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股價、身價看漲，他卻萌生了出家當和尚的念頭

蔣介石的母親王太夫人確實病了。有醫生告訴蔣介石說，太夫人可能活不過今年了。

蔣介石憂心如焚。但是，他對毛福梅厭惡之極，不願意和她見麵，便和緯國母子住在縣城裏，隻是偶爾回溪口探望。

這天，蔣介石接到陳果夫從上海寫來的信函，向他報告說，交易所執照即可發下，股價已開始上漲。

此前，由於江蘇名流張謇的阻撓，北京政府農商部遲遲沒有為上海交易所頒發執照，營業實際上是非法的，大家心裏並不踏實；此番獲得轉機，股價應聲而漲，對心情煩悶的蔣介石來說，實在是一大喜訊。

於是，蔣介石回到溪口，和母親商量到普陀山施舍千僧粥，以祈福祛病。

從普陀山回來，蔣介石又得到消息：張靜江、戴季陶、陳果夫等鑒於即獲執照，決定擴大恒泰號經營範圍，增加代客買賣金銀業務，資本額46000元，每股100元，蔣介石以蔣偉記之名，得44股。

生意初見曙光，蔣介石正為此感到欣喜，突然接到一封張靜江的告急電報：“商戰為人環攻，請兄速來營救！”

蔣介石一看，不禁大吃一驚，頓覺心灰意冷，精神近乎失常。冷靜下來，又自責“何養氣不到，一至於此哉！”[1]

這些天，孫中山、胡漢民、陳炯明等疊電催促蔣介石赴粵，他一直沒有動身。可是，接到張靜江的告急電報，蔣介石急忙趕赴上海。

兩天時間裏，蔣介石和陳果夫、戴季陶、張靜江等，不是“商量生涯解急辦法”，就是“商量營業事”[2]，很是用心。好在，問題順利化解，而且股價一直在上漲中，蔣介石鬆了口氣。

“季陶，報章上說，廣東在緊鑼密鼓選總統，”在談生意上的事情之餘，蔣介石也和戴季陶談論時局，“我3月5日給孫先生發去一函，力勸緩選總統，看來，孫先生無意采納。”

“北方選出新國會，又選文人徐世昌做總統，直皖戰爭後，段祺瑞隱退，直係二號人物吳佩孚又極力阻止曹錕取徐自代，列強以為中國政局向好，外交上有利於北方，所以孫先生想以成立正式政府來對抗徐世昌，同時爭取外交。”戴季陶說。

“可是，孫先生充其量是廣東的總統，怎麽和徐世昌對抗？”蔣介石說，“至於外交，更說不上。孫先生當年為了拉日本反袁，什麽條件都答應，可是日本不還是支持了袁世凱嗎？我看孫先生應該學學俄國的列寧，列強極力封殺俄國勞農政府，人家也不為所動。”[3]說到俄國勞農政府，蔣介石問戴季陶，“你和陳獨秀籌劃成立中國的共產黨，為什麽又不幹了呢？”

“陳獨秀是《新青年》的領袖，我對他心儀已久。通過一起辦《星期評論》的李漢俊，我結識了陳獨秀。我們兩個人可謂好漢相惜，相見恨晚。我還把自己租住的樓讓出來給陳獨秀一家住，這裏也成了《新青年》編輯部的所在地。我經常參加由陳獨秀主持在《新青年》雜誌社舉行的座談會，討論有關社會主義和中國社會改造等問題。共產國際的維經斯基也經常參加。他們成立了一個叫社會主義青年團的組織，我的住址就是這個組織的團址，對外掛外國語學校的牌子。後來說要仿照俄國，成立中國的共產黨。建黨要有個黨綱，於是大家把這事就交給我負責起草。但是等修改定稿了，我一細讀，發現內中有一條：‘共產黨員不做資產階級政府的官吏，不加入資產階級的政治團體。’不禁倒吸了一口涼氣，我總算明白了，共產黨與我心目中設想的完全不是一回事兒。那天，陳獨秀、李漢俊、沈玄廬、施存統、俞秀鬆、邵力子等人在陳獨秀家開會，商量名正言順地掛出共產黨的旗幟。我有事晚了一步，當我推門進去，這些人已經將組織共產黨的事完成了。他們以為我到了，一定會點頭同意，沒有想到，我卻說，兄弟不能參加共產黨，隻要孫先生在世一天，我就決不可能參加其他的政黨。大家本來以為誰不參加都有可能，唯有我不可能不參加，見我竟然如是說，當時的氣氛頓時凝結了。”

蔣介石說：“共產事業，吾國似無此條件。去歲，我家裏做一書櫥，包工欺偽百出，令人嫌惡。此雖小事，然從中可以窺見，中國資本家固然令人厭惡，可工人之無道德、無教育也是事實。對於共產事，我實抱悲觀。非從根本上待其心理完全改革，教育普及之後，斷乎談不到此。”[4]

戴季陶又轉入正題：“說到本黨，我也認為，此時選總統確非適宜；但是，既然孫先生力主，我輩夫複何言？介石兄，既然孫先生不主張你過問政治，眼下你還是專心軍事為好。現在孫先生身邊的軍事人物，一個陳炯明，你認為他不可靠，對孫先生已存二心；一個許崇智，你認為他重內輕外，辦事無續；鄧鏗也非帥才，我看孫先生和胡漢民、汪精衛、廖仲愷諸同誌，已然把你當孫先生軍事助手看待的。介石兄，你也不能妄自菲薄。現在正是孫先生用人之際，你下一步作何打算？”

