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 李世民向我們隱瞞了什麽？（下）
在前文，我們已經對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六月四日李淵“泛舟海池”的一幕提出了諸多質疑，其中的核心問題就是——就算李淵和近臣真的在海池上泛舟，可宮中有那麽多的侍衛、嬪妃、太監、宮女，為什麽沒有一個人察覺到玄武門前的激烈戰鬥，也沒有一個人趕來通報這駭人聽聞的政變消息？
在此我們不妨先做一個假設：假如在玄武門戰鬥爆發時，有一個人（或侍衛、或嬪妃、或太監、或宮女，或隨便宮裏什麽人），他的眼睛、耳朵、手腳功能都還正常，沒有被施以迷魂術和定身術，及時向皇帝通報了政變消息，那麽李淵會作何反應？
如果此刻的李淵還是一個精神正常的人、還是一個大權在握的皇帝，他會繼續悠然自得地泛舟，等著尉遲敬德或隨便哪個政變將領前來逼宮嗎？
顯然不會。這個時候，一個正常的皇帝隻可能做三件事：一、第一時間離開海池，進入太極宮中某個最隱蔽且最易於防守的地方，命近衛禁軍刀出鞘、箭上弦，進入一級戰備狀態；二、火速下詔，由身邊的宰執重臣到玄武門宣旨，命令所有人放下武器，聽候裁決；三、立刻調集皇城中所有未參與政變的禁軍，逮捕兵變各方的首腦和主要將領，隨後調查事變真相，嚴懲政變者。
所以，隻要整座太極宮中有一個人的視覺、聽覺和行動功能正常，及時向皇帝報警，那皇帝肯定會采取上述舉措。而一旦皇帝采取上述舉措，李世民的這場政變還有幾分勝算？就算李世民不會馬上潰敗，但是他必然要與皇帝開戰。而我們知道，在玄武門事變前夕，李淵對皇權的控製仍然是有力的，並未出現大權旁落的情況，所以，秦王鬥膽與皇帝開戰的結果，恐怕不會令人樂觀。
由此可見，如果我們所見的正史記載是真實的，也就是尉遲敬德是直到前方戰鬥接近尾聲時才入宮去找高祖的，那麽李世民就等於是在打一個天大的賭。
賭什麽呢？
賭好幾支軍隊在玄武門前乒乒乓乓地打仗，而整座太極宮中的所有人在那一刻全都喪失了正常的視覺、聽覺和行動功能！
這可能嗎？
這當然不可能！
既然不可能，那麽李世民要如何保證玄武門前開戰的同時，太極宮中的所有侍衛、嬪妃、太監、宮女都不會去向皇帝報信呢？
答案隻有一個——控製他們。
如何控製呢？
不言而喻——派兵入宮，用武力控製他們的人身自由。這才是真正可行、真正有效的“定身術”！
到這裏，一個被李世民和貞觀史臣刻意隱瞞的重大真相就浮出水麵了。
那就是——事實上玄武門之變有兩個戰場：一個在玄武門前，一個在太極宮中。
前者是我們熟知的，是公開的第一戰場；而後者是我們完全陌生的，是被遮蔽的第二戰場。
那麽，這個戰場的範圍有多大？是整個太極宮嗎？最需要控製的目標是誰？是所有侍衛、嬪妃、太監、宮女嗎？
這是不可能的。李世民絕不會笨到把有限的兵力放到整個太極宮中去漫天撒網。而且就算你控製了九十九個，隻要有一個漏網，跑去跟皇帝報信，整個行動照樣是前功盡棄。所以，正確的做法應該是——直接派兵進入皇帝所在的地方，直接控製皇帝！
由此可見，即便隻是從常識和邏輯的角度來分析，《入冥記》中提到的“囚慈父於後宮”的說法也完全可以成立。也就是說，李世民要想確保整個政變行動萬無一失，就必須在襲殺太子和齊王之後，第一時間入宮控製高祖。就像我們前麵分析的那樣，作為一個精神正常、大權在握的皇帝，高祖李淵如果不是在第一時間被李世民控製，那他絕對會采取應變措施，也絕對有能力進行鎮壓，而玄武門之變最終也可能功敗垂成。由此，我們基本上可以斷定，史書中記載的高祖“泛舟海池”的一幕肯定是出自貞觀史臣的虛構，而事實很可能是——李世民在玄武門前襲殺太子和齊王後，立刻派兵入宮，把高祖和一幫近臣囚禁了起來，而囚禁的地點有可能就是海池。
