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嚴嵩 世界是一個巨大的墳墓1
我從沒想過自己會如此長壽。
我也從來沒有想象過，我的世界會變得如此寂寥而淒涼。
一間四壁漏風的破茅屋就是我的府邸；周圍這片野草沒膝的亂葬崗就是我的花園；別人墳頭上零零星星的供品和祭物就是我的美食盛宴；至於那恍如嗚咽的風鳴、枯樹上三兩隻烏鴉的聒噪以及夜深人靜時形同鬼哭的聲聲狼嚎，就是我風燭殘年的生命中最後的絲竹管弦……
八十八歲的我，就在這樣一個被人遺忘的世界裏日複一日地獨自生活。
有時候我經常在想——這樣的生活和死亡有什麽分別嗎？
恐怕沒有。
自從兩年前拖著這具老病的軀殼流落到老家附近的這片墳場，我在世人的眼中就已經死了。充其量我就是一個“活死人”，我的世界不過是一個巨大的墳墓。老天爺之所以把我留在這個“大墳墓”裏苟延殘喘，無非就是想對我進行懲罰。
是的，懲罰。對於像我這樣一個曾經富貴絕頂、權傾天下，而今身敗名裂、一無所有的老人而言，這樣的長壽絕對是比死亡更嚴厲的懲罰！
剛來到這片墳場的時候，我沒有一天不在思念自己的親人——那些或已死去或被流放的親人，我也沒有一天不在想念過去的生活——那種位極人臣、富貴榮華的生活，我更是一刻也沒有停止過仇恨——對那些把我扳倒的對手的刻骨仇恨。然而，越是這樣子，過去的回憶就越是像一把鋒利的刀子深深地刺痛我的心靈。後來我終於學會了放棄——放棄思念、放棄回憶、放棄仇恨、放棄八十多載人生所遭遇的種種離合悲歡、放棄六十餘年官場生涯所經曆的一切恩怨沉浮……最終，我獲得了坦然。
於是我終於知道，“學會放棄”是一種多麽可貴的人生智慧、也是一種多麽高明的生活藝術啊，為什麽我會活到年近九旬、落到這步田地才懂得這一點呢？為什麽我一生都在拚命攫取和占有，從來沒想過要及時放手呢？
也許你們會說：人性就是這樣子——不到黃河心不死，不見棺材不掉淚！你是因為現在什麽都沒有了才講這種大話，要是讓你年輕幾十歲，讓你有機會東山再起，你還是會毫不猶豫地攫取和占有，絕對不可能放棄！
是的，我承認你們說的沒錯。人生在世，尤其是一個男人，要生存、要發展，要建功立業、揚名立萬，當然不能過早地侈談“放棄”。那是不現實的，也是不應該的，更不是我要表達的意思。
我想說的隻是：應該追求利益，但不應該讓欲望過度地占據你的心靈。
一個人的幸福固然需要由一定的物質利益來支撐和建構，但同時也需要由一顆健全的心靈去體驗和評估。你們說是嗎？
換句話說，幸福其實不是一種物質結果，而是一種心靈能力。
所以說——要給心靈留一點空間。
所謂的“放棄”，實際上就是把占據心靈的過多東西放掉，然後你的心靈才有足夠的空間去“貯存幸福”，同時你的心靈也才有健全的知覺去體驗幸福。
你們說是嗎？
當然了，我不敢說我目前的這種生活可以算得上“幸福”，但最起碼，我現在的心靈已經變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平靜。對於像我這樣一個萬裏投荒無家可歸的孤寡老人而言，還有什麽比平靜更重要的嗎？
沒有了。
所以現在，我坦然地把我寄食棲身的這片墳場當成了自己的家園，我也把這些躺在我附近的有姓氏或者沒姓氏的男男女女統統當成了我的老友。
從此我就有了歸宿。
從此我也不再孤獨。
每天一大清早，隻要是天氣晴朗的日子，我就會離開我的“府邸”，在這片空氣清新的“大花園”裏散步，同時“挨家挨戶”地慢慢轉悠，坐在我那些老友的墳頭上陪他（她）們聊天，有一搭沒一搭地扯閑篇，一直到夕陽西下、夜幕降臨，我才會和他們一一道別，然後帶著舒暢的心情打道回府。
這些日子以來，我和我的這些老友相互都已經逐漸熟悉。我知道他們有的富裕，有的貧窮；有的年老，有的年少；有的和我一樣曾經當過大官，墳塚修得比任何人都氣派，墓誌銘寫得洋洋灑灑、得意非凡；有的可能隻是販夫走卒，住的地方不過是黃土一堆，家門口連塊“門牌”都沒有，也不知道他們是何方人氏、姓甚名誰……
不過這一切都已經不再重要。
是的，不再重要。因為在這裏，老天爺已經把各色人等的差別一筆勾銷。所謂的權力、財富、身份、地位、學識、榮譽等，都隻是生命的外衣，到這裏都會被一一剝離。說到底，它們隻是人生這場大戲的服裝和道具。無論你生前披掛著什麽，對不起，鑼鼓一歇，戲裝一卸，誰和誰都沒有分別。
所以，每當想起自己這輩子對世間種種功名利祿的強烈執著和戀戀不舍，現在的我都不禁會啞然失笑。
也許你們會說，我現在的所謂“平靜”隻不過是一種無奈而虛幻的自我安慰，我所謂的“坦然”也隻不過是一個瀕臨死亡的老人近乎絕望的一種心理反應。
是的，也許你們是對的。但不管對我的心境作何理解，反正每當我坐在老友的墳頭跟他們聊起我自己的時候，都仿佛是在述說另一個人的故事。
