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直言不屑攀附權門，又被受輕視的感覺所折磨

1921年新年前後，勸駕的函電，像旋風一樣，向蔣介石刮來。

但是，蔣介石的感覺，並不好。黨中領袖、故舊友朋如此函電交馳，勸他趕赴沙場，是真的高看自己？

蔣介石不這麽認為。

有一件事，蔣介石耿耿於懷。

去年新年後，孫中山、張靜江、胡漢民、陳炯明等也曾經一再敦促蔣介石離滬南下，蔣介石不得已，決定從命。為此，他去拜訪也住在上海的汪精衛。

“這些年，季新兄遊曆海外，更增學問，還請季新兄對中正多多指教。”蔣介石謙虛地說。

汪精衛虛文應酬道：“豈敢！這個世道，像我這樣的人，現在是沒有什麽用處的。我在想，不如本我所學，幹一些切實改良風氣事業的工作來得有益。”[1]

“哪裏，本黨離不開季新兄這樣的人才。”蔣介石敷衍著。

恰好，胡漢民、廖仲愷也到了汪精衛寓所，蔣介石便向幾個人談到陳炯明、朱執信等電召他的情形。

“祝賀！祝賀！”胡漢民、汪精衛、廖仲愷紛紛說，“看來，非介石出山，則軍事無望啊！”

蔣介石“殊感不快”，覺得這幾位黨中大佬，譏他蔣介石名不副實，他感歎自己“資格猶淺，為人所詫異。”[2]

言猶在耳，這些人，怎麽可能覺得他蔣介石是不可或缺的人物呢？無非將自己視為招之即來、揮之即去的馬前卒罷了！

還有，廖仲愷信中的不遜之詞、戴季陶造訪時的聲色俱厲，都讓蔣介石心裏很不是滋味。

所以，蔣介石不想就這樣輕易答應赴粵，但是對此也不能置之不理。

於是，蔣介石於1月4日給胡漢民、廖仲愷回信：

……弟之對黨對友，不敢存一分偷安之心，亦不敢作絲毫矜張之氣，而對於愛我諸公，更不願有些敷衍客氣之意，以自暴自棄。即對仲兄（廖仲愷——引者注）之函，時形不遜之詞，殆亦自居摯友，率性直書，無所隱飾，不敢效世俗輕浮之狀，以自負良知。……弟對粵事，終抱懷疑不安之態，……今日竟存（陳炯明——引者注）對先生（孫中山——引者注），如當二人看待，則將來一場無結果，可以斷言也。……

第二天，蔣介石又給戴季陶寫了封信

……日前一劇開場之初（指12月25日因戴季陶迫蔣介石赴粵引發爭吵之事——引者注），實以兄（戴季陶——引者注）聲色俱厲，不容我置喙餘地，態予人難堪。兄固愛我，凡有勸解，無不順從。然弟索性急躁，平時對人太欠恭敬，而對兄則十分忍耐，故於吃虧受氣之餘，不知不覺之間，醞釀之久，是以爆發於今茲患難相共甘苦共嚐之日。事後思之，自愧更又自笑。為人不自愛惜，暴棄傲慢，一至於此，有何麵目以對良師益友耶。茲引曾滌生（曾國藩——引者注）誡其弟……家書一節，以為我二人取照寶鑒，則往後之交誼，益加深摯，未始非因此而玉成也。

……1月10日，蔣介石接到張靜江1月7日所寫信函，告訴蔣介石兩件事：一是孫先生來電，促他赴粵；二是替他代認恒泰股份，同時還勸他和戴季陶主動和解。

蔣介石回函：

……日來閑居，常以弄墨自娛……代認恒泰股份，甚感，請為簽字。……季陶為我益友，而公則為我良師也。……季陶愛我而不知我之短處，且感情用事，責人太苛……隻知罵人，而不恤人之困難。……孫先生七日來電，促我速行，……祈吾公代複一電，措辭宜圓，不致有傷感情耳。

其他人的敦請，蔣介石可以拒絕，但是，孫先生親自電促，他置之不理，於心不安。或許是擔心傷了與孫先生的感情，1月10日這天，他埋頭起草了一份《軍事意見書》，提出了對時局、對於軍事準備、對於北方出兵準備等共九個方麵，郵呈孫中山。又對粵中老資格的黨人古應芬5日來函，寫了回信，告訴他自己擬於兩星期之內啟程赴粵，並請古應芬將此函轉請廖仲愷、汪精衛、胡漢民一閱。

