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 李世民向我們隱瞞了什麽？（上）
玄武門之變是李世民一生中最為重大的轉折點，它將李世民一舉推上了大唐帝國的權力巔峰，同時也將他推上了一個彪炳千秋的曆史製高點。然而，不可否認的是，這個骨肉相殘的悲劇事件無疑也使他背上了一個沉重的道德包袱——終其一生，李世民也未能真正擺脫玄武門之變留下的心理陰影。
我們說過，這樣的一種負罪感在某種程度上被李世民化成了自我救贖的力量，成為締造盛世貞觀的潛在動力之一，但是與此同時，這種強烈的道德不安也驅使著李世民把權力之手伸向了他本來不應染指的地方。
在幾千年的中國曆史上，這個地方曆來是“風能進，雨能進，國王不能進”的，然而這一次，唐太宗李世民卻非進不可。
形象地說，李世民“非法進入”的是“曆史殿堂”的“施工現場”。
準確地說，是李世民執意要幹預初唐曆史的編纂。
進而言之，就是李世民很想看一看——當年那場骨肉相殘的悲劇事件，包括自己當年的所作所為，在史官筆下究竟是一副什麽模樣！
為此，當玄武門之變已經過去了十幾年後，李世民終於還是抑製不住內心的強烈衝動，向當時負責編纂起居注的褚遂良發出了試探。
貞觀十三年（公元639年），褚遂良為諫議大夫，兼知起居注。太宗問曰：“卿比知起居，書何等事？大抵於人君得觀見否？朕欲見此注記者，將卻觀所為得失以自警戒耳。”
遂良曰：“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以記人君言行，善惡畢書，庶幾人主不為非法，不聞帝王躬自觀史。”
太宗曰：“朕有不善，卿必記耶？”
遂良曰：“臣聞守道不如守官，臣職當載筆，何不書之？”
黃門侍郎劉洎進曰：“人君有過失，如日月之蝕，人皆見之。設令遂良不記，天下之人皆記之矣。”（《貞觀政要》卷七）
李世民打算調閱起居注的理由是“觀所為得失，以自警戒”，聽上去很是冠冕堂皇，也與他在貞觀時代的種種嘉言懿行頗為吻合，可是褚遂良知道——天子的動機絕非如此單純！退一步說，就算天子的出發點真的是要“以自警戒”，褚遂良也不願輕易放棄史官的原則。所以，他毫不客氣地拒絕了天子的要求，說：“從沒聽說有哪個帝王親自觀史的。”
李世民碰了釘子，可他還是不甘心地追問了一句：“我有不善的地方，你也記嗎？”這句話實際上已經很露骨了，如果換成哪個沒有原則的史官，這時候估計就見風使舵，乖乖把起居注交出去了，可褚遂良卻仍舊硬邦邦地說：“臣的職責就是這個，幹嗎不記？”而黃門侍郎劉洎則更不客氣，他說：“人君要是犯了錯誤，就算遂良不記，天下人也會記！”
這句話的分量夠重，以至於李世民一時也不好再說什麽。
這次的試探雖然失敗了，但是李世民並沒有放棄。短短一年之後，他就再次向大臣提出要觀“當代國史”。這一次，他不再找褚遂良了，而是直接找了當時的宰相、尚書左仆射房玄齡。
貞觀十四年（公元640年），太宗謂房玄齡曰：“朕每觀前代史書，彰善癉惡，足為將來規誡。不知自古當代國史，何因不令帝王親見之？”
對曰：“國史既善惡必書，庶幾人主不為非法。止應畏有忤旨，故不得見也。”
太宗曰：“朕意殊不同古人。今欲自看國史者，蓋有善事，固不須論；若有不善，亦欲以為鑒誡，使得自修改耳。卿可撰錄進來。”
