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身處底層的年輪人期盼出人頭地 1、身處底層又急於出人頭地，隻能像無頭蒼蠅一樣四處亂撞

大清光緒三十二年，是西曆1906年。這年的春天，東鄰日本，櫻花已經盛開，正是氣候宜人、賞心悅目的季節。

可是，在一個年輕人的臉上，卻看不到一絲沐浴春風的喜悅，反而流露出無奈、無助和焦躁的神情。

這個名叫蔣誌清的年輕人，來自中國浙江，不滿19歲的年紀，身材不高，尚不足170公分；體重也隻有59公斤。這樣一個瘦小的年輕人，在東京街頭熙熙攘攘的人流中，毫不起眼。如果說，他有什麽與眾不同的話，那就是無可掩飾的落魄和惆悵。

本來，這個年輕人，是為了改變命運，以“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複還”的悲壯，踏上海輪，來到東鄰的。

的確，在這個年輕人的腦海裏，早早就生出了一個強烈的念頭：改變命運，出人頭地！

是太多的屈辱和不平，促使這個年輕人苦苦地思索著改變命運的途徑。

屈辱和不平，是從這個乳名叫瑞元的年輕人8歲那年開始的。8歲之前，由於家中開著一個不大的鹽鋪，還有一些田畝，父勤母賢，日子過得可謂無憂無慮。在無憂無慮中，頑童瑞元，也喜歡做些令人啼笑皆非的惡作劇，結果還落下了一個“無賴”的“雅號”。

8歲那年，54歲的父親突然故去，同父異母的兄長要求分家析產，寡母帶著瑞元和一弟一妹，艱難度日。隨後，4歲的弟弟也不幸夭折了。孤兒寡母的家庭，籠罩在悲慟淒慘的陰影裏，而寡母最大的心願，就是把唯一的兒子瑞元撫養成人，頂門立戶。

失去親人的悲痛固然令人久久難以釋懷；但是，更讓少年刻骨銘心的，是隨著家道衰落所遭受的輕蔑和欺辱。

瑞元永遠忘不了這樣一個場景：那天，他和幾個小夥伴在鄰居家玩耍，剛好到了午飯時間，鄰居家主婦端出來香噴噴的雞汁烤芋頭分給小夥伴們吃。在場的所有孩子都有一份，輪到瑞元時，他正想伸手去接，主婦卻端著烤芋頭轉身走了。

瑞元不明白這是為什麽，他感到被當眾羞辱的憤怒和無助。漸漸地，和瑞元在一起玩耍的夥伴們，也都疏遠了他。從街坊四鄰的指指點點中，瑞元終於明白了，他們是嫌沒有父親管教的瑞元會把自己的孩子帶壞。況且，和這樣的窮小子混在一起，隻有吃虧，不會有什麽出息。

每當聽到人們在背後竊竊議論，說他是小無賴、窮酸樣、沒有父親教養等等，瑞元都想勃然反擊，但最後都不得不強忍怒氣。因為，他知道，孤兒寡母的家庭，勢單力薄，是逞強不得的。

怎麽辦？一向好動的瑞元，突然間像變了一個人似的，喜歡一個人躲在無人的角落，沉思默想，鬱鬱寡歡。

思來想去，瑞元堅信，麵對現實，自己不能改變別人，但是可以改變自己。而要改變自己，唯一的辦法，就是發奮讀書，求得功名，出人頭地，不僅自己能夠揚眉吐氣，也好讓含辛茹苦的母親，過上舒舒服服的日子。

寡母非常理解兒子的心情，也盡力為他提供良好的學習環境。傾其所有，也要支持兒子讀書。然而，靠讀書求取功名之路，不久就遇到了挫折：麵臨列強瓜分中國的危機，朝廷一番反思，決定改弦易轍，實行新政，而新政的核心，就是廢科舉、設學堂、派遊學。

雖然不得不斷了通過科舉求取功名的想法，但是，新式學堂更激發了瑞元的學習熱情，也極大地開闊了少年的視野。他知道了，這個國家，處在危難中；在這個危難的國度，許許多多的人們，像他一樣，生活得沒有尊嚴，沒有幸福。

尋找救國救民的出路也好，改變自身的命運也罷，反正，遊學海外，已經漸漸成為時尚，瑞元也動了這個念頭。在國內，他看不到自己的出路在哪裏！可是，要留洋，寡母舍得嗎？家裏的境況能夠支撐得起來嗎？

一個時期裏，在奉化縣的龍津中學，這個年輕人每天都早早起床，梳洗後就站在宿舍的陽台上大約半個小時，緊閉雙唇，交叉雙臂，顯示出一副堅定與沉思的神態。

他，在苦苦思索著改變命運的途徑。

為此，他處處留心，尤其關注時事，在學校的閱覽室內，總是最先搶到上海送來的報紙，如饑似渴地閱讀。正在這時，發生了一件意外的事。那天，正好瑞元從縣城的龍津中學回到家裏，村裏甲首到家裏催繳差糧，母親和他發生了爭執。瑞元聽明白了，自己家裏孤兒寡母，近乎窮困潦倒，甲首非但不予體諒關照，反倒以強欺弱，額外多派差糧。寡母認為攤派不公，據理爭辯。站在一旁的瑞元義憤填膺，按捺不住，指著甲首破口大罵，幾乎大打出手。甲首惱羞成怒，到衙門告了一狀，官府派差役傳瑞元到衙門聽勘。原以為官府是講理之處，不料官府不問青紅皂白，竟然勒逼招供。瑞元無奈，為使寡母免受牽連，便忍辱畫押，遂被官府扣押大牢之中，監禁數日。

