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露鋒芒

隋朝統一天下，是中國曆史上的一件大事，它結束了中國社會四百來年的分裂局麵。隋文帝楊堅，稱帝後曾實行了一係列的社會改革：設置尚書、門下、內史三省以加強中央集權；簡化地方行政機構，在地方政權上實行州、縣兩級製，以節省國家開支，便於政令的傳達；建立科舉選官製度，加強對地方官吏的考核和控製；在經濟上頒布均田令，采用租庸調製度，減免賦稅，頒布“輸積法”以打擊豪強勢力，增加國家的財政收入，注重水利建設；將府兵製度推行於全國，鎮壓江南豪族叛亂，等等。這一切，使得隋朝的農業獲得了空前的發展，耕地麵積擴大，糧食產量增加，全國各地糧倉中儲存的糧食數量不可勝數。在手工業方麵，著名工匠李春所設計的趙州石橋，至今仍保存完好，堪稱我國建築史上的傑作。其他如紡織業、造船業亦有很大的發展。在科學文化事業方麵巢元方的《諸病源候論》、陸法言的《切韻》,都堪稱一代名著。

這一時期，在同邊疆各民族的聯係上有了進一步的加強，中原與中亞地區開辟了三條主要交通要道。總之，在隋朝統一後的短短時期內，社會經濟、文化事業獲得了空前的發展，呈現出國勢強盛的局麵。

另一方麵，隋朝在隋文帝統治時期，社會矛盾也呈現出某種程度上激化。隋王朝的建立，是隋文帝楊堅以外戚的身份通過輔政的方式取得的。他不懂得安天下必須先安百姓的道理，因而在施政方針上，所實行的均田製度並沒有解決豪強兼並土地的問題。他通過加重對人民的賦稅征收，來增加國家倉庫中儲存的糧食，據後來的估計，足以供五六十年的食用。即使在這種情況下，當開皇十四年(594)關中地區出現大旱災、人民無糧可食的情況下，隋文帝表麵上表示同情人民的疾苦，但仍不肯開倉放糧，賑濟災民，而是命令關中災民到河南洛陽地區“就食”,自謀活路。在史書記載中，隋文帝是以節儉而著名的。但事實上，他下令大興土木，在岐州修造仁壽宮，工程期限緊迫，因工程而死者多達幾萬人。在法律製度建設方麵，他有時不按法律條文辦事，晚年“喜怒不恒”“用法益峻”,促成了社會矛盾的激化。等到隋煬帝繼位之後，這個昏君的暴政致使社會矛盾立即空前地尖銳起來。

隋煬帝楊廣，於604年迫不及待地將病重的父親殺死，自己登上了皇帝的寶座。隋煬帝上台後，立即向全國征發大批民工，大興土木。他下令營建東都洛陽，每月役使的民夫多達二百萬人，死者十有四五。他調動大量民力，從五嶺、江南地區向北方運送奇材怪石，營建宮殿和苑囿。他在洛陽西麵修建的西苑，方圓二百裏，苑內宮殿無數，亭台樓閣林立，工程十分浩大。為乘船到江都遊玩，他下令征調上百萬的民夫開鑿運河。人民為了躲避徭役，往往自己傷殘自己的肢體，稱為“福手”“福足”,可見人民被迫害到何種悲慘的地步。特別是隋煬帝自612—614向遼東地區發起的征討高麗的戰爭，給人民帶來了更加深重的災難，終於導致了農民起義的爆發。

隋煬帝征討高麗，以山東的東萊和河北的涿郡為軍事基地，因而給河北、山東地區的百姓帶來了沉重的負擔。大業七年(611),山東、河北發生大水災，淹沒了三十餘個郡縣，大批農民在穀價上漲、饑謹四起的情況下，被迫離開土地。而隋煬帝卻不顧災民的死活，加緊準備對高麗的戰爭。這一年的十二月，鄒平人王薄率眾占領長白山，舉起起義的大旗。王薄自稱“知世郎”,作了一首《無向遼東浪死歌》,號召人民“譬如遼東死，斬頭何所傷”,起來反對進攻高麗的戰爭，貧苦農民大多投向了他，起義隊伍迅速地壯大起來。

