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建立唐王朝 晉陽兵變

李淵作為一個關隴軍事貴族的後裔，在隋王朝的政治地位與他擁有無上尊榮的先世相比，是明顯下降了。李淵跟隋煬帝是親戚，除了君臣關係外，又多了一層血緣關係。李淵一家基本上是忠於隋楊政權的，隋煬帝對李淵也是基本上信任的。在正常的情況下，李淵父子可以通過建立軍功這條道路，來達到提高自己地位的願望，而這條道路對他們來說也是現實的。在全國反隋鬥爭爆發之初，隋煬帝一再委李淵以重任，而李淵父子基本上采取忠於隋楊政權的立場和態度。李淵出任太原留守後，策劃了對曆山飛農民起義的鎮壓，然而就全國範圍來看，各地的農民起義如火如茶，也有地方貴族、豪強勢力趁機起兵占據州縣，割據一方。

其實李淵的反隋之心也非自一日始。《舊唐書·宇文士及傳》中載，唐朝建立後，宇文士及前來投唐，並與李淵談及往事說： “往在涿郡，嚐夜中密論時事。”當時，李淵笑對裴寂說： “此人與我言天下事，至今已六七年矣，公輩皆在其後。”宇文士及降唐是在武德二年二月。

據此推算，李淵與宇文士及密論時事大概在大業九年上半年。據《資治通鑒》中記載，大業九年正月， “詔征天下兵集涿郡，始募民為驍果，修遼東古城以貯軍糧”。這時，李淵任衛尉少卿，督運於懷遠鎮，途經涿郡，才與宇文士及有這次密談。

據史籍記載，李淵與裴寂等人在太原所“言天下事”,都是起兵反隋之事，李淵在涿郡與士及所論時事，自然也是指反隋之事。李淵既然敢同宇文士及論及這種大事，可見二人關係非同一般。事實也是如此，當李淵為殿內少監時，宇文士及為奉禦，並與李淵“相互引重”。

李淵與宇文士及這次“密論時事”,也許與禮部尚書楊玄感起兵反隋有關。楊玄感於大業九年六月起兵於黎陽，許多貴族官僚子弟都依附於楊玄感而參加起兵，可見當時在上層分子中，反隋的思想是較為普遍的。也許李淵、宇文士及正是在這種情況下論及天下大事的。但楊玄感的起兵很快被鎮壓下去，李淵隻好把反隋的心事壓下來。

比如，當李淵受命為弘化郡留守，握有關右十三郡重兵，他的妻兄也曾勸他，楊玄感起兵時“可乘其便”反隋。但李淵認為時機尚不成熟，便以“無為禍始，何言之妄也”為由，加以推托。由此可見，李淵的反隋思想顯露於大業九年，隨著形勢的變化和李淵同隋煬帝潛在矛盾的加深，到了大業十一二年時，他的反隋思想進一步明朗化，並最終成為晉陽起兵的思想動因。

為了擴大自己的勢力，李淵十分注意網羅人才。他指示李建成“於河東潛結英俊”,李世民“於晉陽密招豪友”。建成、世民則傾盡財力，禮賢下士，隻要有一技可用之人，無論出身皆養於門中，所以眾人歸心。當時，地主階級中一些有政治眼光的人，已經認識到了隋朝的滅亡已是必然之勢，因此紛紛尋找著自己的政治依托和靠山，而李淵父子則是最佳人選，並且是他們的希望所在。

在李世民“密招豪友”的過程中，劉文靜、裴寂為醞釀起兵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劉文靜字肇仁，據《舊唐書·劉文靜傳》記載，此人“偉姿儀，有器幹，倜儻多權略。隋末，為晉陽令，遇裴寂為晉陽宮監，因而結友”。李淵來太原出任留守，文靜通過一段時間觀察後，認為李淵“有四方之誌，深自結托”。劉文靜又通過私下對李世民的觀察，認為李世民必定能成就大事，因而對裴寂說李世民不是非常之人，乃天縱英才。

