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開始輔政 輔政因由

隨著解除威脅和扶植新貴活動的成功，武則天心中的憂慮逐漸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由衷的喜悅和衣錦還鄉的強烈願望。

顯慶五年(660)正月，在儀衛的簇擁下，武則天回到了闊別二十多年的故鄉。在並州，唐高宗和武則天舉行了盛大的賞賜和祭典。史載，唐高宗設宴招待“從官及諸親、並州官屬父老”, “賜醐三日”,對功臣子弟，分別給予賞賜。又“祠舊宅，以武士獲、殷開山、劉政會配食”。武則天在朝堂專門設宴招待親族鄰裏故舊， “每賜物一千段，期親五百段，大功已下及無服親、鄰裏故舊有差。城內諸婦女年八十已上，各版授郡君，仍賜物等”。如此隆重的場麵，在唐王朝的發祥地還是第一次出現。

在這歡天喜地的日子裏，文水縣的人們特別高興，武氏家族顯得更為神氣。武則天本人，當然也很快活。

武則天和高宗在並州遊了兩個多月，直到百花競豔，小麥抽穗的時節，才慢悠悠地回到洛陽。“衣錦還鄉”是“功成名就”的標誌。按照常規，武則天這一下應當效法“先賢”,老老實實地去當“理**”的皇後。但事實上，她卻在“母儀萬方”的同時，離經叛道，揭開掖庭宮門上的幃幕，走上了政治舞台。

有些人說，武則天的參預朝政，是由於唐高宗“昏庸”、 “昏懦”。而這種觀點是與事實不相符合的。

首先， “昏庸”說缺乏根據。查“昏庸”之說，本出於《新唐書》。《新唐書》卷七十六《則天順聖皇後武氏傳》雲： “(武後)已得誌，即盜威福，施施無憚避，帝亦懦昏，舉能鉗勒，使不得專。”同書卷一百○五《長孫無忌傳》雲： “帝暗於聽受。”同卷《褚遂良傳》雲： “帝昏懦，牽於武後。”卷末讚語亦雲： “(高宗)內牽嬖陰，外劫讒言，以無忌之親，遂良之忠，皆顧命大臣，一旦誅斥，忍而不省。反天之剛，撓陽之明，卒使牝味鳴辰，祚移後家。”由此可見，昏庸說的主要論據是：唐高宗為武則天所控製，按其旨意貶殺了褚遂良和長孫無忌。

如果真像《新唐書》所說，那唐高宗可以算是有些昏庸了。但事實上，《新唐書》的說法是靠不住的。如前所述，褚遂良的被貶是在武則天當皇後之前，長孫無忌的被殺，是在武則天當上皇後不久的事情。試想，此時武則天還沒有把皇後的位子暖熱，怎麽就能夠“盜威福”?再說，此時她所進行的解除威脅、扶植新貴的鬥爭正需要唐高宗的幫助，怎麽敢去“盜威福”?

褚遂良和長孫無忌等人在武則天立為皇後的過程中是最堅決的反對者，而唐高宗則是武則天最得力的支持者。很顯然，長孫無忌等人和唐高宗之間在這個問題上存在著尖銳的矛盾。不僅如此，長孫無忌以國舅之親，專橫跋扈；褚遂良以顧托之重， “悖戾犯上”。二人相互勾結，拉幫結派，以元老重臣自居，權大震主，以保護既得利益；而唐高宗血氣方剛，不甘心為別人所挾製，對他們的表現早已懷恨在心。這種君臣之間的矛盾，遲早要以權臣的被誅而告結束。

武則天當上皇後以後，又麵臨著長孫無忌等人的威脅。當這種威脅波及保護武氏的唐高宗時，必然引起唐高宗對長孫無忌等人的更加不滿。所以當許敬宗等人迎合武則天解除威脅的需要，誣陷褚遂良和長孫無忌時，唐高宗就趁機將長孫無忌等人貶逐，隨後又置於死地。