我總是用一種平靜得出奇的語調，既不隱惡也不溢美地跟他們談起一個名叫嚴嵩的人。
談他八十八載的浮沉歲月，談他幸與不幸交織的一生……
今天又是一個晴朗的日子，陽光一視同仁地在這一座墳與那一座墳之間靜靜流淌。
天空就像一個老人敞開的心靈，我看見往事如同白雲蒼狗一樣在他的胸膛間漂流變幻。
百年似乎眨眼而過。
一瞬足以訴盡滄桑。
好了。我已時日無多。我們開始吧……
一
我於成化十六年（公元1480年）出生在江西分宜一個名叫界橋的小山村，祖上也曾功名顯赫。我的先祖嚴孟衡是本朝永樂年間進士，官至浙江按察副使，我的高祖父也曾經當過四川的布政使，可謂曆代官宦、世世書香，隻可惜後來家道中落，到我父親嚴淮這一代，已經淪落為無權無勢的窮秀才。我父親雖然滿腹詩書，但終其一生都未能考取更大的功名，因此便把全部希望寄托在我身上，五歲起便讓我入塾就學。所幸我沒有讓父親失望。小時候的我不但聰慧靈敏，而且很早就擅長詩聯應對，被鄉裏譽為“神童”。
七歲那一年，我就已經在詩文中吐露了日後要成為朝堂閣老的遠大誌向。我有一個叔父跟我父親一樣，最大的功名隻考到秀才，但平日甚為自負。有一天他想考我，就語帶譏諷地吟出一句上聯：七歲兒童，未老先稱閣老。我一聽，立即不假思索地對出下聯：三旬叔父，無才卻作秀才。當即把我這個自負才學的叔父羞得滿臉通紅並且啞口無言。還有一年冬天，我父親凝視著窗外的雪景，忽然吟出一句：肅指寒梅一枝，漏破春消息。
我沉吟片刻之後，朗聲道：喜攀丹桂十年，成就我功名！
那一刻，我看見父親的臉上忽然綻放出一個無比欣慰的笑容。
弘治十一年（公元1498年）秋天，我赴南昌參加鄉試中舉，隨即在我的家鄉引起轟動。我返鄉之日，當時的分宜縣令還專門設宴為我慶祝。弘治十八年（公元1505年）春天，二十六歲的我進京會試，高中二甲第二名，獲賜進士出身；旋即又通過吏部朝考，被選為庶吉士，授翰林編修。
自本朝洪武年間的黃子澄、劉仲質之後，我是江西分宜第三個入選翰林的人，而且是一百二十年來的第一個。這項殊榮無疑讓我那一生不得誌的父親揚眉吐氣、倍感自豪，也使我從此成為家鄉人的驕傲。
按說少年得誌的我理應就此大展宏圖，但是天有不測風雲，就在我剛剛走上仕途不久，年僅三十六歲的孝宗皇帝朱祐樘便龍馭賓天。隨後繼位登基的武宗朱厚照還隻是一個十五歲的孩子，根本不問朝政，唯喜聲色犬馬。司禮太監劉瑾趁機架空皇帝、大權獨攬，並且接二連三地發起獄案，對文臣集團實施了大規模的政治清洗。一轉眼帝國政壇便已麵目全非，朝臣們人人自危，陷入了空前的恐怖之中。
麵對如此不堪的政治局麵，位卑言輕的我自然是心灰意懶，感到前途渺茫，遂萌生去意。適逢我祖父和母親相繼去世，我順勢按製丁憂，回鄉住了兩年多。守孝期滿，我無意複出，便以養病為由留在家鄉，開始了長達十年的“鈐山隱讀”生涯。
事後來看，正是這遠離朝堂、韜光養晦的十年，使我的文學造詣和詩文水平達到了一個令時人矚目的高度；同時，我這種歸隱田園、淡泊沉潛、不慕利祿、不戀榮華的道德姿態也讓我獲取了寶貴的“時望”和“清譽”。這一切共同為我日後的飛黃騰達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正因如此，後世便有人據此聲稱我這是“以退為進”“沽名釣譽”，目的是為日後的複出積累政治資本。其實這麽說不太準確，也有失公允。我承認，我選擇隱居並不意味著我從此就不再進入政壇；我也承認，在這寄情山水、吟詩作文的十年中，我無時無刻不在關注大明官場的政治動向和局勢演變。但這並不表示我一開始就是有預謀地要把自己十年的寶貴光陰當成一支釣竿去釣取“清譽”，或作為一種賭注去贏得更高的身價。倘若我人生中的這個“黃金十年”果真具有如此的表演和作秀性質，那我的個人修為和詩文造詣勢必不能得到真正的提高，我這十年肯定也會過得異常焦灼不安。
如果人們真是這樣認為，那顯然是極大地低估了我的境界，也侮辱了我的智慧。
事實上，一個隻懂得活給別人看的人是絕對不可能活得精彩的。這個道理我懂。所以說白了，我這“鈐山隱讀”的十年無非就是在自我完善、自我充電，為自己的生命積蓄能量而已。
因為我始終認定：一個人的能量如果足夠強大，就無須擔心老天爺不給他機會。
機會遲早是有的，關鍵看你的能量是否能與之匹配。
所以說，我的十年“鈐山隱讀”並非一開始就抱有一個明確的政治目的。用你們今天經濟學的語言來講，我也是需要承擔“機會成本”的。也就是說，我並不能斷定“隱居”就是我諸多人生選擇中最好的一種，我也不能斷定別人在仕途上種種銳意進取的選擇就比我更糟。我唯一能斷定的是——隻要我在自己生命的空杯上不斷地注水，總有一天，它就會盛滿，並且自然而然地流溢而出。
