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治國方略 抑製土地兼並

封建主義的社會製度必然導致土地兼和賦役不均的現象。豪民侵，土地集中，使小民兼賦，陷入極度貧困。鑒於此，建安九年(204),曹操打敗了袁紹，基本上控製了河北以後，針對袁紹弊政所造成的惡果和戰亂以來民生凋敝、經濟蕭條以及豪民兼並的嚴重情況，發出了兩道命令，一為《蠲河北租賦令》,令稱：

河北罹袁氏之難，其令無出今年租賦。

這是一種恤民性質的臨時措施，雖然僅免一年的租賦，但對於爭取民心當有極大好處。另一道命令是更能反映曹操思想的重要材料：《抑兼並令》。令文說：

“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袁氏之治也，使豪強擅恣，親戚兼並；下民貧弱，代出租賦，銜鬻家財，不足應命。審配宗族，至乃藏匿罪人，為逋逃主；欲望百姓親附，甲兵強盛，豈可得邪!其收田租畝四升，戶出絹二匹，綿二斤而已，他不得擅興發，郡國守相明檢察之，無令強民在所隱藏，而弱民兼賦也。

此令的中心思想是抑製兼並，製止強民將其負擔轉嫁到小民身上；同時，反映了曹操秉政期間一改漢代租賦製度而向租調製度的轉變。

曹操抑製兼並的理論根據和前提是孔子對冉有和子路說的兩句話。《論語·季氏》說，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和子路(二人時為季氏家臣)去告訴孔子，孔子表示反對並批評了二位弟子，然後闡明了自己的思想： “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根據“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分析孔子的前兩句話，應作“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和，不患貧而患不均”。當然，曹操引用時並未作此考證，隻是從中汲取其思想內涵而已。這就是說，曹操抑兼並、重豪強兼並之法的思想是很明確的，就是減少不均，緩和矛盾，從而減少或避免社會的不和、不安。

事實上，東漢是土地兼並的最厲害的曆史時期之一。如果說，在其初年尚能注意這個問題，時有“假民公田”(將公田租賃給貧民使用)和“賦民公田”(將荒蕪的公田賜給貧民)的記載，如漢明帝詔令“郡國以公田賜貧人各有差”;漢章帝“詔以上林池田賜與貧人”。又詔“今肥田尚多，未有墾辟，其悉以賜貧民”。及至後期，本已勢力很強的豪族地主和官僚地主的勢力迅速地膨脹起來，如梁冀竟然占有西至弘農(河南靈寶北),東界滎陽，南極魯陽(河南魯山),北達河(黃河)、淇(淇水)的方圓千裏的土地。豪強廣占土地推動了田園經濟的膨脹，又進一步促進了兼並的加劇。豪強地主、官僚地主、商賈地主的田園，既是一個經濟實體，又是一個地方武裝實體。到了東漢末年，情勢便完全如仲長統所言： “百夫之豪，州以千計”, “豪人之室，連棟數百，膏田滿野，奴婢千群，徒附萬計”。這樣的實體發展的結果，一方麵是“民無立錐之地”,或啼饑號寒，掙紮在死亡線上，或不得不投入豪強、官僚地主門下，成為依附民；另一方麵，對於朝廷來說，無疑是一股股離心力量。他們擁有自己的武裝力量可以自保，他們把負擔國家租賦的編戶齊民變為自己的依附民，直接損害了國家賦稅的收入和徭役的征發。因此，作為執掌國家政權的曹操甚知，要想鞏固中央集權，必須給地方豪強以限製；要保證社會的穩定，必須考慮小民活命的基本條件；要想提高自己的威信，必須爭取民心。

豪強地主經濟的發展和土地兼並的加劇，就當時而言，全國上下皆然。曹操所以首在河北抑製豪強、抑製兼並的原因大概有以下幾點：第一，河北本為社會矛盾、階級矛盾特別尖銳的地區，前時巨鹿(今河北平鄉)人張角兄弟發動的黃巾起義，博陵(今河北蠡縣南)人張牛角、常山(今河北元氏西北)人張飛燕等發動並領導的黑山軍起義，都發生在河北地區，足見其地民心思

