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玄武門之變
從武德七年（公元624年）的“楊文幹事件”之後，太子與秦王的政治PK就進入了白熱化狀態。
經過楊文幹事件後，他們不約而同地意識到——運用常規政治手段解決紛爭已經不可能了，最後的辦法隻能是訴諸武力。
在最後的生死對決到來之前，李世民決定先穩定自己的大後方——洛陽。為此，李世民特意命麾下驍將張亮率一千餘人前往洛陽，同時給了他一大筆金帛，讓他暗中結交山東（崤山以東）豪傑，盡快做好一切應變準備。
萬一在長安的鬥爭中失利，李世民打算退守洛陽，與朝廷分庭抗禮；如果形勢一再惡化，實在迫不得已，李世民也不惜與李建成裂土而戰！
一千多名武裝人員忽然大舉調動，自然沒有逃過對手的眼睛。
齊王李元吉立刻入宮，指控張亮陰謀反叛。李淵隨即下令逮捕張亮，命有關部門調查審理。
情況十分危險。萬一張亮的嘴被撬開，李世民的麻煩就大了。
所幸李世民沒有用錯人，張亮算得上是一條好漢。不管審訊官員采用什麽手段進行逼供，始終無法從他口中得到片言隻語。在毫無證據的情況下，朝廷隻好將他釋放。張亮隨後便按原計劃率部趕赴洛陽。
麵對秦王府的異動，太子李建成坐不住了。他舉辦了一場夜宴，特意邀請李世民出席。
當然，這是一場鴻門宴。
據《舊唐書·隱太子建成傳》記載：“（建成）與元吉謀行鴆毒，引太宗（李世民）入宮夜宴，既而太宗心中暴痛，吐血數升。”
所謂“吐血數升”可能是史家的誇張，但是李世民差點被太子毒死則是事實。
當晚，一同赴宴的淮安王李神通趕緊把李世民送回了秦王府。
李淵聞訊，馬上下了一道手詔給李建成，說：“秦王一向不能飲酒，從今往後不準再舉辦夜宴。”言下之意是警告太子不要再玩什麽小動作。
這幾年來，盡管李淵也意識到了李世民的奪嫡野心，但是總體上他還是盡量做到一碗水端平，不想重蹈隋文帝楊堅的覆轍，更不想看到幾個兒子為了爭奪繼承權而兄弟鬩牆，自相殘殺。
李淵隨後親自前往秦王府探視李世民。他知道此刻的太子和秦王已經水火不容，於是就向李世民提出了一個消解紛爭的辦法。他說：“當初建立大計，後來又平定海內，都是你的功勞，當時就想立你為太子，可你卻堅決推辭，我也隻好成全你的美意。再說建成年長，當太子的時日已久，我也不忍心剝奪他的繼承權。看你們兄弟好像不能相容，都住在京城裏，必定要產生衝突，我想讓你重新掌管陝東道大行台，居住洛陽，自陝州（今河南三門峽市）以東的國土都由你做主，準許你建立天子旌旗，一切仿照西漢梁孝王劉武的做法。”
李淵說完，秦王已經泣不成聲，以不願遠離膝下為由推辭。
這當然是李世民在故作姿態。
其實，高祖的安排正是他求之不得的。
我們知道，唐朝實行“兵農合一”的府兵製，士兵平時務農，農閑習武操練，戰時出征。所以，除非麵臨戰爭，由天子下詔，兵部頒令，將領才有權統率軍隊，否則即使是像李世民這樣的十二衛大將軍，平時手中也沒有兵權。而在長安，東宮和齊王府的勢力加起來要比秦王府強大得多。東宮曾私募長林兵二千餘人，而齊王也一直在“募壯士，多匿罪人”（《舊唐書·巢王元吉傳》），二人兵力相加，總數應該不下於三千人。而秦王雖然也“素所蓄養勇士八百餘人”（《資治通鑒》卷一九一），但明顯處於劣勢，雙方一旦在京師開戰，秦王很可能會吃虧。所以，出鎮洛陽對於李世民來說，實在是進可攻、退可守的上上之策。李世民之所以命張亮經營洛陽，其用意也正在於此。
