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李建成謀反案

自從武德六年（公元623年）正月平滅劉黑闥之後，太子李建成就有了一種揚眉吐氣之感。他發現自己終於在李世民和天下人麵前重拾了失落已久的自尊和自信，而日漸動搖的儲君地位也由此得到了鞏固。此外，這次東征還讓他得到了兩個額外收獲：其一是和四弟李元吉結成了政治同盟，一起把矛頭指向了李世民；其二是與燕王李藝（羅藝）深相交結，推薦他入朝擔任左翊衛大將軍，並把他納入了自己的陣營。

凱旋回朝後，李建成開始不遺餘力地擴充武裝力量。他私自招募長安及四方的驍勇之士兩千餘人，分別駐守東宮的左、右長林門，號“長林兵”；同時暗中派遣右虞侯可達誌前往幽州，從李藝的舊部中抽調了三百名身經百戰的突擊騎兵，秘密屯駐東宮附近諸坊，準備進一步充實東宮衛隊。

李建成之所以搞這麽多小動作，目的隻有一個——對付李世民。他知道，自己遲早有一天要和李世民刀兵相見。

然而，就在那三百名幽州騎兵剛剛進駐長安不久，事情就被人告發了。有人一狀告到了皇帝那裏，李淵頓感事態嚴重——一個儲君居然背著朝廷把一支地方軍隊千裏迢迢地調入京師，這絕對是違法的！李淵立刻把李建成召去訓斥了一番，隨後便將東宮將領可達誌流放嶲州（今四川西昌市），以示懲戒。

李建成很窩火。他知道，告密者肯定是秦王的人。可既然自己是違規操作被人抓了小辮子，他也無話可說，隻好忍耐。

武德七年（公元624年）夏天，太子與秦王之間的矛盾衝突逐步升級，甚至出現了武力對抗的苗頭。

李淵對此深感不安。

五月中旬，位於長安以北宜君縣境內的一座山中行宮——仁智宮竣工落成，李淵當即決定前往仁智宮避暑，紓解一下鬱悶的心境。他特意點名讓秦王（李世民）和齊王（李元吉）隨行，同時命太子李建成留守長安，負責處理日常政務。

李淵這麽做，顯然是有意把秦王和太子分開，以免他們趁他不在長安的時候鬧事。然而，此時的李淵並不知道，一起震驚朝野的“謀反”事件，馬上就將在他的眼皮底下發生。他的鑾駕前腳剛出長安，後腳就有兩個東宮軍官押著幾車“物資”悄悄離開京城，一路向西北急行。

這兩個人是太子手下的郎將爾朱煥和校尉橋公山。

他們車上裝的並不是普通物資，而是一大批嶄新的盔甲！二人奉太子之命，準備將盔甲運往慶州（今甘肅慶陽縣）交給都督楊文幹。

很顯然，這又是一次違規操作。就像前幾次一樣，李建成自以為這次私運兵器同樣做得神不知鬼不覺。可他絕沒有想到，他的一舉一動都沒有逃過秦王的眼睛。他更不會想到，這一次秦王會抓住這個把柄把他往死裏整！

六月初，也就是在李淵駕臨仁智宮的同時，爾朱煥一行也走到了位於長安與慶州中途的豳州（今陝西彬縣）。

武德七年（公元624年）這起震驚朝野的“李建成謀反”事件，就在這一刻東窗事發。

不知道出於什麽原因，爾朱煥和橋公山到達豳州時就不再往前走了，而且突然向豳州方麵舉報，聲稱有重大案情要上告。豳州地方官不敢怠慢，即刻將他們送到了天子所在的仁智宮。爾朱煥和橋公山隨即向李淵麵奏，指控太子李建成準備與慶州都督楊文幹裏應外合，趁天子不在京城之機發動兵變！

那一刻，李淵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就在他極度震驚並且滿腹狐疑的時候，又有一個叫杜鳳舉的人也從寧州（今甘肅寧縣）趕赴仁智宮告發了太子。

