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真龍在天 正式即位

唐高祖李淵本來是不想更立太子的，但是李建成既已被殺，就隻好同意蕭瑀和陳叔達的建議。六月七日，下詔立世民為皇太子。詔文說： “皇太子世民夙稟生知，識量明允，文德武功，平一宇內，九官惟序，四門以穆。朕付托得人，義同釋負，遐邇寧泰，嘉慰良深。自今後軍機兵仗倉糧，凡厥庶政，事無大小，悉委皇太子斷決，然後聞奏。”這裏，所謂“義同釋負”,未必是由衷之言。充分肯定秦王世民的“文德武功”,倒是體現了立賢的原則。至於規定今後軍國庶事，不分大小，一律先由皇太子處決，也就是表明李世民實際上開始執政了。

過了幾天，李淵又提出：“朕當加尊號為太上皇。”表示了要早些退位的意願。八月癸亥，製傳位於太子。甲子，李世民正式即位於東宮顯德殿。次年正月，改元“貞觀”,開創了“貞觀之治”的新時期。

對於唐太宗來說，玄武門之變的勝利雖然帶有某種偶然性，但是，皇位要由他來繼承卻是唐初政治發展的必然趨勢。眾所周知，李淵稱帝後，在百廢待舉，萬事草創的困境中，他尚能撥亂反正，承襲隋朝典章製度，製定“與民休息”的經濟政策，重新頒布均田製與租庸調法，努力恢複農業生產。同時，依靠李世民的雄才大略，次第削平各地割據勢力，完成統一大業。

武德前期，他尚能以亡隋為戒，虛心求諫。正如他自己所說：“隋為無道，主驕於上，臣諂於下，上下蔽蒙，至身死匹夫手，寧不痛哉!我今不然，平亂責武臣，守成責儒臣，程能付事，以佐不逮，虛心盡下，冀聞嘉言。”但是，很快就不行了，生活上貪圖享樂，政治上暮氣上升。

李淵晚年幾乎被眾多妃嬪所包圍，輕信寵妃讒言，政事諉之裴寂。他曾令貴妃們攜帶珍饌、寶器，來到裴寂宅第， “宴樂極歡，經宿而去”。武德六年，任命裴寂為尚書左仆射，賜宴於含章殿。

李淵對裴寂說： “公為台司，我為太上，逍遙一代，豈不快哉!”可見，李淵已經喪失了當年的銳氣，隻想做個逍遙享樂的太上皇。這樣的精神狀態，當然是不可能繼續處理好軍國庶事了。

特別嚴重的是，李淵沒有妥善地解決武德後期的主要矛盾，即皇位的爭奪問題。他明明知道世民有“削平海內”之功，能力超過李建成，絕不會居於李建成之下，但是，一直站在嫡長製的傳統立場上，認為“建成年長，為嗣日久，吾不忍奪也。”他妄圖使太子、秦王和齊王各謀其位，相安無事，其結果反而加劇了兒子們之間的互相爭鬥。

直到發生事變那一天，他驚恐地說： “不圖今日乃見此事。”這恰恰反映了李淵晚年的昏暗與失察，誠如蕭瑀和陳叔達所批評的： “當斷不斷，反受其亂。”

然而，李淵還算是有自知之明的。玄武門之變後，李世民既已執政，李淵就很快地把皇位讓給他，自己則退出了政治舞台。這個決策是果斷的，也是積極的。此後，至貞觀九年五月逝世，基本上不幹預政治，沒有造成新的糾葛。這樣做也是十分明智的。至於年僅二十九歲的唐太宗，精力旺盛，奮發有為，勵精圖治，這對唐王朝的鞏固與發展具有深遠的曆史意義。

唐太宗執政之初，原東宮、齊府的敵對勢力仍然存在，各地都有一些不安定的因素。如果不加以妥善地處理，就無法保證政局的穩定。

玄武門之變前，東宮聯合齊府，居於優勢。京城裏擁有眾多黨羽精兵，地方上還有不少支持力量。六月四日以後，東宮、齊府餘黨紛紛逃亡。約過二十天，幽州大都督廬江王李瑗舉兵叛亂。

李瑗是李淵的侄子， “建成將有異圖，外結於瑗。”李建成被殺後，李世民派使者召李瑗入朝。李瑗恐懼，竟囚禁使者，擁眾謀反。可見，此事是玄武門之變的餘波。雖然很快便被鎮壓下去，但是類似的事件卻不斷地發生。如貞觀元年正月，曾與李建成相勾結的燕郡王李藝，據涇州反叛。後被部下所斬，傳首京師。

此外，還有些人利用當時的非常形勢，陰謀作亂。如貞觀元年四月，長樂王李幼良在涼州陰養死士，交通境外，圖謀不軌。同年十二月，利州都督義安王李孝常、右武衛將軍劉德裕等人，企圖策動宿衛兵作亂。

對於東宮和齊府的敵對勢力，李世民開始是實行高壓政策的。李建成的五個兒子和李元吉的五個兒子，皆株連被殺，絕其屬籍，似亦太過分了。當時， “諸將欲盡誅建成、元吉左右百餘人，籍沒其家。”看來，這也是迎合了李世民的心意。唯獨尉遲敬德堅決不讚成，爭辯說： “罪在二凶，既伏其誅；若及支黨，非所以求安也!"不擴大打擊麵，確實是安定政局的重要策略。李世民同意了， “下詔赦天下。凶逆之罪，止於建成，元吉，自餘黨與，一無所問。”可是，一些地方並沒有認真執行上述規定， “太子李建成、齊王元吉之黨散亡在民間，雖更赦令，猶不自安，徼幸者爭告捕以邀賞”。

