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賈似道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2
四
景定三年（公元1262年）一開春，天子又下了一道褒賞我的詔書：“在昔趙普有翼戴之元勳，則賜宅第；文彥博有弼亮之偉績，則賜家廟。今丞相賈似道，身任安危，再造王室，其元勳偉績，不在普、彥博下；宜賜第宅、家廟。”隨後又賜給我緡錢百萬，建立宅第於集芳園，並置家廟。
景定四年（公元1263年）二月，我開始推行“公田法”。
所謂“公田法”，就是將那些被官僚地主階層大量兼並的田地以低成本收歸國有。可想而知，此舉勢必嚴重侵害權勢階層的利益，所以一經推行便遭到強烈的反對和普遍的責難。正是這項改革使我成為南宋末年所有既得利益者共同的敵人，也使得後世史家多出了一個抨擊我的有力借口。
我之所以會進行這項改革，實在是因為其時南宋帝國的經濟和財政問題極其嚴重，幾乎已經瀕臨崩潰的邊緣，不改革就根本沒有出路。而問題的根源就在於國家長期以來的財政虧空和官僚地主階層對土地的兼並。南宋朝廷自南渡以來就一直沒有擺脫財政赤字，至理宗時期，每年的財政收入一億二千多萬貫，支出卻達二億五千多萬貫。而朝廷解決財政困難的唯一辦法就是不斷增量印行紙幣，這叫作“造楮”。可依靠造楮緩解財政困難無異於飲鴆止渴。因為增量印行紙幣的直接結果就是導致貨幣貶值和物價飛漲。例如：南宋初年一石米僅售錢3緡，可到了我所處的南宋末年，一石米已經賣到了1000緡，貨幣貶值超過了300倍。而貨幣越貶值物價就越上漲，朝廷就越是加大紙幣的發行量，最終構成了一個難以擺脫的惡性循環。並且，由於大量土地掌握在權勢階層手中，他們往往又倚仗權勢逃避賦稅，因此軍隊的糧餉嚴重不足，所以朝廷就繼續增發紙幣，向地主富戶強行攤派、征購糧食，以充軍隊糧餉，這叫作“和糴”；即所謂“國用邊餉，皆仰和糴”。可是，“和糴”依賴的仍然是不斷“造楮”，所以它不但使得物價持續上漲，而且無法從根本上解決軍需不足的問題。
對於上述種種經濟和財政困境，我將其概括為一句話，就是“國計困於造楮，富民困於和糴”。
在此嚴重危機下，如果再不進行改革，南宋帝國不需要等到蒙元入侵，自身就會先行崩潰。所以我在執掌朝政的第三年初，便迫不及待地授意臨安知府劉良貴、浙西轉運使吳勢卿及禦史言官們聯名上疏，呼籲實行“公田法”：
三邊屯列，非食不飽，諸路和糴，非楮不行。既未免於廩兵，則和糴所宜廣圖；既不免於和糴，則楮幣未容縮造。為今日計，欲便國便民而辦軍食、重楮價者，莫若行祖宗限田之製。以官品計頃，以品級計數，下兩浙、江東、江西和糴去處，先行歸並詭析，後將官戶田產逾限之數抽三分之一，回買以充公田。但得一千萬畝之田，則每歲可收六七百萬石之米，其於軍餉沛然有餘，可免和糴，可以餉軍，可以杜造楮幣，可平物價，可平富室，一事行而五利興矣。
此法具體言之就是：按各級官員的品秩高低規定其所能占有的田地限額，超限部分必須撥出三分之一由朝廷買回，再作為公田出租，以此項收入充作軍隊糧餉。舉例而言，如果某個官員按規定所享的田地限額為200畝，而他實際田產為800畝，那他必須拿出600畝的三分之一即200畝作為公田賣給朝廷。