從某種意義上說，日後我為熱衷於齋醮的嘉靖皇帝朱厚熜所撰寫的那一篇篇青詞之所以能一再獲得天子的激賞，正是我那充溢滿盈的生命之水自然流淌的表現。換言之，我日後所獲得的成功不可能是早有預謀的結果。道理很簡單：當年在那窮鄉僻壤中苦心鑽研詩文之道的時候，我怎麽可能預見未來的天子會是朱厚熜呢？我又如何預見朱厚熜會那麽迷戀齋醮、那麽需要青詞呢？我又怎麽知道我在詩文上取得的精深造詣竟然會成為我青雲直上並最終位極人臣的最重要原因呢？
很顯然，這一切都是不可能預謀的。
所以，如果你今天極度渴望成功，卻又始終缺乏機會，請你一定要記住——先給自己的空杯加水。
不懈地加水。
相信我，很快你就能看到生命之杯充溢滿盈的那一刻。
正德十二年（公元1517年），我告別家鄉的青山秀水，重新步入仕途，在南京當了四年多的低級官吏；正德十六年（公元1521年）秋天，我進入南京翰林院擔任侍講。這一年我已經四十二歲了。我不知道真正的榮華富貴距離我還有多遠，但我始終不急不躁。在南京翰林侍講的任上又待了四年、亦即嘉靖四年（公元1525年）五月，我終於升任國子祭酒，回到了闊別將近二十年的北京。
就是從這個時候起，我的仕途開始進入一條上升通道。
嘉靖七年（公元1528年），我升任禮部右侍郎，次年又擢為左侍郎；嘉靖十年（公元1531年）十月，遷吏部左侍郎；是年年底，升任南京禮部尚書、稍後遷吏部尚書。這最後一項調往南京的任命，在官秩上是升了，從正三品升為正二品，但實際上是明升暗降。因為南京朝廷屬於有名無實的機構，並沒有真正的職權。
我意識到自己遭到了其他朝臣的排擠。要想重新回到天子腳下，必須尋找一個強有力的政治靠山。
為此我鎖定了一個江西同鄉——夏言。
夏言是江西貴溪人，小我兩歲，晚我十二年中進士，資曆比我淺得多。他的仕途本來並不比我順暢，入仕後曾經當了好多年的低級官吏，可因為他也寫得一手好文章，所撰青詞博得了嘉靖的歡心，於是從嘉靖九年（公元1530年）起便陡然間官運亨通，從一個小小的吏科都給事中（正七品），曆翰林侍讀、吏部少詹事、翰林學士、禮部左侍郎掌院（正三品），到嘉靖十年年底一躍而為禮部尚書（正二品），成了我的頂頭上司。短短一年多連升五級，簡直令人匪夷所思。
可我知道，他仕途飛升的秘訣無非就仗著兩個字——青詞。
這個發現無疑對我日後的仕途發展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從嘉靖十年起我便開始刻意交結夏言。雖然我長他兩歲，資格又比他老，但我在他麵前執晚輩禮，對他恭敬有加。然而，夏言為人一貫恃才傲物、孤介清高，根本沒把我放在眼裏。有一次我從南京回朝，特意在家中擺酒設宴，並寫了一封情真意切的邀請函命人送到他的府上，沒想到竟然被他一口回絕。我隻好親自登門邀請，以表誠意，可夏言依然拒絕，甚至都不肯出來見我一麵。那天我索性在他府邸的台階下長跪不起，並手捧請柬，逐字逐句地朗誦，絲毫不在意路人詫異的目光和夏府下人困惑而鄙夷的眼神。
當時的我雖然任職南京，手無實權，但畢竟是堂堂的當朝二品大員。我相信，那天我長跪夏府階前的行為，沒有幾個人敢做、也沒有幾個人願意做。
但是我做了。
我嚴嵩毫不猶豫地做了。
如果說我嚴嵩日後所取得的成功是世人難以企及的，那麽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願意為我的成功付出代價，哪怕是在必要的時候犧牲尊嚴。
我知道，很多人做不到這一點，他們會說我這麽做是“丟份兒”“沒麵子”“低三下四”，甚至會說我斯文掃地、厚顏無恥、陰險狡詐、不擇手段等。
我承認這些人的看法有他們的道理，“麵子”和“尊嚴”的確很重要，尤其對一個男人而言。所謂的“男兒膝下有黃金”“士可殺，不可辱”等，說的都是這個道理。可問題在於：這隻是普通人的邏輯，不是成功者的邏輯。
我的做法用佛教語言來講可以稱為“忍辱”。我相信這是古往今來任何一個成功者必備的素質。曆史上所謂的“**之辱”“唾麵自幹”等，皆與我的做法異曲同工——正是在必要的時候忍受別人不能忍的恥辱，才會讓一個人最終達至別人不可能達到的高貴。
我相信這是千古不易的真理。
說白了，等到你功成名就的那一天，還怕撈不回“麵子”嗎？再大的“麵子”和“尊嚴”你都能撈回來。
那天夏言終於被我那異乎尋常的真誠和謙恭所感動，不但出來相見，而且與我一同回府赴宴。從那一天起，我逐漸取得了夏言的信任和賞識。嘉靖十五年（公元1536年），夏言以武英殿大學士入閣，同年十二月，我在夏言的援引下回京擔任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
二
執掌禮部大權的這一年，我已經五十七歲了。
大半生的光陰都已流逝，我的手中才算握住了一點實實在在的權力。
我覺得該是我往回撈的時候了。