後來，劉文靜因與瓦崗農民起義軍的首領李密結為姻親，被隋煬帝下令投入太原大獄中。李世民深知劉文靜是一位可以共同圖謀大事的人才，便私下到獄中探望他。劉文靜見李世民到獄中看望自己，心中明白他為何而來，便十分高興地說道： “天下之亂，非有湯、武、高、光之才，不能定也。”

李世民回答說： “卿安知其無，但恐常人不能別耳。今人禁所相看，非兒女之情相憂而已。時事如此，故來與君圖舉大計，請善籌其事。”劉文靜見李世民毫無保留地向自己說明來意，圖謀共舉大事，便胸有成竹地談出了自己對形勢的分析，提出了起兵反隋的方略。

他說： “今李密長圍洛邑，主上流播淮南，大賊連州郡、小盜阻山澤者萬數矣，但須真主驅駕取之。誠能應天順人，舉旗大呼，則四海不足定也。今太原百姓避盜賊者，皆入此城。文靜為令數年，知其豪傑，一朝嘯聚，可得十萬人，尊公所領之兵複且數萬，君言出口，誰敢不從?乘虛入關，號令天下，不盈半歲，帝業可成。”

李世民聽罷劉文靜的一番見解，笑著說： “君言正合人意。”然而，李世民對於父親的深謀遠慮和行動部署，尚不十分清楚，更不必說劉文靜了。

李世民與劉文靜為促成李淵不失時機地及早起兵，決定利用裴寂同李淵的親密關係進行說項。

裴寂字玄真，據《舊唐書·裴寂傳》記載，此人“年十四，補州主簿。

及長，疏眉目，偉姿容”。在長安任侍禦史、駕部承務郎期間，與李淵已有結識交往。李淵來太原任職，裴寂此時正擔任晉陽宮副監。李淵因“與寂有舊，時加親禮，每延之宴語，間以博弈，至於通宵連日，情忘厭倦”。

為此，李世民投裴寂所好，自己出錢數百萬，命令龍山令高斌廉與裴寂賭博，故意輸錢給裴寂。裴寂贏錢既多，十分高興，每日同李世民遊樂。李世民既已與裴寂結成親密關係，便把自己想要敦促父親及早起兵的實情告訴裴寂，裴寂答應從中相助。

一日，裴寂命令晉陽離宮中的兩名美女在家中酒宴時侍奉李淵飲酒，飲至半酣之時，裴寂乘機向李淵說： “二郎密纘兵馬，欲舉義旗，正因寂以宮入奉(侍)公，恐事發及誅急為此耳。今天下大亂，城門之外，皆是盜賊。若守小節，旦夕死亡；若舉義兵，必得天位。眾情已協，公意如何?”李淵見形勢既已如此，便對裴寂說道： “我兒誠有此計，既已定矣，可從之。”

李淵起兵的想法由來已久，但是為謹慎從事，他隻是偶爾向李世民透露這一意圖，從未談及行動部署，更沒有向外人透露。這次李淵當著裴寂的麵明確就起兵一事表態，表明起兵反隋一事已由策劃進至付諸實施的階段，起兵的步伐從此被加速進行。

李世民與劉文靜、裴寂一道敦促李淵及早起兵，《舊唐書·劉文靜傳》亦記載道：當隋煬帝要將李淵押至江都問罪時，李世民派劉文靜與裴寂共同向李淵進言說： “《易》稱‘知幾其神乎’,今大亂已作，公處嫌疑之地，當不賞之功，何以圖全?其裨將敗釁，以罪見歸。事誠迫矣，當須為計。晉陽之地，士馬精強；宮監之中，府庫盈積。以茲舉事，可立大功。關中天府，代王衝幼。權豪並起，未有適從。願公興兵西入，以圖大事，何乃受單使之囚乎?”李淵深以為然。