如同上述，若通過此法買回公田1000萬畝，一年可收租米六七百萬石，既可充軍餉，又可免和糴，又能杜絕濫發紙幣，還能平抑物價、防止富豪兼並，可謂一舉五得。為了讓公田法能夠順利實施，我以身作則地拿出了自己的田產一萬畝充為公田，並且迫使其時田產最多的宗室親王趙與芮也撥出了一部分田產。
我知道此舉得罪了趙與芮，可沒想到自己日後竟然因此而遭殺身之禍。
“公田法”選擇在平江、江陰、安吉、嘉興、常州、鎮江這浙江最富庶的六郡實施。朝廷設立“官田所”，以臨安知府劉良貴為提領，推行一年後立即產生了顯著成效，朝廷買回約一千萬畝的公田，當年收租米六百多萬石，足夠應付軍隊一年的糧餉，達到了預期目的。
然而，這一千萬畝公田與其說是用“買”的，還不如說是一種變相的沒收。因為我的本意就是要以最低成本乃至以零成本收回那些被權勢階層過度兼並的土地。為此我采取了三種辦法：首先是以超低價格強行收購，如年租值一石（麵積相當於一畝五分）的田產僅支付第十八界會子（朝廷發行的第十八期紙幣）四十貫，而當時的十八界會子已經嚴重貶值，二百貫還買不起一雙草鞋，所以說這四十貫隻能算聊勝於無；其次，若田產數額巨大，則一半付現錢，一半以布帛充抵；最後，也是用得最多的無成本方式，就是以度牒（出家的官方憑證，可免稅也可轉賣）及官誥（榮譽官職的憑證）折價換購田產，如“校尉”折價一萬貫，“承信郎”一萬五千貫，“承節郎”二萬貫；官婦的封誥，“孺人”二千貫，“安人”四千貫，等等。
我的手段雖然有些陰險和強橫，可當初這些富豪們從貧農那裏兼並土地的時候，其手段又何嚐不是巧取豪奪！其實質又何嚐不是弱肉強食！
所以我覺得自己這麽做很公平——當初他們用什麽手段從別人那裏搶走的，今天我就用什麽手段從他們手裏搶回來。
我的本意是針對上層富豪，可一旦具體實施，許多官吏要麽急功近利，要麽操之過急，要麽與富豪勾結，最終也不免引發種種弊端，成了擾民之舉。如剛開始時都是從田產最多的富戶買起，可漸漸發展到二百畝以上都必須“投買”（申請賣田），最後連“百畝之家”的小地主也無以幸免，致使“浙中大擾”，“民破產失業者甚眾”。
所以此舉既遭到權勢階層的極力反對和阻撓，也遭到了平民階層的普遍詬病。
可我必須指出，傷害中下層的利益並非出自我的本意。
景定五年（公元1264年）七月的一天，天空中突然出現一顆彗星，光芒燭天，彗尾之長實屬罕見，而且從四更起出現於東方，至日中始滅。理宗皇帝急忙下詔讓朝野指陳朝政缺失，一時間朝中官吏和民間富戶紛紛上書，“皆以為公田不便，民間愁怨所致”。我上書力辯，最後幹脆遞交了辭呈。皇帝連忙召見我，語重心長地說：“言事易，任事難，自古然也。使公田之說不可，則卿建議之始，朕已沮之矣。惟其公私兼濟，所以決意行之。今業已成矣，一歲之軍餉，仰賴於此，若遽因人言罷之，雖可快一時之異議，如國計何？卿既任事，亦當任怨，何恤人言！卿宜安心，勿辜負朕倚畀之意！”
理宗皇帝並不糊塗，總算替我說了幾句公道話。
隨後又有太學生葉李、蕭規等人上書，說我專權、誤國害民，以致上幹天譴。我勃然大怒，當即命臨安知府劉良貴隨便給他們栽了一個罪名，然後施以黥刑、發配邊地。
五
景定五年十月，理宗皇帝駕崩，皇太子趙禥即位，是為宋度宗；以皇後謝氏為皇太後。十二月，下詔第二年改元鹹淳。
鹹淳元年（公元1265年）四月，度宗皇帝加我為太師、封魏國公。這一來總算使我的宰相之權名副其實了。度宗因我當年擁立他為儲君、有定策之功，所以對我感恩戴德、異常尊崇。每次我上朝向他行禮的時候，他必定起身答拜，而且不敢直呼我的名字，而是稱“師臣”。天子都對我敬畏如此，群臣自不待言，都畢恭畢敬地尊稱我為“周公”。
