處理與領導的分歧需要智慧
從處理敵國“王孫”叛逃事件直至達成和平，結束近二百年的戰爭狀態這件事來看，高拱和張居正兩位搭班子的好朋友，真像他們曾經憧憬的那樣，同心協力、取長補短、攜手謀國，為富國強兵、振興大明而奮鬥。
當然，再好的朋友也不可能在每一個問題上都有共識，當發生分歧的時候，張居正是如何處理的呢？
就在高拱風塵仆仆回到首都複職的時候，在遙遠的貴州，明軍正在集結兵力，準備一舉剿滅水西土司安國亨部。
此前，中央接到貴州省主要負責人——巡撫王錚的報告，說安土司叛逆，請求最高統帥下達平叛令。當時“常委會”研究後報請最高統帥批準，命令王巡撫調集兵力，指揮平叛戰役。不用說，張居正是積極支持的。
幾個月後，貴州前線傳來消息，政府軍被安國亨部擊敗，損失慘重！
高拱剛剛上班不久，事實上主持中央工作，接到報告，他大吃一驚！這是怎麽回事？
通過多方了解，高拱終於掌握了這件事的來龍去脈。
大明帝國在貴州少數民族地區實行土司製度，即歸順的少數民族首領保持對其族群的統治，隻是名義上由政府予以任命。
安國亨是一個大土司的首領。這個人很有能力，當了許多年首領了，政績比較突出。但是他有一個毛病，很好色。當頭兒的好色不是什麽新鮮事，問題是他不注意場合、方式，“**”！這就激起了家族內部一些勢力的仇視，此兄一不做二不休，索性對反對勢力動了刀子，把已故首領的兒子、他的叔祖安信給殺了，又把安信的母親和哥哥安智給趕跑了。
安智不甘心啊，就向趙巡撫控告說安國亨謀反，請求政府出兵平叛。趙巡撫指示畢節兵備使——就算是警備區司令吧，派兵鎮壓。這位司令磨磨嘰嘰，也沒有出兵。正在這個時候，貴州的主要負責人換了，王錚接任巡撫，別人就向他匯報了這件事。王巡撫很生氣，派人調查按兵不動的楊司令，得知此人受了安國亨的賄賂與他勾連到一起了，老王震怒不已，立即報告中央，說楊司令“通敵叛國”應該懲處，同時請求最高統帥下達平叛令，結果打了大敗仗。
不用說，王錚和有關軍政人員被問責，可是事情該怎麽善後呢？
這還了得！增兵，剿滅！不然中央的威信何在？！許多領導幹部都這樣說。
高拱氣壞了！太不像話了，地方大員情況不明，定性不準——家族內部仇殺和叛亂是兩碼事！驚慌失措就驚動最高統帥下令出兵，真是可惱！一有風吹草動就出兵鎮壓，用老百姓的錢、老百姓的力，去鎮壓自相仇殺、不敢反叛的少數民族，他高某人是絕對不允許的！高拱說。
經過一番斟酌，高拱決定采取“據實定策，以撫為主”的方略，另派阮文中為巡撫，進一步查明事實，采取和平手段化解。為此，高拱花費了不少精力，終於妥善解決了這一事件。
寫過《三言二拍》的文學家馮夢龍對此特別感慨，說：“若非高中玄力為主持，勢必用兵，……竭數省之兵糧，以勝一自相仇殺之夷人，甚無謂也。……吾今日安得不思中玄乎？”現代學者牟鍾鑒也就此事評論：“開明的民族政策和求實的精神相結合，使他（高拱）能夠從容不迫地解決這一棘手的邊境民族事件。”
概括來說，高拱對少數民族的政策是以安撫為基調，通過提高教育水平，引導人心向上來解決問題。所以，他積極推動培養提拔本省人才，擴大當地學校學生員額，甚至說這幾個地方可以不受中央下達的名額限製，還擴大了這些邊遠省份科舉招收數額，目的是引導民風向上，以使“亂民樂業而向化”。
張居正對高拱的方略是很不認同的。在他看來，高拱的少數民族政策，屬於軟弱政策，推行下去，必是養虎為患，動亂不息！他主張實行鐵血政策，以殺戮、剿滅來實現穩定。在他當政後，就明確指示，對發生動亂的少數民族格殺勿論！而且他還特別強調，不要問人心向背，是不是參與動亂甚至是不是反對動亂，一律不要管，務求斬草除根！
但是，在和高拱搭班子的時候，張居正並不公開表明自己的觀點，聽憑高拱按照他的方略去實施。倘若不是後來他執政後立即采取了與高拱截然相反的政策，不僅大開殺戒，而且斬草除根，以事實宣示了他和高拱的重大分歧，恐怕到現在，後人也不知道他把與高拱在少數民族政策上的分歧，深深地埋在了心裏。