他的指控和爾朱煥、橋公山如出一轍。

這個杜鳳舉是什麽角色，史書並無記載，但是有一點我們可以肯定，他和爾朱煥、橋公山的背後，一定有一種相同的力量在操縱，否則他們不太可能在同一時間發出對太子李建成同樣不利的指控。

麵對這接踵而來的控告，李淵再也坐不住了，他立刻找了一個理由傳令太子到仁智宮麵聖。無論太子謀反是真是假，李淵都必須在第一時間把他控製住。

接到天子的手詔後，李建成蒙了。

出了什麽事？天子為何平白無故召自己上山？

此時的李建成並不知道爾朱煥等人不但已經把他賣了，而且還給他扣上了大逆不道的謀反罪名。所以，他的第一反應隻能是——私運盔甲之事又被秦王的人告發了！

私運盔甲雖然不是什麽死罪，但是這次卻不太一樣。因為運送的目的地是慶州，而慶州都督楊文幹是東宮舊部、太子嫡係，李建成當初組建衛隊時就曾經從慶州暗中征調過一批將士。這些因素綜合起來，極易讓人產生豐富的聯想。何況此前可達誌的事情已經是一次嚴厲的警告，這次又明知故犯，天子一定大為震怒，否則也不會這麽急著召他去行宮。要知道，身為儲君卻暗中與地方將領交結，並且頻頻征調部隊、私運軍用物資，這些事情堆在一起很容易被人控以一個可怕的罪名，那就是——串通地方將領，陰謀反叛！

想到這裏的時候，李建成不禁驚出了一身冷汗。

怎麽辦？

幕僚們開始七嘴八舌地獻計。太子舍人徐師謨提議，幹脆起兵，趁天子不在把京師占了！

這顯然是個餿主意，跟挖一個坑把自己埋了沒啥兩樣。所以，李建成並未采納。詹事主簿趙弘智則提出了一個比較理智的建議，他認為：太子應該貶損車服、摒棄隨從，獨自上山向皇帝請罪。李建成覺得事已至此，也隻好這樣了，於是帶著東宮屬官前往仁智宮，在距行宮六十裏外的毛鴻賓堡命隨從們留下，然後帶著十餘個侍衛上山。

一見到李淵，太子立刻做出一副痛心疾首的樣子，極力表明自己的清白，而且“叩頭謝罪，奮身自擲，幾至於絕”。（《資治通鑒》卷一九一）可李淵卻一臉怒容，不為所動，一直到太子表演完了，才命人把太子軟禁起來，當晚隻給了他一碗麥飯充饑，並命殿中監陳福嚴加看管。

控製了太子之後，李淵立刻命司農卿宇文穎馳赴慶州，召楊文幹前來麵聖，決定把案件查個水落石出。

可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宇文穎此行不但沒有召來楊文幹，反而激起了他的兵變。

史書沒有記載宇文穎到底跟楊文幹說了些什麽，《資治通鑒》隻有這麽一句話：“穎至慶州，以情告之，文幹遂舉兵反。”雖然我們無從得知宇文穎“以情告之”的“情”到底是實情還是謊言，但是卻不妨做一個推論，也就是說——究竟在什麽情況下，楊文幹才會不顧一切地悍然起兵？

如果宇文穎跟楊文幹說的是實情，亦即皇帝對謀反之事隻是有所懷疑而並未確認，那麽楊文幹絕對不可能起兵造反。因為這麽做隻能坐實李建成的謀反之罪，讓太子跳進黃河也洗不清。而楊文幹是太子死黨，他們的關係是一榮俱榮一損俱損，所以在皇帝尚未弄清太子謀反的事實真相之前，楊文幹根本沒有理由把自己和太子往火坑裏推。

由此可見，宇文穎說實話的可能性很小。既然如此，那麽促使楊文幹孤注一擲的原因隻能有一個，那就是——宇文穎捏造了某種事實。

也就是說，宇文穎很可能告訴楊文幹，說太子已被皇帝逮捕，隨時可能被廢黜，謀反行跡已經敗露，從而讓楊文幹產生絕望心理，最後不得不鋌而走險，悍然起兵。

如果我們的推論屬實，那麽接下來的問題就是：宇文穎為什麽要撒謊？

就像爾朱煥等人控告太子的動機在史書中是一團迷霧一樣，宇文穎誘使楊文幹起兵的動機同樣隱藏在曆史的背光處。然而，隻要我們換個方式來提問，那麽有關“太子謀反”和“楊文幹兵變”的真相很可能就會浮出水麵。