我不禁有些飄飄然了。
人是很容易自我膨脹的動物。當他置身於權力的巔峰，眼前再沒有強勁的對手，耳旁隻剩下一片阿諛諂媚之聲，他就會目空一切、忘乎所以。我承認，從鹹淳元年開始，我生命中的最後十年基本上可以用“驕奢**逸”四個字來概括。整個帝國自上而下的人都對我俯首帖耳，言聽計從，甚至連年輕的度宗皇帝也被我玩弄於股掌之中。
換句話說，天子隻不過是一個傀儡，我才是真正的老大。
為了證實自己在新皇帝心目中的分量，我故意跟他玩了一個小小的把戲。我主持完理宗的葬禮後便悄無聲息地掛冠而去，同時授意我的心腹將領呂文德向朝廷謊報軍情，聲稱蒙古軍隊正在猛攻下沱（今湖北宜都東南）。朝廷震恐，謝太後和年輕的天子更是嚇得六神無主，慌忙下詔讓我回朝主持大局。
我心滿意足地回到臨安，知道自己已經成為任何人都無法替代的朝廷的主心骨。
此後的幾年中，我還將不斷地故技重演，讓皇帝和滿朝文武時刻牢記我的重要性。後世史家經常說我這是以流氓手段在要挾朝廷和天子。對此我倒不會否認。因為我早就說過，這個世界本來就是一個江湖，而每個人都是江湖中人。既然如此，你就很難保證自己在競名逐利的過程中始終光明磊落。除非你寧願一輩子與世無爭、默默無聞，否則你就不能不耍一些小手腕、玩一些小聰明，是不是？雖然這種做法上不了台麵，可它們通常都很實用、很有效。
鹹淳三年（公元1267年）二月，我再次向度宗提出告老還鄉，皇帝趕緊讓大臣和他的近侍宦官一天四五趟傳旨挽留，並且賞賜不斷，甚至讓宦官整夜守在我的府邸外，以防我偷偷還鄉；最後還下詔加封我為“平章軍國重事”，允許我一月三赴經筵，三日一朝，並在西湖的葛嶺上賜給我一座豪宅。
從此我就在這片令人心醉神迷的湖光山色中遙控著整個帝國。
朝廷官吏每天都要抱著一大堆文書來到我的府中呈報，大小政務都先經過我的幕僚廖瑩中和翁應龍處理，隨後再由我決斷。朝中的一幫宰執大臣都成了擺設，隻是在我審閱批準過的文書後麵署名而已。朝野上下向我獻媚求官的人絡繹不絕地在我的葛嶺豪宅中出入穿梭。當時民間流傳著這麽一句話：“朝中無宰相，湖上有平章。”
鹹淳四年（公元1268年）正月，被我幾度要挾的度宗皇帝終於忍不住發了幾句牢騷，下詔說：“近年來一些大臣動不動就請辭，似乎以此為清高，儼然已經形成一種風氣。朕於諸賢，應該說並無虧待，若眾人均以此為尚，難免讓人疑心是諸賢辜負了朕啊！”
我一聽這話味道不對，幾個月後再次稱疾求去。度宗皇帝傻了眼，涕泗橫流地苦苦挽留，並且許我一月兩赴經筵，六日一朝，我才做出一副勉強的樣子留了下來。
從這一年開始，帝國的末日就開始降臨了。
然而我就像一個被上天寵壞的孩子一樣，龜縮在由所有人的敬畏和尊崇所編織成的安樂窩中，忘乎所以地品嚐著權力的美味，根本無視那已經近在咫尺的身死國滅的災難。
當一個人被欲望和享樂俘虜的時候，他就會沉浸在虛假而脆弱的夢境中不願醒來，直到災難之刃一舉刺穿他的夢境，他才會在一瞬間發現——原來致命的危險從來不曾消失，隻不過被他有意無意地遺忘罷了。
可當他醒來的時候，一切都已經太遲了。
鹹淳三年（公元1267年）年末，蒙古大軍再度南下，進抵南宋江漢防線的一座軍事重鎮——襄陽（今湖北襄陽）。此次的南侵主帥是蒙古人阿術，而副帥就是七年前那個降蒙的南宋將領劉整。
我數年前所犯下的那個錯誤終於結出了惡果——因為劉整對南宋的整個戰略部署了如指掌。這次南侵計劃就是他向忽必烈獻計的結果。鹹淳三年十一月，時任蒙元南京宣慰使的劉整就對元世祖忽必烈說：“攻宋方略，宜先從事襄陽。若複襄陽，浮漢入江，則宋可平也。”隨後忽必烈便下詔征發諸路兵馬，由阿術和劉整為統帥大舉南征。
