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　科舉製與社會公正

在中國幾千年的傳統社會中，一個人能否獲得成功、出人頭地，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他能否順利入仕。所謂“學而優則仕”，所謂“十年寒窗無人問，一舉成名天下知”，所謂“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等等，說的都是一回事，那就是——一旦能夠順利走上仕途，該有的一切自然都有。換句話說，一旦擁有政治權力，連帶著就有了社會地位、有了名聲、有了榮譽、有了財富、有了女人、有了想要的一切！（中國社會之所以迄今為止仍然遺留著濃厚的“官本位”色彩，其主要緣由在此。）

簡言之，在古代中國，政治決定了人們的一切！

那麽，哪些人才有入仕的資格呢？他們是以什麽方式、按什麽標準入仕呢？起點是否公平，規則是否公開，結果是否公正呢？

要回答這些問題，就需要考查古代的官員選拔製度。

（一）中國人的入仕之途

自秦漢以降，傳統中國的官員選拔製度基本上可以分為三個發展階段：兩漢的“察舉製”、魏晉南北朝的“九品中正製”和隋唐的“科舉製”。

兩漢選拔人才的方式有很多種，其中最主要、最普遍實行的是“察舉”。所謂察舉，就是由地方官對當地的吏民進行考察，以品行為標準，以地方輿論（鄉評）為根據，把人才選拔出來，向中央舉薦。察舉的科目繁多，其中最重要的一種叫“孝廉”。所謂孝廉，顧名思義，就是“孝子廉吏”。之所以要以“孝”和“廉”為標準，是因為“孝悌”是為人子者最重要的品格，而“廉潔”則是為官者最重要的操守。（《漢書·文帝紀》：“孝悌，天下之大順也。廉吏，民之表也。”）

孝廉之舉始於漢文帝，本來是不定期選舉，從漢武帝時代起則逐漸成為一種定期定員的選官製度。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和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漢武帝曾兩次下詔，責令每個郡國每年必須選舉孝子廉吏各一人。到了東漢時期，中央政府更是嚴格規定：凡戶口滿二十萬的郡國每年必須舉薦孝廉一人，其中較大的郡可以舉薦二人，而戶口不滿十萬的郡則每兩年舉薦一人。

兩漢的察舉製度通常要經過這樣一些程序：一個年輕人必須先進入太學讀書，根據畢業考試的成績分成甲乙二科，甲科出身稱為“郎”，留在皇宮中擔任侍衛；乙科出身稱為“吏”，回到家鄉擔任地方官的僚屬。經過一段時間的試用和實習後，才由中央或地方的官員根據他們的各方麵表現進行舉薦，最後再經過一次考試，合格者才能正式走上仕途，為官從政。

相對於先秦時期以血緣為基礎的世襲製和分封製，兩漢的察舉製度顯然是一大進步。因為從原則上說，它的政權是麵向所有讀書人開放的，而且選官標準又是以德才為基礎，所以基本上打破了由貴族壟斷政權的局麵。

然而，這看上去既合理又公正的一套選官製度，事實上卻存在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

那就是——大多數人根本讀不起書。

兩漢時代，書籍都寫在竹或帛上，一片竹簡最多隻能寫二十來字，傳抄既費時又費力，更不便於攜帶和流通；帛雖然沒有這些問題，可它是昂貴的絲織品，用它來書寫，成本又太過高昂。如果是出生在書香門第的人，家中藏書豐富，要做到學富五車、滿腹經綸也不是什麽難事。可要是出生在沒有藏書的普通人家，為了讀幾本書，往往就要跋涉千裏、尋師訪友，其讀書求學的艱難程度可想而知。

從這個意義上說，當時的官職雖然是不可世襲的，但是“書籍”卻是可以世襲的，因此詩書傳家的家庭就具有了某種“壟斷性優勢”。在當時的社會條件下，隻要占有“知識和學問”這種稀缺資源，就能比較輕易地獲得政治資源和經濟資源。換言之，一個讀書人的家庭很容易就可以變成一個做官的家庭，變成一個有錢有勢的家庭。所謂“黃金滿篋，不如遺子一經”，正是這種情況的鮮明寫照。