刑偵學的原理告訴我們，一起案件發生後，要鎖定犯罪嫌疑人，一個最基本也是最簡單的辦法就是，看看有哪些人會因為某人的被害而獲取利益（或消除風險），那麽凶手最有可能在這些人中間。

所以，我們的問題就是——在太子涉嫌謀反的情況下，“楊文幹兵變”對誰最有利？

進而言之，在爾朱煥、橋公山、杜鳳舉、宇文穎這幾個看上去毫不相關的人背後，是否有一隻看不見的手在操控一切？

六月二十四日，楊文幹兵變爆發。消息傳到仁智宮，李淵勃然大怒，同時也感到極度的傷心和失望。因為楊文幹的行動等於自動承認了他與太子串通謀反的事實。聯係此前爾朱煥等人的告發，整個事件已經真相大白，似乎沒必要再尋找什麽證據了，李淵很容易就能得出結論——所有這一切的幕後主使不是別人，正是太子李建成！

意識到這一點的時候，李淵的難過自不待言。廢立太子看來是勢在必行了，可眼下的當務之急卻是如何消滅叛亂。次日，李淵立刻派遣左武衛將軍錢九隴，會同靈州都督楊師道出兵討伐楊文幹。

二十六日，也就是楊文幹起兵的第三天，李淵召見了李世民。

李淵首先詢問他對當前形勢的看法。李世民不假思索地說：“楊文幹這個豎子，竟敢如此狂逆！兒臣以為，他很快就會被自己的部將所殺，即便不會，派遣一個普通將領也足以將他討平。”

李淵搖了搖頭，說：“不然。文幹事連建成，恐應之者眾。你應該親自出征，回來後就立你為太子。但是，我不能效法隋文帝害死自己的兒子，所以，應該給建成留條後路，封他為蜀王。蜀地狹小、蜀兵脆弱，將來建成若能服從你，你就要保全他的性命；若不服從，你要製伏他也易如反掌。”

至此，整個太子謀反案最大的獲益者就站在我們麵前了。

他就是秦王李世民。

那麽，李世民在這次事件中到底扮演了什麽角色？

要弄清這一點，首先必須弄清一個問題：李建成有沒有可能謀反？

我們的答案是：可能性幾乎不存在。原因大致有以下三點：

第一，雖然太子與秦王的矛盾由來已久，且有愈演愈烈之勢，但是李建成的儲君地位始終是穩固的。最主要的原因是：李淵出於“立嫡以長”的原則和政治穩定的考慮，不可能像當年的隋文帝楊堅那樣隨意廢立太子。

事實上，當秦王勢強、太子勢弱的時候，李淵也始終站在抑製秦王、扶持太子的立場上，否則也不會在劉黑闥第一次起兵時遲遲不願起用李世民，更不會在劉黑闥二次起兵時全力支持李建成掛帥出征，建立戰功。而李建成討平劉黑闥之後，聲望顯著提升，勢力有所增強，儲君地位也隨之鞏固，根本無須擔心被李世民取而代之。武德中後期，李淵對世民“恩禮漸薄”，而建成和元吉則“轉蒙恩寵”（《舊唐書·隱太子建成傳》），隻要李建成保持現狀，等到李淵百年之後，天子寶座自然就是他的。既然如此，在總體形勢對其絕對有利的情況下，作為既得利益者的李建成怎麽可能會謀反？

第二，就算李建成為了防患於未然，打算徹底消除威脅他儲君地位的危險因素，那麽他要對付的人也應該是秦王李世民，而不是高祖李淵。因為直到武德七年（公元624年），李淵仍然是李建成最大的政治靠山，而且即便是在李建成多次違規操作被揭發的情況下，李淵仍舊一如既往地對他寄予信任，否則也不會在前往仁智宮避暑的時候命太子監國、留守長安。