兵臨襄陽城下後，劉整對阿術說：“我精兵突騎，所當者破，惟水戰不如宋耳。奪彼所長，造戰艦，習水兵，則事濟矣。”隨後元軍便大力建造兵艦、訓練水師。而在此之前，富有軍事才能的主帥阿術在偵察襄陽地形時便發現，南宋後方支援襄陽的糧道就是漢水，於是斷然在白河口和鹿門山修築了兩座城堡，並在漢水的河道中築台，與夾江而築的兩座堡壘遙相呼應，一舉掐斷了襄陽的補給線。
時任襄陽知府的呂文煥見狀大為恐慌，立刻修書飛報他的兄長呂文德。可當年的沙場老將呂文德經過多年的養尊處優之後，顯然也和我一樣，喪失了應有的警惕性和軍事判斷力，把此次蒙古人誌在滅宋的侵略戰爭誤作邊境地區經常有的軍事騷擾，不但不以為意，還對呂文煥的信使破口大罵：“汝等妄言邀功！倘若真有此事，也不過是假城而已。襄、樊（襄陽位於漢水南岸，樊城位於北岸，兩城唇齒相依、協同作戰，故合稱“襄、樊”）的軍需儲備可支十年！回去告訴呂六（呂文煥），隻需固守。若劉整膽敢輕舉妄動，待春汛一到，我親自出征，恐怕到時候他們就要聞風而逃了。”
呂文德的率意輕敵和盲目自信除了遭人恥笑和貽誤戰機之外，對於岌岌可危的襄陽實在沒有一絲一毫的幫助。鹹淳四年（公元1268年）十一月，襄陽守軍為了擺脫被動局麵，主動向沿江的元軍山寨發動數次進攻，卻被嚴陣以待的元軍一一擊敗，付出了重大的傷亡。
鹹淳五年（公元1269年）三月，阿術率部圍攻樊城，南宋京湖都統製張世傑出兵拒敵，在赤灘浦與元軍激戰，卻再度失利。戰報傳至臨安，群臣惶恐，紛紛建議起用高達救援襄陽。可當禦史李旺代表眾人前來征求我的意見時，我卻仍然把心思放在南宋這個小江湖的內部鬥爭上，而對即將到來的滅頂之災估計不足。我聽完李旺的奏報後，隻冷冷地丟給他一句話：“我若讓高達出援，那要把襄陽守將呂文煥置於何地？”
李旺退出後無奈地長歎一聲：“呂氏安，則趙氏危矣！”
朝臣們建議起用高達的消息傳至襄陽後，呂文煥的思維方式竟然和我如出一轍，並不把高達入援視為雪中送炭，反而認為是對他個人地位的一種威脅，故而怏怏不樂。其幕僚見狀，便獻計說：“這事好辦。如今朝廷認為襄陽危急，故有起用高達之言，倘若我們向朝廷報捷，高達自然就不會來了。”呂文煥大喜，隨後俘虜了幾名元軍的哨探，就向朝廷謊奏大捷，複用高達之議遂就此不了了之。
雖然我出於個人恩怨沒有讓高達去援救襄陽，但作為一個帝國的宰相，我對於襄陽之圍也不可能完全無動於衷。這一年春汛到來後，我便命沿江製置副使夏貴乘春水高漲之際押運糧草援助襄、樊。七月，襄、樊地區秋雨不斷，漢水暴漲，我抓住時機再命夏貴率部突襲元軍城堡。夏貴采用聲東擊西之計，分遣舟師在東岸的林穀間出沒，試圖吸引蒙軍的注意力，然後出其不意地攻擊元軍築於西岸的城堡。此計卻被阿術識破，他下令元軍舟師集結於虎尾洲，為準備偷襲的宋軍張開了一個口袋。次日，夏貴的主力果然進入了元軍的埋伏圈，結果被打得大敗，有五十多艘戰艦沉毀，溺斃者不計其數。
我聞訊後急命我的女婿範文虎率部馳援夏貴，不料在灌子灘再度遭到元軍伏擊，宋軍戰敗，範文虎僅以輕舟遁去。
這一年十二月，呂文德病死於鄂州，臨終前不停哀歎：“誤國家者我也！”
