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改《氏族誌》

長孫無忌、褚遂良與李義府、許敬宗之間的矛盾，並非簡單的個人衝突，而有其深刻的社會背景，各自代表著不同階層的利益和要求。因此，長孫無忌等人與李義府、許敬宗地位的轉換，並不意味著兩派鬥爭的結束，而僅僅是兩派首腦人物的跌落與升騰。他們代表的兩個階層的社會勢力並無根本性的變化。如果不從門第等級上對這兩個派別的地位進行重新排列組合，支持者的既得利益就有得而複失的危險。換句話說，唐高宗和武則天要擴大其統治基礎，維護已經取得的成果，就必須對這兩個階層的地位進行調整。正因為如此，在打擊長孫無忌、褚遂良，重用李義府、許敬宗之餘，唐高宗、武則天又進行了改《氏族誌》為《姓氏錄》的活動。

《氏族誌》是唐太宗貞觀年間修成的一部關於士族等級的書籍。士族也叫世族、門閥、閥閱、高門，是與所謂庶族、寒門相對而言的，係指世代做高官的家族。作為一種製度，它萌始於東漢，確立於曹魏，到兩晉南北朝時期發展至鼎盛階段。其主要特點是：

在政治上，依靠“九品中正”製， “平流進取，坐致公卿”,世代擔任重要官職，尤其是高級文官，形成“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的局麵。

在經濟上，依靠政治特權，通過各種手段，占有大量的土地和勞動力。在社會生活方麵，養尊處優，奢侈腐化，自相崇尚，不與庶族通婚，也不與其同乘共座。他們完全是一個固步自封的特權階層。

然而由於他們長期的腐化墮落，不尚文習武，結果到南北朝後期，兵權和中央地方實權逐漸落入寒人之手，從而使門閥士族製度出現了危機。經過隋末農民起義的沉重打擊，這一製度開始衰落。

但是，根深蒂固的士族觀念還存在著。士族殘餘仍自相崇貴，躋身士族仍是許多人夢寐以求的理想， “族望為時所尚”。唐高祖李淵就曾不止一次地誇耀過自己的門第。

唐人蘇冕曾大發感慨，說道： “創業君臣，俱是貴族，三代以後，無如我唐。高祖，八柱國唐公之孫，周明懿、隋元真二皇後外戚，娶周太師竇毅女，則周太祖之婿也。宰相蕭瑀、陳叔達，梁、陳帝王之子；裴矩、宇文士及，齊、隋駙馬都尉；竇威、楊恭仁、封德彝、竇抗，並前朝師保之裔。其相裴寂、唐儉、長孫順德、屈突通、劉政會、竇軌、竇琮、柴紹、殷開山、李靖等，並是貴胄子弟。比夫漢祖蕭曹韓彭門第，豈有等級以計言乎!”可見，唐初帝王將相確實多係士族。

但在當時人的心目中，他們並不是真正的最高門第。關東的崔盧李鄭“猶自矜伐”,不把他們放在眼裏。這對於李唐的統治是非常不利的。此外，在建唐過程中發跡的一些庶族官僚也希望抬高自己的門第。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唐太宗才令禮部尚書高士廉、禦史大夫韋挺、中書侍郎岑文本、禮部侍郎令狐德菜及四方士大夫諳練族姓者， “普索天下譜諜，約諸史傳，考其真偽，以為《氏族誌》”的。

高士廉等人按照傳統觀念，仍以山東崔幹為第一等。太宗看後不悅，說： “我與山東崔、盧家，豈有舊嫌也!為其世代衰微，全無官宦人物。販鬻婚姻，是無禮也；依托富貴，是無恥也。我不解人間何為重之。我今定氏族者，欲崇我唐朝人物冠冕，垂之不朽。何因崔幹為一等?”“不須論數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之等級。”於是高士廉等將崔氏降為第三等。共錄二百九十三姓，一千六百五十一家，分為九等。書成，頒行天下。

可見，唐太宗修《氏族誌》的目的，是為了推崇唐朝冠冕，就是說為了打擊那些不利於自己統治的舊門閥土族，扶植那些在唐朝的建立和統一過程中立有戰功，在“玄武門之變”中支持自己的謀臣猛將，以鞏固李氏王朝的統治。事實上，《氏族誌》問世以後，也確實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這樣的作用。

