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武門之變

由於收買秦府猛將不成，李建成、李元吉用計使秦府左三統軍總管程知節被放外任康州刺史，房玄齡、杜如晦也被誣告逐出秦王府，眼看秦王重要的謀臣武將一個個被調走，形勢日益嚴重。長孫無忌、高士廉和右候車騎將軍侯君集以及尉遲敬德等人，每日勸李世民及時動手除掉太子和齊王。房、杜和段誌玄等人也拖延留居京師，雙方的鬥爭已進入白熱化階段。

這時，突厥鬱射設率數萬騎屯黃河之南，進關南攻。在此以前，凡有突厥進擾，皆由秦王督軍出戰。這次，李建成推薦李元吉代秦王世民統軍前往作戰，高祖一口應允。李元吉向李淵提出調秦府尉遲敬德、程知節、段誌玄及秦叔寶等同行，想乘此機會全部統領秦府的驍騎猛將，徹底解除秦府的武裝力量。

同時，太子與齊王秘密商議說： “今汝得秦王驍將精兵，擁數萬之眾，吾與秦王餞於昆明池，使壯士拉殺之於幕下，奏之暴卒，主上宜無不信。吾當使人進說，令授吾國事。敬德等既入汝手，宜悉坑之，孰敢不服!”一場大屠殺眼看要降臨秦王世民頭上，而秦王還被蒙在鼓中。

正在這緊要關頭，太子率更丞王脛向李世民秘密知告太子、齊王的陰謀，秦王急忙找長孫無忌、尉遲敬德等人商量對策。大家一致勸李世民搶先下手，李世民深憂骨肉相殘，將給人留下話柄，因而猶豫不決，說： “吾誠知禍在朝夕，欲俟其發，然後以義討之，不亦可乎!”尉遲敬德見秦王麵臨大禍，仍遲疑不定，急得大嚷道： “禍機垂發，而王猶晏然不以為憂。大王不用敬德之言，敬德將竄身草澤，不能留居大王左右，交手受戮也!”長孫無忌也接著道： “不從敬德之言，事今敗矣。敬德等必不為王有，無忌亦當相隨而去，不能複事大王矣!"李世民見兩人都說要離去，自然不同意，忙說： “吾所言亦未可全棄，公更圖之。”尉遲敬德進一步說道： “王今處事有疑，非智也，臨難不決，非勇也。且大王素所畜養勇士八百餘人，在外者今已入宮，攝甲執兵，事勢已成，大王安得已乎!”

其實當時李世民的顧慮，主要還不在“骨肉相殘”問題上，而在於當時的力量對比上。其時秦王府在京師的兵力遠不如太子和齊王，而且太子、齊王分居兩宮，一旦交兵，秦王府兩麵受敵，必然陷入險境。但事已如此，也隻有冒險行動。想到這次風險太大，勝負難以預料，李世民心裏很不踏實，於是命取龜占卜，以決凶吉。正在這時，幕僚張公謹從外麵進來，見狀大聲反對道： “今大事已定，不能再猶疑，有什麽可卜的?假如卜而不吉，那又怎麽辦?”說完取龜擲到地下。由於秦府的文武臣僚態度堅決，李世民終於打定了主意。

當然，事情非同小可，以弱勢而製強敵，必須有一個嚴密、周到的行動方案。於是，秦王遣長孫無忌密召房玄齡、杜如晦入王府商議決策。房玄齡、杜如晦以前曾建議過李世民誅殺李建成、李元吉，但沒有被采納。現被貶在家，深恐秦王仍然疑而不決，半途變卦，便想用激將法再激他一下。

他們對長孫無忌說： “敕旨不聽複事王，今若私謁，必坐死，不敢奉教!”長孫無忌如實向李世民報告，秦王聽了果然大怒，說： “玄齡、如晦豈叛我邪!”接著取下佩刀授尉遲敬德說：“公往觀之，若無來心，可斷其首以來。”尉遲敬德與長孫無忌一起重新找到房、杜說： “王已決計，公宜速入共謀之。”這時，房玄齡、杜如晦才穿上道士服，化裝後與長孫無忌潛入秦王府內，尉遲敬德則由另一條道進入。經過一夜商議，大計終定，於是分頭布置行動。這一天是武德九年六月二日。