這應該就是李世民在太極宮中開辟“第二戰場”並“囚慈父於後宮”的真相。
盡管這個真相被貞觀史臣極力掩蓋，但是在現有史料中，我們還是發現了一些至關重要的線索和疑點。從這些線索和疑點入手，我們應該能夠在一定程度上還原曆史的本來麵目。
首先，在《舊唐書·隱太子建成傳》中，我們注意到了這樣一段話：“俄而東宮及齊府精兵二千人結陣馳攻玄武門，守門兵仗拒之，不得入，良久接戰，流矢及於內殿。”此外，在《唐文續拾·卷二》李儼所撰的《杜君綽碑》中，我們也發現了“矢及宸闈”這樣的說法（據《舊唐書·長孫無忌傳》，杜君綽是進入玄武門埋伏的九人之一）。
“流矢及於內殿”、“矢及宸闈”……這樣的表述意味著什麽呢？
所謂“內殿”和“宸闈”都是指皇帝所住的地方。既然連箭都射到了皇帝麵前，那麽李淵還怎麽可能安心地“泛舟海池”呢？
所以，我們有理由認為，所謂“流矢及於內殿”和“矢及宸闈”應該都是關於“第二戰場”的一種較為隱諱的說法。也就是說，在李世民派兵入宮控製高祖的過程中，肯定與皇帝身邊的禁軍侍衛發生了一定程度上的武裝衝突。因為皇帝身邊的侍衛不可能全被李世民收買，而一旦看見秦王帶著士兵殺氣騰騰地闖進宮中，那些侍衛也斷不會束手就擒或者坐以待斃，可見一定範圍內的戰鬥是不可避免的。而發生戰鬥的時間，應該是與第一戰場、也就是玄武門前的混戰同步，也就是東宮齊王兵正猛攻玄武門的那個時候。
要進一步證實我們的上述推斷，下麵這些疑點和線索也是絕不容忽視的：
第一，回顧玄武門之變的整個經過（參見兩《唐書》、《資治通鑒》中相關記載），有一個現象令人滿腹狐疑，那就是——李世民在玄武門前射殺李建成並意外墜馬之後，忽然就從史料的記載中“消失”了，直到尉遲敬德迫使高祖發出敕令，交戰各方全部放下武器，一切都已塵埃落定，李世民才重新回到人們的視線中，演出了“跪而吮上乳”的一幕。
在此我們不禁要問：在無端“消失”的這段時間裏，李世民上哪裏去了？他都幹了一些什麽？如果說李世民是因為墜馬受傷，被扶到什麽地方休息去了，史書中為何隻字不提？此外，身經百戰、英勇過人的秦王李世民，會僅僅因為“墜馬”而喪失作戰能力嗎？在戰場上一向身先士卒、不顧槍林箭雨而衝鋒陷陣的秦王李世民，會僅僅因為受了一點輕傷就下火線嗎？他會放心大膽地把入宮控製高祖的關鍵行動交給手下，然後躲到安全的地方靜觀事態演變嗎？
答案隻有三個字：不可能。
因為，從某種意義上說，玄武門之變是李世民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戰鬥”，所以他必然會全力以赴，也必然會拿出百倍的勇氣、決心和力量來進行這場戰鬥，直到政變成功的那一刻。而當李世民襲殺建成和元吉後，能否迅速開辟太極宮中的第二戰場、能否在第二戰場取得成功，最終將決定玄武門之變的成敗！
在此情況下，即便墜馬受了一點輕傷，李世民也絕對不可能躲起來休息。所以，我們有理由認為，在“消失”的這段時間裏，李世民所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率兵入宮開辟第二戰場，控製高祖和那些宰執重臣。正因為此，貞觀史臣才會把李世民的這段去向全盤刪除，以致在現存史籍中給後人留下了一個匪夷所思的空白。
第二，在《舊唐書·隱太子建成傳》中，我們發現秦王麾下的“八百勇士”在政變過程中同樣出現了令人百思不解的異動。在我們前麵引述的“俄而東宮及齊府精兵二千人結陣馳攻玄武門，守門兵仗拒之，不得入，良久接戰，流矢及於內殿”這句話之後，史書接著寫道：“太宗左右數百騎來赴難，建成等兵遂敗散。”