玄齡等遂刪略國史為編年體，撰高祖、太宗實錄各二十卷，表上之。
太宗見六月四日事，語多微文，乃謂玄齡曰：“昔周公誅管、蔡而周室安，季友鴆叔牙而魯國寧。朕之所為，義同此類，蓋所以安社稷、利萬民耳。史官執筆，何煩有隱？宜即改削浮詞，直書其事。”（《貞觀政要》卷七）
李世民這次還是那套說辭，可在聽到房玄齡依舊給出那個讓他很不愉快的答複後，他就不再用試探和商量的口吻了，而是直接向房玄齡下了命令：“卿可撰錄進來。”在這種情況下，房玄齡如果執意不給就等於是抗旨了。迫於無奈，房玄齡隻好就範。結果不出人們所料，李世民想看的正是“六月四日事”。
看完有關玄武門之變的原始版本後，李世民顯得很不滿意，命房玄齡加以修改，並且對修改工作提出了上麵那段“指導性意見”。這段話非常著名，被後世史家在眾多著作中廣為征引，同時也被普遍視為李世民篡改史書的確鑿證據。
當然了，純粹從字麵上看，李世民說的這段話也沒什麽毛病，甚至還頗能體現他作為一代明君的坦**襟懷和凜然正氣。因為他告訴房玄齡：不必替他遮遮掩掩，反正玄武門事件本來就是像“周公誅管、蔡，季友鴆叔牙”那樣的義舉，目的是為了“安社稷、利萬民”，所以史官大可不必有什麽思想負擔，更不必用“隱語”和“浮詞”來替玄武門事件進行粉飾。最後，李世民要求房玄齡及其史官們：在修改的時候不必有什麽忌諱，大可“改削浮詞，直書其事”！
那麽，今天的我們到底該如何看待這段話呢？是把它看成李世民直麵曆史、忠於事實的一種可貴品質，還是恰好相反，將其視為有損於李世民明君形象的篡改曆史的行為？
很遺憾，在絕大多數後世史家的眼中，李世民的上述言行被普遍判定為後者。
人們傾向於認為，李世民所謂的“周公誅管、蔡，季友鴆叔牙”、“安社稷、利萬民”等語，其實是為玄武門之變定下了一個政治基調，也是為史官們修改史書提供一個欽定的指導思想。比如牛致功就在《唐高祖傳》中說：“李世民要史官們把他利用陰謀手段奪取太子地位的宮廷政變寫成‘安社稷、利萬民’的正當義舉，也就是要把他殺兄奪嫡之罪合理化。房玄齡、許敬宗正是遵照這種要求修改《實錄》的。”
既然皇帝已經給定了框架，史官們當然要努力把李世民塑造成“周公”、“季友”這樣的人物了，而他的對手李建成和李元吉，在貞觀史臣的筆下當然也要處處向“管、蔡”、“叔牙”看齊了，若非如此，又怎能襯托出李世民“安社稷、利萬民”的光輝形象呢？
時至今日，學界比較一致的看法是——貞觀史臣在玄武門之變的前前後後確實對李世民作了一定程度上的美化，與此同時，李建成和李元吉則遭到貞觀史臣不遺餘力的口誅筆伐，被描寫成了徹頭徹尾的昏庸之輩、卑劣小人，甚至是衣冠禽獸。對此，司馬光在《通鑒考異》中引述了《高祖實錄》和《太宗實錄》中的相關描寫，今節錄於下。
《高祖實錄》曰：“建成幼不拘細行，荒色嗜酒，好畋獵，常與博徒遊……”又曰：“建成帷薄不修，有禽犬之行，聞於遠邇。今上以為恥，嚐流涕諫之，建成慚而成憾。”
《太宗實錄》曰：“隱太子始則流宕河曲，遊逸是好，素無才略，不預經綸，於後統左軍，非眾所附。既升儲兩，坐構猜嫌。太宗雖備禮竭誠，以希恩睦，而妒害之心，日以滋甚。又，巢剌王性本凶愎，誌識庸下，行同禽獸，兼以棄鎮失守，罪戾尤多，反害太宗之能……”