但是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李建成串通楊文幹謀反的目的卻是為了篡奪皇位。換句話說，他們矛頭所指正是李淵本人。試問，在明知道李世民對其太子之位虎視眈眈的情況下，李建成怎麽可能動手推翻自己的政治靠山呢？除非他有絕對的把握將李淵和李世民一舉剪除，否則以李世民的軍事才能和在軍隊中的勢力來看，李建成這麽做無異於是在自掘墳墓。

第三，退一步說，就算李建成真的鐵定了心要將李淵和李世民一網打盡，那麽他的謀反計劃也應該是首先在長安發動政變，徹底控製李淵，一舉消滅李世民（在後來的“玄武門之變”中，李世民正是一邊控製皇帝一邊剪除對手的），掌握了中樞大權後，再命令楊文幹在外圍起兵響應，這樣才能確保萬無一失。

可事實恰好相反，李建成偏偏是等到李淵去了仁智宮後，才讓楊文幹在異地起兵，此時無論是李建成從長安發兵還是楊文幹從慶州發兵，一路上都必須經過高祖仍然有效控製的州縣，最後才能打到宜君縣的仁智宮。這不但是鞭長莫及，而且是打草驚蛇！暫且不說叛軍有沒有能力打到宜君縣，就算其占了先機，一路暢通無阻打到仁智宮，高祖和秦王肯定也早已揚長而去，並且極有可能調集了四方兵馬，給他們布下了一個天羅地網。所以說，這樣的謀反計劃是十分愚蠢的。李建成縱然軍功不及李世民，可他也是開創李唐的元勳之一，其政治智商和軍事才能斷不至於如此低下！

就算我們換一個角度，假設李建成這麽做是想趁李淵離開京師、朝廷空虛的時候奪取政權，那麽這個謀反計劃是否就變得可行了呢？

很遺憾，這樣的設想同樣不能成立。

道理很簡單，在武德七年（公元624年）的李唐王朝，論政治號召力，高祖李淵依然是當之無愧的一號人物，他對政權的控製仍然是有力的；而論及在軍隊中的影響力和勢力，可以說整個李唐王朝無出秦王之右者。在此情況下，李建成就算控製了朝廷、占領了京師，他所得到的，無非也是一個政權的空架子和長安一座孤城而已。

而高祖和秦王就算身在宜君縣的避暑行宮中，同樣可以在政治上和軍事上牢牢把握這個帝國，照樣可以從仁智宮發出一道道對全國州縣具有絕對權威的政令和軍令。而這一切，當了多年太子、長期在李淵身邊協理政務的李建成絕對不可能意識不到。

綜上所述，李建成謀反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而《資治通鑒》中關於這個事件的記載也是漏洞百出，存在太多違背邏輯和自相矛盾的東西。

所以，當代的一些學者在深入研究後也紛紛提出質疑，最後做出了否定的結論。

如李樹桐在《唐史考辨》中說：“《通鑒》內，有關楊文幹反事連建成案的記載，必與事實不符。”

牛致功的《唐高祖傳》稱：“事實證明，楊文幹造反與李建成沒有關係。”

黃永年在《唐史十二講》中說：“李淵既然對李世民‘恩禮漸薄’，而‘建成、元吉轉蒙恩寵’，建成又何必冒險用軍事行動來奪取政權？如真有其事，何以第二年李淵還派建成前往幽州以備突厥，毫無恩寵衰薄的跡象？足見統統出於誣陷增飾，不是事實。”

事實上，就連《通鑒》的編纂者司馬光本人也不敢肯定太子謀反之事的真實性，所以才會在《通鑒考異》中引用劉（左饣右束）（《史通》作者劉知幾之子）在相關著述中的話，說當時這個事件的起因是有人“妄告東宮”。