此外，家族中隻要有人當過郡太守，擁有過察舉之權，那麽經他察舉進入仕途的人就成了他的門生故吏。這些人將來一旦在政治上得意，通常都會回過頭來報恩，也察舉他“恩師”的後人。因此在一個家族中，隻要先輩曾察舉過別人，他的子孫被察舉的可能性自然就遠遠大於普通人。久而久之，每個郡中就會有那麽一兩個家族，幾乎永遠占有“孝廉”的名額。這樣的家族慢慢就具有了後世所謂的“郡望”，形成了高高在上、擁有特權的“士族門第”。

兩漢的察舉製度本意是在消滅特權、破除世襲，不料到頭來又造成了新的特權階層和另一種變相的世襲。

到了東漢末年，察舉製度已經流弊叢生、不堪一問了。選舉出來的都是名不副實的人，既無才又無德。就像桓、靈之際民間歌謠所唱的那樣“舉秀才，不知書；舉孝廉，父別居”，成了一個莫大的諷刺！

進入曹魏時期，兩漢察舉製度既壞，新的選官製度自然就應運而生。

這項新製度就是曹操於漢獻帝建安年間所創立的“九品中正製”。

曹操是一個亂世梟雄，他的政治作風務實而功利、重才而輕德，所以選拔的都是具有實際能力和能夠對現實政治做出貢獻的人。所謂“漢末喪亂，魏武始基，軍中倉促，權立九品；蓋以論人才優劣，非謂世族高卑”（《宋書·恩幸傳序》）。

此項製度本來也隻是一種臨時性的行政措施，及至曹丕篡漢登基，便將其正式確立為政府的官員選拔製度。從延康元年（公元220年）起，在兩漢延續了四百年的察舉製度徹底終結，“九品中正製”全麵頒行，此後一直被魏晉南北朝沿襲，曆時又達四百年之久。

所謂九品中正製，是中央政府於州郡中特置“中正”之官，專門擔任選舉之責、品評地方人物，分其為三等九品：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人才評選的標準有三：一、“薄伐”（家世出身）；二、“狀”（才德行狀與政績表現）；三、“品”（人品優劣）。人物的品級評定後，再由各級中正官依次上報，最後報告中央司徒府。

曹魏推行這項製度的初衷，是為了矯正漢末察舉製度徒以名德標榜、不務實際的毛病，進而“杜絕朋黨”、“破除門閥”，加強曹魏中樞政權的力量。可施行不過數十年後，產生的流弊比之兩漢察舉便有過之而無不及。

九品中正製最致命的缺陷，就在於一切都取決於“中正官”的一己愛憎和個人好惡，選擇人才雖然有一個表麵上的標準，但這套標準卻很難做到真正客觀，更無法量化，最終仍然是以中正官的個人意誌為轉移。於是便滋生了“高下逐強弱，是非由愛憎”、“一人之身，旬日異狀”等種種弊端，導致“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世胄躡高位，英俊沉下僚”等社會局麵。最後，真正的人才湮沒無聞，政治權力被門閥世族完全壟斷，特權階層奢侈萬端，官場腐敗叢生，吏治一團黑暗。

九品中正製一直沿襲到了隋朝初年，至開皇中期才被罷廢。

大業年間，隋煬帝楊廣創設了“進士科”，令天下士人“投牒自進”，由朝廷舉行策試，後又改試詩賦。

這就是科舉製的開端。

科舉製雖由隋煬帝始創，但不久便遭逢戰亂，實際上並未得到真正有效的施行。直到唐太宗李世民的貞觀時期，科舉製才得以正式確立。

所謂科舉，即“開科舉士”之意。唐代先後所開的科舉名目甚多，主要有“秀才、明經、進士、明法、明書、明算、道舉、童子”八科，其中“秀才科”於高宗永徽年間罷廢，除“明經科”與“進士科”外，其他均為專科，不為世人所重；有唐一代，獨為世人所重者，唯有“進士”一科。