夏貴、範文虎相繼大敗，而鄂州守將呂文德又卒，到了鹹淳六年（公元1270年），前線的形勢已經異常嚴峻，我不得不暫時撇開個人恩怨，於這一年正月起用高達為湖北安撫使，出知鄂州；起用孫虎臣為淮東安撫副使，出知淮安（今江蘇淮安）；並以李庭芝為京湖製置大使，督師救援襄、樊。範文虎擔心被李庭芝搶了頭功，馬上給我寫了一封信，說：“若讓我領數萬兵馬入援襄陽，必一戰可平。但求不受他人節製，事成之後，自然應歸功於恩相。”
女婿的功勞就是我的功勞，我當然也不願看到李庭芝壓過他一頭，所以當即任命範文虎為福州觀察使，讓他對李庭芝進行牽製。隨後李庭芝屢次相約範文虎出兵，範文虎便以朝廷旨意未至為借口，故意遷延，準備尋找機會獨自出兵以建奇功。
時隔五年之後，當我一無所有地站在漳州城南這座小小的木棉庵裏，透過往事煙雲，我看到鹹淳年間的那個賈似道的確是令人不齒的，說那個時候的他完全是一副禍國殃民的奸臣嘴臉也並不為過。曾經在“鄂州保衛戰”中為帝國立下汗馬功勞的那個賈似道早已經死了；此後為了挽救國家經濟而不惜觸犯眾怒力推公田法的那個賈似道也死了；最後剩下來的這個賈似道隻是一具活在私欲和享樂之中的行屍走肉而已。宗廟社稷的安危存亡早已被他拋到腦後，他唯一關心的隻有自己——自己的富貴、自己的名利、自己的權勢、自己的嗜欲……
當襄、樊的將士在前線浴血奮戰、捐軀沙場，鹹淳六年的賈似道卻逍遙自在地徜徉在西湖的美景中、沉醉於葛嶺的溫柔鄉裏。他在豪宅中大興土木、修築樓閣亭榭，還造了一座美輪美奐的“半閑堂”，將自己的塑像置於其中，與一群美姬寵妾日夜**樂。他酷愛“鬥蟋蟀”，經常與眾妾席地而坐、以此為樂，有熟客來，不禁笑言：“此軍國重事邪？”
客人說得沒錯。這就是我當時的“軍國重事”！我癡迷於蟋蟀罐裏的廝殺惡鬥，卻遺忘了蒙宋之間的你死我亡。
除此之外，鹹淳六年的賈似道還酷嗜古董珍玩，為此特地修建了一座“多寶閣”，一日一登，流連忘返。他聽說西南名將餘玠的殉葬品中有一條珍貴的玉帶，便不惜掘墓開棺，將其據為己有。凡是讓他看上的奇珍異寶，無論主人是誰，都必須乖乖地貢獻出來，否則就吃不了兜著走。
鹹淳六年的賈似道還享受到來自度宗皇帝的最高禮遇，不但可以累月不朝，而且還能入朝不拜。就算偶爾入朝，退朝時度宗皇帝也要起身避席，目送他離開殿庭才敢坐下。而他本人不但絕口不提襄、樊戰事，也不許任何人言及。有一次度宗皇帝忍不住問他：“襄陽圍已三年，奈何？”他竟然不動聲色地反問：“北兵已退，陛下何從得此言？”
皇帝吞吞吐吐地說：“適才有女嬪言之。”
幾天後這個多嘴的嬪妃就被賜死了。
從此邊事日急，然而朝野上下，再無人敢多說一句。
六
鹹淳六年（公元1270年）十二月，元軍的一名將領張弘範忽然發現，原來襄陽久困不下的原因是它的糧道並未被真正堵死，宋軍還時常通過後方的江陵（今湖北江陵）與歸州（今湖北秭歸）斷斷續續地運送補給。張弘範遂獻策：“若築萬山以斷其西，立柵灌子灘以絕其東，則速斃之道也！”
元軍統帥采納了張弘範的建議。自此，襄、樊的補給線被徹底切斷，形勢更加危急。
鹹淳七年（公元1271年）四月，範文虎進兵湍灘，與阿術展開遭遇戰，兵敗，統製朱勝等百餘人被元軍俘虜。
這一年五月，忽必烈加大了侵宋的力度，調集重兵對四川發起進攻，借以牽製南宋的西線兵力，使其無力東援襄陽。六月，範文虎率兩淮舟師共計十萬人進至鹿門，其時正逢漢水大漲，宋軍逆流而上，被阿術所率領的元軍東西夾擊，潰不成軍，丟棄戰船和甲仗無數，連夜敗逃。
最後一次重兵援救的行動宣告失敗，襄、樊的陷落基本上已成定局。