據《資治通鑒·卷一八三》記載，在隋煬帝要將李淵押至江都問罪時，世民“乘間屏人說淵曰”: “今主上無道，百姓困窮，晉陽城外皆為戰場。大人若守小節，下有寇盜，上有嚴刑，危亡無日。不若順民心，興義兵，轉禍為福，此天授之時也。”

李淵聽後大為驚訝，說道：“汝安得為此言，吾今執汝以告縣官!”說著，李淵便取過紙筆，想要寫訴狀向縣官告發兒子。李世民心中有數，並不相信父親真會向官府告發自己，不過是責怪自己如此大事怎可隨意輕言而已。於是，李世民用緩和的語氣向父親誠懇地說道： “世民觀天時人事如此，故敢發言。必欲執告，不敢辭死!"李淵見兒子信以為真，便馬上改口說： “吾豈忍告汝，汝慎勿出口!”

第二天，李世民又勸說父親道： “今盜賊日繁，遍於天下，大人受詔討罪，賊司盡乎?要之，終不免罪。且世人皆傳李氏當應圖讖，故李金才無罪，一朝族滅。大人設能滅賊，功高不賞，身益危矣。唯昨日之言，可以救禍，此萬全之策也，願大人勿疑。”

李淵聽後感歎說： “吾一夕思汝言，亦大有理。今日破家亡軀亦由汝，化家為國亦由汝矣。”

李淵雖然身為太原留守，手中握有重兵，但要密謀起兵，手中還必須有一支自己能指揮的軍隊，才能在發動兵變後牢固地控製住太原及其西北地區。於是，擴充兵力就成為當務之急。

然而，公開招募軍隊目標太大，況且他現在還受隋煬帝的親信、太原副留守高君雅、王威的監視和牽製，一旦事發，會帶來殺身之禍。為此，李淵要李世民去找劉文靜商量對策。經過策劃，劉文靜便假造詔令：征集太原、西河、雁門、馬邑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的男丁為兵，歲末集於涿郡，要開拔去伐遼東。

結果消息傳出後， “人隋大擾，思舌睹益眾”。他們這樣做就是為了鼓動人心，激起人們的反隋情緒，並達到結集隊伍的目的，這事發生在大業十三年之初。同年二月，馬邑劉武周起兵，殺太守王仁恭，據郡反隋，自封天子，國號“定楊”,並引突厥率兵南攻樓煩，進占汾陽宮，還將進逼太原。

這時，李世民對李淵說： “大人為留守，而盜賊竊據離宮，不早建大計，禍今至矣!”於是，李淵便以討伐劉武周為借口，召集將佐商議，並說： “朝廷用兵，動止皆稟節度。今賊在數百裏內，江都在三千裏外，加以道路險要，複有他賊據之，以嬰城膠柱之兵，當巨猾豕突之勢，必不全矣。進退維穀，何為而可?”麵對如此情況，王威等人則說： “公地兼親賢，同國休戚，若俟奏報，豈及事機；要在平賊，專之可也。”在這種情況下，李淵提出了“先當集兵”的要求。於是，李淵就命李世民與劉文靜、長孫順德、劉弘基等人各募兵，遠近的人聽說了，十幾日之間又來了近萬人。

接著李淵又調整了軍隊的部署，使“兵馬鎧杖，戰守事機，招募勸賞，軍民征發”等大權，均由李淵和李世民親自掌握。這支隊伍便成為由李淵、李世民父子私自控製和直接指揮的軍隊，並成為晉陽起兵的主力軍。招完兵之後，李淵派遣使者到河東和長安，令建成、元吉以及女婿柴紹等人緊急前往太原。晉陽起兵如箭在弦，不可不發了。