是的。跟我同年或者比我晚入仕的那些人早已撈得缽滿盆滿，是該輪到我了。
也許你們覺得我用“撈”這個字眼顯得不太文雅，不過事實就是如此。“權力”這個東西在你們那個時代的政治學辭典裏可能意味著“服務”和“責任”，可在我們這個時代，或者說在幾千年的中國曆史上，“權力”卻一直是一種稀缺資源——一種相對於人口數量來說顯得極為稀缺的生存資源。
古人所謂的“書中自有顏如玉、書中自有黃金屋”，在我看來說的就是這麽一個意思。
十年寒窗為的是什麽？無非就是為了當官、當大官！
當大官為了什麽？無非就是為了“顏如玉”（色）、為了“黃金屋”（財）！
你們瞧，古人早已把這一切說得如此形象而透徹！
雖然有人可能會說，古人的本意是指書本裏有著比財和色更美妙的東西，那就是學問和智慧。可說老實話，幾千年來的中國人有幾個是按照古人的本意去理解的？有多少人皓首窮經真的是為了求學問求智慧的？
太少了。人們埋頭苦讀不為了別的，到頭來都是為了當官，為了占有稀缺的生存資源！
或許到了你們那個時代，這種情況已經有所改善。或許“權力”已經回歸它的本來麵目，也就是從一種“被個人占有的生存資源”轉變成“屬於整個社會和全體公民的公共資源”。不過我想知道的是：你們那個時代的官員，會不會還是把“權力”這種原本屬於社會的公共資源占為己有，然後不擇手段地實現個人利益的最大化？
好了。言歸正傳。俗話說“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既然當了禮部的一把手，當然要向那些想進禮部當差的老老少少的士子生員們開出價碼。這些價碼其實在我之前就有了，不過我出於一種時不我待的緊迫感，就把那些價碼往上提了一檔。
不知道是不是有人對我憑空“漲價”感到不滿就把我告發了，反正不久便有禦史在皇帝麵前狠狠參了我一本，我趕緊上疏自辯，內心極度不安——難道別人吃拿卡要這麽多年都安然無事，而我剛一伸手就會被抓個現行？
讓我又驚又喜的是，嘉靖皇帝看過我的奏疏後，居然勉勵我說：“賢卿疏中所雲：‘為人臣於今日，若皆觀望禍福，必使人主孤立自勞’，此言甚慰朕心。今後當盡心盡力輔翼朕躬，不必再說什麽！”
我從天子的這番話中讀出了一個十分重要的消息，那就是——他更關心臣子是否忠誠，而並不在意臣子是否貪賄。換言之，作為他的臣子，“忠順”比“廉潔”更重要！
有了這個重大發現之後，我對自己未來的仕途發展頓時充滿了信心。也就是說，隻要對皇帝一人負責，我的官就能越當越大；隻要討得天子一人歡心，這天底下就沒有什麽事情是不能幹的！
嘉靖十八年（公元1539年）春，北京城上空忽然連續多日出現絢麗的雲彩，我當即稟報天子，稱其為“景雲”，乃是不可多得的祥瑞，並奏請天子舉辦典禮、接受百官朝賀。盛大的典禮結束之後，我又拿出看家本領，畢恭畢敬地撰寫了一篇《慶雲賦》和一篇《大禮告成頌》進呈天子。這兩篇賦文辭藻華麗、文風優美，極盡歌功頌德之能事，天子龍顏大悅，下詔將這兩篇賦文交付史官。
這一年，天子南巡，命我陪駕，一路上給我的賞賜異常優渥，根本不亞於閣臣。我知道自己已經取得了天子的歡心，再往前邁一小步，我就能實現兒時的夢想——進入內閣了。
但是有個人一直擋在我前麵，明裏暗裏地阻撓我入閣。
他就是夏言。
雖然夏言曾經是我仕途上的貴人，可現在他已經變成了一顆攔路石。所以，我必須毫不猶豫地把他除掉。
而此刻的夏言也已經意識到：今日的嚴嵩再也不是當年跪在他家門口低三下四求他赴宴的那個嚴嵩了。我在天子麵前迅速躥紅，已經對他構成了嚴重的威脅，所以夏言頻頻授意手下的諫官對我發起彈劾。
可耿介孤傲的夏言從來沒有發現我謙恭柔順的外表下所隱藏的力量。
那是一種以柔克剛的力量。
夏言絕對想不到，這種力量不但很快就會把他扳倒，而且還將在今後的幾十年中讓每一個反對嚴嵩的人都死無葬身之地。
因為我在天子心目中的地位早已超過了他，所以他越是攻擊我，我就在天子麵前越發表現得謙恭柔順，天子就愈加寵幸我。如此一來，夏言非但奈何我不得，反而把他自身的地位搞得岌岌可危。
嘉靖二十一年（公元1542年）夏天，一個偶然事件讓我和夏言最終決出了勝負。
眾所周知，嘉靖皇帝朱厚熜極度崇信道教，不久前他就摘掉了本朝曆任天子所戴的“翼善冠”，改戴道教的“香葉冠”，到了這一年夏天，他又突發奇想，命人製作了“沉水香冠”五頂，自己戴一頂，其他四頂分送我和夏言等人。夏言一向自命清高，這一次也不例外。他一口回絕了皇帝，說：“此非人臣法服，不敢當！”把天子氣得七竅生煙。
而輪到我上殿入對的日子，我特意戴上天子所賜的道冠，並且在外麵罩上一層薄紗，以示尊重和珍惜。天子一見，頓時心花怒放，留我說了好長時間的話。我一見時機成熟，便向天子訴苦，把夏言如何排擠我的事情繪聲繪色地描述了一番。