“胡展堂[5]等諸同誌疊電催促，孫先生於本月4日、8日已連發兩電，要我即速赴粵，”蔣介石說，“季陶，孫先生真的信用我嗎？與其說信用我，不如說籠絡更恰當些。至於陳炯明，也是利用我，他們整天把粵人治粵、廣東是廣東人的廣東掛在嘴上，倘若我不甘心死心塌地為他賣命，那就打擊排斥不遺餘力，我的處境，可想而知了。我思考再三，還是不能去。”

“有仗打，就有你施展的機會，”戴季陶說，“你不能錯過，否則讓孫先生如何信用你呢？

“陳炯明不想討桂，隻是和孫先生周旋而已。”蔣介石說，“至於孫先生，正忙於選總統，我去做什麽？所以我給孫先生回電說，‘動員無期，來亦何益，且反多阻礙，暫為緩行’。其實，還有一事，不便向外人言者，就是家事。”他感歎說，“季陶，現在想來，家庭之於人生，實為一大魔障！[6]”

“是不是和大嫂？”戴季陶問。

“季陶，毛氏平日，人影步聲，皆足以刺激我的神經！”蔣介石訴苦說，“4月3日下午，我在文昌閣看《通鑒》時，見毛氏和經國擅自自奉化城舍歸，怒不可遏，大鬧一場，毛氏竟當經國之麵，與我對打，實屬不成體統。我也自知，毆打之後，自傷元氣，也實在犯不著。可是，當時真是忍無可忍。我已決計離婚！”蔣介石斷然說，“4日我寫了一封長信給妻兄毛懋卿，縷訴與毛氏決裂情形及主張離婚理由。”

“介石兄，你太暴躁了。”戴季陶說，“不過，倘若能早日有個了斷，解除後顧之憂，以便全力輔助孫先生，也是好的。”

但是，蔣介石知道，了斷，不是那麽容易，其中的關鍵是自己的母親。

就在蔣介石與毛福梅對打那天，蔣介石一怒之下，把妻妾及經國緯國二子，逐出家門，就是要向自己的母親王太夫人發泄不滿。第二天，給妻兄寫完正式提出要與毛福梅離婚的長信，得知毛福梅還在家裏，蔣介石又是一頓大罵。

“是我不讓她走的。”王太夫人說。

蔣介石竟然詛咒自己的母親，故意給母親以刺激，好讓她不再從中作梗。雖然他自責說，詛咒自己的母親，“罪戾上通於天矣！何以為子，何以為人！”[7]然而，4月19日中午，蔣介石從上海回到奉化縣城，得到消息說王太夫人又把毛福梅叫回家裏了，他還是忍不住罵自己的母親：“母親老悖，一至於此，不僅害我一生痛苦，而且阻我一生事業，徒以愛子孫之心，強欲破鏡重圓，適足激我決絕而已。今日擬發最後離婚書。”[8]

此後的半個月，孫中山、胡漢民、陳炯明、許崇智等依然函電疊催，張靜江等也來函，告訴蔣介石上海股價大漲，生意大有盈利；可是蔣介石卻被家事鬧得焦頭爛額。

母親王太夫人已是全身浮腫，咳嗽不出，熱度甚高，蔣介石為之心椎，愁悶不堪；又因不願意看到毛福梅而不能看顧病母，他不禁感慨“門庭多故，使我有母而不能養，有子而不能教，皆毛氏一人所害。此夙世冤孽，非離婚無以回天倫之樂”[9]。可是，病危的母親不同意他離婚，寫好的離婚書也隻得壓而不發。

一個毛福梅已經令蔣介石難以忍受了，姚冶誠也“故態複萌，其成心之忍，掉舌之尖，”讓蔣介石“憤無盡”，對她好一頓痛罵，還是不足平息怨氣[10]。

第二天一早，剛剛5點鍾，蔣介石就起床了，登上文昌閣，佇眺風景，不禁感慨萬千：“人類以敬愛相尚，L在家族之間。我待毛氏已甚，自知非禮，但一見心狠，按耐不住，如中國習慣，不以離婚為醜事，則目前彼此之痛苦，皆可以免除。今乃不然，徒使男女終身磨難，白首抱冤，此誠大惑不可解也。”

回到家裏，又看到毛福梅，蔣介石竟為之暈厥，癡呆半晌後，也不顧病中的母親，對毛福梅又是一頓打罵。

何以解脫呢？蔣介石苦思冥想，沒有人體恤自己，無論是社會的還是家庭的環境，都難以打破，想來想去，他的結論是：“隻有出俗為僧而已！”[11]

[1]蔣介石日記，1921年4月15日。

[2]見蔣介石日記，1921年4月17日、18日。

[3]蔣介石的這些看法，見其給孫中山主張緩選總統的上書，載《蔣介石年譜初稿》，第61-63頁。

[4]蔣介石的這個想法，在其1920年2月2日的日記有記載。他對資本家、商人等厭惡的話，多次在日記裏出現過。如1922年11月28日日記雲：“中國商人，見之頭疼。”也有“工人之辛苦危險，可謂極矣，資本家見之，如無慈悲之心，非人也”之類的話。

[5]胡漢民，字展堂。

[6]家庭對人生實為魔障一語，參見蔣介石日記，1921年1月22日。

[7]蔣介石日記，1921年4月4日。

[8]蔣介石日記，1921年4月19日。

[9]蔣介石日記，1921年4月25日。

[10]蔣介石日記，1921年5月5日。

[11]蔣介石日記，1921年4月25日，5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