變，社會不穩定。第二，袁紹自中平六年(189)為勃海太守，後領冀州牧，統冀州、幽州、青州、並州四州之地，至建安九年(204),前後十五年，社會問題不僅沒有得到解決，反而日趨嚴重。不僅原來宗族豪強地主得到發展，如田疇入徐無山中， “營深險平敞地而居”, “百姓歸之，數年間至五千餘家”。而且還因為東漢末年中原戰亂加劇，一些外地豪族也遷於河北，投靠袁紹，並建起了自己的地主經濟。如荀彧、高柔等就是從河南遷往河北的。據史載，荀或本是潁陰人， “將宗族至冀州”, “弟諶及同郡辛評、郭圖，皆為紹所任”。高柔本陳留人，亦是“舉宗”到了河北。第三，袁紹被打敗，同時打擊了依附於袁氏的諸豪強，相對削弱了反抗力量，如審配宗族的勢力本來就很大，審配被誅，自然就樹倒猢猻散了。其田產或即收歸公有，亦未可知。第四，袁氏的統治不得人心，曹操趁河北初附，正可鏟除袁氏弊政。第五，曹操打敗了袁氏，占有鄴城，立即自領冀州牧，目的是要在河北建立自己的根據地，因而除舊弊，立新政，減輕民人負擔，穩定社會秩序，便成了爭取民心、鞏固地方統治的必要舉措。

抑製兼並是曹操的重要的經濟思想，但其具體措施史中記載不多。嚴格地說，曹操對於豪強地主及其兼並活動，並沒有采取很嚴厲的打擊和限製。曹操《營繕令》規定“諸私家不得有艨衝等船”,另外還有一些試圖削弱地方武裝的舉動。這說明他對地方武裝還是有所注意的，因而對於地主武裝可能做過限製。但在經濟及其經營規模上，則沒有明確的規定和措施。

曹操抑兼並的措施主要是試圖解決豪強廣占土地而隱匿所有，逃避負擔，從而將負擔轉嫁給弱民身上的問題。具體說來，第一，他要解決袁氏遺留下來的“邑有萬戶者，著籍不盈數百，收賦納稅參(三)分不入一”的問題，即把所有豪強莊園經濟統統登記入冊， “無令強民有所隱藏”。第二，他要解決“豪強擅恣，親戚兼並；下民貧弱，代出租賦”的問題。所謂“代出租賦”,可作兩方麵的理解，一是“下民”的土地已被豪強兼並去了，但仍要照舊負擔租賦；二是豪強廣占土地而逃避租賦，這些負擔自然攤轉到了“下民”身上。從曹操的令文中看出，這些負擔是相當重的，致使貧弱小民變賣了家產，還

“不足應命”。第三，製定並執行統一的租賦標準，按畝繳租，按戶出調，田多者多負擔，田少者少負擔，並令郡國守相進行檢察，從而通過租賦政策給豪強地主以限製。在曹操看來，這幾條做到了，兼並就會受到抑製，弱民兼賦的問題也就解決了。

由此可以看出，曹操的所謂抑製兼並，並沒有治本的措施。他既沒有提出如董仲舒的“限民名田”的主張，也沒提出如師丹的“限田”措施。但是，在解決土地問題上，他沒有接受司馬朗、仲長統等人的行井田的複古主張，說明了他的頭腦 還是很清醒的，而且他的一些具體做法，對於解決“下民”負擔過重，緩和社會矛盾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據史載，曹操“重豪強兼並之法，百姓喜悅”,也非完全是一句空話。再加上他在政治上確曾給了豪強以打擊和限製，並支持了地方官懲辦逃避徭役、“征調不肯如法”的豪族勢力，所以還是應該給予一定肯定評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