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賈似道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1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這句話絕對是至理名言。
比如這幾十年來，蒙古人和南宋人之間就是一個最大的江湖。而眼下，鄭虎臣和我就是一個小小的江湖。
凡江湖者，必有是非恩怨，必有弱肉強食，亦必有鬥爭殺戮。我覺得從離開臨安的那一天起，負責押送我的鄭虎臣似乎就有意要在我的貶謫之路上把這一切都盡情地演繹一番。比如剛剛走出臨安不久，他就惡狠狠地驅散了隨我南下的幾十個侍妾；趕走她們之前，鄭虎臣還把她們身上佩戴的金簪玉飾通通扒下來據為己有；隨後他又故意掀掉我頭上的轎蓋，讓我暴曬在南方七月的驕陽下，而且一路上他還讓轎夫反複不停地唱一首杭州俚曲：去年秋，今年秋，湖上人家樂複憂，西湖依舊流；吳循州，賈循州，十五年間一轉頭，人生放下休。吳循州指的是多年前被我排擠到循州的丞相吳潛，而賈循州指的就是我，因為我此次的貶所恰好也是循州（今廣東龍川）。
上個月我們路過一座古寺，牆壁上又有吳潛的題字，鄭虎臣就樂不可支地把我叫過去，指著那些字陰陽怪氣地說：“賈團練，吳丞相何以至此啊？”
幾天前我們乘船經過南劍州（今福建南平）的黯淡灘，鄭虎臣又說：“這溪水如此清澈，賈團練，你為何不死在此處啊？”
我說：“太皇太後許我不死。一旦有詔，我就死。”
鄭虎臣冷笑了幾聲。
從他的笑聲中，我聽見了隱隱的殺機。
宋恭帝德祐元年（公元1275年）九月的一個黃昏，我們走到福建路漳州城南二十裏的“木棉庵”，鄭虎臣讓轎夫在庵外歇腳，然後不由分說地把我拉了進去。
站在小庵窄窄的庭院裏，鄭虎臣和我四目相對。就在這一刻，我從他眼中看到了一團火焰——一團業已燃燒多年的複仇的火焰。
多年前那個名叫鄭塤的越州（今浙江紹興）同知被我流放的時候，也曾經用這樣的一雙眸子看過我，不過幾年後他便死在了貶所。沒想到今天我竟然落到了他兒子的手上……
這真是天道循環，冥冥中一切自有定數！
我苦笑著把目光從鄭虎臣的臉上移開，回頭遙望了一眼西天淒豔的晚霞——我看見夕陽正在以一種絕美的姿勢墜落，而我將再也看不見它重新升起。從某種意義上說，我們的帝國也正在以同樣的姿勢墜落，而偌大的天下，又有誰能讓它再度升起？
沒有了。
我賈似道曾經努力過，可是我沒有成功。我後來放棄了努力，於是人們就把我曾經做過的一切一筆勾銷。所以我知道，此刻鄭虎臣眼中所燃燒的，除了家仇，還有國恨。
所以這個秋天的黃昏，在漳州這座小小的木棉庵裏，在落日沉靜而淒美的餘暉中，會稽縣尉鄭虎臣就注定會喊出這麽一句義憤填膺、氣壯山河的話——吾為天下殺似道，雖死何憾！
和話音一同落下的是一把刀。
和刀一同落下的是我一生的記憶。
從手起到刀落隻有一瞬。
可當我閉上眼睛的時候，卻看見中間隔著我的整整一生……
一
我出生於台州（今浙江臨海）的一個官宦世家。我祖父賈偉是紹興年間進士，曾任開江（今四川開縣）和漢州（今四川廣漢）的地方官。我父親賈涉官至淮東製置使，在嘉定年間的宋金戰爭和招撫義軍過程中功勳卓著；由於多年主持邊務，積勞成疾，於嘉定十六年（公元1223年）病逝，年僅四十五歲。數年後我以父蔭被朝廷授予嘉興司倉之職。紹定四年（公元1231年），我姐姐被選入宮中封為才人。由於多出了這層裙帶關係，我被調入京師臨安（今浙江杭州）擔任太常寺籍田令。