李淵最後說了一句：“天下一家，東西兩都，相距很近，我想念你的時候就去看你，你不必傷心。”於是事情就這麽定了下來。
聽到李世民即將被派駐洛陽的消息，太子和齊王大感不妙。秦王一旦到了洛陽，手上就掌握了土地、城池和軍隊，這無異於蛟龍入海、猛虎歸山，必將後患無窮；如果把秦王控製在京師，他就隻是一介匹夫，要擺平他易如反掌！
太子隨後命人向高祖遞上密奏，聲稱：“秦王左右都是山東（崤山以東）人，一聽說要前往洛陽，沒有不歡呼雀躍的，觀察他們的心誌，恐怕是一去不返了。”李淵想想也有道理，於是出爾反爾，取消了命秦王赴洛陽的計劃。
接下來的日子，太子和齊王開始不擇手段地剪除秦王的羽翼。
首先，太子用重金賄賂秦王麾下的尉遲敬德、段誌玄等將領，但無一例外地遭到了拒絕。齊王惱羞成怒，又派刺客去刺殺尉遲敬德，可同樣沒有成功。
太子陣營磨刀霍霍，秦王府的人惶惶不可終日。房玄齡、長孫無忌力勸李世民先下手為強，可李世民卻不置可否。
緊接著，太子和齊王又慫恿高祖，把李世民的得力助手房玄齡、杜如晦等人逐出了秦王府，進一步削弱了李世民的力量。
就在這個時候，北方邊境傳來戰報，稱東突厥數萬鐵騎正在圍攻烏城（今陝西定邊縣南）。李建成立刻奏請高祖，讓齊王李元吉取代秦王李世民出征，並要求征調秦王府的尉遲敬德、程知節、段誌玄、秦叔寶等一幹驍將及精銳部隊，讓他們接受齊王李元吉的統一指揮。李淵全部照準。
太子和齊王已經圖窮匕見。
最後，太子李建成又製訂了一個除掉李世民的計劃。他對齊王說：“眼下你已經兼並了秦王的精兵猛將，手握數萬部眾。我準備和秦王在昆明池（唐長安城西南）設宴為你餞行，然後在餞行宴上命壯士將他擊殺，告訴父皇說是暴病而亡，父皇不相信也得相信。我自當命人遊說，讓他把朝政大權移交給我。即位之後，我自當立你為皇太弟。尉遲敬德等人既然已落入你的手中，最好在出征途中隨便找一個借口將他們全部砍殺，看誰敢不服！”
如果李建成的這個計劃成功，那麽曆史上就沒有“玄武門之變”了，而是“昆明池之變”！
關鍵時刻，有個小人物改變了曆史的走向。
此人是李世民安插在東宮的一個臥底。他叫王晊，時任東宮的率更丞。
太子和齊王的計謀剛剛議定，王晊就趕到秦王府，將這個絕密情報告知了李世民。
李世民隨即將此事告訴了長孫無忌，頓時激起了眾人的強烈反應。在最短的時間內，秦王府的幕僚們全都齊集到了他的左右。人人摩拳擦掌，義憤填膺，力勸李世民動手。
經過一番激烈的思想鬥爭，李世民終於下決心發動政變，武力奪嫡。
玄武門之變就此爆發……
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六月初一到初三，太白金星一連數日都出現在長安的上空。太史令（天文台長）傅奕趕緊入宮向李淵密奏，稱“太白見秦分，秦王當有天下！”（《資治通鑒》卷一九一）
高祖李淵大為震驚。倘若秦王真有天命，那要把太子置於何地？
極度不安的李淵隨即命秦王入宮，準備對他進行最後的警告，必要時也打算對他采取非常手段。不料，李世民卻反而呈上了一道密奏，指控太子和齊王**後宮。李淵又驚又怒，宣布第二天早上讓三個兒子入宮對質。
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六月四日淩晨，李世民親率長孫無忌、尉遲敬德、侯君集、張公謹、劉師立、公孫武達、獨孤彥雲、杜君綽、鄭仁泰、李孟嚐及數百名武士早早進入太極宮，伏兵於玄武門。