第二天，太白複經天，太史令傅奕密奏高祖： “太白見秦分，秦王當有天下。”高祖正在疑惑，秦王又密奏太子李建成、李元吉與尹德妃、張婕妤**，說： “臣於兄弟無絲毫負，今欲殺臣，似為世充、建德報仇。臣今枉死，永違君親，魂歸地下，實恥見諸賊!”高祖雖然感到愕然，但也不敢輕信，便說： “明言‘鞫問，汝宜早參。”說完下令通知太子、齊王明天早朝，由諸大臣公斷曲直。

六月四日一早，高祖上朝，裴寂、蕭璃、陳叔達、封德彝、宇文士及、竇挺、顏師古等人也已到齊，專等李建成、李世民、李元吉兄弟到達。而這時李世民卻正帶領尉遲敬德、侯君集、張公謹、劉師立、公孫武達、獨孤秀雲、杜君綽、鄭仁泰、李孟嚐九人，伏於玄武門內。

玄武門是宮城北門，是內廷警衛駐紮重地，是出入內宮必經之路。李建成、李元吉得到張婕妤關於秦王向高祖密告的情況後，李元吉有些擔憂，提出“宜勒宮府兵，托疾不朝，以觀形勢”。李建成卻說： “兵備已嚴，當與弟入參，自問消息。”原來這天值班守宮門的北軍將領是常何，常何本是李建成的親信，所以十分放心。

他根本沒有想到，常何已將李世民等人引入玄武門內，埋伏好了。兩人行至臨湖殿才覺有變，想掉頭回馬，李世民已騎馬迎麵而來。李元吉倉皇張弓，連射三矢，因控弦不開，皆未射中。李世民取弓還射，李建成當即中箭而死。這時，尉遲敬德帶領七十騎趕來，左右射中李元吉坐騎，李元吉棄馬往樹林中逃。李世民縱馬追去，不巧被樹枝掛住衣服，墜馬落地，李元吉趁機跳過來，壓在李世民身上，李元吉力大，眼看李世民將傾刻亡命，正好尉遲敬德躍馬而至，李元吉立即往武德殿奔逃，敬德引箭便射，將他殺死。

這時，太子東宮翊衛車騎將軍馮立，與副護軍薛萬徹、齊王府車騎謝叔方等人率東宮、齊府精兵二千餘人趕來攻玄武門。在玄武門的秦府兵不多，加上常何少量禁軍宿衛兵，也難以抵擋，情勢十分危急。雲麾將軍敬君弘、中郎將呂世衡領兵出戰，皆戰死。張公謹趕忙緊閉宮門抵抗，薛萬徹力攻很久，不得入，遂鼓噪進攻秦府。正在這緊要關頭，尉遲敬德持李建成、李元吉首級趕到，東宮、齊府將領和士兵見主子已被殺，無心戀戰，遂潰逃而去。薛萬徹與數十騎逃入終南山，馮立則解散部眾，逃出宮城。雙方血戰終算告一段落。

隨即，李世民派尉遲敬德前往海池舟上麵見李淵，說： “秦王以太子、齊王作亂，舉兵誅之，恐驚動陛下，遣臣宿衛。”李淵見事已如此，也無可奈何，改立秦王為太子，軍國庶事，無大小悉委其處決。八月，高祖李淵退位為太上皇，傳位於李世民，是為太宗。

秦王李世民在玄武門之變中，一舉戰勝太子、齊王的宮府集團，既有其必然因素，同時又有著很大的偶然性。東宮、齊府在京師的精兵有二千以上，秦府隻有八百人，在兵力方麵相差懸殊。要不是李世民收買了玄武門衛隊首領常何等人，勝負是難以預料的。

對玄武門之變應該如何評價呢?