這裏所說的“左右數百騎”，很可能就是李世民“素所蓄養的八百勇士”之全部或大部。令人極為不解的是，當東宮和齊府兵猛攻玄武門、並且與守門禁軍“良久接戰”的時候，秦王麾下最親信的這支精銳上哪兒溜達去了？為什麽直到“玄武門守衛戰”已經接近尾聲，秦王左右數百騎才姍姍來遲地加入到玄武門前的戰鬥，從而扭轉了之前的不利形勢，致使東宮和齊府兵最終“敗散”？
唯一的解釋隻能是——他們跟隨秦王奔赴更重要的地方了。而這個地方當然就是第二戰場、也就是李世民“囚慈父於後宮”的地方。
因此，從秦王麾下這支精銳部隊的異動中，我們足以解讀出三個方麵的信息：一、它進一步向我們證實了第二戰場的存在；二、它讓我們看清了玄武門之變中李世民大致的兵力部署；三、它向我們解釋了第一戰場、亦即“玄武門守衛戰”為何險象環生的主要原因。
關於兵力部署：在李世民及其幕僚所製訂的政變計劃中，襲殺太子和齊王後，負責防禦玄武門的隻能是原本駐防在此的常何、敬君弘、呂世衡等部；而最精銳的秦王府八百勇士，則與李世民一同進入太極宮，負責消滅皇帝身邊敢於頑抗的禁軍侍衛，進而控製皇帝和重臣；同時，秦王的麾下驍將，如秦叔寶、程知節、侯君集、段誌玄等人很可能也跟隨李世民進入了第二戰場。
隻有這樣，我們才能解釋第一戰場一再遭遇險情的原因。諸如：東宮和齊府兵“馳趨玄武門”時，為何隻有一個張公瑾“獨閉關以拒之”？那是因為：多數驍將和秦王府精銳當時都不在玄武門。還有，敬君弘、呂世衡為何會戰死？這隻能證明：留在玄武門進行防禦的兵力實在是很薄弱。此外，當東宮齊府將士鼓噪著要轉攻秦王府時，秦王陣營為何“將士大懼”、束手無策？那是因為所有的兵力都被配置在第一戰場和第二戰場了，至於秦王府這個“第三戰場”，肯定隻留下了一部分老弱殘兵，顯然是不堪一擊的。估計在李世民及其幕僚的計劃中，秦王府是無力也無意保全的，很可能早已做好了被攻破的打算。
第三，討論至此，我們就要引出又一個足以證明第二戰場存在的有力證據，那就是秦王妃長孫氏在玄武門之變中的動向及其所發揮的相關作用。
按《舊唐書·文德皇後長孫氏傳》，當李世民“方引將士入宮授甲”時，長孫氏“親慰勉之，左右莫不感激”。《新唐書·文德長孫皇後傳》稱：“及帝授甲宮中，後親慰勉，士皆感奮。”兩《唐書》都記載了長孫氏跟隨李世民一起進入了太極宮，這究竟意味著什麽？難道她的任務僅僅是去慰勉將士的嗎？
我們認為，事實並沒有這麽簡單。
長孫氏之所以出現在太極宮中，至少可以證明以下三點：一、秦王府的精銳確實已經傾巢而出，府中防守空虛，早就做好失守的打算，所以李世民才會把長孫氏帶在身邊，以免遇害；二、既然兩《唐書》都明確記載，李世民和長孫氏不但一起帶著將士進入太極宮，而且還在宮中“授甲”，那麽李世民在宮中開辟第二戰場的事實就更是毋庸置疑了；三、在李世民“囚慈父於後宮”的過程中，他們夫婦肯定是有所分工的，長孫氏所充當的很可能是“安撫使”的角色。
也就是說，李世民及其將士負責對付皇帝身邊有可能頑抗的侍衛，手段是采用武力；而長孫氏則負責對付餘下那些嬪妃、太監和宮女，手段則是盡力安撫。道理很簡單，李世民入宮的目的是為了控製皇帝，而不是無端殺戮，所以他會盡量以最小的代價換取最佳的結果，隻要是能夠安撫的人，李世民絕不會輕易訴諸武力。
因此，長孫氏此時所起到的，就是秦王府的任何人（包括李世民）都難以發揮的作用。憑著女性親切溫婉的先天優勢，加之秦王妃的尊貴身份，以及平素與後宮嬪妃的交情，還有誰比她更適合擔任“安撫使”的角色呢？
關於長孫氏在玄武門之變中的重要作用，《舊唐書·房玄齡傳》中還有一處記載可資佐證：“玄齡嚐因微譴歸第，黃門侍郎褚遂良上疏曰：‘及九年之際，機臨事迫，身被斥逐，闕於謨謀，猶服道士之衣，與文德皇後同心影助，其於臣節，自無所負。’”