形勢已經萬分危急，令人無從回避，我不得不做出姿態，屢次上書皇帝，請求親自領兵出援，同時私下授意禦史台的官員上章挽留。度宗皇帝本來就離不開我，一看台諫勸阻，當然就沒有同意讓我出征。
鹹淳八年（公元1272年）三月，元軍突破樊城外城，守城的荊湖都統製範天順及部將牛富堅閉內城做最後的抵抗。
鹹淳九年（公元1273年）正月，被圍困達六年之久的樊城終於失守，範天順自縊身亡，臨死前高喊：“生為宋臣，死為宋鬼！”部將牛富率領最後的一百多名戰士與元軍展開巷戰，殺死殺傷無數元兵，最終赴火而死。副將王福仰天長歎：“將軍死於國事，吾豈宜獨生！”隨後亦投火自盡。
樊城既破，我再度上表請求出征。其實這一次上表我已經或多或少是出於真心了，可早已習慣跟我一起唱雙簧的禦史們還是堅持說：“師臣若出，顧襄未必能及淮，顧淮未必能及襄，不若居中以運天下。”度宗皇帝覺得他們說得很有道理，遂再次否決了我的請求。
二月，眼見樊城陷落的襄陽統帥呂文煥頓覺唇亡齒寒，遂鬥誌盡喪，開門出降。
襄、樊皆陷的消息傳回臨安，我真的有所震動了。我對皇帝說：“臣屢請行邊，陛下不許之，向使早聽臣出，當不至此。”雖然我這麽說有點推卸責任的意味，但那一刻我的心裏難免還是有些愧疚的。所以一個月後我再度上書，下決心準備上陣禦敵了。我說：“事勢如此，非臣上下驅馳、聯絡氣勢，將有大可慮者！”
可是，如果說這麽些年來我就像一個被上天寵壞的孩子，那度宗皇帝顯然就是一個還沒有斷奶的嬰兒。他一看我想離朝親征，馬上緊張萬狀地說：“師相豈可一日離左右？”
你們看，這就是我們的大宋天子。
鹹淳十年（公元1274年），大宋帝國的喪鍾敲響了。
這一年六月，元世祖忽必烈發兵十萬、與前線共計二十萬大軍，以伯顏為統帥，至九月在襄陽完成集結，隨後分東西兩路大舉南征。東路軍由博羅懽和劉整率領，出淮南、取揚州；西路軍由伯顏、阿術和呂文煥率領，順漢水而下，直逼郢州（今湖北鍾祥）。呂文煥其時已被忽必烈任命為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兼襄陽大都督，並在入朝晉見忽必烈的時候主動獻上了攻宋之策，自請為先鋒。
也許真的是天要滅宋，這一年七月，年僅三十四歲的度宗趙禥突然扔下這個風雨飄搖的帝國撒手而去。雖說趙禥登基十年來始終是一個傀儡天子，但就在這個最為緊要的關頭突然駕崩，則不免使得這個早已人心惶惶的江山更加暴露出分崩離析的征兆。
我擁立了年僅三歲的嘉國公趙顯即位，是為宋恭帝；尊皇太後謝氏為太皇太後，臨朝聽政。
九月，伯顏大軍猛攻漢水北岸的郢州，守將張世傑奮力死戰，元軍未能攻克，隻好繞過郢州，於十月攻陷漢水南岸的新郢（郢州有新舊兩城，舊郢在北岸，新郢在南岸），守將邊居誼力戰不敵，投火自盡。十一月，複州（今湖北沔陽）知州翟貴出降。十二月，元軍又於青山磯（今武漢東北長江南岸）大敗夏貴水師，旋即攻下長江要塞陽邏堡（今武漢漢陽東），進圍鄂州。是月底，漢陽守將王儀降，鄂州守將張晏然降。
至此，南宋在江漢防線上的重鎮全部淪陷，臨安的門戶訇然洞開。伯顏大軍順江東下，沿途宋軍在呂文煥的招撫之下全部望風而降，其中就包括我的女婿範文虎。
大宋帝國無以挽回地走到了滅亡的邊緣……
七
德祐元年（公元1275年）正月，最後的時刻終於到來。
我帶著三分無奈三分忐忑三分愧悔和最後一絲掙紮，抽調十三萬精兵走上了戰場。
這十三萬人是大宋帝國最後的血本，而我隻能孤注一擲。
會有幾分勝算？
我不知道。
我隻知道我的臉上掛著苦笑，內心裝著茫然。
