穩定局勢

山東，河北地區是隋末農民起義風暴的策源地，也是隋末唐初各種社會矛盾的集中點。唐太宗即位之初，如何穩定這一地區的局勢，顯然是鞏固唐王朝封建統治的關鍵問題。

李世民和李建成為了爭奪皇位，各自都推行結納山東豪傑的方針。李建成開始得早，收效也大些。平定劉黑闥第二次起兵時，根據魏徵的建議，“獲俘皆撫遣之，百姓欣悅。”對比一下李世民平定劉黑闥第一次起兵時的殘酷鎮壓，人們自然對李建成有所好感。

此後，李建成利用自己在河北地區的威望，積極地培植地方勢力。李建成與李元吉被殺的消息傳來， “河北州縣素事隱、巢者不自安，往往曹伏思亂。”幽州都督李瑗叛亂，即其一例。李瑗的部下利涉就當時形勢指出：“山東之地，先從竇建德，酋豪首領皆是偽官，今並黜之，退居匹庶，此人思亂，若旱苗之望雨。”最後兩句是煽動之辭，似有誇大之處。但是，在山東豪傑中，試圖趁唐廷內訌，興兵作亂，大有人在。

還有一些分裂勢力進行謀叛活動，如貞觀元年九月幽州都督王君廓叛亂。再加上太子黨羽逃至關東，倘若互相勾結，勢必構成嚴重的隱患。

至於李世民“陰引山東豪傑”,不能說他根本沒有收到什麽效果。洛陽就是一個重要據點。玄武門之變後幾天，就派有相當影響的大將屈突通為陝東道行台左仆射， “馳鎮洛陽”。這顯然是估計到關東地區的形勢而作出的緊急部署，以防止可能發生的叛亂。至貞觀元年，行台廢，仍授屈突通為洛州都督。次年屈突通死，唐太宗十分悲痛，特地趕到洛陽宮，表彰屈突通的忠節。可見，屈突通在穩定關東政局方麵做出了一定的貢獻。

然而，山東、河北局勢畢竟是很棘手的，僅僅依靠洛陽重鎮，遠遠不能解決問題。如果不慎重處理，就會引起一連串的動**。

鑒於上述情況，唐太宗及時地選派魏徵宣慰山東。魏徵本來是山東人，周靜帝大象二年生於襄國郡巨鹿縣。家境孤貧，通曉書術。 “隋亂，詭為道士。”洶湧澎湃的農民起義怒濤，把這位屬意縱橫之士卷了進去。正如魏徵在《述懷》詩中所說： “中原初逐鹿，投筆事戎軒。”他在李密的瓦崗軍裏典掌過書記，十次向李密獻計，表現了他的“奇謀深策”。

後隨李密降唐， “至京師，久不見知，自請安輯山東”,致書徐世劫歸附。不久被竇建德河北義軍所俘虜，被拜為起居舍人。竇建德失敗，魏徵投奔李建成，很受器重，曾提出“結納山東豪傑”的方針。可見，魏徵和山東、河北地區各種社會勢力有著密切的聯係。

玄武門之變後一個月，即武德九年七月，唐太宗封魏徵為諫議大夫，“使安輯河北，許以便宜從事”。當魏徵到達磁州時，恰好遇著州縣官把前東宮、齊府官屬李誌安、李思行“錮送詣京師”。原來，建成與元吉的親信已經逃往河北了。

魏徵跟副使商量說：“東宮、齊府左右，皆令赦原不問。今複送思行，此外誰不自疑?徒遣使往，彼必不信，此乃差之毫厘，失之千裏。今若釋遣思行，不問其罪，則信義所感，無遠不臻”。接著，就自行把恩行等人釋放了。這個措施，不僅是體現了唐太宗的寬大政策，有利於消除逃亡者的疑慮，更重要的是使唐太宗在河北地區樹立起“信義”來，以爭取山東豪傑的廣泛支持。所以，唐太宗知道後，十分高興，對魏徵更加信任。