眾所周知，房玄齡在玄武門之變的功臣榜上名列第一（《舊唐書·房玄齡傳》：“貞觀元年……論功行賞，以玄齡及長孫無忌、杜如晦、尉遲敬德、侯君集五人為第一”），假如長孫氏沒有在玄武門之變中發揮別人難以替代的作用，褚遂良又怎麽可能把她和第一功臣房玄齡相提並論呢？
綜上所述，我們完全有理由認為，李世民在玄武門之變中確實曾經“囚慈父於後宮”，而有關這個“囚父行動”的具體過程，雖然現有史料均不可考，但我們仍然可以依據常識和邏輯來做出進一步推斷。
首先我們可以提一個問題：李世民囚父的目的是什麽？
答案很簡單，當然是逼迫父親交出政權。
接著我們還可以問：假如李淵堅決反抗，誓死也不交權，那李世民該怎麽辦？
答案隻能是一個字——殺！
至此，我們已經逼近了李世民竭力向我們隱瞞的那個真相的核心。
也就是說，在李世民的計劃中，他入宮控製高祖的行動必然會分成三步：第一步是“囚父”，亦即消滅有可能頑抗的禁軍侍衛，將高祖和近臣們徹底控製起來；第二步就是“逼父”，亦即讓某個將領出麵，逼迫高祖下詔，把軍政大權移交秦王；最後一步，也是李世民最不希望走到的一步，那就是——假如高祖誓死不從，李世民就不得不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被迫“弑父”！
這樣的“三步走”是任何一場逼宮行動都不可避免的內在邏輯。因為對於高祖李淵這樣一個大權在握的皇帝來說，假如他始終不肯屈服於李世民的意誌，堅決不肯以他的名義發布詔書，將軍政大權移交給李世民，那麽李世民唯一的選擇隻能是殺了他。
或許有人會說，采用軟禁手段、然後矯詔奪權也未嚐不是一個辦法。但是如此一來，李世民無疑要承擔一個很大的政治風險——隻要高祖不死，那麽即便秦王要矯詔奪權，那些仍然忠於皇帝的文臣武將們也有可能會識破秦王的陰謀，因而拒不奉詔，發兵與李世民對抗。到時候不光京師會爆發大規模的流血衝突，整個帝國也完全有可能陷入內戰。所以，在李世民率兵入宮的時候，他心裏肯定已經做好了“弑父”思想準備，因為這是代價最小、成本最低、最能夠避免上述政治後遺症的唯一辦法。
當然，誰都希望事情在第二步結束，誰都希望最後的結局是高祖妥協，與秦王達成政治和解，雙方相安無事。可是，誰敢保證事情不會發展到第三步呢？在尚未知悉高祖的反應之前，李世民又怎敢保證自己不會走到第三步呢？
可見，在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六月四日，李世民所麵臨的一個最可怕的道德困境和最艱難的人生抉擇，恰恰不是應不應該在玄武門前襲殺兄弟，而是如果形勢逼不得已，他應不應該痛下殺手、弑父弑君？
對於一個以“愛敬君親”為最高行為規範的社會而言，對於一個以恪守“忠孝之道”為人生準則的古代臣子而言，還有什麽行為比“弑父弑君”更加罪大惡極、不可饒恕的呢？還有什麽比這種行為產生的道德和輿論壓力更讓人難以承受的呢？
雖然後來事實的發展讓李世民有幸避免了這樣的罪惡，但是對於李世民本人來講，這樣的罪惡隻要在他的心中預演過一次，就很可能在他的記憶中留下永遠無法抹除的陰影。
退一步說，就算“弑父弑君”這種未及實施的惡並未對李世民造成道德困擾，但是單純就“囚父”和“逼父”而言，李世民也注定要承受非同小可的道德壓力。更何況，“囚慈父於後宮”的過程必然不是一場溫文爾雅的談判。因為對於秦王的逼宮，高祖李淵肯定會盡一切力量抵抗，而忠於皇帝的禁軍也必定會與秦王部隊開戰，隻有到了所有的武力對抗宣告失敗，而李淵的一切努力也均被秦王瓦解，他才可能無可奈何地舉手投降。至於像正史所載，尉遲敬德一進入海池高祖就乖乖交權的事情，基本上是不足采信的，這就算不是貞觀史臣的虛構，至少也是一種高度簡單化的曲筆。