1月11日，蔣介石又接到孫中山來電

轉介石兄鑒：援桂（即討伐桂係軍閥——引者注）克日出師，請兄（蔣介石——引者注）速來臂助，兄本允赴粵追隨，勿再遲延為幸。盼複。孫文。

蔣介石不相信陳炯明會帶粵軍出粵，所以他決定還是不能答應孫先生馬上赴粵，遂於次日回電：

……今蒞粵五旬，未聞發一動員令，中（蔣介石——引者注）是以有待。如果出師期定，當不俟召前來效力也。中正叩。

隨後的幾天裏，蔣介石又陸陸續續接到戴季陶、邵元衝、楊庶堪、胡漢民、陳炯明等人的函電。

戴季陶在信中說：

介石我兄惠鑒：尊書敬悉。是日弟不自知何所開罪於兄，惟自信對兄為一腔熱誠，即勸兄赴粵，雖屬為公，亦有一半係為兄個人打算，無故而逢兄之盛怒……兄之自我之強，有不可當者，然而杯酒失意，輒任性使氣，不稍自忍，以此處世，深虞召禍；即不能，亦足礙事業之成功。……至於遇事忍耐沉靜，以中正和平自持一層，即兄居家亦宜如是，對於家人、雇仆、同鄉、戚友，更不宜動輒任性使氣，有不如意，則罵詈隨之……靜江與弟皆認為忠厚和平為先生（孫中山——引者注）唯一優點，……甚願與兄共勉學之耳。……

楊庶堪在信中說：

……中山先生政治興趣未衰，……尤欲持以勉兄共襄其業，且見兄之重要過於一般同誌。……

盟弟邵元衝信中說：

先生（孫中山——引者注）處能真心辦事之人，實亦太少，吾人萬不能不盡心以助之。……兄既謂中國宜大改革，宜徹底改革，則兄必已自任為負改革責任之一人……如是則兄必非厭惡中國社會之人，乃不滿意現在中國社會之現象而已。……吾人因愛社會，關切社會，故不能不自己努力，不能不為社會努力，否則一齊撒手，中國不成其為國家矣。……

陳炯明來電說：

請秘密轉蔣介石兄鑒：……中軍指揮官無人勝任，非借重吾兄不可。破桂之後可圖長江，革命前途實有希望，務請來粵。……

胡漢民信中說：

……季陶私自離粵，弟（胡漢民——引者注）切責之，渠乃欲挽兄（蔣介石——引者注）來以自贖，相迫太切，其意則可諒也。仲愷前致兄書，今茲亦不自憶作何語，以粵中財政為桂匪搗亂至於破產，而軍餉火急……仲愷支持太苦，日夕如坐愁城，亦企以恕季陶者恕之耳。……望兄來如望歲，……仲元（鄧鏗——引者注）亦言“我自信不如介石遠甚，介石……是平桂必要的一個人。”故兄更勿遲遲，以顧大局。

蔣介石回了戴季陶一信，說：

……吾謂先生（孫中山——引者注）待友，其善處在簡直痛快，使人畏威感德；靜江待友，其善處在不出微言，使聞者自愧。而兄（戴季陶）之待友，限格太嚴，鋒芒太露，度量不甚寬在，此其所以遜於孫先生與靜江也。然兄之待吾，私愛之厚，道義之深，有過於孫先生與靜江之待吾者，而吾之待兄，固亦奉為畏友良師……粵中自成風氣，孰有如孫先生之以誠待人者，而其內容複雜，尤非吾兄所盡悉。如以對我個人言之，則揮之使來，招之使來，此何等事，而謂吾能忍受之耶！氣度太褊狹，則或有之，然吾人妄自尊大固不可，輕自菲薄，亦何可為耶？趨炎附勢，夤緣於權豪之門；貪位戀棧，乞憐幹無情之友，是豈吾輩自重黨員人格之道乎？……總之，弟不願自居偷安，亦決不願自外於世。畏讒避怨，是或有之，而貪生怕死，則未之有也。徹底之事，根本之計，則樂為之；不實之事，無益之舉，則不樂為也。弟處世之病，在乎極端，故有生患難之至友，而無應酬敷衍普通之交好。……兄之所以不輕棄夫弟者，……而終望弟有成業之一日乎。……

給戴季陶回信的第二天，蔣介石又給陳炯明複電，並上書陳述戰略，他答應陳炯明，不日赴粵。

1月27日，蔣介石離開奉化，前往上海。

“先生及諸位同誌函電疊催，不去於心不安，”蔣介石見到張靜江，向他報告了各人函電概要，並**心跡，說，“然則，說是出兵討桂，孫先生至今尚未發布動員令，討桂到底能不能付諸行動，尚屬未知中，弟此去，實在為時過早。”

