告別洛陽，經潼關等地西返京師長安。
永隆元年(680)二月，陪高宗遊嵩山。弘道元年(683)十月，伴高宗幸奉天宮，親自侍疾。
注意對皇太子等人的教育。武則天經高宗批準，召集文學之士撰《古今內範》、《青宮紀要》、《少陽政範》、《維城典訓》、《鳳樓新誡》、《孝子傳》等書以賜子女。
大凡一個皇後應該做的事，她都做了。僅此而言，武則天不失為一位賢妻良母。這對唐高宗乃至當時社會都是不無裨益的。
上書言事，出謀劃策。上書言事，是武則天參預朝政的一種形式。大抵高宗病重時，她代為理政；病情緩和時，與之“偶坐”參決；健康恢複或外出時，則上書言事。如龍朔元年(661)四月，唐高宗欲親率大軍出擊高麗，武則天以為不妥， “抗表進諫”。上元元年(674)十二月，上表，建言十二事：
勸農桑，薄賦徭；給複三秦地；
息兵，以道德化天下；南北中尚禁浮巧；省功費力役；廣言路；杜讒口；
王公以降皆習《老子》;父在為母服齊衰三年；
上元前勳官以給告身者無追覆；京官八品以上益麋入；百官任事久、才高位下者得進階申滯。
開耀元年(681)二月， “表請赦杞王上金、鄱陽王素節之罪。”其中特別是“建言十二事”,內容廣泛，影響較大。 “建言十二事”是武則天針對當時的社會實際提出的十二條政改方案。第一、二條是恢複和發展經濟的措施。
乾封元年以後，朝野官員多被“封禪”的盛況衝昏頭腦，不注意農業生產，剝削額有所加重，加之自然災害的影響，經濟形勢出現逆轉，關中三輔情況尤為嚴重。
因此，武則天提出勸課農桑、輕徭薄賦，給複三輔地的主張。
第三條涉及軍事戰略。乾封前後，唐王朝東征高麗，南討叛蠻，西禦吐蕃，四方用兵，連年不休，雖取得了一定的勝利，但也付出了很大的代價，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武則天建言息兵，而以德化天下。
第四至五條，提倡勵行節約，勤儉辦事。
第六、七條主張廣泛聽取不同意見，杜絕讒言，以集中統治階級的集體智慧。
第八、九條旨在尊奉李唐先祖、提高婦女地位。第十條以下則是要增強各級官吏的凝聚力。
史載這些建議多被唐高宗采納，施行之後，頗益於時。祭地祀天，從駕封禪。
武則天參政後，政通人和“比歲豐稔”。到麟德二年(665), “米鬥至五錢，麥、豆不列於市。”公卿大臣數請封禪，以感謝“天地神祗”。武則天表示讚同，唐高宗便著手準備封禪大典。
所謂“封禪”,就是在泰山頂上築壇祭天，在泰山腳下設場祀地，報答“天地”的恩賜，請求“神祗”的保佑。司馬遷在《史記》卷二十八《封禪書》中說： “自古受命帝王，曷嚐不封禪?”可知封禪之典古已有之。考諸史籍，秦皇、漢武，皆有封禪之事。
唐初， “兗州刺史薛胄，以天下太平，登封告禪，帝王盛烈，遂遣博士登泰山觀古跡，撰封禪圖及儀上之。高祖謙讓不許”。貞觀五年(631)、六年，朝集使等又請封禪，太宗以天下凋殘等為理由，沒有接受。其後群臣複有所請，太宗乃召集儒士，議封禪之禮，幾次誰備，但終未起行。
唐高宗在做了充分的準備之後，於麟德二年(665)十月二十八日離開東都，向泰山進發。“從駕文武儀仗，數百裏不絕。列營置幕，彌亙原野。
東自高麗(朝鮮半島北部),西至波斯、烏長(伊朗、巴基斯坦一帶),諸國朝會者，各帥其屬扈從，穹廬毳幕，牛羊駝馬，填咽道路。”隊伍浩浩****，“議者以為古來帝王封禪，未有若斯之盛者也。”
皇後武則天的儀仗在這支隊伍中顯得特別耀眼，她神氣十足，想充當重要角色。十二月，車駕至泰山腳下， “及有司進奏儀注，封祀以高祖、太宗同配，禪社首以太穆皇後、文德皇後同配，皆以公卿充亞獻、終獻之禮。”於是武則天上表主張改革禮儀，不可仍尊舊軌。認為社首祭地，公卿大臣行事不妥，應當由她率六宮命婦進行。高宗覺得有理，就同意了她的要求，禪社首以武則天為亞獻，越國太妃燕氏為終獻。