所謂“妄告東宮”，關鍵就在於這個“妄”字。也就是說，爾朱煥和橋公山對太子的指控很可能屬於誣告。那麽，此二人既然都是太子的手下，又為何會胳膊肘朝外拐呢？

很顯然，他們被人收買了，或者是遭到了脅迫。

那麽，又有誰會去收買或脅迫他們誣告太子呢？

答案隻有一個——秦王府的人。

眾所周知，在武德年間，當“兩大集團正在進行激烈鬥爭的時候，與事無關者是不會陷害太子，為李世民出力賣命的”。（牛致功《唐高祖傳》）因此，我們有理由認為——不管是爾朱煥、橋公山，還是杜鳳舉和宇文穎，其背後很可能都有秦王府的力量在驅使和操控！

換言之，李世民就是幕後那隻看不見的手。

武德七年(公元624年）六月二十六日，當高祖對秦王鄭重做出廢立太子的承諾後，李世民一定以為自己已經在這場漫長的政治PK中勝出。然而，接下來事態的發展卻完全出乎他的預料。

就在他距離太子之位僅有半步之遙的時候，忽然間夢想幻滅，功虧一簣，一切都打回了原形——太子依然是太子，秦王照舊是秦王。

李世民竹籃打水一場空。

這到底是為什麽？

原因很簡單：李淵反悔了。

正當李世民意氣風發地率軍前去征討楊文幹時，李建成施展渾身解數，動用他的所有政治力量對皇帝施加影響，其中包括齊王李元吉、後宮的嬪妃群和當朝重臣、侍中封徳彝，最後終於促使李淵回心轉意，收回了廢立太子的成命。

要說李淵是因為耳根子軟，禁不住這些人的軟磨硬泡才改變了主意，那就過於低估李淵的政治智慧了。就像我們前麵分析的那樣，整個太子謀反事件漏洞百出，李淵不可能對此毫無察覺。尤其是當太子已經被軟禁、圍剿楊文幹的軍事行動也已展開的時候，李淵必定會冷靜下來，仔細思考整個事件的來龍去脈，這時候他自然會看出此案的眾多疑點；再加上身邊各色人等的解釋、勸說和提醒，李淵就會意識到自己廢立太子的決定做得過於草率了。整個事件中唯一能夠認定的太子過失，無非就是“私運盔甲”這一條，可要說楊文幹的起兵一定是太子的指使，那明顯是證據不足的。當然，太子私運軍用物資肯定也屬於違法行為，但斷不至於被廢黜！

所以，李淵最後肯定也會意識到，這起事件很可能是有人抓住太子違法的把柄，然後精心製造了一個太子謀反的假象，目的就是顛覆太子的儲君之位。

換句話說，這是一起陰謀！

至於說這起陰謀的製造者是誰，那就不言自明了。當今天下，還有誰比秦王更具有相應的動機和強大的策劃能力呢？

當然，李淵沒有證據。他隻能猜測。但就算是這樣的猜測也足以讓他打消廢黜太子的念頭了。

他隨後就把太子放了，命他仍回京師留守，然後各打五十大板，責備太子和秦王“兄弟不睦”，最後從東宮和秦王府找了幾隻替罪羊，把他們全部流放嶲州，他們是太子中允王珪、太子左衛率韋挺，以及天策府兵曹參軍杜淹。

就在李淵做出上述決定的同時，李世民也輕而易舉地平定了楊文幹叛亂。

在這場短命的叛亂中，楊文幹唯一的戰績就是出兵占領了寧州（今甘肅寧縣），可當李世民率領大軍進抵寧州城下的時候，楊文幹的軍隊就不戰自潰了。七月初五，楊文幹被部將刺殺，首級傳送長安。

武德七年夏天的“李建成謀反案”就這樣結束了。

高祖李淵以各打五十大板的方式給這起震驚朝野的事件畫上了一個並不算圓滿的句號。之所以說它不算圓滿，是因為這種“和稀泥”的處置方式即便能夠勉強維係太子與秦王之間的平衡，但這卻是一種極其脆弱、危機四伏的平衡。

毫無疑問，無論是太子還是秦王，對這個處置結果都不會感到滿意。

所以，盡管讓李淵深感不快的這一頁貌似翻過去了，但是對於不共戴天的李氏兄弟而言，事情卻遠遠沒有了結。

不把對方整垮甚至徹底消滅，太子和秦王就絕不會善罷甘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