看著天子越來越黑的臉色，我料定夏言這回在劫難逃。
第二天，天子果然頒下一道詔書，罷免了夏言的閣臣之職；同時，那些依附夏言的科、道諫官也紛紛被調職、貶謫或罷黜，總共有七十三人被逐出了朝廷。
同年八月，我取代夏言繼任武英殿大學士，入閣參與機務，仍掌禮部事。
這一年我六十三歲。
在世人眼中，這或許已經是告老還鄉的年齡。可對我來說，生命中的“黃金之門”才剛剛開啟。
三
入閣為相的這年秋天，我年逾六旬的生命仿佛枯木逢春一樣忽然綻放出巨大的生機。我目光矍鑠、臉色紅潤、步履輕盈、渾身上下充滿活力，仿佛一下子年輕了二十歲。我不但每天早出晚歸地在西苑朝房當值，從不休假歸沐，而且還不遺餘力地為嘉靖皇帝撰寫青詞。
所謂“青詞”，即天子齋醮祭祀時呈奏上天的一種禱文，由於要用朱墨寫在一種特製的青藤紙上，故有此名。青詞必須用駢文的形式撰寫，要求對仗工整、辭藻華麗，而且又必須把握道家宗旨，準確傳達天子心聲，所以沒有相當高的文學造詣者不能勝任。在我之前，隻有夏言所撰能滿足皇帝的要求，夏言被罷黜之後，我嚴嵩就成了天子眼中獨一無二的青詞高手。
隨著一篇篇文采風流驚才絕豔的青詞像一隻隻乘風而去的仙鶴一樣從人間抵達天庭，我在天子心目中的地位越來越高，而一幫同情夏言的諫官們也越發對我恨之入骨。他們很快又上疏彈劾，說我和兒子嚴世藩“同惡相濟”、收受賄賂，而且“動以千百計”。我知道此刻的天子朱厚熜已經離不開我了，所以故意上表請求致仕，天子趕緊下詔慰勉。此外為了表示對我的器重和垂青，天子還禦筆親書，賜給我一塊“忠勤敏達”的銀印，同時更賜大量的墨寶和匾額，很快便掛滿了我的府邸。諸如正堂上高懸一匾，上書“忠弼”兩個大字；藏書樓則掛著“瓊翰流輝”；內堂上則書“延恩堂”；等等。可謂極盡榮寵，一時無匹。
這年冬天，給事中童漢臣和禦史謝瑜等一幫不識時務的言官又向我發起攻擊，我照例不爭辯，還是上表請辭。天子再度勸慰挽留，隨即找了個借口把童漢臣和謝瑜貶出了朝廷。
我雖然已經入閣，且已成為天子跟前的紅人，但班位仍在首輔翟鑾之下，所以我入閣後便與翟鑾展開了明爭暗鬥，並逐漸將其架空。其後百官奏事皆要準備兩份奏章，一份正本，一份副本。須先呈上副本，由我審閱通過後，才能按正常程序呈上正本。翟鑾對此憤憤不平，遂於嘉靖二十二年（公元1543年）四月授意給事中周怡，上疏對我大肆攻擊，說我竊弄權柄、專擅威福、賣官鬻爵等。
我不禁苦笑。
我笑這些人太不自量，而且整人的手段也太過拙劣和陳舊。明知道上疏彈劾根本奈何不了我，也知道天子對我的貪墨之事從來不以為意，還這樣一而再，再而三地上疏……他們怎麽就不會想一招新鮮的呢？這麽做何異於蚍蜉撼樹，不，何異於飛蛾撲火呢？
奏疏呈上沒幾天，周怡這隻“小飛蛾”就被我扔進了監獄。
這一年科考，翟鑾的兩個兒子同登進士第。這件科場盛事立刻在朝野上下傳為美談。我看見翟鑾的臉上終日笑逐顏開。
看他笑得那麽開心，我也情不自禁地跟著他笑了。
而且似乎笑得比他更開心！
不過你們可別誤會。我這可不是在替他們高興，而是在為我自己高興。
因為我終於等到了一個整垮翟鑾的機會。
就在翟鑾的兩個兒子金榜題名數日之後，翟府上下還沉浸在一片喜慶中的時候，一道出乎所有人意料的聖旨就突然降臨了——翟鑾被削去官職，貶為庶民；其二子翟汝儉、翟汝孝一並削去功名。
跪地接旨的那一刻，翟鑾猶如五雷轟頂。
他根本不知道自己犯了什麽罪，也根本不知道我到底用什麽手段一下就把他收拾了。
其實我的手段很簡單。
朝廷張榜後，我立即授意手下諫官上疏天子，提請天子注意這樣一個事實——當朝首輔的兩位公子同榜登科，這意味著什麽？
我的結論是——這意味著科場舞弊。也就是說，這件所謂的科場盛事不過是主考官為了討好翟鑾而暗箱操作的結果！
天子勃然大怒，不待細查就頒下了那道聖旨。
堂堂當朝首輔翟鑾就這樣不明不白地丟了官，然後以一個平民的身份黯然踏上了返鄉之路。
不知道他會不會在一路上苦苦思考他落敗的原因，不知道他會不會從這次失敗的教訓中領悟到一些整人的技巧！
不過就算他領悟了也沒用。
因為他再也沒機會跟我過招了。
翟鑾一走，我就順理成章地成了首輔。嘉靖二十三年（公元1544年）八月，吏部尚書許讚和禮部尚書張璧入閣，可隻不過是掛個虛名，內閣的票擬批答之權全在我一人手裏。許讚對此頗有微詞，對天子發牢騷說：“嵩老成練達，可以獨相，無煩臣伴食。”我連忙一邊向天子告白“臣子比肩事主，當協恭同心，不宜有此嫌異”，一邊加緊排擠許讚。嘉靖二十四年（公元1545年）十一月，許讚終於以老病為由被逐出了朝廷。結局和翟鑾一樣——削職為民。不久後另一個閣臣張璧也鬱鬱而終。我旋即被擢為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少傅兼太子太師。