乾封元年(666)正月，高宗率眾在泰山舉行隆重的大典，初一，祀吳天上帝於泰山南。初二，高宗登泰山，封玉牒，上帝冊藏以玉匱，配帝冊藏以金匱， “皆纏以金繩，封以金泥，印以玉璽，藏以石堿。”初三，降禪於社首，祭皇地祗。高宗初獻畢，執事者皆趨下，宦者執帷，武則天升壇亞獻， “帷帝皆以錦繡為之”。禮畢，唐高宗飲宴群臣，對這次活動作了概括總結。他興高采烈，用誇耀的口氣說： “升中大禮，不行來數千載。近代帝王，雖稱封禪，其間事有不同：或為求仙克種，或以巡遊望拜，皆非尊崇祖業。朕丕承寶曆，十有七年，終日孜孜，夙夜無息。屬國家無事，天下太平，華夷又安，遠近輯睦，所以躬親展禮，褒讚先勳。情在歸功，固非為己。遂得上應天心，下允人望。”
“封禪”完全是一種封建迷信活動，除了造成物質上的巨大浪費外，似乎不會有別的作用。但在當時，如此宏大、莊嚴的典禮，提高了唐王朝的威望，在客觀上進一步維係了人心，加強了各族之間的聯係。因而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
應當指出，以上這些，並非武則天參政業績的全貌。在武則天輔政期間，唐王朝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領域還發生了一係列重大事件：
在政治方麵，首先是官製的變化。
官職增減。顯慶元年(656),置驃騎大將軍，秩從一品。龍朔二年(662)正月十五日，太府寺更置少卿一員，分兩京檢校。二月七日，廢尚書令。總章二年(669)二月十二日，同三品始入銜；置司列、司戎少常伯各兩員。永淳元年(682)七月，置州別駕；外司四品以下知政事者始以“平章事”為名。
官名改易。龍朔二年(662)二月，改門下省為東台，中書省為西台，尚書省為中台；侍中為左相，中書令為右相，仆射為匡政，左、右丞為肅機，尚書為太常伯，侍郎為少常伯；其餘二十四司，禦史台、九寺、七監、十六衛，並以義訓更名。鹹亨元年(670)十二月，高宗又下詔，將龍朔二年所改官名大部分依舊， “其東宮十率府，各宜依舊率府。其左司議郎去左字。其左右金吾、左右威衛，依新改。”
官加泛階。乾封元年(666)正月五日， “文武官三品已上賜爵一等，四品已下加一階”,打破了以勞考敘進的局麵。
確定服飾。龍朔二年(662)九月，令八品、九品衣碧。上元元年(674)八月，敕文武官三品以上服紫，金玉帶；四品服深緋，金帶；五品服淺緋，金帶；六品服深綠，七品服淺綠，並銀帶；八品服深青，九品服淺青，並榆石帶。
製定銓注之法。針對當時“承平既久，選人益多”的狀況，總章二年(669)司列少常伯裴行儉與員外郎張仁棉沒長名姓曆榜，引銓注法，定州縣升降、官資高下，遂為定製： “取人以身、言、書、判，計資量勞而擬官。始集而試，觀其書、判(看是否楷法遒美，文理優長);已試而銓，察其身、言(看是否體貌豐偉、言辭辯正);已銓而注，詢其便例；已注而唱，集眾告之。然後類以為甲，先簡仆射，乃上門下，給事中讀，侍郎省，侍中審之，不當者駁下。既審，然後上聞，主者受旨奉行。各給以符，謂之告身。兵部武選亦然。課試之法，以騎射及翹關(翹關，長丈七尺，徑二寸半，凡十舉後，手持關距，出處無過一尺為中第)、負米(負米五斛，行二十步，為中第)。人有格限未至，而能試文三篇，謂之宏詞；試判三條，謂之拔萃；入等者得不限而授。其黔中、嶺南、閩中州縣官，不由吏部，委都督選擇土人補授。凡居官以年考，六品以下，四考為滿。”儀鳳元年八月，高宗又下令： “桂、廣、交、黔等都督府，比來注擬土人，簡擇未精，自今每四年遣五品已上清正官充使，仍令禦史同往注擬。”時人謂之“南選”。以上情況表明，當時選拔官吏的製度和辦法比較健全和嚴密。