五代的學者王定保說：“進士科始於隋大業中，盛於貞觀、永徽之際。縉紳雖位極人臣，不由進士者，終不為美。”（《唐摭言》）

陳寅恪先生也說：“進士之科雖設於隋代，而其特見尊重，以為全國人民出仕之唯一正途，實始於唐高宗之代，即武曌專政之時。及至玄宗，其局勢遂成凝定，迄於後代，因而不改。”（《唐代政治史述論稿》）

唐代的科舉考試在原則上麵向所有人開放（工商從業者除外），任何人隻要自認為有應舉的能力，就可以“懷牒自投”，向所在地的州縣報考，既不需要像兩漢那樣經過地方官察舉，也不需要像魏晉以來那樣等待九品中正評定。

雖然唐代的入仕之門麵向全社會開放，但是其考試過程卻非常嚴格。考生必須先通過縣考、州考，然後才報送朝廷，參加禮部的大考。考試及第者並不是馬上就能當官，而是僅僅取得入仕的資格而已，必須再通過吏部舉行的考試，及格者才能正式授官。

吏部考試有四個條件：“身、言、書、判”。“身”是指容貌儀表，講究的是“體貌豐偉”；“言”是指口才談吐，講究的是“宏詞辯證”；“書”是指書法，講究的是“楷法遒美”；“判”是一種公文判例，講究的是“文理優長”，往往取一些州縣和大理寺過去的疑難案件，“課其斷決，而觀其能否”，要求考生必須通曉事理、諳熟法律，如此才能明辨是非、秉公而斷。也就是說，要在唐朝政府做官，除了要通過縣府、州府、禮部的層層考試之外，還必須通過吏部近乎苛刻的遴選：既要長得五官端正、一表人才，又要口齒伶俐、雄辯滔滔，還要寫得一手好字，最後還得精通人情世故和法律，能夠對疑難案件進行準確的研判，而且“判文”還必須寫得文辭優美、對仗工整、言約旨遠！

什麽叫人才？

這就叫人才！

能通過這種考試的人完全可以稱之為出類拔萃、鳳毛麟角！

由於吏部考試的門檻相當高，所以科舉及第之後，屢試不中的人比比皆是。譬如以“文起八代之衰”著稱的大文豪韓愈，科舉及第後，三試吏部不中，十年猶然布衣。而這樣的人絕非少數，有唐一代，進士及第後整整二十年都未能通過吏部考試、長期不能入仕為官的，也大有人在。

唐代科考之嚴，於此可見一斑。

正因為如此嚴格，它才能為國家選拔出真正的人才。

從貞觀時代起，唐代宰相中科舉出身者的比例就不斷上升：唐太宗時期為3.4%，唐高宗時期為25%，武則天時期為50%；及至中晚唐，宰相中進士出身者的比例更是高達80%以上，如武宗時期80%，宣宗時期87%，懿宗時期81%。（黃留珠《中國古代選官製度述略》）

（二）科舉製的生命力

一個國家的官員選拔製度，如果套用西方學者的話來說，可以視為是一種“社會上層的再生產”。（布羅代爾《15至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與資本主義》：“任何社會的基本任務就是實現社會上層的再生產。”）

那麽，在古代中國，對於身處社會中下層的廣大寒門庶族而言，能夠切實獲得一個公平、公正的發展機會，能夠以自由競爭的方式公開參與一個社會的“上層再生產”，其意義顯然是非同小可的。“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平民理想，從貞觀時代起就有了一種製度化的保障，在以後一千多年的中國社會中更是表現為隨處可見的現實。

隨著唐代科舉製的確立、完善和全麵實行，寒門庶族迅速崛起，越來越多的平民子弟通過努力躋身於社會上層，進入了帝國的權力中樞，甚至官拜尚書、宰相。比如高宗時代的宰相李義府就是一個寒門出身、“家代無名”的人，他在貞觀年間通過科舉考試入仕以後，擔心家世貧寒，難以躋身高位，因而賦詩表達自己的憂慮，其中一句是：“上林如許樹，不借一枝棲？”唐太宗李世民聽到後，當即表了一個態，打消了李義府的顧慮。