玄武門是太極宮的北正門，也是皇城禁軍的屯駐地，更是帝國政治中樞的命門。誰控製了玄武門，誰就能控製太極宮，進而控製長安、號令天下！
李世民棋先一著，很早就收買了駐守玄武門的禁軍將領常何、敬君弘、呂世衡等人。而李建成卻對此一無所知。
就在李世民伏兵玄武門的同時，後宮的張婕妤十萬火急地趕到東宮，把昨夜探知的秦王密奏一五一十地告訴了太子。太子立刻通知了齊王。齊王警覺地說：“應該立刻集結軍隊隨時待命，同時托疾不朝、靜觀其變。”
如果李建成聽從李元吉的建議，那麽李世民的政變就將徹底落空。可李建成太自信了，他以為秦王如今已是一隻被剪除了翅膀和利爪的蒼鷹，再也無力搏擊長空了。所以，太子對齊王露出了一個不以為然的笑容，說：“衛戍部隊都已集結待命，我們大可以放心入朝，關注事態的進展。”
太子的自信和輕敵就此鑄成大錯。
太子和齊王走到臨湖殿的時候，李建成的心頭忽然生出一絲不祥的預感。因為周遭的一切太安靜了，靜得就像一座空山幽穀，讓人頭皮發麻、脊背生寒！李建成說不上這種怪異的寧靜意味著什麽，但是強烈的不祥之感還是像水上的漣漪一樣迅速在他的胸中彌散開來。
李建成不由自主地勒住了韁繩。
“恐怕有變！”他低低地對齊王說了一聲，然後迅速掉轉了馬頭。
可是，一切都已經來不及了……
此刻，李世民忽然從玄武門中飛馳而出，大聲呼叫太子和齊王。
李元吉趕緊轉過身去，飛快地搭弓上箭。
然而，令人匪夷所思的是，這個一向自詡勇武的大唐四皇子一連三次都沒能把手上的弓拉滿，結果三箭射出，都在距秦王一丈開外的地方頹然落地。與此同時，李建成正瘋狂地揮動馬鞭，帶著他的一小隊侍從頭也不回地朝東宮狂奔而去。
可是，李建成拍馬疾馳的速度顯然不會比李世民索命一箭的速度更快。
李世民穩穩地射出一箭。
空中劃過一聲尖銳的呼嘯。
然後，這淩厲的一箭就不偏不倚地從李建成的後背沒入，從前胸穿出。
李建成當場斃命。
看著眼前的一幕，李元吉頓時魂飛魄散。就在他愣神的瞬間，尉遲敬德已經率領七十多名騎兵緊隨李世民衝了過來。
騎兵飛快地射出幾箭，李元吉應聲墜馬。
李世民的坐騎在疾速的奔跑中忽然失去控製，竄進了斜刺的一片小樹林中。由於騎速太快，來不及勒住韁繩，整個人被樹枝掛了下來，重重地摔在地上，頓時動彈不得。
此時，負傷的李元吉突然衝到李世民麵前，奪下他的弓，猛然扼住了他的咽喉。
尉遲敬德大聲叱罵著追進樹林。李元吉不得不扔下李世民，朝武德殿的方向拔腿飛奔。尉遲敬德很快追上去，一箭將他射殺。
太子被殺的消息傳回東宮後，東宮將領馮翊、馮立頓時仰天長歎：“我等豈能在太子生時受其恩，而在他死後逃其難呢？”遂與東宮將領薛萬徹、齊王府將領謝叔方率領東宮和齊王府精兵二千人，迅速殺向玄武門。
大兵驟至，情勢危急，膂力過人的張公謹未及叫上左右，獨自一人關閉了沉重的宮門。
負責防守玄武門的禁軍將領敬君弘準備挺身出戰，左右勸阻：“事情未見分曉，暫且靜觀其變，等大兵會集再出戰也為時不晚！”
應該說，左右將士的擔心是有道理的。秦王雖然一舉除掉了太子和齊王，可接下來形勢會如何演變誰也無法預料，所以作壁上觀才是最安全的辦法。然而，對秦王忠心耿耿的敬君弘並未采納這個消極觀望的建議。他毫不猶豫地與中郎將呂世衡一起率部迎戰。可由於雙方兵力懸殊，一番血戰之後，敬、呂二將終因寡不敵眾而陣亡。