正因為兩朝實錄對建成和元吉極盡歪曲之能事，所以連一向傾向於李世民的司馬光也不得不在《通鑒考異》中下了一道按語：“按：建成、元吉雖為頑愚，既為太宗所誅，史臣不能無抑揚誣諱之辭，今不盡取。”而《劍橋中國隋唐史》也認為：“建成和元吉兩個人在正史上都被說得無甚是處。根據這些史書的記載，元吉酷嗜射獵，在戰陣上反複無常，又是個好色之徒和一個虐待狂；太子建成則冥頑不靈，桀驁難馴，沉湎酒色。這些貶詞至少是傳統史料中這一時期的記載對他們故意歪曲的部分結果。”
趙克堯、許道勳在《唐太宗傳》中也提出了類似的看法：“唐朝官修史書總是把建成與元吉加以醜化，而對世民則盡量粉飾。直至五代，劉昫等編撰《舊唐書》，也持相同的觀點。……所謂‘直書其事’，則未必能做到實事求是。”而牛致功更是在《唐高祖傳》中強調，從唐朝的《實錄》、《國史》到後來的《舊唐書》、《新唐書》、《資治通鑒》，無不受到李世民改史的惡劣影響。他說：“這幾部史書，是後來人們研究唐代曆史的主要依據。在這幾部史書的影響下，高祖缺乏果斷處事的能力，李建成庸劣無能，李世民功德卓著，幾乎成了婦孺皆知的常識。由此可見，李世民為了文過飾非而歪曲曆史、篡改《實錄》的影響多麽深遠。”
綜上所述，貞觀史臣確實曾經在李世民的授意下，對玄武門之變前前後後的曆史進行了一定程度的篡改。而篡改的主要方向有三個：一、對李世民加以美化和粉飾；二、對李建成和李元吉加以醜化和歪曲；三、對有關玄武門事件的許多關鍵性細節加以改動和增刪。
也許，正是由於一些重大的曆史細節被動過手腳，所以像“楊文幹事件”、“毒酒事件”、“昆明池密謀”、“傅奕密奏”、“秦王密奏”等一係列事件才會變得雲山霧罩、撲朔迷離，並且引起後世史家和學者的廣泛爭議，甚至屢屢被指斥為杜撰和造假。
但是，當後世學者在懷疑並指責李世民及其史臣篡改曆史的同時，有一個奇怪的現象卻非常值得我們關注，那就是——既然李世民要改史，為什麽不改得徹底一點？為什麽不把他弑兄、殺弟、逼父、屠侄的行徑全部抹掉呢？尤其是李世民在玄武門前親手射殺兄長李建成的那一幕，為什麽仍然白紙黑字地保留在史冊當中？假如把建成和元吉改成是死於亂刀之下、或者是身中流矢而亡，豈不是更能減輕他弑兄殺弟的罪名？還有，那十個被殘忍屠殺的侄子，李世民同樣可以把殺戮責任隨便推到某個小人物身上，或者幹脆也說死於亂兵之中，可為什麽他沒有這麽做呢？為什麽這一切，李世民都沒有掩蓋？
在此，我們似乎有必要重新審視一下李世民所說的“周公誅管、蔡”的那段話。也許那不僅是一種冠冕堂皇的道德說辭，也不僅是為史臣改史所定的政治基調，很可能同時也是李世民努力要達成的一種自我說服。
也就是說，李世民需要告訴自己和世人，他誅殺建成、元吉的行為並不是一場爭權奪利的殺戮，而是一種鋤奸懲惡、濟世安民的義舉！進而言之，恰恰是毫不避諱地、大張旗鼓地將這段曆史昭示天下，他才能減輕自己內心的負罪感，獲得一種內心的安寧，也才能正大光明、堂而皇之地獲得一種道德解脫。
如果用宗教的語言來說，這種心態和做法可以稱之為“發露懺悔”，也就是主動**以往的某些“罪惡”，讓其暴露在世人的目光中，或者說讓其在道德與正義的陽光下渙然冰釋，從而讓自己獲得道德與靈魂意義上的新生。