由此可見，褚遂良與長孫無忌之被殺，是武則天的心願，也是唐高宗的旨意。其間根本不存在唐高宗被武則天控製的問題，當然也就不能由此判定唐高宗“昏庸”。

其次，唐高宗並無昏庸之舉。大家知道，高宗是太宗的第九個兒子，在長孫皇後所生諸子中，其才智不及魏王泰，但其“忠孝”有過之而無不及。他是唐太宗親自選定的接班人。以唐太宗之明，豈能將帝位傳於昏庸之輩!史載，高宗在即位之前，曾參決朝政，頗得太宗稱讚。即位之初，亦勤於國政，每日臨朝，孜孜不倦。至顯慶二年五月， “宰相奏天下無虞，請隔日視事”,始改為兩日赴殿。在此期間，他不僅能夠遵循唐太宗的大政方針，而且也表現的頗為能幹：

加強法製。唐高宗十分重視法製建設，永徽初，即令長孫無忌、李劫、於誌寧、張行成、高季輔等人，在《武德律》、《貞觀律》的基礎上修成《永徽律》。不久，又令長孫無忌等人逐條對《永徽律》進行注釋，寫成《唐律疏議》三十卷，頒行天下。《唐律疏議》共分名例、衛禁、職製、戶婚、廄庫、擅興、賊盜、鬥訟、詐偽、雜律、捕亡、斷獄等十二篇，凡五百條，從不同的角度充分體現了“禁暴懲奸，弘風闡化，安民立政”的法律思想。這部法典以刑法為主要內容，同時又包括民事、婚姻、財產繼承等方麵的法律規範。在體例上科條簡要，正文、附注、疏議、圖表類型齊備。可謂“防範甚詳，節目甚簡”, “得古今之平”,是封建法典的代表。

從資料來看，《唐律疏議》的頒行，不僅在中國法製史上具有承前啟後的作用，而且對當時社會的安定，經濟的恢複和文化的發展也具有十分積極的意義。很顯然，唐高宗對唐朝的法製建設做出了一定的貢獻。

求諫納諫。高宗即位之初，便鼓勵臣下進諫。他說： “朕初即位，事有不便於百姓者悉宜陳，不盡者更封奏。”永徽五年(654)十月，詔雇雍州四萬一千人築長安城外廓，要求在一月內竣工。雍州參軍薛景宣說：漢惠帝修長安城，不久死亡；今複修之，必有不幸。宰相們認為，景宣言涉不順，請加誅夷。高宗回答說： “景宣雖狂妄，若因上封事得罪，恐絕言路”,遂赦而不問。

由此可見，唐高宗確有求諫之心。不僅如此，唐高宗還能夠納諫。史載：永徽元年，高宗出獵，途中遇雨，問諫議大夫穀那律： “油衣若何為得不漏?"穀那律想提醒高宗不要因好畋而荒於朝政，便巧妙地回答說： “能以瓦為之，必不漏矣。”高宗聽後，心領神會，十分喜悅， “賜那律絹帛二百匹”。

乾封二年(667),高宗“屢責侍臣不進賢，眾莫敢對”。司列少常伯(即吏部侍郎)李安期回答說： “天下未嚐無賢，亦非群臣敢蔽賢也。比來公卿有所薦引，為讒者已指為朋黨，滯淹者未獲伸而在位者先獲罪，是以各務杜口耳!陛下果推至誠以待之，其誰不願舉所知!此在陛下，非在群臣也。”李安期的言辭十分尖刻，若是某些皇帝，早已勃然大怒；而高宗卻“深以為然”,並不文過飾非。

