調整高官

玄武門之變後，李世民親自執政，當然不能完全依靠武德時期的原班人馬來進行統治。如何整頓最高決策集團?這是亟待解決的重要問題。

唐高祖時先後有十二位宰相，幾乎都是皇親元勳或者是貴族、士族。其中最受重用的，首推裴寂。裴寂是蒲州桑泉人，據說係“世胄名家，曆職清顯”。其實，在隋朝時“家貧無以自業”,僅撈了個晉陽宮副監的職務。由於他與李淵友誼頗深，參與起兵密謀，擁有“佐命之勳”,故在武德之朝崇貴無比。

可是，李世民卻和他曆來有矛盾。晉陽起兵後，發生多次的戰略分歧。武德二年，在劉文靜事件上又出現過嚴重的爭執。後來，在皇位的激烈爭奪中，裴寂公開袒護李建成。因此，唐太宗曾當麵斥責他說： “武德之時，政刑紕繆，官方弛紊，職公之由。”當然，把武德朝一切繆誤都歸咎於裴寂，亦欠公平。但是，裴寂貪於酒色，荒於政事，挑撥離間，製造糾葛，確是事實。

唐太宗處理裴寂問題是很講究策略的。從形式上看，裴寂還是受到尊重的，貞觀元年，食封一千五百戶，比所有的功臣都多，居位第一，實際上被剝奪了預議政事的實權。貞觀三年，發生沙門法雅案件。據偵查，裴寂和那個心懷“怨望”的法雅有牽連，就被免官，削食邑之半，放歸本鄉。 “寂表乞住京師，久而不去。太宗大怒。長安令王文諧坐不發遣令，笞三十”。不久，有人揚言“裴公有天分”。裴寂惶懼，竟然唆使他人殺人滅口。

唐太宗知道後，憤怒地宣布裴寂的四大罪狀：第一條， “位為三公而與妖人法雅親密”;第二條， “負氣憤怒，稱國家有天下，是我所謀”;第三條， “妖人言其有天分，匿而不奏”;第四條， “陰行殺戮以滅口”。最後說， “我殺之非無辭矣。議者多言流配，朕其從眾乎。”於是貶流於靜州。

武德時宰相中也有支持李世民的，如陳叔達、蕭瑀和宇文士及等人。這三位分別出身於陳朝皇族、梁朝皇族及北周宗室，思想上比較守舊，缺乏進取精神。因此，唐太宗即位後，就逐漸地把他們從宰相的職位上調換下來，另作妥善的安置。武德九年七月，罷免出身於隋朝宗室的中書令楊恭仁，由宇文士及接替。同時任蕭瑀為尚書左仆射，封德彝為尚書右仆射。

十月，蕭瑀和封德彝發生矛盾，憤憤不平。接著又跟陳叔達在殿廷上爭吵，聲色俱厲。 “瑀、叔達皆坐不敬，免官。”貞觀元年六月，封德彝去世，又以太子少師蕭瑀為左仆射。九月，中書令宇文士及罷為殿中監。十二月， “左仆射蕭瑀坐事免。”總之，蕭瑀等重臣已經不能適應新形勢的需要，很難勝任宰相的職務了。 “與宰臣參議朝政，瑀多辭辯，每有評議，玄齡等不能抗，然心知其是，不用其言，瑀彌不快。玄齡、魏徵、溫彥博嚐有微過，瑀劾之，而罪竟不問，因此自失。”

唐太宗雖然罷免了陳叔達，蕭瑀等人相職，但仍舊把他們當作德高望重的名臣，以禮待之。例如，時常慰勞陳叔達，重溫舊誼。“後坐閨庭不理，為憲司所劾，朝廷惜其名臣，不欲彰其罪，聽以散秩歸第。”宇文士及“疾篤，太宗親問，撫之流涕”,死後陪葬昭陵。至於蕭瑀，唐太宗稱讚他“守道耿介”,後來圖形於淩煙閣，拜為太子太保。總之，這些處置有利於封建統治集團內部的一致。

唐太宗整頓決策集團的關鍵，在於把秦王府舊屬和親信包括從東宮爭取過來的傑出人才，提拔到最重要的崗位上，並鼓勵他們積極地去治理國事。

武德九年六月，李世民剛立為皇太子，就以宇文士及為太子詹事，長孫無忌，杜如晦為左庶子，高士廉、房玄齡為右庶子，尉遲敬德為左衛率，程知節為右衛率，虞世南為中舍人，褚亮為舍人，姚思廉為洗馬。這樣就組成了以太子世民為首的決策機構。除宇文士及外，無忌和士廉是親戚，其他都是秦府武將或者“十八學土”,而且大多在玄武門事變中做出過貢獻。

同年七月，以高士廉為侍中，宇文士及為中書令，蕭瑀為左仆射，封德彝為右仆射，長孫無忌為吏部尚書，杜如晦為兵部尚書.這就為李世民正式即位做了組織上的必要準備。貞觀元年，封德彝死後，由長孫無忌補為右仆射。貞觀二年正月，無忌自動辭職。杜如晦檢校侍中，攝吏部尚書。李靖檢校中書令。

同年十二月，又把原東宮舊屬王珪提拔到相位上來，守侍中。貞觀三年二月，以房玄齡為尚書左仆射，杜如晦為尚書。右仆射，李靖為兵部尚書，魏徵守秘書監，參與朝政。經過幾年的調整，至此，唐太宗完成了最高決策集團的重建工作。

貞觀時期，尚書令因唐太宗從前擔任過，故再也無人拜為此職。尚書左、右仆射就是尚書省最高長官，即左、右宰相。左仆射房玄齡明達政事，右仆射杜如晦引拔士類。 “至於台閣規模，皆二人所定。蓋玄齡善謀，如晦能斷故也。二人深相得，同心徇國，故唐世稱賢相，推房、杜焉。”房、杜為相，共掌朝政，為實現“貞觀之治”做出了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