綜上所述，在玄武門事件中，李世民真正要掩蓋的東西很可能並不是兄弟和侄子們的死亡真相，而是一種他難以在道義上重新包裝、也難以在道德上自我說服的行為。換言之，這種行為是他無論如何也不敢“發露”的，寧可背負著它沉重前行，也絕不願將其公之於世！
那麽，這種行為是什麽呢？
有關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六月四日的那場流血政變，李世民到底向我們隱瞞了什麽呢？
貞觀十七年（公元643年），唐太宗李世民看了一本古籍中的一篇文章後，內心某個隱秘的角落忽然被觸痛，於是潸然淚下、悲泣良久。他動情地對身邊的侍臣說：“人情之至痛者，莫過乎喪親（父母）也。……朕昨見徐幹（東漢文學家、“建安七子”之一）《中論·複三年喪》篇，義理甚深，恨不早見此書。所行大疏略，但知自咎自責，追悔何及？”（《貞觀政要》卷六）
李世民說的“所行大疏略”，意思是高祖李淵逝世時，他所行的喪禮過於粗疏簡略，未盡到人子之孝，因此深感愧疚和自責，追悔莫及。
也怪不得李世民會感到痛心愧悔，因為對待高祖的身後事，他的許多做法的確有不盡如人意之處。比如埋葬高祖的獻陵在規格上就比埋葬長孫皇後（包括逝世後的太宗本人）的昭陵要遜色得多。獻陵是“堆土成陵”，規模和氣勢十分有限；而昭陵則是“因山為陵”，規模浩大、氣勢宏偉。高祖安葬後，李世民也並未流露出應有的思念之情，而對長孫皇後則是情深意長、無比懷念，曾“於苑中作層觀，以望昭陵”（《資治通鑒》卷一九四），結果立刻遭到魏徵的暗諷和譏刺。
而時隔多年之後，李世民突然對父親流露出的這種懺悔和內疚之情，難道僅僅是因為自己在高祖身後沒有盡到孝道嗎？在高祖生前，李世民又做得如何呢？之所以會有如此強烈的愧悔，是否跟武德九年（公元626年）的玄武門之變有關呢？
或者我們可以換一個方式追問：在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六月四日清晨，當李世民在玄武門前一舉除掉太子和齊王之後，當守門禁軍與東宮齊王衛隊激戰正酣的時候，太極宮中到底發生了什麽？是否真如史書所載，高祖和近臣們正悠然自得地“泛舟海池”，沉浸在一片詩情畫意之中，對宮門前正在發生的慘烈廝殺一無所知？是否直到尉遲敬德滿身血跡、“擐甲持矛”地前來“宿衛”，高祖和一幫近臣才如夢初醒？
事實上，六月四日高祖李淵“泛舟海池”的這一幕，曆來備受後世史家的強烈質疑。
因為它的疑點確實太多了！
首先，如同我們所知道的那樣，這天早晨是李淵召集三兄弟入宮對質的時間，為此一幫宰執重臣也都早早就位了。在此情況下，李淵怎麽可能有閑情逸致到海池去泛舟？其次，就算李淵和近臣發現三兄弟全都遲到了，許久等不到他們，百無聊賴之下才跑去泛舟，可是，就在宮廷的北正門，幾支軍隊正殺得雞飛狗跳、人喊馬嘶，而高祖李淵和那幫帝國大佬怎麽可能對此毫無察覺？就算他們一時間都被海池的美麗景色陶醉了，可宮中有那麽多的嬪妃、太監、宮女，難道他們也全都被施了迷魂術和定身術，以至於沒有一個人察覺、沒有一個人趕來通報這駭人聽聞的政變消息？最後，退一萬步說，就算上麵這些都是事實，可當尉遲敬德帶著武器擅闖皇宮大內，一直逼到皇帝的麵前時，高祖身邊的侍衛都哪裏去了，為何史書中連一個侍衛的身影都看不到？在天子的人身安全遭遇重大威脅的時候，難不成他們全都約好了，在同一時間集體人間蒸發？