“去還是要去。”張靜江說，“介石此去，足慰眾望。”

蔣介石說：“二哥，弟思考再三，今後決心對於自己地位，始終以個人名義讚助孫先生及競存兄，如無軍械自練軍隊，凡有職責，一概不受，以為藏拙養精之地。此時若盜虛名而無實際，一朝失敗，則前途絕望矣！”

在滬上盤桓了數日，蔣介石於2月6日抵達廣州。

第二天，蔣介石謁見孫中山，建議說：“先生，中正以為，粵軍唯一的方針，乃在從速討桂，向外發展，如此，則內部之團結可以鞏固，廣東根據地亦可以鞏固。粵軍今日處於苟安保守地位，如不積極進行以謀發展，則兩三個月後，大勢一變，則悔之晚矣！如果能迅速出發，雖擲十萬金之餉彈亦不足惜！萬不可不計其大而務其細，不謀其遠而圖其近。”

“介石能來，甚好。”孫中山說，“平桂計劃種種，正待參定，各事之籌備，也需周察始免缺憾。你要多為競存籌策。”

蔣介石覺得，孫先生對他的話，似乎並沒有重視。但是，他還是在接下來的幾天裏，遍訪陳炯明、廖仲愷、胡漢民、許崇智、鄧鏗，研究討桂戰略。

2月11日上午，從陳炯明處出來，蔣介石在4天裏第三次謁見孫中山。

“先生，此來粵中，得悉競存要建設廣東模範省，正全力推進興辦實業，築建公路，實行免費教育，革除陋俗，禁絕煙賭逐項政策，甚獲人心。”蔣介石說，“競存之舉，固然惠及全粵父老，然則，有句話，正中敢布腹心，向先生言之。先生之於競存，隻可望其宗旨相同，不越範圍，若望其見危授命，尊黨攘敵，則非其人，請先生善誘之。”

“宗旨相同，即當信托之。”孫中山說，“還是要同心同德。”

蔣介石知道，孫先生對他的話，不以為然，也就不便再言。隨之，蔣介石又去拜訪胡漢民。

“競存要邀請陳獨秀來粵組黨。”胡漢民說，“還要他擔任教育委員會的委員長，說是要為廣東引入新思潮。”

“陳獨秀辦的《新青年》我是經常看的，”蔣介石說，“確實令人耳目一新。”他又問胡漢民，“展堂兄，競存兄說起聯省自治，到底是怎麽回事？”

“聯省自治是一幫學究，有鑒於國內局勢，提出的和平解決辦法。”胡漢民說，“概而言之，民主當自下而上實行之，由縣而省，實行自治，製定省憲，省長民選，自治各省聯合，組成聯邦共和國。”

“如此說來，聯省自治是改良的辦法，”蔣介石說，“孫先生是主張革命的，那孫先生不可能讚同聯省自治。”

胡漢民說：“聯省自治，在學者或許是出於理想，但對地方實力派來說，就難免有為軍閥割據提供口實之嫌。”

蔣介石說：“展堂兄，弟早向孫先生說過，競存不會真心服從孫先生的。弟所以不得不屢屢辭職，實在是競存對弟一味猜忌，弟難以在粵軍立足。”

胡漢民說：“介石，你知道競存名字的來曆嗎？他曾經告訴過我說，他少年時做過一個怪夢，夢中左手攬月，右手挽日，故名炯明。他寫的詩中有‘日月夢持負少年’之句，此人心中念念不忘的，是要做扭轉乾坤的人物。我早就看透，這個人野心很大，把粵軍看成是個人成就霸業的資本。所以我多次向孫先生建言，削弱他的權力。”

“可是，孫先生一味信任他。”蔣介石抱怨說。

“那也未必。”胡漢民說，“你知道，粵軍共有兩個軍，競存是總司令兼第一軍，汝為為第二軍。孫先生采納我的建議，將粵軍分為三個軍，汝為的粵軍第二軍改為國防第一軍，另組國防第二軍，委黃大偉為軍長，均不受粵軍總司令節製，而直屬軍政府統轄。還有，孫先生采納我的建議，劃廣州為直轄市，不受省長節製，委孫先生公子孫科為市政廳廳長。”

“難怪競存對展堂兄多有不滿。”蔣介石說。

胡漢民歎氣說：“可惜啊，許汝為和孫先生的公子哲生，實在不爭氣！倘若他們有介石的見識和能力就好了。所以，我多次和孫先生說，一定要介石你留在粵軍，以為牽製。這也是你每次辭職後我都不厭其煩敦請你回來的原因所在。”