事變前夕，房玄齡就把策劃誅殺說成是“遵周公之事，外寧區夏，內安宗社，申孝養之禮。”事隔十幾年，唐太宗讀國史， “見六月四日事，語多微文。”對房玄齡說： “昔周公誅管、蔡而周室安，朕之所為，義同此類，蓋所以安社稷，利互旦旦二史官執筆，何煩有隱?宜即改削浮詞，直書其事。”這裏無非證明伏殺兄弟是正義的事情，而不是出於爭權奪利。因此，唐朝官修史書總是把建成與元吉加以醜化，而對世民則盡量粉飾。直至五代，劉晌等人編撰《舊唐書》,也持相同的觀點。史臣讚曰： “建成，元吉，實為二凶。中外交構，人神不容。用晦而明，殷憂啟聖。運屬文皇(唐太宗),功成守正。善惡既分，社稷乃定。”所謂“直書其事”,則未必能做到實事求是。

宋代以後，由於封建倫理道德和忠孝觀念的加強，對玄武門之變持否定態度的多起來了。例如，司馬光編撰《資治通鑒》卷一九一，特地加了按語： “立嫡以長，禮之正也。”認為唐太宗“推刃同氣”實在是“貽譏千古”的事，表示了惋惜。範祖禹也說： “建成雖無功，太子也。太宗雖有功，藩王也。立於以長不以功。”明末清初有學者更是痛罵唐太宗“不可複列於人類”,說什麽“太宗親執弓以射殺其兄，疾呼以加刃其弟，斯時也，窮凶極慘，而人之心無毫發之存者也。而太宗命直書其事，無畏於天，無憚於人而不掩，乃以自信其大惡之可以昭示萬世。”這些評論從封建倫理出發，從兄弟人情出發，不懂得封建統治集團內部爭鬥的殘酷性，不可能正確地闡述玄武門之變的性質及其意義。

事實上，曆代宮廷內“推刃同氣”的事件，屢見不鮮，它們恰恰是封建專製主義包括皇位終身製、繼位嫡長製的必然產物。玄武門之變就是唐初武德年間搶奪皇位繼承權的最後一場的公開廝殺。正如有的學者指出：“唐自開國時建成即號為皇太玄武門子，太宗以功業聲望卓越之故，實有奪嫡之圖謀，卒釀成武德九年六月四日玄武門之事變。”

李世民參與晉陽起兵的密謀，特別在唐初統一戰爭中功勳卓著，因而不能不產生奪嫡的貪欲。房玄齡曾獻計： “大王功蓋天地，當承大業。”有個道士名叫薛頤，也對秦王世民說： “德星守秦分，王當有天下，願王自愛。”正是在這種強烈的奪嫡圖謀的驅使下，李世民及其府僚發動了玄武門之變。

然而，對封建統治集團內部爭權奪利的鬥爭，應當作曆史的具體的分析，不能籠統地加以完全否定。其實，玄武門之變還具有立嫡以長還是以功繼位的意義。嫡長製所確定的人選，往往不是賢才，未必有治理國家的能力。

當然，李建成決不是舊史記載的那樣殘忍昏庸之徒，也不是無功勳無才能之輩。他為人寬簡仁厚，善於物色人物，既能信任一些士族出身的人，也起用一些庶族出身的人。東官僚屬如王珪、魏徵、韋挺、薛萬徹、馮立等人，都是傑出的能臣武將。在唐初統一戰爭中，也建立了一定的軍功。但是，與李世民相比較，無論是才能還是戰功，都是相差一段距離的。李建成長期留守京師，囿於宮廷生活，缺乏遠見與進取精神。他自以為京城“兵備已嚴”,而恰恰在玄武門守衛問題上出了大漏洞。他自以為皇太子地位牢固，秦王不過是“一匹夫”,而最後恰恰死在李世民的弓箭下。

至於李世民，固然是野心勃勃，但那種雄心奮發，積極向上的氣概為其兄弟所沒有。他長期轉戰各地，馳騁沙場，深入民間，接觸下層，學會了一套老謀探算的本領。他戰功顯赫，憑借天策府和文學館，盡力擴大政治影響。

前麵已經提到魏徵在武德五年年底說的： “秦王功蓋天下，中外歸心。”一個東宮謀士的分析，確實反映了李世民在人們心目中的地位。如果根據立賢的原則，太子由世民來當，無疑是更加理想。但是，在李淵堅持嫡長製的情況下，在建成與元吉的竭力反對下，隻能通過宮廷政變來解決。因此，玄武門之變一方麵是剝削階級自私本性的暴露；另一方麵，客觀上也是對傳統的嫡長製的挑戰。秦王世民的勝利，對於唐初社會曆史的發展起了積極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