放棄或者隱藏自己的主張，一味屈從領導，是不是有些太窩囊了呢？
那倒不是。
處理西南少數民族事務對尚未當國的張居正來說，還不是什麽關係重大的問題，沒有必要非要和領導一爭高低。倘若他認為需要出手的時候，絕對不會一味隱忍、委曲求全的。
這不，現在就有一件事擺在了張居正的麵前。
話說高拱複出後的第8個月，也就是俺答的孫子因為美女老婆問題叛逃到大同前後，黃河決口了，漕運中斷。
漕運，就是組建專門機構、專門船隊，征調人力物力，依托京杭大運河，將江南的稅糧定期運到北京，供應首都幹部群眾及軍隊的生活所需，“漕為國家命脈所關，三月不至則君相憂，六月不至則都人啼，一歲不至則國有不可言者”。那時的漕運出了問題，比現在京滬、京廣的海陸空運輸全被中斷還要嚴重。此番漕河出事，漕糧損失2260000餘萬石，幾位有關負責人被問責。
問題是，黃河決口是常事兒，漕運從來就不順暢，大事小事不斷，靠處分幹部的辦法解決不了問題。所以，漕運一直以來把執政當局折磨得焦頭爛額。
麻煩的是，領導民主化科學化決策，聽取專家意見的時候，最著名的漕運專家朱衡、潘季馴的觀點針鋒相對、互不相讓。
中央領導核心高拱不得不花很大的氣力解決這個問題。他經過廣泛聽取意見，集思廣益，做出一個決策：通過開膠萊新河疏通漕運。
“常委會”上，高拱提出了這個意見，張居正沒有反對。
但是，班子裏討論問題，不反對未必就意味著讚成。實際上張居正不讚成，他內心堅決反對高拱的這個決策，而且決心推翻領導的這個決策。
該如何下手把領導定的事推翻呢？公開表達不同意見，和領導當麵爭論；直接到更高級的領導——大老板那裏去陳述自己的意見請求其下令終止執行既定決策；或者指使“議員”出麵反對這個決策，都是常規的辦法。
但是，張居正不想采取常規的辦法，無論哪個辦法，都不利於維護班子的團結，而且沒有把握能夠達到推翻班長決策的目的。
既然反對並且決意推翻領導決策，又不願意采取常規的辦法，該怎麽辦呢？
這就需要智慧了。
研究工作的會議一結束，他立馬給山東省主要負責人梁巡撫寫信，說開膠萊新河實際上不可行，一旦上馬，勢必耗費山東大量人力物力，得不償失；可是，因為是玄翁（高拱）的決策，自己不便直接反對，請你向玄翁陳述利害，請其打消此念。
梁巡撫一看，張“常委”對山東挺關心的，還真就正式打報告說，聽說中央決定開膠萊新河，我省經過認真研究，認為不可行。
張居正拿著報告，對高拱說，地方反對也不能說沒有一點兒道理，硬壓著他們去落實，恐怕對元翁的威信有損，也不利於工作的正常開展。這樣吧，不如派你信任的人去實地踏勘一下，看看他們說的是不是那麽回事，如果事實證明他們說的沒有道理，再下令讓地方執行也不遲，到時候他們就無話可說了。
嗯，也好。高拱回答說，他覺得張居正挺替他補台的。
於是，張居正就推薦高拱的門生胡“議員”擔負這個使命，高拱表示同意。
人選定下來後，張居正又給胡“議員”寫了封信，囑咐他謹慎行事，多聽取地方領導的意見；又給山東有關幹部寫信，告訴他們如何接待胡“議員”，通過做他的工作，務必達到“開膠萊新河……不必阻之而（使高拱）自罷”的目的。
最後，胡“議員”的踏勘報告結論是：開膠萊新河不可行。
高拱很鬱悶，但是他接受了這個意見，說此事是自己決策的，但是既然論證說不可行，那就不開了。他還寫信給山東省的負責人和胡“議員”，反過來安慰他們說，都是為國家，也不是為個人，大家也不要有思想包袱。
不動聲色中，張居正把自己的意誌貫徹了，把領導的意見否決了。
更高明的是，張居正又給胡“議員”寫了封信，對高拱大大讚美了一番，說玄翁當初提出開膠萊新河，完全是出於為國著想，沒有個人的私利在裏麵；現在主動放棄自己的主張，說明領導從善如流、坦坦****，實在讓人感佩啊！我們要向他老人家學習才對啊！
不用說，胡“議員”會把這些話告訴高拱的——正是因為這個張居正才專門那樣寫的，高拱聽後，應該是很感動的。