就在李淵、李世民父子加快起兵的步伐時，副留守王威、高君雅看到他們大舉召兵，懷疑他們要起兵造反，於是兩人暗暗監視李淵。尤其是李淵重用長孫順德、劉弘基、竇琮等人，更是引起了王、高等人的懷疑。他們私下對武士獲說： “順德、弘基皆背征三侍，所犯當死，安得將兵!”王、高的懷疑是有道理的。的確，順德、弘基是逃避兵役而亡命太原的；竇琮也是因犯法而避居太原，按理應予治罪。

李淵父子不僅不將其繩之以法，反而委以重任，授以兵權，其用心是不言而喻的。但當時武士護早已投靠了李淵，曾私下勸過李淵起兵，並向李淵進獻兵書和吉符。所以武士獲便袒護李淵說：“唐公這樣是為了安定，不然肯定有大麻煩。”由是王威等人便疑而不發。留守司兵田德平親見李淵父子大量募兵，也起疑心，欲勸王、高追查募兵之事。這事為武士獲所知悉，他找到田德平說： “討捕之後，總隸唐公，王威、高君雅並寄坐耳，彼何能為!”於是，田德平也不再追問這件事了。

李淵父子大量募兵的事實，畢竟難以掩蓋其真正的意圖。高君雅、王威被剝奪了參與軍機要務的大權，越發感到形勢不妙，便拉攏晉陽鄉長劉世龍等人，謀劃利用在晉祠求雨的機會，將李淵父子及其一夥人全部殺死。劉世龍平素與高君雅、王威友好，後來通過裴寂的關係與李淵相識。李淵平時待人以禮，不問出身高低，使劉世龍很受感動。因而，當高、王指使劉世龍謀殺李淵父子時，劉世龍便把這一密謀全部告訴李淵。李淵得知高、王二人的密謀，大為驚訝。於是，他令劉世龍繼續與高、王二人保持密切的交往，以便隨時掌握高、王的一言一行；同時立即部置鏟除高、王二人的行動計劃。

五月癸亥夜，李淵命令長孫順德、趙文恪等人從興國寺新軍中挑選五百名士兵，會同李世民所率精兵埋伏於晉陽宮城東門之左，加強戒備。一麵又由劉文靜和開揚府司馬劉政會出麵投書，到留守府控告王威、高君雅私通突厥，引突厥兵南攻，陰謀反隋的罪狀。

這時，王威、高君雅還被蒙在鼓裏，按照往常的慣例與李淵在一起查問政事。當劉政會進投密狀時，李淵故意叫王威取狀看，劉政會說： “所告副留守事，唯唐公得視之。”李淵佯作驚訝，親自接密狀觀看，然後轉身對王威、高君雅說： “此人告公事，如何?”王、高這時才知道自己已落入李淵的圈套，急忙狂呼道： “此是反人欲殺我也!”話還沒有說完，劉文靜早已喝令左右上前將王威、高君雅拿下，囚在別室。王威、高君雅及其黨羽的勢力就這樣輕而易舉地被清除了。

第二天，李淵父子援引西漢霍光的故事，開大將軍府，自稱大將軍，並署置府僚長史，任裴寂為長史，劉文靜為軍司馬。又仿照晉文公故事，編士兵為三軍，效周武王克殷辦法，稱義兵為義士，正式宣布起義反隋。

六月己卯，李建成、李元吉兄弟和柴紹先後率兵趕至太原會師，使義軍人數增多，軍容更為壯觀，頗有一番取隋政權而代之的氣象。

李淵一宣布起兵，即成功地肅清了內部的反對力量，牢牢地控製住了太原及其附近地區。但從當時外部形勢來看，李淵父子的處境仍然十分艱難，北麵有強悍的突厥，在劉武周的勾結下隨時有南攻的可能；南麵西河地區正當西入關中的要道，卻被忠於隋室統治的武將高德儒所把守，嚴重威脅著義軍。而突厥問題尤其難以對付，起兵後的第三天，突厥騎兵數萬人兵臨太原，闖入羅郭北門，大肆劫掠，取東門而出。李淵命令收編的當地義軍驍勇千餘人出戰，全軍覆滅，致使太原城內頓時人心惶惶。