想自己8歲喪父，一門孤寡無依；而國家又是政汙官貪，吏胥勢毫，夤緣為虐。門祚既單，遂為覬覦之的，欺淩脅逼，靡有寧曰。嚐以田賦征收，強令供役，產業被奪，先疇不保，甚至構陷公庭，迫辱備至。鄉裏既無正論，戚族亦多旁觀。母子含憤茹痛，荼孽之苦，不足以喻[1]。年輕人的心裏，燃燒著仇恨的怒火。

他清楚地意識到，要解心頭之恨，就得出人頭地。可是，出人頭地的路在哪裏？

那時候，所有的熱血青年，都把出國留學作為改變命運、實現理想、建功立業的一條捷徑。這腐敗的政府，不公的社會，已經沒有了下層民眾的立足之地。於是，忍受屈辱發誓要出人頭地的年輕人外出求學的念頭，更加強烈，也更加堅定了。

不僅要留學，而且一定要學軍事。

此意已決，年輕人寫信向母親表明心跡：非出人頭地，不能解心頭之恨，非東渡求學，難有翻身之日！

親戚朋友聞此訊息，皆不以為然，紛紛勸阻。寡母雖非大家閨秀出身，但卻是深曉大理，明白是非之人。有錢有勢有門路人家的孩子，紛紛留洋，為什麽自己的兒子不能？況且兒子的誌氣、誌向，也令她感到欣慰。天下父母，誰不希望自己的兒子能夠擺脫屈辱、貧困的境地，出人頭地呢？所以剛過不惑之年的寡母，不僅沒有勸阻，反而強忍著骨肉即將分離的痛楚，東借西湊，盡力為兒子籌集東渡的盤纏。

終於可以向著自己的理想邁出第一步了。

臨行之際，為向親人表示定要混出個樣子的決心之堅定，也表示要與這腐敗的政府和不公的社會決裂，年輕人拿起剪刀，要把拖在身後的辮子剪掉。家人手忙腳亂，趕緊予以阻止。要知道，剪辮子，那是大清律明令禁止的，貿然為之，就有性命之憂。為了不讓寡母擔心，年輕人強忍著，留下了辮子。

不料，來到日本才知道，自己的想法，未免太天真了。

急於要改變命運，卻遇到了人生中第一次嚴峻考驗。

一到東京，年輕人懷著急切的心情，便迫不及待地找到了振武學校。

這，是專門為中國留學生設立的軍事學校。

年輕人知道，甲午戰敗後，政府痛定思痛，決心編練新軍，派遣留學生到德、奧等國學習軍事，後來，包括自己的家鄉浙江和湖北兩省的少數學生，陸續到了日本，進入了東京的成城學校武科學習軍事，並且漸漸帶動不少人紛然前來。隨著中國留學生日益增多，日本政府為了迎合此一形勢，將成城學校武科擴大，改稱振武學校，專門吸收中國留學生。

振武學校隻是初級軍校，但是是取得軍官資格的必由之路。按照日本軍部的規定，所有報考軍校者，必先進入初級軍校，畢業後先送入日本的軍隊以下等兵身份實習半年到一年左右，以下士資格，進入士官學校學習，然後再分發軍隊實習後，就可以取得軍官資格。

蔣誌清此番東渡，就是直奔振武學校而來的。

在他的想像中，一旦進入振武學校，不出三年五載，他就搖身變成少尉軍官了。

然而，學校方麵給他的回答，卻似冷水澆背，讓他渾身上下，一下子涼透了！

年輕人不知道的是，自己祖國的政府，雖則腐敗無能，卻對威脅政權的人和事防患於未然、扼殺於萌芽格外留心，早已把控製國民的觸角，伸向了海外。

在他東渡的兩年前，也就是光緒三十二年，西曆1906年，清政府已經做出規定並和日本政府達成協議：凡是投考日本軍事學校的學生，必須由各省的最高長官或者陸軍部保送。

也就是說，徑自來投，沒有保送，日本的軍事學校，是不可能接收他蔣誌清的。

豈止如此，清政府還對這個規定實施前已經在讀的留學生，派人進行了專門的甄別，被鑒定為忠於祖國政府的，轉為官派生；有異誌者，則予以剔除。一個同樣來自浙江、名叫陶成章的人，據說是秘密革命團體光複會成員，就因此被開除了學籍。

實際上，就在頭年11月，日本文部省接受清政府的再三請求，頒布了《關於清國人入學公私立學校的規則》也即《清國留學生取締規則》。這個文件一頒布，就激起了留學生的強烈不滿。各校留學生代表連續好幾天都到大清國駐日公使館，要求徹底取消這一規則，無果，留學生300餘人遂召開大會，通過《東京留學生對文部省取締規則的駁議》，決定實行總同盟大罷課。當時，在日留學生中，以秋瑾、宋教仁為代表，主張集體回國，表達抗議，先頭部隊200多人先期回國；以汪精衛、胡漢民等人為代表，反對集體歸國，主張“堅忍奉公，力學愛國”。

湖南籍留日學生陳天華，留下絕命書，決心以死來激勵國人“共講愛國”，在東京大森海灣投海自盡！

對於這些，這個自以為眼界頗是開闊的年輕人，竟都茫然不知。

如此看來，此行未免太冒險太莽撞太倉促了。

他深切地感受到，一個身處下層的年輕人，沒有引路人，要改變自己的命運，是何等艱難！

可是，他不甘心，抱著一線希望，接連跑遍了東京及其周圍的軍事學校，苦苦懇求。

然而，還是沒有一所軍校願意收留他。

現在，年輕人像個沒頭的蒼蠅，四處撞壁，一籌莫展。

[1]蔣介石《報國與思親》，家書日記選，29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