馮立、薛萬徹等人繼續指揮軍隊猛攻玄武門，戰鬥極為激烈。薛萬徹見部下多有傷亡而宮門久攻不下，馬上和士兵們一起鼓噪著要轉攻秦王府。玄武門上的將士大為惶恐——秦王府的精銳都已傾巢出動了，現在守衛王府的那些老弱殘兵根本沒有防禦能力！
正在眾人焦急措手之際，尉遲敬德突然縱馬疾馳到東宮和齊王衛隊的陣前。
他的手上高高舉著兩顆鮮血淋漓的頭顱。
那是太子和齊王的首級。
東宮和齊王的部隊一見主子被殺，士氣盡喪，隨即四散逃逸。馮立、薛萬徹等人隻好帶著數十名親信逃出長安城，亡命終南山。
按《資治通鑒》記載，當太子和齊王喋血玄武門時，高祖李淵正與裴寂、陳叔達、蕭瑀等人在海池（皇宮內的人工湖）上愜意地泛舟。
就在他們即將靠岸上朝的時候，渾身上下沾滿鮮血的尉遲敬德忽然大步向他們走來。他披戴盔甲，手執長矛，身後跟著一隊全副武裝的士兵。
李淵和大臣們頓時滿臉驚愕，麵麵相覷，直覺告訴他們——一定有非常嚴重而可怕的事情發生了！
直到尉遲敬德走到麵前跪地叩首，李淵才回過神來，用盡全身的力氣厲聲質問：“誰人作亂？你來這裏幹什麽？”
盡管李淵努力要表現出一個天子應有的威嚴，可他分明聽見了自己聲音中的戰栗。
“回稟皇上，太子和齊王叛變，秦王已率領軍隊將二人誅殺！唯恐驚動陛下，特意命臣前來護駕。”
就像一聲晴天霹靂轟然在耳邊炸響，李淵感到了一陣劇烈的暈眩。他的身體搖搖欲倒，左右連忙上前攙扶。
最可怕的事情還是發生了，長久以來的擔憂和疑懼終於變成了血淋淋的現實！
李淵艱難地把目光從尉遲敬德的身上移開，把臉轉向那些宰執重臣，用一種近乎虛脫的聲音說：“沒料到今日終於發生這種事，諸賢卿認為該怎麽辦？”
一向傾向於太子的裴寂比皇帝更加惶惑而茫然，張著嘴巴不知道該說什麽。而一向同情秦王的陳叔達和蕭瑀則斬釘截鐵地說：“建成和元吉當初就沒有參加起義，對於帝國的建立也沒有多大功勞，並且嫉妒秦王功高望重，所以才會共同策劃對秦王不利的陰謀。秦王今日既已將他們剪除，而且功蓋宇宙、天下歸心，陛下如果封他為太子，把朝政大權移交給他，便不會再有什麽事端了！”
此時此刻，老皇帝還有別的選擇嗎？
“你們說得對。”李淵喃喃地說，“這正是我的夙願。”
此時，玄武門的兵戈尚未停息，禁軍、秦王衛隊與東宮、齊王府衛隊依然在鏖戰不止。尉遲敬德向高祖提出要求，請他頒布一道敕令，命各軍一律服從秦王指揮。
李淵很清楚，這是秦王誅殺太子和齊王後必然要走的一步棋——第一步是兵權，第二步是儲君之權，而第三步，無疑就是皇權！
這是一個奪嫡篡位者必然要上演的政變三部曲！
然而，明知如此，李淵也隻能照辦。
片刻後，侍中宇文士及從東上閣門飛馳出宮，一路高聲宣布皇帝敕令，那些仍在糾纏惡鬥的士兵們才陸陸續續放下了武器。為了進一步穩定局勢，李淵又命黃門侍郎裴矩前往東宮曉諭眾將士，惶惶不安的東宮人心才逐漸安定下來。
政變當日，李建成的五個兒子和李元吉的五個兒子全部被斬首。
李建成死時三十八歲，李元吉死時二十四歲，他們的兒子能有多大，可想而知。
老皇帝李淵眼睜睜地看著十個孫子人頭落地，可他卻無能為力。
最後，秦王的部將還想殺光太子和齊王的左右親信。尉遲敬德竭力反對：“一切罪惡，隻在兩個元凶！既然已經誅殺，就不能再擴大打擊麵，這樣無法使人心安定。”
李世民采納了他的意見，於是屠殺行動宣告中止。