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和社會的發展，《氏族誌》成了士族的護身符和社會不安定的因素之一。一方麵，它完全變為維護元老重臣和達官貴人利益的工具。在它的保護下，元老功臣和貞觀舊僚不僅控製了朝廷要職，而且與舊士族勢力相結合，大都形成了比較雄厚的私人勢力。

另一方麵，它也變成了阻礙“寒庶”晉升的一大障礙。當時，庶族勢力發展很快。不少人在經濟上發了跡，要求相應的政治地位，但仕途多為士族控製；有些人雖然通過科舉入仕，也常常“撓不得進”,因而反感《氏族誌》。這種情況在永徽六年皇後廢立問題發生後表現得更為明顯。

這樣，對唐高宗來說，修改《氏族誌》已不可避免。武氏家族此時雖已顯達，但究其門第，不過是一個地方富商，不在《氏族誌》之內。因此，修改此書，更是武則天的願望。所以，唐高宗下令廢祖宗之成規，修改《氏族誌》。

《資治通鑒》卷二百顯慶四年六月條雲：

丁卯(22日),詔改《氏族誌》為《姓氏錄》。初，太宗命高士廉等修《氏族誌》,升降去取，時稱允當。至是，許敬宗等以其書不敘武氏本望，奏請改之。乃命禮部郎中孔誌約等此類升降，以後族為第一等，其餘悉以仕唐官品高下為準，凡九等。於是士族以軍功致位五品，預士流。時人謂之“勳格”。

《唐會要》卷三十六雲：

顯慶四年九月五日，詔改《氏族誌》為《姓錄》。上親製序，仍自裁其類例。凡二百四十五姓，二百八十七家。以皇後四家，鄙公、介公、贈台司、太子三師、開府儀同三司、仆射為第一等，文武二品及知政事者三品為第二等。各以品位為等第，凡為九等，並取其身及後裔。若親兄弟，量計相從，自餘枝屬，一不得同譜(注雲：初、貞觀《氏族誌》稱為詳練。至是，許敬宗以其書不敘明皇後武氏本望，李義府又恥其家無名，乃奏改之。於是委禮部侍郎孔誌約、著作郎楊仁卿、太子洗馬史元道、太常丞呂才等十二人，商量編錄。遂立格，以皇朝得五品者，書入族譜。入譜者，縉紳士大夫鹹以為恥。議者號其書為勳格)。

《舊唐書》卷八十二《李義府傳》雲：

初，貞觀中，太宗命修《氏族誌》,勒成百卷，升降去取，時稱允當，頒下諸州，藏為永式。義府恥其塚代無名，乃奏改此書，專委禮部郎中孔誌約、著作郎楊仁卿、太子洗馬史玄道、太常丞呂才重修。誌約等立格雲：“皇朝得五品官者，皆升士流。”於是兵卒以軍功致五品者，盡入書限，更名為《姓氏錄》。由是縉紳士大夫多恥、被甄敘，皆號此書為“勳格”。

上述記載。略有出入。如詔改《氏族誌》為《姓氏錄》的時間，《通鑒》作六月二十二日，《唐會要》作九月五日；《唐會要》雲改《氏族誌》為《姓錄》,無“氏”字，等等。但總的看來，隻有詳略的差別，沒有實質的不同。相互比勘，可以看出：發起此舉者為許敬宗，李義府。決策者是唐高宗。修撰者是孔誌約等十二人。取舍的標準是當時官職的高低。旨在提高皇後武則天和現任重要官員的門第。書成，不為“士大夫”所喜。與《氏族誌》相比，《姓氏錄》多一百卷。

但所列士族少了四十八姓、家。在二百四十五姓、二百八十七家士族中，還有不少是新升的。前六點表明了修改狀況。第七點最為重要，由此可見，《姓氏錄》對舊士族包括親士族的打擊是何等沉重。無怪乎他們對《姓氏錄》極為不滿而謂之“勳格”。

雖然一些“士大夫”對此舉極為不滿，但由於新進士族有比較開拓的精神風貌，由於不少家舊士族特權的喪失為廣大庶族躋身仕途敞開了道路，因而，這一改革可以說獲得了巨大的成功。從此，支持者的力量更加廣泛、雄厚；武則天的皇後地位進一步趨於鞏固。而這時武則天並未走出幃幕。掖庭宮中的武皇後，通過唐高宗手中的權柄，實現了自己的願望。他們有了共同的政治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