根據李淵在玄武門之變中以及此後的種種表現來看，幾乎對一切事情都無能為力，完全喪失了一個皇帝應有的尊嚴和權力，所以我們基本上可以斷定：就算李世民沒有做出“弑父”的舉動，但最起碼也是把高祖逼到了生死存亡的邊緣，否則李淵不會是一副聽天由命、任人宰割的模樣。誠如清代史學家趙翼所言：“是時高祖尚在帝位，而坐視其孫之以反律伏誅而不能一救，高祖亦危矣！”（《二十二史劄記》卷十九）
既然如此，那麽在李世民用盡一切手段迫使父親就範的過程中，有多少行為是可以在道義上站住腳的？又有多少行為是可以在後來改史時原封不動、公之於世的呢？
恐怕很少。
也許正因為此，所以時隔多年之後，李世民盡管可以大膽地把弑兄、殺弟、屠侄的真相昭示於天下，但唯獨不敢公開他在太極宮中開辟“第二戰場”並“囚慈父於後宮”的真相！
對李世民和貞觀史臣而言，當年那場逼宮行動確實難以在道義上重新包裝，也難以在道德上自我說服，因而隻能盡力掩蓋。但是考慮到事件的完整性，有關高祖的情況在史書的編纂中又不能隻字不提，所以貞觀史臣最後隻好挖空心思地編造了高祖和近臣“泛舟海池”的荒誕一幕，之後又大而化之地拋出了“尉遲敬德入宮宿衛，請降手敕”的粗糙情節，試圖以此掩人耳目，把整個玄武門之變最重要的一部分內幕和真相含糊其詞地敷衍過去。
然而，經由殘留在史書中的蛛絲馬跡，借助常識和邏輯的力量，我們最終還是在一定程度上窺破了李世民極力向世人隱瞞的真相。
對於李世民篡改曆史的行為，今天有一部分讀者很不願意承認。這點我們完全可以理解，畢竟很多人心中都有一個“偉人情結”，沒有人願意看到千古一帝李世民的光輝形象因此受到玷汙。但是，我們在崇拜偉人的同時，更需要尊重事實。時至今日，關於貞觀君臣改史之事在學界幾乎已成定論，所以我們也不必再“為尊者諱”。更何況，金無足赤、人無完人，李世民身上存在這樣或那樣的一些汙點，絲毫改變不了他作為一代明君的事實，也絲毫不會影響他所創造的曆史功績。
與此同時，也有一些人故作驚人之語，把李世民改史的行為貶得一無是處，甚至指責他“腰斬”了中國幾千年來寶貴的“信史”傳統，言下之意是李世民開了篡改曆史的先河，“罪莫大焉”！
其實這樣的指責又未免矯枉過正了。中國的信史傳統和史官精神固然有不阿權貴、秉筆直書的一麵，但是早在孔子時代，刪削曆史的行為就已經大行其道了。所謂“春秋筆法”、“微言大義”，其實就是在某種主觀目的的驅使下，對史實進行刪削、塗飾和修改。誠如梁啟超先生所說：“孔子作《春秋》，時或為目的而犧牲事實。……隻能作經讀，不能作史讀。”（《中國曆史研究法》）可見，李世民並非“改史”的始作俑者。而且，在李世民身後，喜歡用權力擺弄曆史的統治者也代不乏人。
諸如宋太宗時期，官修的《起居注》和《時政記》就要時時送交皇帝“禦覽”，而有關宋太祖趙匡胤之死的曆史記載，正是在太宗趙光義的直接幹預和授意篡改之下，變成了又一樁千古懸案。到了清代，皇帝對曆史和文化的“熱衷”程度更是盛況空前，不但大興文字獄，而且發展到了借修書之名大規模消滅“異端”文化的地步，此亦眾所周知之事實。也許，正是在這樣的意義上，胡適才會說：“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由此可見，在幾千年的中國曆史上，李世民絕不是第一個對“小姑娘”動過手腳的人，當然也不是最後一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