針對這種情況，李世民根據諫議大夫王珪的建議，於七月下令重申：“六月四日以前，事連東宮及齊王，十七日前連李瑗者，並不得相告言，違者反坐。”采取這些寬大政策，消除了敵對情緒，爭取了多數，穩定了人心。

唐太宗還對東宮府屬中傑出人才大膽地加以信任與拔用。李建成曾收羅了一批驍勇的武將，這些人出身事主，往往很講義氣。如將領薛萬徹，帶兵攻玄武門和秦王府，失敗後與數十騎逃亡於終南山。

唐太宗派人請他回來， “以其忠於所事，不之罪也。”又如東宮翊衛車騎將軍馮立，六月四日建成被殺後，他歎曰， “豈有生受其恩而死逃其難!"於是，率兵攻玄武門，殺死屯營將軍敬君弘，又聲稱“微以報太子矣!”足以說明此人是建成的心腹幹將，一個愚忠於主子的黨羽。

六月五日，他前來請罪，李世民斥責說： “汝在東宮，潛為間構，阻我骨肉，汝罪一也。昨日複出兵來戰，殺傷我將士，汝罪二也。”但是，一旦馮立表示悔改，李世民就“慰勉之”,授予左屯衛中郎將。馮立激動地說：“逢莫大之恩，幸而獲濟，終當以死奉答。”可見，李世民的政策取得了成效，有利於東宮黨羽的轉化。

對於東宮府屬中的能臣，李世民同樣加以重用，甚至引為知己。例如，召回流放於衢州的東宮官屬王珪、韋挺，授予諫議大夫之職，留作身邊的顧問。原太子洗馬魏徵的例子尤其突出。玄武門之變不久，太子黨人士紛紛逃亡，魏徵卻依然故我。有一天，李世民嚴厲責問：你為什麽要離間我們兄弟關係呢?在場官員個個危懼不已。魏徵慷慨自若，從容對答：“皇太子若從臣言，必無今日之禍。”李世民一聽，轉怒為喜，倍加器重，封他為詹事主簿，後改任諫議大夫，步步高升。

貞觀六年，在九成宮丹霄樓的賞月夜宴上，唐太宗滿懷喜悅地說：“魏徵往者實我所讎，但其盡心所事，有足嘉者。朕能擢而用之，何慚古烈?"這是何等的“棄怨用才”的雄豪器度。

李世民殺兄奪嫡，這在封建社會裏難免要遭到道德上的譴責。六月六日，李淵立秦王為皇太子的詔文上說什麽“孝唯德本，周於百行，仁為重任，以安萬物”,竭力為李世民塗脂抹粉。冬十月，唐太宗即位不久，為了消除玄武門之變在封建倫理道德方麵的不良影響，特地追封建成為息王，諡曰“隱”,元吉為海陵王，諡號“刺”。這種做法，既可以申明玄武門之變的正義性，又能表白唐太宗的仁愛之心。所以，以禮改葬那一天，唐太宗在千秋殿西邊宜秋門痛哭致哀，並以皇子趙王李福為建成後嗣。

禮葬建成前夕，魏徵從山東返回京城，遷尚書右丞兼諫議大夫；王珪也升為黃門侍郎。他們聯名“上表”說：臣等昔受命太上，委質東宮，出入龍樓，垂將一紀。前宮結釁宗社，得罪人神，臣等不能死亡，甘從夷戮，負其罪戾，寘錄周行，徒竭生涯，將何上報?陛下德光四海，道冠前王，陟岡有感，追懷棠棣，明社稷之大義，申骨肉之深恩，卜葬二王，遠期有日。臣等永惟疇昔，忝曰舊臣，喪君有君，雖展事君之禮；宿草將列，未申送往之哀。瞻望九原，義深凡百，望於葬日，送至墓所。

這是一篇感情真切而富於策略的奏章。首先肯定建成“結釁宗社，得罪人神”,他們被殺是理所當然的。同時頌揚唐太宗“明社稷之大義，申骨肉之深思”,以禮改葬二王。接著，從封建禮儀上陳述了送葬的道理。很清楚，這裏絲毫沒有煽動東宮舊屬的怨恨情緒，反而從道義上彌補了骨肉相殘所留下的傷痕。

因此，唐太宗樂而答應，命令原東宮、齊府僚屬全部前往送葬。通過隆重的禮葬活動，原來十分激烈的秦府與東宮，齊府之間的矛盾，基本上消除了。及至貞觀十六年六月，唐太宗“詔息隱王可追複皇太子，海陵刺王元吉追封巢王，諡並依舊。”舊事重提，也是出於維護封建倫理道德的需要。

綜上所述，唐太宗以其傑出政治家的風度與氣魄，妥善地處理“喋血禁門”所留下的問題。史稱： “初，息隱，海陵之黨，同謀害太宗者數百千人，事寧，複引居左右近侍，心術豁然，不有疑阻。”這樣就緩和了封建統治集團內部的矛盾，鞏固了李唐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