其次，在周邊地區增置州縣，使許多少數民族首領成了都督、刺史。
唐王朝在周邊少數民族地區設置州縣早在太宗貞觀年間即有其事。如貞觀四年降服東突厥以後，分頡利可汗之地為六州，左置定襄都督府、右置雲中都督府。
二十一年， “以鐵勒，回紇等十三部內附，置六都督府、七州，並以其酋帥為都督刺史。”高宗永徽年間，亦曾在邊地置州。如永徽元年在車鼻可汗故地置二都護府、十都督府、二十二州，各以首領為都督刺史。
但是，顯慶五年以後，這種情況更為普遍。如：龍朔元年在“吐火羅(今阿富汗北部)、吠噠、周賓、波斯等十六國置都督府、州七十六、縣一百一十、軍府一百二十六，並隸安西都護府。”麟德元年(664), “於昆明之弄棟川置姚州都督府”,管三十二州。總章元年(668), “分高麗地為九都督府、四十二州、百縣，置安東都護府於平壤以統之，擢其酋渠為都督及刺史縣令，與華人參理”甲。
鹹亨三年(672), “昆明蠻十四姓二萬三千戶內附，置殷、敬、總三州”。總之，在周邊少數民族地區甚至附屬國都普遍增置了州縣或羈靡府州，與之相適應，任命許多少數民族首領為地方長官。這反映出在武則天輔佐下，高宗統治時期國力的強盛和版圖的擴大。
再者，庶族的政治地位有所提高。庶族勢力在隋末唐初迅速發展，但唐高祖時，十二個宰相，全是士族。太宗所任宰相，亦多為士族。高宗統治時宰相中庶族占百分之二十，超過了太宗時期。
此外，勞動者的地位也受到重視。如鹹亨元年(670)關中大饑，詔年十五以下不能存活者，任人收養驅使，但“不得將為奴婢”。四年， “詔鹹亨初收養為男女及驅使者，聽量酬衣食之值，放還本處”。
在經濟方麵，均田製繼續得到推行。至於城市建設較為迅速，長安外廓城，特別是大明宮含元殿的擴建和重修，更是眾所周知的事。此外，禁用“惡錢”,頗為嚴厲。
顯慶五年(660),以“惡錢”多，官府購買，以一善錢兌換五惡錢。
乾封元年(666),改鑄“乾封泉寶”錢，以一當舊錢之十，這是中國“年號錢”的開始。二年，以商賈不通，米帛踴貴，複行開元通寶錢。永淳元年(682),鑒於鑄多錢賤，米粟踴貴，詔“私鑄者抵死，鄰、保、裏、坊、村正皆從坐。”遇到自然災害時，複有賑濟之舉。
鹹亨元年， “天下四十餘州旱及霜蟲，關中尤甚。詔令任往諸州逐食，仍轉江南租米以賑給之。”儀鳳二年(677)夏四月， “以河南、河北旱，遣使賑給。”調露元年(679)二月， “東都饑，官出糙米以救饑人”。永隆元年(680)九月， “河南、河北大水，遣使賑恤。”十一月， “洛州饑，減價官糶，以救饑人。”
在軍事方麵，一是募兵數量日益增多，一是與周邊少數民族和鄰國進行了一係列戰爭。
與高麗、百濟、新羅的戰爭。高麗、百濟、新羅是朝鮮半島上的三個國家。公元7世紀初葉，高麗強大，與中原王朝關係緊張。隋煬帝曾三征高麗，唐太宗也曾出兵遼東，皆未使之降服。高宗即位之初，高麗曾遣使入貢；但自恃強大，仍有不臣之心。當時新羅與唐廷關係密切而與百濟不協；高麗支持百濟， “數侵新羅”。新羅王春秋向唐朝求救。
顯慶五年(660),唐高宗遣左武衛大將軍蘇定方等率水陸十萬大軍去援救新羅。蘇定方等先打敗百濟。高宗以其地分置熊津、馬韓、東明、金連、德安五都督府， “立其酋渠為都督、刺史及縣令”,留郎將劉仁願鎮守百濟城，以左衛中郎將王文度為熊津都督， “撫其餘眾”。