武德九年八月，唐太宗詔免關東賦稅一年。 “老幼相歡，或歌且舞。”不久又變卦，重新頒布敕令，說“已役已納，並遣輸納，明年總為準折。”關東地區百姓們大失所望。這時，正在宣慰山東的魏徵立即上書，強調指出： “今陛下初膺大寶，億兆觀德。始發大號，便有二言。生八表之疑心，失四時之大信。縱國家有倒懸之急，猶必不可。況以泰山之安，而輒行此事!為陛下為此計者，於財利小益，於德義大損。臣誠智識淺短，竊為陛下惜之。”

魏徵的慷慨陳詞，顯然是要唐太宗注意自己的政策在關東地區的影響，切不可貪圖小利，重新惹起山東人對李唐王朝的嫌忌與不信任。

由於魏徵的積極“宣慰”,妥善地處理各種關係問題，山東、河北局勢逐漸地平靜下來。武德九年冬，返回長安。次年即貞觀元年七月，山東地區大旱，唐太宗詔所在賑恤，無出今年租賦。九月，又下詔說： “河北燕、趙之際，山西並、潞所管，及蒲、虞之郊，豳延以北，或春逢亢旱，秋遇霖**，或蟊賊成災，嚴凝早降，有致饑謹，慚惕無忘，特宜矜恤，救其疾苦”。因此，令中書侍郎溫彥博、尚書右丞魏徵、治書侍禦史孫伏伽、檢校中書舍人辛請等人“分往諸州，馳驛檢行”,做好“賑濟”工作。

就在這一年，青州發生“謀反”事件，唐太宗派殿中侍禦史崔仁師前往處理。仁師采取“寬慰”的辦法，很快地平息了動亂。從現有史料記載來看，此後再也沒有發生類似的“謀反”事件了。可見，經過唐王朝君臣們的一係列努力，基本上鞏固了對山東，河北地區的統治。

李唐皇室出於關隴地主集團，而要實現全國範圍的統治，不能不任用山東人士。廣大的山東地區既是人才薈萃之地，又是當時財政命脈所在。武德六年初，秦王李世民敏銳地注意到： “山東人物之所，河北蠶綿之鄉，而天府委輸，待以成績。”可見，山東、河北地位是何等的重要。玄武門之變後，唐太宗一直留心物色山東人，用來穩定山東局勢，魏徵與崔仁師就是其中傑出的代表。

然而，唐太宗有時囿於地域的偏見，未能公平地對待關中與山東人士。魏徵宣慰山東前夕，曾向太宗指出： “不示至公，禍不可解”。也就是說，如果失之“至公”,山東人就會產生怨恨，甚至結群思亂，天下就難以太平。對此，唐太宗是心領神會的，因此立即請魏徵安撫河北。

貞觀元年， “太宗嚐言及山東，關中人，意有同異”,殿中侍禦史張行成跪奏說： “臣聞天子以四海為家，不當以東西為限，若如是，則示人以隘眶”。這話深深地打動了太宗的心弦。張行成是定州義豐人，少師事著名經學家劉炫，後在王世充那裏當過度支尚書，與山東各種勢力聯係廣泛。唐太宗說過， “觀古今用人，必因媒介，若行成者，朕自舉之，無先容也”。為什麽如此器重，讓他預議大政呢?原因就在於張行成的意見反映了山東豪傑的願望。

值得注意的是，唐太宗所拔擢的山東人士，往往不是士族高門，而是普通的微族寒門。例如，魏徵是小族之家，境況孤貧；崔仁師似係高門中的破落戶；張行成的先世無名望，當為卑微寒族。

此外，受唐太宗重用的還有：張亮以農為業，家境寒賤；戴胄出身低微；馬周是個寒士；等等。因為這些人大多經曆隋末戰亂，跟關東普通地主聯係密切，熟悉民間的情況，所以，唐太宗利用他們，迅速地穩定了山東、河北地區的政治局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