那些日子有一句老生常談的話始終在我耳邊盤旋——早知今日，何必當初！
然而，一切都已無法重來。
二月，我率軍進抵蕪湖後，首先想起的就是十六年前所做過的那件事情——議和。
十六年前是天佑大宋，讓蒙哥暴卒於戰場，迫使忽必烈回朝奪位，所以我可以通過與忽必烈的利益交換獲取寶貴的和平。可如今呢？
一切都已非同往日了。如今的蒙元帝國是一隻生氣勃勃的龐然巨獸，不把南宋一口吞下它是不會善罷甘休的。
在如今的蒙宋江湖上，南宋還有博弈的資本嗎？
沒有了。
我知道已經沒有了。可我隻能僥幸一試。於是我仍舊派遣當年的那個使臣宋京向伯顏送去了我的提議——稱臣、奉歲幣。
我在一種近乎絕望的不安中盼來了回信。伯顏說：“未渡江時，議和入貢則可。今沿江州郡皆已內附，欲和則當來麵議。”
我就在那一刻徹底絕望了。
是啊，“沿江州郡皆已內附”！南宋已經喪失了和蒙元討價還價的資格，而我賈似道也已完全喪失了與人進行利益交換的任何可能。讓我去“麵議”？這不是讓我去自投羅網嗎！
沒辦法了。隻剩下最後一條路了——打！
我命令孫虎臣率領七萬精銳扼守池州（今安徽貴池）附近的丁家州，命夏貴以戰艦兩千五百艘橫亙於長江江麵上，我率後軍屯駐於魯港。
可我無論如何也沒有想到，我心目中這十三萬帝國勇士竟然是十三萬個可恥的逃兵。
當戰鼓喧天、旌旗蔽日的伯顏大軍剛剛向宋軍水師前鋒發起攻擊的時候，孫虎臣就迫不及待地跳到了他姬妾的那條船上。本來就無心戀戰的士兵們趁機大嘩，紛紛喊叫：“步帥遁矣！”一時陣形大亂。在此千鈞一發之際，夏貴又不戰而走。當他乘坐的輕舟飛速掠過我的帥艦時，我聽見夏貴遠遠地扔過來一句話：“彼眾我寡，勢不支矣！”
此時此刻，我除了憤怒、恐懼和絕望，還能有什麽想法？！
我隻好傳令鳴金收兵。
十三萬大軍頃刻間炸開了鍋。人人爭相逃竄，幾千艘戰艦像一群無頭蒼蠅一樣互相亂撞，元軍趁勢瘋狂砍殺，宋軍被殺和溺斃者不可勝計，所有的軍資器械全部被元軍繳獲。
當天夜裏，我疲憊不堪地逃回後方的金沙，召孫虎臣和夏貴前來問話。孫虎臣一進來就痛哭流涕，一邊抹眼淚一邊說：“吾兵無一人用命者！”
而帶頭逃跑的夏貴看著孫虎臣的那副窩囊樣，居然咧嘴一笑，然後大言不慚地說：“吾嚐血戰當之矣！”
在這種時候，我也無力去計較誰是誰非了，隻能想想下一步該怎麽辦。我默默地看了看他們，有氣無力地說：“計將安出？”
夏貴說：“諸軍俱膽落，吾何以戰？！師相唯有入揚州招潰兵，迎聖駕於海上，吾當死守淮西耳！”
我想了想，也隻能如此了。
次日，我本欲召集前線潰逃下來的殘兵遊勇前往揚州重新集結，不料讓傳令兵在岸上揮了半天旗子，蔽江而下的逃兵們居然沒有一人響應，有人甚至還指著帥旗破口大罵。
徹底完了。
樹倒猢猻散了。
十三萬所謂的帝國精銳，就這樣一夜之間灰飛煙滅了。
數日後我退至揚州，上疏奏請朝廷遷都。謝太後沒有同意，下詔征諸將勤王。然而，偌大的帝國隻有郢州守將張世傑、贛州知州文天祥、湖南提刑李芾數人領兵入援，餘皆觀望。
即便已經到了這種國破家亡的前夜，南宋小江湖裏麵的人仍然在搞權力傾軋。時任知樞密院事的陳宜中本來一直是依附我的，而今眼看我已失勢，就想趁機把我除掉，以便他取而代之。於是他就向我的幕僚翁應龍打聽我在什麽地方，翁應龍回答說不知道。陳宜中猜測我已經死於亂兵之中，就算不死也難逃兵敗之責，遂鬥膽上疏，說應以誤國之罪將我誅殺。謝太後說：“似道勤勞三朝，安忍以一朝之罪，失待大臣之禮！”遂下詔罷免了我的平章軍國重事及都督諸路軍馬之職。