李世民說：“吾將全樹借汝，豈惟一枝！”（《隋唐嘉話》）

後來，李義府果然仕途通達，位列宰輔。

自貞觀之後，像李義府這種平民子弟通過科舉入仕，最終官居宰相、位極人臣者已經不勝枚舉。據兩《唐書》列傳所載，終唐一代，寒門庶族出身而拜相者共有一百四十二人，其中不入傳者尚有多名，實際數字當不止此。而相應時期高門世族出身的拜相者，隻有一百二十五人，已經低於前者。

由此可見，自貞觀時代起，終唐之世，唐朝社會已經從根本上打破了魏晉南北朝以來門閥世族對政治權力的壟斷，使國家政權向著廣大的寒門庶族開放，在全國範圍內選拔各個階層的優秀人才，從而充分體現了“機會均等、公平競爭、擇優錄用”的原則。

在隋朝播下種子的科舉製之所以能在貞觀時期盛開和綻放，自然是與唐太宗李世民求賢若渴、唯才是舉的政治理念息息相關。

打江山的時候，隻有得人心者才能得天下。

坐江山的時候，隻有得人才者才能“安”天下！

作為一個兼具創業與守成之長的傑出政治家，李世民深知其中的道理——一個王朝如果能夠向社會各階層、尤其是平民階層普遍開放上升之階，並且最大限度地獲得平民階層和讀書人的歸屬感與政治認同，最終整合社會各階層的利益，盡可能實現社會公正，那麽這個王朝必將因此打下一個長治久安的堅實基礎。

貞觀中期，李世民有一次目睹新科進士魚貫而出的盛況，情不自禁地發出這樣的感歎：“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唐摭言》）

二百年後的唐文宗開成年間，詩人趙嘏也對貞觀時代所確立的科舉製發出了由衷的讚歎：“太宗皇帝真長策，賺得英雄盡白頭！”（《國史補》）

錢穆先生說：“科舉製度顯然是在開放政權，這是科舉製度之內在意義與精神生命。漢代的選舉，是由封建貴族中開放政權的一條路。唐代的公開競選，是由門第特殊階級中開放政權的一條路。唐代開放的範圍，較諸漢代更廣大，更自由。所以就此點論，我們可以說唐代的政治又進步了。”（《中國曆代政治得失》）

科舉製作為一種具有顯著優越性的選官製度，一經奠定便被曆朝曆代所繼承，從而對隋唐以後的中國曆史產生了無與倫比的深遠影響。一直到公元1905年被廢除為止，它在中國曆史上存在的時間長達一千二百多年。

一種製度的生命力能夠如此長久，足見它在誕生和確立之初，一定有著極大的合理性與超前性，才能被曆朝曆代的百姓、士人和統治階層所信受奉行。然而，時代畢竟是不斷發展的，無論再好的製度也會在曆史的變遷中生發出種種流弊。尤其到了近代，當中國遭遇“三千年未有之變局”時，日益僵化的科舉製再也無法適應急劇變化的社會需求，終於在舉國上下的口誅筆伐中壽終正寢，退出了曆史舞台。

然而，誰也沒有想到，短短八十年後，當改革開放的中國人通過借鑒西方的文官製度，於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建立了公務員考試製度之後，他們卻不無驚訝地發現——這套“先進”的西方製度居然是淵源於中國。

原來西方文官製度的鼻祖，恰恰就是中國古代的科舉製。

曆史真是充滿了吊詭！

1983年，美國人事總署署長艾倫·坎貝爾應邀來北京講學，他所講的第一句話就是：“當我被邀來中國講授文官製度的時候，我感到非常驚訝。因為在我們西方所有的政治學教科書中，當談到文官製度的時候，都把文官製度的創始者歸於中國。”

很多西方學者認為，科舉考試製度是中國在精神文明領域對西方和世界的最大貢獻之一，是堪與物質文明領域中的四大發明相媲美的貢獻。為此，西方人把科舉製視為“造紙術、印刷術、火藥、指南針”這四大自然科學發明之外的“第五大發明”。

