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軍謀政

曹操深知軍政互濟之用。以軍謀政、以政製軍是他的重要思想之一。初為尉，兵少職卑，稍有作為即被趕出京城；及為地方長官，雖然雷厲風行一番，奏免汙吏，禁斷**祀，但終因官階有限、手無大兵，很快便感到勢單力薄，“違道取容”, “恐為家禍”,而辭官不做了。後來，征為八校尉之一，征為典軍校尉，有了部分兵權，但實乃仰人鼻息，甚至是仰宦官蹇碩的鼻息，既非政要，更無實際的獨立兵權。朝廷大亂，隻能旁觀，而不能挽狂瀾於既倒。諸此，使曹操認識到，欲謀大事，必須有實際的兵權。曹操初起兵，有眾既少，又非朝廷命官，隻好依附於陳留太守張邈名下而參與以袁紹為盟主的討伐董卓的聯軍。袁紹讓他暫任奮武將軍。在此期間，袁紹、張邈等不謀進取，而他提的諸多好的建議均被拒絕。在聯軍中的不平等地位，和“謀不為用”的情況又從另一個角度刺激了曹操，使他進一步認識到僅有兵與兵權還不夠，而且必須獲得朝廷命官的頭銜，得到合法的地盤。初平二年(191),他因大破黑山軍十萬之眾，被袁紹表薦為東郡太守。自此，他成了統掌軍政大權的一方要員，並以此為契機，開始自覺地腳踏實地地鋪設並切實走上了以軍謀政，以政濟軍，由漸及著，最終登峰造極，謀得最高權力的征程。

初平三年(192),青州黃巾起義軍攻下兗州，兗州刺史劉岱戰死。曹操的部將陳宮、濟北相鮑信等與州吏萬潛等迎曹操為兗州刺史。刺史為國之封疆大吏，一方刺史的行動，足以影響全國政局，足以震動朝廷。所以陳宮說“資之以收天下，此霸王之業也”。曹操固知其重要，所以毅然自為兗州刺史，而把朝廷派來的刺史迎頭痛擊，趕跑了。人們常說曹操是以鎮壓農民起義軍起家的，此言不錯。但如果就其仕途根基而言，則也可以說曹操是以兗州起家的。

曹操以軍功得封兗州牧，繼而又以兗州牧得封鎮東將軍，軍政相互為用，從而有資格應董承之召，將兵至洛陽。建安元年(196)八月，曹操既至洛陽，立即毫不猶豫地“自領司隸校尉，錄尚書事”。無疑，這是他以軍謀政的一次更重大的成功。

司隸校尉是個什麽官呢?司隸校尉比二千石，掌察舉百官以下及京師近郡犯法者。無所不糾，唯不祭三公。實際上，三公也在糾察之內。

錄尚書事又是怎麽回事呢?尚書本是少府屬官，尚書令的官秩也不過六百石，後因接近皇帝的關係，權力日大，官秩日加，地位日隆，以至“總典綱紀，無所不統”,成了實際上的丞相。因此，不論是三公九卿，還是其他文官武將，要想掌握實際權力，必須加“領尚書事”“平尚書事”“視尚書事”或“錄尚書事”的頭銜。有了這樣的頭銜就可以以皇帝的最高代理人主持尚書台的一切政事。所以曹操自領司隸校尉、錄尚書事，一下就把朝廷大政和京都及其附近州郡的軍政統在自己手裏了。

九月，曹操迎漢獻帝還許都後本想做大將軍，因為迫於袁紹的壓力，將大將軍的空頭銜讓與袁紹，自為司空，行車騎將軍。為什麽要自為司空呢?因為司空為三公之一。東漢時期，三公雖無實權，但地位顯貴，依然是名義上的丞相。三公有名氣，而且仍然有點權力，如果“錄尚書事”同三公之名結合起來，不僅，而且其權力便大小俱握了。聰明的曹操，正是利用了這一點，既已錄尚書事，複具三公之職，名正言順地接近了天子，控製了天子，將實權完全控製在手裏。

簡單地說，司隸校尉+錄尚書事+司空+車騎將軍=百官總己以聽=軍政統製權，這就是曹操迎漢獻帝回許都後的最初的軍政統一的權力設計。

嗣後，曹操立即把軍權、政權的相互為用，推向一個新的高度：挾天子以令諸侯。挾天子以令諸侯是特定曆史條件下的產物，它的本質是權臣或方鎮借政統軍伐異，它的終極目的必將是以軍助政，奪取最高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