賞罰分明。對貪贓違法者，堅決打擊，不留情麵。永徽初年，唐高祖的小兒子滕王元嬰和唐太宗第七子蔣王惲搜刮民財， “皆好聚斂”。唐高宗屢次降書責問。在賞賜諸王時，獨不賞滕王和蔣王，並半挖苦半諷刺地說： “滕叔、蔣兄自能經紀，不須賜物；給麻二車，以為錢貫。”羞得二王麵紅耳赤，無地自容。時褚遂良恃擁立之功，顧托之重，作威作福，欺壓百姓，用低價強買中書省翻譯人員土地。

高宗知道後，立即“左遷遂良為同州刺史”。

對政績卓著者，則不吝賞賜，大力褒獎。

劉仁軌明察秋毫，雅而有文，從征遼東，屢立功勳，又“修錄戶口，署置官長，開通塗路，整理村落，建立橋梁，補葺堤堰，修複陂塘，勸課耕種，賑貸貧乏，存問孤老。漸營屯田，積糧撫士，以經略高麗”。高宗深加賞歎， “因超加仁軌六階，正授帶方州刺史，並賜京城宅一區，厚賚其妻子，遣堡降璽書勞勉之”。李劫馳騁沙場，頗立戰功，為鞏固李唐的遼闊版圖做出了傑出的貢獻。他病死後，高宗“為之舉哀，輟朝七日，贈太尉、揚州大都督，諡曰貞武，給東園秘器，陪葬昭陵”。送葬之日，高宗至未央古城， “登樓臨送，望柳車慟哭，並為設祭，所築墳一準衛、霍故事，象陰山、鐵山及烏德鞬勃山，以旌破突厥、薛延陀之功。”

處事果斷。永徽三年(652),太宗第三子吳王恪、第十七女高陽公主與房玄齡子駙馬房遺愛及駙馬都尉薛萬徹等人圖謀奪取帝位。高宗發現後馬上命宰相長孫無忌追查，繩之以法，將房遺愛、薛萬徹斬首示眾，令吳王恪、高陽公主自盡。顯慶二年(657),高宗將赴洛陽， “鞬勃每事儉約，道路不許修理”。臨出發時，突然下起了小雨。 “至灞橋鞬勃，禦馬蹶。”禦史中丞許圉師上奏，劾進馬官監門將軍斛斯政則，說他進馬不善，罪該處死，請付法司。高宗不假思索，立即製止，說“馬有蹶失，不可責人”。

繼續推行均田製。均田製產生於北魏，是一種比較先進的土地分配形式。北齊、北周和隋朝都頒布過均田法令。唐初發展了均田製，規定： “凡天下丁男，給田一頃；篤疾廢疾，給四十畝；寡妻妾，三十畝，若為戶者，加二十畝。所授之田，十分之二為世業，餘以為口分。世業之田，身死則承戶者授之。口分則收入官，更以給人。”而且擴大了均田製實行的範圍，不但實施於中原，還推行到邊疆地區。敦煌、吐魯番文書中就有當地實行均田製的記載。均田製成了當時發展經濟的一根巨大杠杆。

但是，貞觀末年，土地兼並日益抬頭，均田製麵臨著破壞的危機。高宗即位後，在謀求社會安定的過程中，特別下令禁止買賣口分田和永業田。從而保證了均田製的實施。

在此基礎上，社會經濟持續發展，主要表現在：戶口顯著增加，物價亦較便宜。史載，貞觀時戶不滿三百萬，至永徽三年達到三百八十萬。永徽五年， “洛州粟米鬥兩錢半，粳米，鬥十一錢”。

維護國家統一。貞觀末，突厥可汗有叛者。永徽元年，高宗遣右驍衛郎將高侃擊敗車鼻可汗，設單於、瀚海兩都護府、都督府、二十二州於其地。加強了唐王朝對漠北的管理。永徽二年七月，西突厥酋長、瑤池都督阿史那賀魯叛唐，自稱沙缽羅可汗，侵擾四鄰，殺掠數千人。同年秋，高宗命右武侯將軍梁建方率軍征討。六年五月，又命右屯衛大將軍程知節為蔥山道行軍大總管繼續征討。