在王薄起義的號召與影響之下，平原人劉霸道聚眾數萬人，占據了“負海帶河，地形深阻”的豆子航；漳南孫安祖聚眾數百人，占據了高雞泊；清河人張金稱則率眾活躍於郇縣的河渚地區；修縣人高士達則聚眾活動在修縣一帶。

大業八年(612),隋煬帝在山東、河北等地農民起義如火如荼的形勢下，仍然發動了第一次對高麗的戰爭：陸軍從涿郡出發，海軍從東萊海口出發。結果，在高麗軍民英勇抵抗、隋軍士氣低沉不願作戰的情況下，第一次東征的軍事行動，以大敗而還告終。

大業九年(613),隋煬帝不顧各地農民起義的不斷爆發和第一次東征的失敗，又發起了對高麗的第二次戰爭。沉重的戰爭負擔，迫使更多逃避兵役、徭役的農民紛紛投進了起義軍的隊伍。這一年，濟陰人孟海公、北海人郭方預、齊郡人孟讓、河間人格謙、平原人郝孝德、渤海人孫宣雅等人相繼聚眾起義。各路起義軍隊伍，少則數萬，多則十多萬人，至此反隋農民起義已經形成第一次**。在農民起義浪潮中，隋王朝統治集團內部的矛盾也日益尖銳起來。大業九年，當隋煬帝率大軍在遼東征伐高麗之際，負責運輸糧草的禮部尚書楊玄感(越國公楊素之子)在黎陽重鎮起兵反隋。為奪得國家政權，楊玄感提出了“為天下解倒懸之急，救黎元之命”的口號，每天投奔到他旗下的民眾有數千人之多，形勢對他十分有利。然而，楊玄感在戰略上屢屢失誤：從黎陽渡過黃河後攻打守備力量很強的洛陽，四五十天未能攻下，致使隋煬帝得以從遼東前線率大軍返回河南洛陽；楊玄感匆忙中又率軍西入關中，在隋軍追擊之下，連戰連敗，最後自殺身亡。楊玄感起兵被平定後，隋煬帝殺戮了大批官員，統治集團上層人人自危，對農民起義軍的反隋鬥爭的形勢更為有利。

大業十年(614),一意孤行的隋煬帝不顧危亡在即，又發動了第三次征討高麗的戰爭。然而，農民起義軍從山東、河北發展到河南、江淮、山西、關中的事實，迫使隋煬帝不得不從遼東前線匆匆收兵，班師回朝集中力量鎮壓各地的農民起義。

從大業十年至大業十三年，隋軍與各地農民起義軍之間戰事接連不斷，農民起義軍隊伍此起彼伏，並且在反隋鬥爭中逐漸形成了三支強大的武裝：在河南，有以翟讓、李密為首的瓦崗軍；在山東、河北有以竇建德為首的義軍，在江淮有以杜伏威、輔公祐為首的義軍；在農民起義軍的強大衝擊下，隋朝統治集團進一步分化，各地豪強和地方軍事將領相繼起兵，占據一方，隋王朝覆亡的大局已定。在這種形勢下，關隴貴族太原留守李淵的晉陽起兵，引起了全局形勢的變化。

大業十一年(615)四月，隋煬帝任命李淵為山西、河東撫慰使，於是李淵攜家遷往河東。這年八月，隋煬帝巡視北部邊境，突然遭到突厥始畢可汗數十萬騎兵的圍攻。雁門郡共有四十一座城，被突厥攻占了三十九座，隻有雁門和惇縣沒被攻破。雁門城內有軍民十五萬人，存的糧食僅夠吃半個月，形勢危殆，如同累卵。