看，既把領導決定要辦的事給攪黃了，又讓領導覺得他深刻體認領導，積極輔佐、補台，手腕何等高超！
需要指出的是，張居正執政後，排除各種阻力，堅定不移地推進了開膠萊新河工程。當然，這不是說張居正當時認為這個項目很好，不想讓現任領導幹，想留給自己將來搞成政績工程。總體上應該屬於認識上的問題，至多有暗中阻撓高拱順利推進工作的考量。
不過，此時因為開膠萊新河的決策被最終否決，漕運的問題沒有解決，總不能還像過去那樣能維持就維持吧？高拱轉而研究新辦法。這時候，他做出了一個重大決策：破除海禁，實行海運！
海禁，是閉關鎖國基本國策的具體體現。
要破除海禁，比當代史上決定對外開放還要冒險，那是祖製中白紙黑字寫著的禁止條款啊！
可是，高拱不管這些，要破除它。這個人頭腦裏似乎沒有那麽多條條框框。據專家研究，高拱“對宋明理學采取旗幟鮮明的批判立場”。要知道，宋明理學是當時的官方意識形態也是主流意識形態。他的勇氣和思想解放可見一斑了。高拱有一句話，最能夠反映他的思想：“法以時遷，則更法以趨時！”他認為，法也好製度也罷，要與時俱進，墨守成規是國家不能振興的最大障礙。什麽祖製啊、成憲啊，高拱不管，不僅不管，還要改革！比如，他就公開說“非進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內閣”這個不成文“憲法”條文有問題，這個途徑培養、選拔出來的“常委”文字固然不錯，但是處理實際政務的能力怎麽樣？得改！倘若他不是很快就下台了，相信他將對政治體製進行改革。
高拱思想解放，敢於打破禁區，所以他敢拍板啟動海運。為了這件事，他“日夜在念”（高給有關負責人信中語）、嘔心瀝血，對各方麵說服、指導，很不容易。
隨著海運的試航成功、造船廠開建，造船業也開始啟動。
可別小看這個舉措啊！據曆史學家的比較研究，正是15—16世紀（恰就包含了高拱、張居正時代）西方的航海活動，拉開了現代曆史的大幕！正是海運的大開，最終促使西方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的轉化！
中國倘若按照高拱的這個政策執行下去，那局麵就不同了。
張居正是不主張海運的，他主要是從政治上考慮的，如他在給有關人員的信中所說，“仆猶慮（我還擔心）海禁一弛，他日更有可憂者”。
就是說，張居正擔心，開展海運必然突破海禁國策，而海禁國策也就是閉關鎖國政策，是祖製，是國家穩定的基石。在張居正看來，高拱斷然行海運，還公然宣布東南沿海開海禁，太不拿祖製當回事了，未免走得太遠了！
張居正執政以後，立即停止了海運，並命令造船廠停止造船。
韋慶遠先生認為張居正是“巨人”，但是他也不無遺憾地說：“當時，開海通洋以貿易已成為時代的要求。如果允許大批船隊定期從海上來往南北，客觀上必然大有助於東南各省對海外貿易線的向北延伸，不但有利於國內沿海的物質交流，也極有可能促進對外貿易的發展。居正斷然飭禁，顯然是悖乎時代發展潮流的。如果高拱仍在位任首輔，是絕對不可能做出這樣的政策決定的。”
專家研究說，從西歐現代化的經驗看，一是航海，一是文化啟蒙，兩輪驅動，從而推動著這些國家邁過了轉型門檻。
中國呢？從當時的情況看，是一個“自由奔放的時代”，差不多也具備了這些條件了！曆史不能假設，但是不等於說，不能通過邏輯推理得出可能的結果。如果高拱繼續執政，按照他的政策，實際上不期然順應了曆史潮流，有可能打破奄奄一息的舊製度，跨過轉型的門檻！
但是，張居正有自己的理想，按照高拱的思路繼續走下去的話，就和自己的理想背道而馳了。這樣的話，繼續輔佐高拱從事他的“立規模”的事業，就有問題了。
好朋友搭的這個班子，不可能再同心同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