我們隻能說——這樣的記載太不可理喻了！
如果說李世民和貞觀史臣確實是對玄武門事件動了手腳的話，那麽我們相信，這個所謂的“泛舟海池”應該就是被重點篡改，以至於改得毫無邏輯、牽強附會、麵目全非。
可是，為什麽李世民弑兄、殺弟、屠侄的那些真相都可以不改，卻偏偏改了這個地方呢？我們是不是可以認為，李世民派兵逼宮、控製高祖的真實內情要遠比所謂的尉遲敬德“擐甲持矛、入宮宿衛”複雜得多、性質也嚴重得多，所以隻好授意史官進行篡改？我們是不是可以認為，李世民在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六月四日對父親所做的一切，已經完全坐實了“不忠不孝、悖逆君父”的罪名，以至於比弑兄殺弟在良心上更難以承擔、以禮教倫常的標準來看更不可原諒，因而在麵對後輩和世人的時候更難以啟齒呢？
也許正因為此，所以貞觀史臣最後才不得不虛構了“泛舟海池”的一幕來掩蓋真相；也許正因為此，所以時隔多年之後，當身為君父的李世民在兒子們的奪嫡之爭中差一點目睹骨肉相殘的悲劇重演時，他才能深刻體會高祖當年的慘痛心境，也才能對自己當年的所作所為有所反省，從而才會借“所行大疏略”為由，深切地表現出對高祖李淵的愧悔之情。
討論至此，我們似乎已經逼近了李世民向我們隱瞞的那個最後的真相！
關於這個隱藏最深的真相，一部一千年後重現人間的敦煌殘卷，也在一定程度上為我們揭開了神秘的麵紗……
公元1900年，敦煌莫高窟的藏經洞被意外發現，消息震驚中外，可清政府並未對此采取任何保護措施。於是隨後的幾年裏，一批又一批價值不可估量的古代文獻被西方的探險家和文物掠奪者陸續盜運到了歐洲。在斯坦因（匈牙利人，後加入英國籍）盜走的文獻中，有一部被冠以編號S.2630的敦煌寫本，內容就涉及了唐太宗和玄武門之變。王國維先生是中國第一個研究這份文獻的學者，將其命名為《唐太宗入冥記》。這份文獻雖然隻是唐代的民間話本，算不上正規史料，而且作者已不可考，但是裏麵透露的某些信息卻至關重要，非常值得我們關注。
卞孝萱先生在《“玄武門之變”與〈唐太宗入冥記〉》一文中說：“勝利者唐太宗為了維護其仁孝形象，對先發製人、殺兄誅弟、逼父讓位的行為加以塗飾。當日唐史臣秉承太宗之意，在兩朝實錄、國史中，篡改了‘玄武門之變’前後一連串事實的真相。敦煌寫本《唐太宗入冥記》編造建成、元吉在陰司告狀，閻羅王勾太宗生魂入冥對質的故事，實際是為建成、元吉鳴‘冤’。”
由此可見，這個唐代寫本雖然體裁近似小說，內容純屬虛構，但是它所透露出的信息卻不可等閑視之。換言之，值得我們關注的並不是它的故事情節，而是其中蘊含的寓意。
下麵就讓我們來看看這個寫本的大致內容。