同日，萬般無奈的高祖頒下詔書：“凶逆之罪，止於建成、元吉，其餘黨羽，概不追究；朝政事務一概交由秦王裁決！”
六月五日，馮立和謝叔方主動投案，薛萬徹仍然在逃。李世民不斷宣傳他的寬大政策，薛萬徹才回到長安。李世民說：“這些人忠於他們的主人，是義士！”於是將他們無罪開釋。
六月七日，李淵正式冊封李世民為太子，並下詔重申：“自今日起，無論軍事、政治及其一切大小政務，皆交由太子裁決之後再行奏報。”
至此，李世民終於坐上了他夢寐以求的儲君之位。
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八月初八，高祖李淵正式宣布傳位太子，退位為太上皇。八月初九，李世民在東宮顯德殿登基，是為唐太宗。
從此，大唐帝國的曆史掀開了新的一頁。
中國曆史上最偉大的時代之一——貞觀盛世——也從這一刻起掀開了帷幕。
這嶄新的一頁是如此絢爛恢宏，以至於玄武門前那些殷紅的血跡很快就被新時代噴薄而出的萬丈光芒所遮掩。然而，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六月四日卻注定要成為李世民生命中永遠無法痊愈的傷口，也注定要成為李唐王朝記憶中永遠無法消解的隱痛。如果說李世民後來締造的整個貞觀偉業是一座輝映千古的豐碑，那麽它的基座無疑是一個荒草萋萋的墳塚。
上麵寫著三個字——玄武門。
裏麵埋葬的不僅是李建成和李元吉，也不僅僅是他們那十個年少和年幼的兒子，同時也埋葬著另一個李世民的靈魂。
誠如某些學者所言：“玄武門那場唐太宗一生中最艱危的苦鬥，對他本人來說，絕不是可以誇耀後世的愉快記憶。……李世民和他父親這一段不愉快的往事，怎能在李世民受傷的心上摘脫幹淨？”（胡戟、胡樂《試析玄武門事變的背景內幕》）
也許，當我們從這個角度來看待貞觀的時候，就會發現在李世民締造這份赫赫功業的過程中，很可能一直有某種難與人言的潛在力量在參與和推動。
這樣的力量是什麽呢？
也許，我們可以稱之為一種“內在的自我救贖”。
當年奪嫡繼位的手段越不光明，李世民為世人締造一個朗朗乾坤的決心就越大；玄武門事變對李世民造成的隱痛越深，他開創貞觀的動力也就越強；弑兄、殺弟、逼父、屠侄的負罪感越是沉重，他從造福社稷蒼生的事功中尋求道德解脫的渴望就越加強烈！
從這個意義上說，貞觀偉業又何嚐不是一麵巨大的“招魂幡”呢？
無論盛世貞觀在後人的心目中獲享怎樣的景仰和尊崇，也無論它在曆史上是一個多麽光輝而偉大的政治典範，但是在李世民心中某個塵封的角落，它卻可以是一種自我救贖的產物，也可以是一麵招魂的旗幡。
換句話說，對於父兄和弟侄在道德與親情上的巨大虧欠，使李世民不得不用盡一生的努力去償還。而這樣的努力，也就構成了開創盛世的種種動因之中那最不為人所知卻又最不可或缺的一種。當然，這種努力對李世民本人來講很可能是不自覺的，是極為隱晦而難以自知的。但毋庸置疑的是，這種“靈魂的自我救贖”的確具有非凡的意義——就像是一種無上的信仰之於一個虔誠的信徒一樣，它造就了李世民登基禦極後的種種自律、寬宏和堅忍。唯其如此，它才能推動李世民從“個體的小我”走向“曆史的大我”，從陰暗而血腥的玄武門走向華麗而光明的貞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