麵臨這一突如其來的威脅，李淵父子和他們的謀臣策士反複考慮，覺得義軍與強大的突厥相比，將少兵寡，戰則不敵，緩則突厥兵將攻入太原，其局麵將不堪收拾。於是，命令裴寂、劉文靜等人一麵嚴加守備，一麵大開城門，城上不張旗幟，守城之人不許外看，亦不得高聲，使敵人莫測高深。在黑夜，又派小股部隊，偷偷潛出城外，繞至敵後方虛張聲勢，造成有援軍源源而至的假象。並再三告誡出城的將領和士兵，隻許據險扼守，不必與突厥兵交戰，若突厥退去，也不必追擊。突厥兵過去曾與任太原留守時的李淵交過手，深知李淵用兵一向神奇莫測，這次見太原敞開城門，久不出戰，又不知底細，所以不敢貿然進兵，等了幾天，見無機可乘，隻好乘夜收兵歸去。

由於義軍剛剛起兵，來不及設立各級文武官吏。軍士剛召集起來，又是倉促上陣，都未經過嚴格訓練。於是，李建成等人首先草擬軍法，宣告上下，三軍聽到軍令，人人自律。

進軍路上，李建成與弟弟李世民，身先士卒，與士兵同甘共苦。他們一路上力求不騷擾百姓，路旁菜果，非買不食，如有偷竊，馬上進行賠償，也不追究偷竊者。既爭取了民心，又不輕易傷害軍心。百姓們在隋統治者的殘酷壓榨下，對義軍寄予新的希望，所以義軍到來時，百姓供水供飯，進行慰勞，而義軍遇有牛酒饋贈，則好意辭謝，竭力表明李家起兵與隋朝弊政不同。人們久苦隋政，見到這樣的軍隊，自然人人感動，盡力支持。廣大士兵見此情景，也更加鼓起了鬥誌。進至西河城下，李建成、李世民兄弟未披盔甲就察看地形，並下令不要傷害城內百姓，任其進出。

次日，義軍率兵攻城，飛梯剛靠城牆，士兵爭先恐後，蜂擁而上，城內百姓在郡司法書佐朱知謹帶領下，策動內應，引義軍入城。這一仗打得幹淨利落，除殺了高德儒外，未傷一人，西河遂定。李建成、李世民凱旋回太原，往返不過九天。李淵見大軍出師迅速告捷，喜形於色，連說： “以此用兵天下，橫行可也!”並下令開倉賑貧，增募兵士，定下西入關中之策。

在西河之戰回師後，李淵又進一步補充官吏，除前以裴寂為長史，劉文靜為司馬外，又任命唐儉、溫大雅為記室，溫大雅和弟弟溫大有共掌機密，武士獲為鎧曹，劉政會及武城崔善為、太原張道源為戶曹，晉陽長薑蕃為司功參軍，太穀長殷開山為府掾，長孫順德、劉弘基、竇琮及鷹揚郎將王長諧、薑寶誼、陽屯為左右統軍、副統軍，其餘文武人員，根據才能授任，人人歡喜。李淵又讓兩個兒子分掌軍權，李建成為隴西公、左領軍大都督，率左三統軍，並任太原郡守；李世民為敦煌公、右領軍大都督，率右三統軍，並準許各置官屬，地位在諸將之上。

李淵從五月甲子日起兵，到六月癸巳日建立政治、軍事組織，隻經過四十八天，在各方麵都取得了重大進展，為進一步西進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李世民在起兵中的作用。關於起事經過，據《唐書》《資治通鑒》的記載，似乎李世民是晉陽起兵的主要決策者，李淵是在李世民的一再勸說和堅持下才決定起兵的。這同溫大雅的《大唐創業起居注》所載，事實經過是有出入的，究竟以何種記載較為近於實際情況呢?新、舊《唐書》主要是根據《太宗實錄》而來，而《實錄》是李世民登上皇位後修撰的，史臣顯然采取壓低李淵的態度，而對李世民則多溢美之詞。