不久王文度渡海身亡，百濟僧人道琛和故將福信從日本國接回原王子豐，引兵圍攻劉仁願駐守的府城。高宗命“劉仁軌檢校帶方州刺史，便道發新羅兵以救仁願。”龍朔元年四月，又以任雅相為狽江道行軍總管，契芯何力為遼東道行軍總管，蘇定方為平壤道行軍總管，與蕭嗣業及諸胡兵凡三十五軍， “水陸分道並進”。以圍平壤。蘇定方等人沒有攻下平壤，但鉗製了高麗，支援了百濟戰場。當時百濟的道琛為福信所殺，福信專權跋扈，與其王扶餘豐相互猜忌；扶餘豐襲殺福信，從高麗、倭國(日本)借兵攻襲唐軍。
龍朔三年雙方展開白江之戰，劉仁軌、孫仁師與新羅金法敏(前新羅王春秋之子)等合勢，徹底打敗了百、倭聯軍，百濟悉平。
高宗令劉仁軌率軍鎮守，授降唐入京的百濟太子扶餘隆為熊津都督，遣還本國，與新羅和親，以招集其餘民眾而安撫之。史載， “百濟兵火之餘，比屋彤殘，僵屍滿野。仁軌始命瘞骸骨，籍戶口，理村聚，署官長，通道塗，立橋梁，補堤堰，複陂塘，課耕桑，賑貧乏，養孤老，立唐社稷，頒正朔及廟諱。百濟大悅，闔境各安其業。”
這樣以來，朝鮮三國之中，隻剩下高麗沒有臣服了。高麗陷於孤立後，亦有所恐懼。麟德二年，唐高宗和武則天將封禪於泰山，新羅、百濟、耽羅、倭國遣使會祠，高麗王高藏也派來太子福男。
乾封元年，蓋蘇文死，諸子爭權，高麗內亂。唐廷趁機出兵，十二月，以李劫為遼東道行軍大總管，以郝處俊為副總管，統率水陸諸軍，向高麗再次發起大規模進攻。李劫是當時著名的戰將， “夙夜小心，忘身憂國”,曾率軍打敗過東突厥，消滅了薛延陀。其他總管也都具有一定的特長。如薛仁貴“勇冠三軍”,龐同善“持軍嚴整”,高侃“忠果有謀”,契芯何力“沉毅能斷”。因而作戰能力較強。戰爭進行了一年，勝敗之局漸明。
就在這年九月，諸軍出他道者皆與劫會，進至鴨綠柵，高麗發兵拒戰，李劫等奮擊，大破之，追奔二百餘裏，拔辱夷城，諸城遁逃及降者相繼。契芯何力先引兵至平壤城下，李劫軍繼之，圍平壤月餘，高麗王藏遣泉男產帥首領九十八人，持白幡投降，李劫以禮接之。泉男建猶閉門拒守，頻遣兵出戰，皆敗。男建以軍事委僧信誠，信誠密遣人詣劫，請為內應。後五日，信誠開門，劫縱兵登城鼓噪，焚城四月(當作門)。男建自刺不死，遂擒之。高麗悉平。
十二月，唐廷舉行了隆重的受降儀式，隨後，以高藏政非己出，赦以為司平太常伯、員外同正。以泉男產為司宰少卿，僧信誠為銀青光祿大夫，泉男生為右衛大將軍。李劫以下，封賞有差。泉男建流黔中，扶餘豐流嶺南。分高麗五部、一百七十六城、六十九萬餘戶為九都督府，四十二州，一百縣，置安東都護府於平壤以統之，擢其酋帥有功者為都督、刺史、縣令，與華人參理。以右威衛大將軍薛仁貴檢校安東都護，總兵二萬以鎮撫之。
五年以後，高麗有些人不服薛仁貴管束，叛亡出境。新羅王金法敏予以收留，且侵占百濟故地。高宗大怒，削金氏官爵，遣宰相劉仁軌率軍討伐。上元二年二月，劉仁軌大破新羅之眾於七重城，法敏遣使請罪，前後相繼。
高宗這才恢複了法敏官爵。以後高麗百濟漸衰而新羅日強， “界內置州”,“所輸物產為諸蕃之最”。
與突厥的戰爭。突厥曾活動於北方沙漠和草原地帶。隋時分為東西二部。西突厥控製著阿爾泰山以西、裏海以東的許多國家；東突厥則占據東起興安嶺，西到阿爾泰山的廣袤地區。
隋末唐初，東西突厥特別是東突厥頗為強大，不斷侵擾中原王朝。唐太宗為解除突厥威脅，曾進行了長期的準備，並於貞觀四年消滅了東突厥，二十二年在西突厥附屬國龜茲等地設置了著名的“安西四鎮”。但是東突厥車鼻可汗繼而興起，西突厥亦多次抗命。
高宗即位後，繼續與突厥作戰。永徽元年，右驍衛郎將高侃追獲車鼻可汗。高宗責其罪而赦之，拜右武衛將軍，處其餘眾於鬱督軍山(今蒙古杭愛山支脈),設置狼山都督加以統轄。在原東突厥地區分置單於、瀚海二都護府。單於都護治所在今內蒙古和林格爾縣西北，領狼山、雲中、桑乾三都督，蘇農等十四州；瀚海都護治所在今蒙古共和國哈爾和林，領瀚海、金微、新黎等七都督，仙萼、賀蘭等八州。都督、刺史皆以突厥首領充任。