隋煬帝想要以精騎突圍而出，大臣樊子蓋提出了堅守不戰消耗敵人的銳氣，征四方兵來援的建議。煬帝接受了這個建議，一麵慰勞、犒賞守城將士，一麵等待援兵。

當時十八歲的李世民應招入伍，隸屬於屯衛將軍雲定興營。他向將軍提出建議：始畢可汗舉全國之兵圍困我天子，一定是認為我們倉促之間沒有援軍，隻要我們擺開陣勢，讓軍旗在數十裏上飄揚，晚上擊鼓示威，敵人一定以為援軍到了會望風而逃，不然，我們寡不敵眾，不能戰勝他們，這的確體現了李世民“玄鑒深遠，臨機果斷”的性格特點。雲定興采納了此計，突厥果真以為“王師大至，由是解圍而遁”。當然，應該看到，新、舊《唐書》把解雁門之圍寫成是李世民的功勞，可能是源於唐代《實錄》,有意誇大了太宗功業。而《隋書·樊子蓋傳》中的記載是： “其後援兵稍至，虜乃引去。”這種記載比較符合實際。其實， “援兵稍至”中就包括了雲定興按李世民"多齎旗鼓以設疑兵”的建議作部署在內。

在這次退突厥之兵中，李世民初次顯示了軍事才華。

大業十二年，李淵被封為太原道大使；大業十三年升任太原留守。當時，李淵把建成、元吉安置在河東，將世民帶至太原。李淵把世民留在身邊，這與他雁門獻計解圍和平時的善談兵書、好弄弓矢是不無關係的。

李世民隨父親到太原，不久便參與了鎮壓甄翟兒所率領的農民起義的軍事活動。

甄翟兒是魏刀兒起義軍的將領，自稱“曆山飛”,率眾十多萬人，北連突厥，是李淵實現自己抱負的一大威脅。

大業十二年，魏刀兒的別將甄翟兒率眾騷擾太原，隋軍將領潘長文被打死。為此，太原留守李淵率兵征討，李淵與副留守王威率五六千人與曆山飛的部眾二萬餘人大戰於西河郡雀鼠穀，遭到敵軍包圍。於是，李淵采用李世民雁門解圍的策略， “分所將兵為二陣，以羸兵居中，多張幡旗，盡以輜重繼後，從旌旗鼓角，以為大陣。”隨後，李淵率數百精兵，在李世民配合下，終於衝出起義軍的包圍。《舊唐書·高帝紀》中所載的“太宗以輕騎突圍而進，射之，所向皆披靡，拔高祖於萬眾之中。適會步兵至，高祖與太宗又奮擊，大破之”,足見李世民在雀鼠穀解圍和擊敗義軍的鬥爭中，確實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李世民自從隨父親來到太原後，又結交了一批豪友，諸如長孫順德、劉弘基、劉文靜。在農民起義軍的衝擊下，隋政權四分五裂，發生了進一步分化。大業十二年年底(617年年初),羅藝在幽州起兵反隋；十三年(617)正月，山東豪族徐圓朗攻破東平郡：二月，朔方豪族梁師都殺死郡丞唐世宗起兵；馬邑校尉劉武周殺太守王仁恭起兵；四月，金城校尉薛舉起兵；七月，武威豪族李軌擁眾起兵；十月，巴陵校尉董景珍、雷世猛起兵，擁羅縣縣令蕭銑自立為王。這些人中，有的是鎮壓農民起義起家的封建軍閥，有的是地方豪族，有的是失意的關隴貴族後裔，有的是南朝覆滅政權的後代。他們在各地紛紛起兵，表明隋統治集團內部已分崩離析，隋王朝已處於朝不保夕的境地。

這一切嚴峻的現實，不能不引起暫時還留在隋統治集團營壘內的李淵父子深深地觸動。是繼續為隋王朝賣命，來維持功名利祿；還是改弦易轍，卷入倒隋鬥爭的洪流?何去何從，關係到李氏家族的興衰存亡。他們不動聲色地觀望著變幻莫測的風雲，小心翼翼地選擇著自己的前途。李世民就是在這種激劇的社會變動中，告別了無憂無慮的少年時代，跨入了青年的旅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