就在我得意揚揚地認為自己從此就能在帝國政壇上一人獨大、一手遮天的時候，一個我最不想看見的人卻又悄悄回到了內閣，並且被加了少師之銜，班位一下就在我之上。
他就是夏言。
這可真叫冤家路窄！
看來天子朱厚熜要比我想象的聰明得多——這絕對不僅僅是一個隻會齋醮祈福、縱情聲色的皇帝！
無論是在齋醮儀式上雙目微閉喃喃自語的時候，還是在後宮的溫柔鄉裏纏綿悱惻、流連忘返的時候，事實上他的眼睛始終沒有離開過朝堂。所以這一年冬天，當閣臣許讚再次被我淘汰出局後，朱厚熜便斷然起用夏言，目的就是對我進行製衡，防止我獨霸朝綱。
夏言一複出，便將依附於我的朝臣盡數驅逐，並且總攬政務，一切批答全出己意，完全把我晾在了一邊。同時天子似乎也開始有意疏遠我了。
我知道，夏言接下來還有更狠的招數。
果不其然，很快我就得到消息：夏言已經掌握了我的兒子尚寶司少卿嚴世藩貪汙受賄的確切證據，隨時有可能在天子麵前一狀把我們父子告倒。雖然天子在這方麵一直對我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但是現在的形勢已經非同往日，而且是由夏言親自出麵指控，再加上證據確鑿，天子很可能不會再保我。
怎麽辦？
危險已經迫在眉睫，容不得我再多作遲疑了。
我決定立刻采取行動。
那一天我叫上兒子嚴世藩，讓他跟我走一趟。世藩戰戰兢兢地問我要去哪裏，我說：“夏府。”世藩問：“幹什麽？”我說：“謝罪！”
世藩站在原地愣了很久，直到看我頭也不回地走遠了，才硬著頭皮追了上來。
生死關頭，我隻能再次采用當年的那個辦法——在夏言麵前低頭下跪。
我別無選擇。
也許你們和嚴世藩的想法一樣，都認為這是個下下策。
也許你們會認為夏言無論如何不可能再被我表麵的謙恭柔順所迷惑，不可能被同一塊石頭絆倒兩次。
可你們錯了。
後來的事實表明，夏言的確再度被我感動了，從而打消了告禦狀的念頭，並且幾年後最終死在了我的手上。
下麵就讓我們一起來看看，夏言是如何被同一塊石頭絆倒兩次的。
那天我們父子來到夏府時，迎麵就吃了個閉門羹。夏府的司閽（看門人）用一種不屑一顧的口吻下達了逐客令：“少師身體不適，不便見客。”
我笑著對門人說：“煩請再為通報，我父子專為探病而來，並無他事。”說話的時候，我已經從袖中摸出了一錠銀子。司閽立刻兩眼放光，並且笑得比我更加燦爛，嘴裏卻說：“嚴相有命，不敢不遵，但恐主人詰責，奈何？”我說：“我去見少師自有話說，請放心，包管與你無涉。”司閽揣下銀子，隨即一路領著我們走向書房。夏言遠遠瞥見我們，慌忙避入內室，躺在榻上，蹙眉撫胸做不適狀。我拉著嚴世藩的手徑直走到夏言榻前，低聲問：“少師貴體欠安嗎？”夏言閉著眼睛裝作沒聽見。
我連問數聲，他才半眯著眼問來人是誰。我說：“在下嚴嵩。”夏言這才睜眼，佯裝驚訝地說：“是室狹陋，奈何褻慢嚴相！”說著就作勢要坐起，我連忙按住他，說：“嵩與少師同鄉，素蒙汲引，感德不淺，即使命嵩執鞭，亦所甘心，少師尚視嵩作外人嗎？請少師不必勞動，隻管安睡。”
夏言也不客氣，依舊躺下，說：“老朽多病，才令家人擋駕，可恨家人失禮，無端簡慢嚴相，老朽甚感難以為情啊！”
“嵩聞少師欠安，不遑奉命，急欲入候，少師責我便是，休責貴府家人。但少師昨尚康健，今乃違和，莫非偶感風寒嗎？”我用一種關切的眼神看著夏言說。
夏言盯著我的眼睛看了一會兒，忽然長歎一聲，說：“元氣已虛，又遇群邪，群邪一日不去，元氣一日不複，我正擬下藥攻邪啊！”說完斜斜地瞥了我一眼，嘴角掛著一絲不易覺察的訕笑。
終於攤牌了！
我心頭一震，立刻抓住世藩的手撲通一聲雙雙跪地。夏言故作驚愕，忙說：“這……這是為何？快快請起！”
我知道，該是我使出撒手鐧的時候了。
我一聲不響，兩行清亮的老淚奪眶而出。世藩也趕緊跟著我嗚嗚地哭了起來。氣氛驟然變得無比傷感。夏言再三請起，可我執意不從，趴在地上說：“少師若肯恕罪，我父子方可起來，否則必長跪此地！”
夏言明知故問地說：“嚴相何罪之有？”我連忙道明來意，世藩也不住磕頭哀求，痛悔其過。夏言朗聲大笑，說：“此事定是誤傳了，我並無參劾之意，請賢橋梓盡管放心！”那一刻我偷偷瞄了夏言一眼。就是那一眼，讓壓在我心頭的千鈞之石瞬間落地。
我知道，我已經點到夏言的死穴了。
孤傲清高之人，最不怕別人來硬的，但最怕別人認錯服軟。此外，這種人很容易高估自己、低估別人，也很容易陶醉於眼前的勝利、忽視潛在的危險。
這一切共同構成了夏言身上的致命弱點。
就在夏言那誌得意滿的笑聲響起之時，我就知道我們父子已經逃過一劫了。為了證實我的想法，我又對夏言說：“少師不可欺人。”
夏言大聲說：“大丈夫一言既出、駟馬難追，盡管放心起來，不要折煞我罷！”
我們父子稱謝而起，又略微敘談後，方才告辭而出。夏言隻說了“恕送”二字，仍舊臥於榻上。走出夏府的那一刻，我終於長長地籲了一口氣。