胡漢民如此信任自己，蔣介石很感動。

“無論如何，眼下是要平定廣西，一旦兩廣底定，揮師北伐，或許有些矛盾就迎刃而解了。”胡漢民說，“走，我們一起去訪汝為，研究討桂計劃。”

在許崇智家裏，三人研究了討桂計劃，胡漢民走後，許崇智問蔣介石：“介石，有一件事，孫先生有沒有和你說起？”

“何事？”蔣介石問。

“做總統之事。”許崇智說。

蔣介石大吃一驚：“孫先生要做總統？”

許崇智說：“對。那天孫先生找我垂詢，說因對抗北京政府和外交上的考慮，他想取消軍政府，成立正式政府，他來做大總統。”

“為什麽非要做總統呢？”蔣介石不解。

“孫先生說，革命需要兩件東西，一件是權，一件是力。他一定要做總統！做了總統就有了權和力了。”

“汝為兄何意？”蔣介石問。

“我說，服從黨，個人無異議。”許崇智回答。

“那汝為兄內心到底怎麽想的？”蔣介石又問。

“既然是孫先生的主張，吾人隻有服從。”許崇智說，“不過，私見以事實上之利害關係言，平桂後先舉大元帥，再選總統，較為妥當。”

“陳總司令呢？”蔣介石又問，“他是何主張？”

“我看競存不支持孫先生選總統之舉。”許崇智說，“競存對孫先生一味以武力解決國內政治，始終不以為然，眼下競存熱衷於聯省自治，正命人起草廣東自治條例、民選縣長施行辦法，想通過聯省自治找到解決國內局勢的辦法。倘若孫先生選總統，勢必激化與北京政府的矛盾，繼續走武力對抗的道路，競存怎會讚成？”

蔣介石有些失落。如此重大的問題，孫先生竟然對自己無一字言及，顯然覺得自己的意見無足輕重。

“介石，你以為此事當辦嗎？”許崇智問。

“當年組建護法軍政府，名義上還有西南六省。現在呢？西南各省都宣布自治，唯有廣東一省勉強承認軍政府。桂逆未平，西南也還未能統一，南下的國會議員也不足法定人數，如何選舉總統呢？”蔣介石說，“即使勉強選總統，不也是廣東一省的總統嗎？外交上，能夠增加砝碼嗎？身為廣東省長的競存，會樂觀其成嗎？眼下關鍵是討平桂係，鞏固兩廣，以兩廣為根據地，北伐以謀江浙，推翻北京政府，那時再選國會、舉總統，豈不名正言順？”

“孫先生意已決，恐難以改變。”許崇智無奈地說。

“倘若孫先生執意選總統，弟料黨見隨以歧異，內部因之不一，西南亦將為之渙散，必重蹈民國七年大元帥之覆轍。”蔣介石憂心忡忡地說，“總之，若孫先生做總統，不益反損！”

此事，令蔣介石很是煩悶，他便再次謁見孫中山，想表達自己的不同意見：“先生，道路傳聞，先生有選總統之意……”

不等蔣介石說完，孫中山打斷他，說：“介石，現在要緊的是軍事，而本黨的軍事人才實在匱乏，你還是專心軍事，不必過問政治。”

蔣介石不便再說下去了。

心情煩悶的蔣介石，隻好按照孫中山的要求，專心於軍事。可是研究討桂計劃時，又是意見紛紜。

“展堂兄，何以討桂的計劃，陳總司令總是不滿意呢？”蔣介石問胡漢民，“他到底是怎麽想的。”

“競存永遠不會滿意，”胡漢民說，“因為他根本不想討桂。”

“何以見得呢？”蔣介石問。

“孫先生要競存率軍討桂，競存擔心他走後，廣東會落入他人之手，自然不熱心；孫先生也曾設想，既然選總統意見紛紜，是不是退一步，在主席總裁的身份上加一個大元帥的頭銜，親自率軍討桂。可是，競存又擔心粵軍會被孫先生帶走，還要廣東負擔軍費，也暗中阻撓。所以討桂計劃，他永遠不會滿意，隻是他不便說出口，不免搞些暗地的動作。”

明白了這一點，蔣介石大失所望：“討價還價，權術奸詐，皆非我所能也。見幾不作，必招怨尤，徒傷歲月，而無益事實，我何為者耶？”[3]蔣介石自問。

一氣之下，在廣州停留了僅僅7天，蔣介石即以侍母病為由，返回奉化。

[1]參見參見雷鳴：《汪精衛先生傳》，第116頁。這些話，應該反應的是汪精衛在這個時期的心態。

[2]參見蔣介石日記，1920年5月51日。

[3]蔣介石日記，1921年2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