《資治通鑒》也因襲兩《唐書》,所以內容基本相同。而《大唐創業起居注》則編撰於唐武德前期，那時溫大雅任記室參軍，參與機密，記載當更接近於事實。李世民在晉陽起兵前後，確實立下過很大功績，但並不像後世所渲染的那樣，是起兵的首要決策者。

李淵不是平庸的胸無謀略之輩。段成式《酉陽雜俎》卷一《忠誌》中載： “高祖(李淵)少神勇。隋末，嚐以十二人破草賊號無端兄(即毋端兒)數萬。又龍門戰，盡一房箭，中八十人。”《大唐創業起居注》上也說： “帝素懷濟世之略，有經綸天下之心，接待人倫，不限貴賤，一麵相遇，十數年不忘，山川險要，一覽便憶，遠近承風，鹹思托附。”在晉陽起兵時，軍務、政務繁忙，《大唐創業起居注》卷中載其處理公牘情況說：“義旗之下，每日千有餘人，請賞論勳，告冤伸屈，附文希旨，百計千端，來眾如雲，觀者如堵。帝處斷若流，嚐無疑滯。”從中可以看出，李淵是個大有決斷，經驗豐富的人。李淵蓄謀反隋，也是早有打算的，起兵前對各種情況的考慮是十分周詳的。在這樣重大的問題上，年輕的李世民雖然可以參與決策，但說他可以左右他父親的意誌是很難想象的。相反，李世民的雄圖大計恰恰是受了李淵的啟發和引導的。李世民跟隨其父長期征戰，對李淵的所作所為，也必然耳濡目染。當李淵被隋煬帝派遣的使者逮捕入獄時，曾對李世民說： “隋曆將盡，吾家繼膺符命，不早起兵者，顧爾兄弟未集耳。今遭羨裏之厄，爾昆季須會盟津之師，不得同受拿戮，家**亡，為英雄所笑。”

李世民哭著回答父親說： “芒碭山澤，是處容人，請同漢祖，以觀時變。"李淵覺得起兵的時機還不成熟，沒有答應立即起兵。然而，已把反隋的意圖兜底告訴了李世民。後來獲釋，李淵又高興地對他說： “天其以此使吾當見機而作。”認為自己等待時機的決斷是正確的。可見李世民在晉陽起兵前後，一方麵是受李淵行動潛移默化的影響；另一方麵是在其直接指示下行事的。

在大業末年，預料到隋煬王朝必亡，因而蓄有反隋之心的，不僅是李淵這樣一些有地位的人，一般的地主、官僚、豪強為了保全自己的既得利益，也都紛紛棄隋另作打算。在太原城內這樣的人就特別多。不過一般人沒有力量，也沒有膽量扯旗舉兵，因此他們隻能尋找一位有實力、有威望、能服眾的人，當作自己的新希望，以做靠山，以便取得更多的政治經濟權益。

而“李氏當為天子”的謠讖，經過長時間的傳播，幾乎人人皆知，因而他們遂紛紛支持李淵起兵。另有一種人出身不怎麽高，雖然認定了李淵是改朝換代的適合人選，卻苦於沒有出身之階。因為李淵畢竟是高門貴族，一般人不易結交。而李世民卻年輕，又豁達大度，容易結識。於是，他們找到李世民，通過李世民來達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劉文靜等人就是這類代表。

史書記載，劉文靜最初不是直接勸李淵起兵，而是間接通過李世民，再由裴寂去勸說李淵，其原因大概就在於此。正是這種情況，客觀上使李世民有了更多的結交豪傑之士的機會，使他能多方求教，增長見識和才幹，更全麵地了解當時的形勢和各種人物的見解。起兵反隋的過程中經受鍛煉的時期，也是李世民政治思想上成長的一個重要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