這一劫總算是有驚無險地躲過去了。但是夏言不除，我們父子勢必永無寧日。
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我在心裏對夏言說。
四
一向自負的夏言一旦重掌大權，其盛氣淩人之狀便表露無遺，與一貫表現得謙恭柔順的我恰成鮮明對照。我決定好好利用這一點，重新拾回天子對我的寵幸。嘉靖二十五年（公元1546年）、亦即夏言和我共同執掌內閣的這一年，經常有天子左右的侍從太監來到我們當值的西苑，名義上是奉旨前來慰勉，實際上是在窺探和監視我們。
除了大白天公開命太監來查探之外，天子還時常讓他們在夜裏到我們值宿的地方窺伺。夏言對此一無所知，所以太監每次來都會看到他呼呼大睡。而我則對此心知肚明，每當輪到我入朝值宿，我總是在夜闌人靜時仍然孜孜不倦地秉燭撰文。所撰之文不是別的，正是青詞草稿。
可想而知，這些太監回去稟報天子的時候，對我們二者的評價會是怎樣的天壤之別。
夏言回朝後，天子齋醮所需的青詞就由我們二人同時撰寫。
很顯然，這對我們來講無異於一場生死攸關的PK。誰在這場青詞大賽中落敗，誰就會失去天子的寵幸，失去手中的權力，並最終失去一切。
而讓我不住竊喜的是——夏言照舊沒把它當回事。
夏言雖然比我年輕兩歲，可這一年也已經六十五了，文思早已不如當年敏捷；加之要獨掌內閣大權，整天被繁忙的政務搞得焦頭爛額，所以每次所撰的青詞都是硬著頭皮敷衍了事，甚至經常叫手下人捉刀代筆。而我雖然也已年邁，但我對待青詞的態度比他端正得多，再加上我的兒子嚴世藩也是出手不凡的筆杆子，所以在我的把關和潤色之下，我們父子所撰的青詞每每能博得天子歡心。據我在宮中的眼線透露，嘉靖皇帝對夏言所進的青詞極度不滿，每每棄擲於地，而對我所撰的青詞，天子幾乎篇篇愛不釋手，甚至每字每句都讚不絕口。
重獲天子寵幸之後，我兒子世藩就好了傷疤忘了疼，愈加肆無忌憚地大行貪墨之事，對此我深感憂慮。雖說我本人也並不認為當官的人就必須“一身正氣，兩袖清風”，正所謂“人無外財不富，馬無夜草不肥”，這個道理我懂，可問題是凡事總要有個度，不能過於明目張膽、貪得無厭。所以我屢屢勸誡兒子，讓他收斂一點。沒想到世藩卻置若罔聞，依舊我行我素。我忍無可忍，覺得這麽下去遲早有一天會給家族帶來滅門之災，遂於嘉靖二十六年（公元1547年）七月上疏天子，要求將世藩罷官，遣返原籍。
可誰也沒有料到，奏疏呈上之後，天子不但沒有罷免世藩，反而將他擢為太常寺少卿，仍掌尚寶司事。
有了天子撐腰，世藩從此更是有恃無恐、變本加厲。
對此我也隻能苦笑。
攤上這樣一個寶貝兒子和這樣一個寶貝天子，我還能怎麽辦呢？
夏言最終的失敗源於“河套之議”。
所謂“河套”，指的是黃河的“幾”字形凸出部及其周邊流域。這個地區具有較好的自然條件，曆代均以水草豐美著稱，故民諺有雲：“黃河百害，唯富一套。”然而自從孝宗時代起，河套地區便被韃靼（後元）的中興之主巴圖蒙克（自稱“大元可汗”，《明史》稱“達延汗”）及其子孫所占據，到了嘉靖一朝，達延汗老死，他的兩個孫子吉囊和俺答兄弟盤踞河套內外，連年入寇，成為本朝一大邊患。
嘉靖二十一年（公元1542年），吉囊病死，所部盡歸俺答。此後，俺答更是年年進犯，大明百姓飽受**，戍邊將士大多戰死。
嘉靖二十五年（公元1546年），時任總督陝西三邊軍務的兵部侍郎曾銑提出了收複河套之議。奏疏呈上，嘉靖皇帝命兵部複議。兵部認為明軍主動出擊的時機並不成熟。我的意見也與兵部一致。但是，當時主政的夏言卻讚成曾銑之議，力主出兵收複河套。最後天子支持夏、曾之議，讓兵部發銀三十萬兩，命曾銑“修邊餉兵，便宜調度”。
曾銑得到天子和朝廷的支持，開始募集士卒，修築堡壘，並瞅準時機督兵出塞，對韃靼的遊部實施了一次突擊，斬首數十人，繳獲牛馬駱駝九百餘、兵仗器械八百餘件，旋即上表向朝廷奏捷。天子大喜，當即論功行賞。曾銑大為振奮，很快便會同陝西、延綏、寧夏三省巡撫及三鎮總兵再次呈上“複套方略”十八項。兵部尚書王義旗等人也見風使舵，轉而支持複套之議。
然而，在我看來，夏、曾等人和天子都有些盲目樂觀了。這次小小的勝利具有很強的偶然性，實在不足以作為收複河套的堅實理由。以當時明軍的戰鬥力而言，守則有餘，攻則不足；況且韃靼之患由來已久，規複河套絕非一朝一夕之功。正所謂“欲速則不達”，其時朝廷的邊策應該要“戒急用忍”，邊鎮守軍的當務之急也應是練兵築壘、鞏固邊防，斷不可貪功冒進、輕啟戰端。其實，當時很多朝臣和邊帥都和我一樣持反對意見，尤其是邊防經驗極為豐富的宣化總督翁萬達就認為：絕對不可向韃靼挑釁，否則後果將不堪設想。
當然，我反對複套也不完全是出於公心。
因為力主複套的人是夏言。倘若河套真的收複，夏言就成了大功臣，他的地位勢必無人可以撼動，到時候我嚴嵩就要一輩子看他的臉色行事，永無出頭之日。