調露元年(679),單於都護府所轄突厥首領阿史德溫傅、阿史德奉職二部複“相率反叛”,立泥孰匐為可汗，二十四州叛應，眾至數十萬。單於都護蕭嗣業出兵討伐，反為叛軍所敗。
高宗令禮部尚書裴行儉為定襄道行軍大總管，總兵三十萬鎮壓。裴行儉嫻熟兵法，善出奇兵，數戰皆捷，逼殺泥孰匐，趕走阿史德溫傅，擒奉職而還。不久，阿史那伏念又偽稱可汗，勾結阿史德溫傅再謀作亂。高宗複派裴行儉率曹繼叔、程務挺等討伐。裴行儉用反間之計，使溫傅與伏念互相猜忌，又用大軍進逼。伏念窘急，縛溫傅請罪。這樣，東突厥故地又恢複了安定的秩序。
在西突厥故地，永淳元年，阿史那車薄圍弓月，唐將王方慶奮力解圍，大破車薄及其同黨，擒其酋長三百人，亦取得了重大勝利。從而維護了唐王朝對西北邊疆的管理。
與吐蕃的戰爭。吐蕃在青藏高原一帶，原為許多分散的部落。公元七世紀前期，鬆讚幹布實現了統一，建立了強大的奴隸製政權。貞觀年間，曾有文成公主入蕃的佳話。在唐王朝的扶持下，吐蕃日漸強盛。龍朔
(661～663)以後，吐蕃與吐穀渾發生矛盾，趁唐軍東征之機，大敗吐穀渾，並攻陷了安西四鎮。
鹹亨元年(670),高宗命右威衛大將軍薛仁貴為邏娑道行軍大總管，左衛員外大將軍阿史那道真、右衛將軍郭待封為副，率十萬之眾向吐蕃發動進攻。郭待封原來官職與薛仁貴並列，及征吐蕃，恥居其下，不聽仁貴調遣。行至大非川(今青海共和縣境)被吐蕃相論欽陵打得落花流水，一敗塗地。
此後，吐蕃東與涼、鬆、茂、靄等州相接，南至婆羅門，西至蔥嶺，北抵突厥， “地方萬餘裏”,在漫長的河西地帶，常常神出鬼沒，侵擾不已，使唐軍疲於奔命。儀鳳元年，高宗命尚書左仆射劉仁軌往洮河軍防禦吐蕃。三年，又命中書令李敬玄兼鄯州都督，代仁軌鎮守；命益州長史李孝逸，籬州都督拓王李奉等發劍南山南兵募加強防禦。但李敬玄並無將才，這年秋天，雙方大戰於青海，唐軍又被打得大敗。朝廷震怒，迄無良策。
與其他少數民族的戰爭。龍朔元年，鐵勒不服從唐朝管轄。高宗遣鄭仁泰等前往討伐。二年三月，唐兵至天山，鐵勒九姓合眾十餘萬抗拒，並選驍健者數十人挑戰。左武衛將軍薛仁貴單槍匹馬，發三矢而殺其三人，懾服挑戰者，然後縱兵奮擊， “獲葉護兄弟三人而還。”軍中歌曰： “將軍三箭定天山，戰士長歌入漢關。”
界上第一部官修藥典，凡五十四卷， “大行於代。”
《麟德曆》是著名天文學家李淳風在隋《皇極曆》的基礎上修撰而成的， “時稱精密”。《字海》則是一部集體修撰的文字學工具書，達一百卷之巨，在量上大大超過了《說文解字》。
如果把上述事件加以分析，並與貞觀時期的情況作以比較，就會發現：顯慶五年至弘道元年(660～683),統治者基本上順應了曆史潮流，推行並在一定程度上發展了太宗創立的各項製度，維護了祖國的遼闊版圖。在這一段時間裏，武則天始終參預著朝政，而且有時還實際上掌握著最高權柄。因此，可以說她在輔佐高宗的日子裏，對唐王朝的鞏固和發展做出了一定的功績。後來，武則天曾說： “朕輔先帝逾三十年，憂勞天下。”這並非自吹自擂。唐人崔融曾說： “至哉坤德，沈潛剛克。頻藻必恭，紘延是則。訓自閨閫，風行邦國。九廟肅祗，六宮允厘。中外和睦，遐邇清夷。家道以正，王化之基。皇曰內輔，後其謀谘。謀谘伊俊，皇用嘉止。”就連對武則天頗懷敵意的人也不得不承認：則天皇後“聰明睿哲內輔時政，厥功茂矣”。可見， “憂勞天下”,正是武則天對自己輔政時期這段曆史的客觀總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