對此，今天的中國人感到既驚訝又困惑：為什麽早在20世紀初就被國人視為傳統糟粕並棄之如敝屣的科舉製，居然成了西方文官製度的鼻祖，並且備受推崇呢？

而更加讓人感到諷刺的是——時隔八十年後，它居然又被我們自己如獲至寶地“學習和引進”了回來！

這一切究竟是怎麽發生的？

科舉製為什麽會有這麽強大的生命力？

西方人對它如此青睞、推崇備至的原因到底是什麽？

中國科舉製度對西方產生的影響可以追溯到16世紀後半葉。

最早向西方介紹中國科舉製的是葡萄牙的兩位傳教士：克魯茲和胡安。前者著有《中國遊記》一書，對中國通過科舉考試選拔官員的做法極力稱頌，後者則在《偉大的中國》一書中詳細介紹了科舉考試的方法和內容。他認為，中國是世界各國中治理得最好的一個，其根本原因在於中國具有“競爭性”的科舉製度，通過競爭開放一切官職，從而利用了所有中國人的聰明才智。

這兩本書在歐洲出版後，迅速流傳開來，引起了歐洲人對中國政治製度極大的關注和興趣。據統計，1570—1870年之間，用英文出版的有關中國官吏製度和政治製度的書籍就多達70餘種。

18世紀以前的歐洲各國，其文職官員的選用辦法，要麽是君主賜官製，要麽是貴族世襲製，要麽是政黨分肥製。而無論這其中的哪一種，都會不可避免地導致任人唯親，進而引發吏治腐敗，同時極大地壓抑人才的發展，其合理性和公正性顯然要遠遠落後於“公開取士、擇優錄用”的中國科舉製。

所以，歐洲人一旦了解中國的科舉製後，無不交口稱讚、欣羨不已。他們普遍認為：這是一種“無與倫比的優秀製度”。法國啟蒙思想家伏爾泰說，中國隻有通過嚴格考試的人才能出任官職，而且政治清明，經濟繁榮。另一個歐洲學者聲稱：“中國通過卓越的考試製度錄用文官武將，這是他們製度唯一不同於古今任何一個偉大的君主國家的地方。”

在中國科舉製的影響下，西方國家在19世紀前後紛紛廢除了那些腐朽落後的製度，開始確立從競爭性考試中選拔文官的製度。1791年，法國首先試行文官考試，到1875年文官係統基本形成。1829年，英國為東印度公司選用文職人員實行了公開考試；1855年，英國政府成立了第一個文官委員會，開始推行文官考試，並於1870年正式頒布法令，使其規範化和製度化。由於英國當時國力強盛，所實行的文官考試製度又較為係統並且卓有成效，因而成為其他歐美國家效法的榜樣。1883年，美國也建立了文官考試製度，並於1893年進一步完備。

《大英百科全書》在談到英國文官製與中國科舉製的淵源關係時說：“在曆史上，最早的考試製度出現在中國，它用考試來選拔行政官員，並對已經進入仕途的官員實行定期考核。”孫中山先生也在其所著的《五權憲法》中說：“現在各國的考試製度，差不多都是學英國的。窮流溯源，英國的考試製度，原來還是從我們中國學過去的。”

正是因為認識到中國科舉考試製度的優越性，孫中山才會在西方“三權分立”的理論基礎上，把考試權與立法權、行政權、司法權、監察權並列，創立了“五權分立”的政治學說。

隋唐的科舉製之所以能對後世和西方產生如此巨大而深遠的影響，究其原因，就在於它充分體現了“政權開放、機會均等、公平競爭”的原則。一言以蔽之，就是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最大限度地實現社會公正。

無論何時，“社會公正”始終是人類孜孜以求的永恒理想。甚至可以說，它是一種超越時空、超越國界、超越種族和文化差異的普世價值。

因此，創始於隋朝、確立於貞觀的科舉製度才能在中國曆史上傳承不絕，並且在東西方的文明碰撞和文化交流中綻放出曆久彌新的光芒。也唯其如此，它才會在湮滅和消逝了將近一個世紀後，仍複以一種嶄新的麵目重新回到它誕生的國度，並以其固有的精神和價值融入現代社會的製度框架之中，獲得一種“鳳凰涅槃”似的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