所以，無論在公在私，我都不會支持“複套之議”。但是他們有嘉靖皇帝撐腰，我就一點辦法也沒有。
就在曾銑秣馬厲兵、積極備戰之際，亦即嘉靖二十六年（公元1547年）十一月的某個深夜，皇宮大內突然發生了一場重大火災——坤寧宮被夷為平地，方皇後葬身火海。
準確地說——是有人故意縱火，謀殺了方皇後。
其實，幕後黑手不是別人，正是嘉靖皇帝朱厚熜！
因為在火災發生時，天子朱厚熜的表現極為反常，令人疑竇叢生。坤寧宮剛剛起火的時候，天子正在坤寧宮左側的永壽宮裏，當時宮監們都急著要去救火，可天子卻慢條斯理地說：“讓它燒吧，燒掉了朕再蓋一座新的。”眾人隻好眼睜睜地看著坤寧宮化為一片焦土，而可憐的方皇後就這樣被活活燒死，天子卻自始至終不發一言。
這是後世史家判定朱厚熜為縱火主謀的證據之一。至於天子的動機，則要追溯到五年前那起震驚內外的“壬寅宮變”。
嘉靖二十一年（公元1542年）、即農曆壬寅年十月的一個夜晚，天子朱厚熜夜宿寵妃曹氏（端妃）的宮中。趁皇帝熟睡之際，以楊金英為首的十多名宮女忽然用繩子勒住了皇帝的脖子。可由於宮女們緊張過度，倉促間把繩子打成了死結，無法勒緊。皇帝昏死過去之後，其中一名宮女又悔又怕，偷偷溜出去報告了方皇後。方皇後隨即命人將十幾名宮女悉數逮捕，嚴刑拷打後很快查出了事變的主謀寧嬪王氏。王氏對此供認不諱，但出於對端妃的嫉妒，遂誣指端妃為弑逆同謀。
事變發生後，嘉靖皇帝一直處於昏迷狀態，宮中事務皆由方皇後做主。方皇後對端妃的受寵本已懷恨在心，加上王氏的指控，遂下令將端妃、王寧嬪、楊金英等二十餘人全部處以淩遲之刑。據說臨刑那天，端妃苦苦喊冤，其聲淒厲。王寧嬪盯著她冷冷地說：“當初你在皇帝麵前淩辱我，今天你也得了報應。我總算出了口氣，讓你不得好死！”
一個月後，嘉靖皇帝醒來，才知道他最寵愛的端妃已經被誣至死，而且聽說了她臨死前的種種慘狀。天子傷心欲絕，知道這是方皇後出於嫉妒而下的毒手，故對其恨之入骨。但方皇後有救駕之功，所以天子表麵上還是對她敬重有加，封其父為平安伯，暗地裏則一直想替端妃報仇，置方皇後於死地。可幾年來方皇後始終沒有什麽明顯的過失，嘉靖皇帝抓不住把柄，也就沒有辦法光明正大地廢黜或除掉她。最後天子不得不出此下策，在嘉靖二十六年的冬夜自編自導了失火的一幕。
可想而知，天子朱厚熜最希望人們把這場火災解讀成“天譴”，這樣才能掩蓋整個事件的真相。所以他在事變後故意表現出了極大的戒懼，不但赦免了一批政治犯，而且詔命臣工直言朝政。
我順水推舟地把這場“天災”的原因推到了夏言和曾銑的頭上。我上疏說：“災異原因，實由曾銑開邊啟釁、誤國大計所致。而夏言與曾銑互為表裏，淆亂國事，亦同加罪懲處。”與此同時，我又授意那些依附我的朝臣紛紛上疏歸咎於夏、曾。在這種情況下，一心想要掩人耳目的天子自然是把“規複河套”拋到了九霄雲外，於是即刻下諭推翻前議。他說：“逐賊河套，果真師出有名否？縱使兵餉糧草有餘，成功可必否？一曾銑原不足惜，倘或兵連禍結、塗炭生靈，試問何人負責？”
嘉靖二十七年（公元1548年）正月，夏言被罷免。稍後，曾銑被捕，兵部尚書王義旗被逐出朝廷，所有支持複套的官員全部遭到不同程度的處罰。為了把夏、曾二人徹底置於死地，我又找到了原鎮守甘肅的鹹寧侯仇鸞，讓他出麵指控曾銑克扣兵餉、行賄夏言等罪狀。仇鸞一直是我的心腹，不久前因貪瀆之罪被曾銑彈劾下獄，對曾銑恨之入骨，所以對曾銑發出指控。同時，我又授意刑部侍郎詹瀚、左都禦史屠僑、錦衣衛都督陸炳等一幹心腹出麵證實夏言受賄之事。
三月，曾銑依照“交結近侍”律被斬於西市，妻兒皆流放邊地。
曾銑既死，夏言就在劫難逃了。刑部尚書喻茂堅同情夏言，奏請為他酌情減罪。天子憤然道：“他早就該死了！朕賜他香葉冠，他居然不奉旨，可謂目無君上，褻慢神明。今日又有此罪，如何饒恕？！”就在這節骨眼上，俺答又率軍入寇居庸關，我緊緊抓住這個時機，上奏天子，稱皆因夏言主張複套，才導致俺答入寇，實屬罪不可赦。
這一年十月，夏言被斬於西市；其妻張氏流放廣西，子孫多人皆罷官削籍。
兩年前，當我和兒子嚴世藩一同在他麵前卑躬屈膝、痛哭流涕的時候，夏言絕對想不到會有今天。
一世清高的夏言終於為自己的清高付出了代價——慘重的代價。
夏言一死，內閣大權盡歸我手。雖說不久後便有南京吏部尚書張治與國子祭酒李本相繼入閣，但此二人的資曆和聲望都甚為淺薄，在我麵前也隻有唯唯諾諾而已。
從此，我真正成了大明帝國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人物，而且一直把這個巨大的權勢保持了十餘年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