三月，我的心腹翁應龍被刺配吉陽軍，隨後被誅；廖瑩中等人被貶逐，不久流放嶺南，後自殺。同月，陳宜中如願以償地升任右丞相兼樞密使，幾天後又兼都督諸路軍馬。
這艘船眼看就要滅頂了，還爭搶頭等艙的座位又有什麽意義呢？
與此同時，伯顏大軍如入無人之境，於三月中旬占領建康（今江蘇南京）。眼看臨安危在旦夕，朝中的文武百官紛紛作鳥獸散，朝堂一派慘淡蕭然。目睹此情此景，太皇太後悲憤莫名，痛下詔書，張榜於朝堂之上：
我朝三百餘年，待士大夫以禮，吾與嗣君，遭家多難，爾大小臣工，未嚐有出一言以救國者。內而庶僚畔官離次，外而守令委印棄城。耳目之司既不能為吾糾擊，二三執政又不能倡率群工，方且表裏合謀，接踵宵遁。平時讀聖賢書，自許謂何？乃於此時作此舉措，生何麵目對人，死亦何以見先帝？天命未改，國法尚存，其在朝文武官，並轉二資，其畔官而遁者，令禦史台覺察以聞，量加懲譴！
然而，朝臣們對此視若無睹，仍舊接二連三地逃遁。
四月，京湖宣撫使朱禩孫與湖北製置副使高達一同以江陵降元，隨後，歸、峽、郢、複、鼎、澧、辰、沅、靖、隨、常德、均、房諸州，相繼皆降。高達因招降有功被蒙元任命為參知政事。
七月，張世傑、孫虎臣、劉師勇率一萬多艘戰艦在焦山與元軍展開最後的決戰，結果兵敗，宋軍水師全軍覆沒。
南宋的滅亡已經為期不遠了。
而這些日子我一直躲在李庭芝重兵駐守的揚州，相對而言還算安全。然而，躲得了一時，躲不過一世。隨著宋軍的接連失利和諸府州的相率降元，朝野對我的怨恨情緒越來越濃，終於在七月的一天集中爆發。京師的太學生、台諫、宮中侍從紛紛上疏，異口同聲地要求太後將我誅殺。謝太後起先還想保我，一見輿論太盛，不得不命李庭芝將我遣回越州（今浙江紹興）。越州守臣一聽說，馬上堅閉城門不讓我進去。朝廷隻好讓我改徙婺州（今浙江金華），沒想到婺州人居然到處張貼布告，堅決驅逐我。朝廷又把我改遷建寧（今福建建甌），結果又有人上奏說：“建寧是名儒朱熹的故居，即使是剛剛懂事的三尺童子，一聽說賈似道要來也會惡心嘔吐，何況見到他的人？”
我聞訊後不禁苦笑。
真是悲哀啊！沒想到曾經權勢熏天的賈似道——連大宋天子都敬畏有加的堂堂宰相賈似道，如今居然成了過街老鼠，連一個容身之處都找不到。
一個人的前後命運為何會懸殊若此？
朝廷無計可施，最後隻好把我貶謫到偏遠的嶺南，讓我以高州團練使之職前往循州（今廣東龍川）安置，同時抄沒了我的所有家產。
在所有仇視我的人當中，我不知道有多少是出於對我禍國殃民的義憤，但是有一點我是很確定的，那就是其中不乏對我素懷私怨者，因為我的公田法曾經嚴重損害了他們的利益。
為首的人就是福王趙與芮。
他意識到報仇的機會來了，就暗中招募能在半道上把我幹掉的人充任監押官。
而會稽縣尉鄭虎臣就在此刻當仁不讓地站了出來。
鄭虎臣本人就是浙中的大地主。他的父親曾經被我貶逐，而他們家的田產也曾經因公田法而被朝廷變相沒收。
所以，為了這個報仇雪恨的時刻，鄭虎臣已經等待很多年了。
而今他豈能錯過？
此時此刻，我很能理解人們對我的怨恨和仇視之情。
無論我早年做過多少有利於家國社稷的事情，單從我晚年的所作所為來看，也足以令世人對我恨之入骨了。
所以，當這個秋天的黃昏，當我看見鄭虎臣眼中向我噴射出家仇國恨的火焰時，我知道自己馬上就會焚毀在這團烈火之中。
我無話可說——隻能說自己死有餘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