顯慶二年、複派大將蘇定方前往討伐。蘇定方率唐軍頂風冒雪，晝夜兼行，終於追捕了沙缽羅，平定了西突厥。在西突厥故地，設置濠池、昆陵二都護府，又“徙安西都護府於龜茲(今新疆庫車),以舊安西複為西州都護府，鎮高昌故地(今新疆吐魯番一帶)”。從而鞏固了唐王朝在西域的統治。

當然，唐高宗的所作所為也不是沒有過錯的。永徽六年，他曾容忍和支持武則天對王皇後、蕭淑妃的殘酷迫害，在對褚遂良、長孫無忌等人的處理上，唐高宗亦非完全站在公正的立場。但這些事實並不足以說明唐高宗是昏庸之君。

大量事實表明：唐高宗並非昏庸懦弱。因此，用唐高宗“昏懦”來解釋武則天參預朝政的原因，顯然是不妥當的。

同“昏庸”說差不多，又有人說：武則天之參預朝政，是由於唐高宗“懼內”。而這種觀點也是值得商榷的。

所謂“懼內”,就是說唐高宗怕老婆。

在武則天立為皇後之前，唐高宗就已經擁有許多妃嬪，其中王皇後和蕭淑妃剛悍猜妒，絕非溫順善良的女性。如果說唐高宗怕老婆，怎麽還敢把他們廢為庶人，送進地獄?當武則天沒有涉及朝政、僅為昭儀時，高宗力排眾議，將她立為皇後，更談不上是由於怕她。唐高宗既然無“懼內”事實，那麽以“懼內”解釋武則天參預朝政的原因，當然是不恰當的。

事實上，武則天之參預朝政，既有客觀條件，也有主觀因素。

客觀上，顯慶五年(660)唐高宗得了重病， “風眩頭重，目不能視”。 “風眩頭重，目不能視”是什麽病，尚不能確切判定。有人認為是高血壓、近視眼、精神衰弱。但看起來似乎有些牽強。因為史書上有許多高宗騎馬射箭，圍場打獵的記載。若是高血壓、近視眼，這些記載無法解釋。據一位老中醫分析，這是一種由“陰虛陽亢”引起的慢性疾病，難於根治，易於複發，重在調養。無論如何，風眩頭重、目不能視是非常痛苦的事。

唐高宗最初染上此疾，旬月不得康複。在這種情況下，需要有人幫他臨朝，處理國家事務。由誰出麵好呢?當然是皇太子。可是，當時太子李弘年方八歲，且“多疾病”,根本不可能斷決庶政。宰相許敬宗等人能夠處理朝政，但不能完全依靠他們，否則，便有大權旁落的可能。這樣，武則天就顯得異常重要起來，成了惟一可以完全信賴的人選。他們既是生活中的情侶，又是政治上的夥伴。此時高宗讓她幫助處理朝政，是順理成章的事。

主觀上，武則天有參預朝政的本領。如前所述，武則天自幼聰明好學，權變多智。不平凡的經曆開闊了她的視野，鍛煉了她的意誌，豐富了她的知識，增長了她的才幹。她深知前朝古代的治亂得失，又有同反對派做鬥爭的實際經驗，政治頭腦靈活，能夠排憂解難，把握風雲變幻；她具有較高的文化素質，而且精力充沛，作風頑強，能夠吟詩作文，批閱奏章，日理萬機。

武則天又與唐高宗情投意合，心心相印。這種密切關係自然而然地促進了主客觀因素的結合。關於這一點，史書上說得非常清楚。《資治通鑒》卷二百載：顯慶五年十月，高宗“初苦風眩頭重，目不能視，百司奏事，上或使皇後決之”。《唐會要》卷三亦載： “顯慶五年十月以後，上苦風眩，表奏時令皇後詳決，自此參預朝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