故事說的是唐太宗入冥之後，在陰司遇見了一個名叫崔子玉的判官，此人在陽世的身份是滏陽縣尉。也就是說，這是一個往來於陽世與陰間的“雙重身份者”（在中國古代話本和民間傳說中，這種“雙重身份者”代不乏人，據傳近代的國學大師章太炎也曾入冥充當判官）。由於崔子玉在陽世的身份是李世民的臣子（但是官職卑微），而現在皇帝李世民在陰間反而成了他的審判對象，於是崔子玉就決定利用自己在陰司的職權和太宗做一回交易，借以換取自己在陽世的高官厚祿。他告訴太宗，建成和元吉入陰之後，“稱訴冤屈，詞狀頗切”，亦即暗示這件“官司”頗為棘手，然後讓太宗回答一個問題，說如果答得上來就可以回長安，答不上來恐怕就沒有生還的希望了。太宗一聽嚇壞了，連忙要求崔子玉提個簡單一點的問題，並且承諾說：“朕必不負卿！”
然而，崔子玉所提的問題卻一點都不簡單。
他看著唐太宗，一臉正色地說——“問大唐天子太宗皇帝在武德九年，為甚殺兄弟於前殿，囚慈父於後宮？”
李世民一聽，頓時啞口無言，“悶悶不已，如杵中心”，心裏仿佛橫亙著一塊木頭，良久才說，這個問題他回答不了。
崔子玉一看太宗的反應，知道自己的目的已經達到，於是替太宗想了一個答案，原文是：“大聖滅族□□”。後麵脫了兩個字，但是大意還是清楚的，無非是太宗“大義滅親”雲雲。作為交換，太宗許給了崔子玉“蒲州刺史兼河北二十四州采訪使，官至禦史大夫，賜紫金魚袋，仍賜蒲州縣庫錢二萬貫”的優厚條件，終於順利通過這場冥世拷問。
在這個故事中，崔子玉所提的那個問題是最重要的、也是最有價值的一個信息。其中，“殺兄弟於前殿”遍見正史記載，而且李世民本人對此也直言不諱，所以並不稀奇；真正讓李世民感到難以啟齒、同時也讓我們感到非同小可的是後麵的六個字——“囚慈父於後宮”。
很顯然，這是一個被所有官修正史一律遮蔽掉的信息。
要解開被正史隱瞞的玄武門之變的另一半真相，這六個字就是一把至關重要的鑰匙。
雖然《唐太宗入冥記》的內容出於虛構，但是其題材和寓意在當時肯定是有所本的，不可能毫無依據。據卞孝萱先生分析，該作品很可能成書於武周初期。在唐人張（上族下鳥）（約生活於武周至玄宗前期）的筆記史《朝野僉載》中，我們也發現了有關“唐太宗入冥”和“冥官問六月四日事”的記載（見《朝野僉載》卷六）。而王國維先生在相關的研究著作中，也曾引述《朝野僉載》、《梁溪漫誌》、《崔府君祠錄》、《顯應觀碑記》等多種史料，考訂了唐太宗和崔子玉故事的源流，發現崔府君的故事在蒲州一帶流傳甚廣，山西省現存的碑刻中也保存了有關他的一些傳說。由此可見，《唐太宗入冥記》中所提到的“囚慈父於後宮”的說法，很可能在唐朝初期已經廣泛流傳於民間。
然而，就算這樣的說法淵源有自，可畢竟屬於民間傳聞，何況《唐太宗入冥記》也隻有這語焉不詳的六個字，除此之外我們什麽都看不到。既然如此，那我們又憑什麽知道李世民在玄武門之變中對李淵都做了一些什麽呢？我們又憑什麽斷定“囚慈父於後宮”就是李世民向我們隱瞞的真相呢？
在相關史實已經被官修正史全部篡改或刪除的情況下，要破解這個真相確實難度很大，但是並非不可能。
因為我們相信，常識和邏輯的力量始終是強大的；況且，無論貞觀史臣如何竭力隱瞞真相，正史中還是留下了一些蛛絲馬跡。憑借這些彌足珍貴的線索，再輔以合乎常識的分析以及合乎邏輯的推斷，我們就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還原曆史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