那一年我十八歲。對於一個血氣方剛的年輕人來說，這座繁華豔麗的帝都不啻為一座欲望的天堂。我毫不猶豫地投入了這個新世界的懷抱，盡情歡享各種生命的盛宴……
正是從這個時候起，後世史家開始不遺餘力地塑造我大奸大惡的形象。他們似乎以為，要讓我坐實奸臣之名，就必須從年輕時代起就找出我道德敗壞的證據。為此他們異口同聲地指責年輕時代的我輕薄浪**、飲酒賭博、狎妓宴遊、縱欲無度，等等。總之，在他們眼中，賈似道這個人剛一浮出曆史水麵就是一副徹頭徹尾的流氓嘴臉，所以日後才水到渠成地成了一個禍國殃民的大奸臣！
對此我不禁啞然失笑。
有些人的邏輯總是這麽簡單。一個人隻要被認定為“壞人”，他一生中的所作所為就都會被打上“壞人”的烙印。人們會竭盡全力遮蔽他的優點，放大他的缺點，再把那些中性的東西盡力往壞的方麵解釋。而對待“好人”，人們的做法完全相反，然而性質完全相同。中國人總是看不見複雜的、多麵的、矛盾的、立體的人。他們隻要把一個人定了性，就會抓住一點，不計其餘。除了他們希望突出的那一點外，這個人生命中的不同側麵就會被抹平，這個人思想性格中的多種因素就會被消除，這個人一生中的其他階段就會被遺忘，最終隻剩下一張扁平的單純的、非黑即白的臉譜。
這是一種典型的“選擇性失明”。
後世史家也是用這一套對付我的。他們極力要把我年輕時代的一些私行與我日後的“奸臣”行徑掛上鉤，這讓我覺得實在有點荒謬。暫且不說那些年少習氣是否夠得上道德敗壞，就算是，這些道德汙點和“奸臣”就有必然聯係了嗎？
好了，扯得有些遠，還是回頭繼續說我自己吧。
嘉熙二年（公元1238年），我金榜題名，考中進士，隨即被擢升為太常丞、軍器監。那一年我二十五歲。少年得誌，我更不會辜負青春韶華，於是經常與一些歌伎泛舟於西湖之上，終日飲酒賦詩，有時候甚至玩到深夜。如果人們據此說我私行不檢，我承認。可要憑這點就說我道德敗壞，我覺得這是刻意對我的缺點進行放大。用你們今天一句時髦的話來說，這叫作“妖魔化”。
誰沒有年少輕狂的時候呢？
在這點上，我覺得當時的京兆尹史岩之就替我說了一句公道話。
有一天夜裏理宗皇帝登高遠眺，看見西湖上燈火通明，就對侍從說：“此必似道也。”次日一問果然是我，於是皇帝就讓史岩之對我進行批評教育。史岩之回奏皇帝說：“似道雖有少年習氣，然其材可大用也！”
史岩之作為一個朝廷高官，如果不是真正看出了我的能力，他絕不敢在皇帝麵前誇下如此海口。當然，你們也可以認為他是看在我姐姐賈貴妃的麵子上對我進行袒護，可是，無論他的評價是否公允，就從我日後在帝國政壇上的種種作為和表現來看，他所說的話也並不算言過其實。
我登第這一年，朝廷讓我出任澧州（今湖南澧縣）知州。我輝煌的仕途生涯自此展開。淳祐元年（公元1241年）四月，我被擢升為太府少卿、湖廣總領。在此任上，我對湖廣財政進行了大力整頓，成功解決了轄區內貨幣貶值和物價飛漲的問題，獲得了天子和朝廷的嘉獎。
從此我開始青雲直上。
淳祐三年（公元1243年），朝廷加封我為戶部侍郎。
淳祐五年（公元1245年），我以寶章閣直學士出任沿江製置副使、並知江州（今江西九江）、兼江西路安撫使。第二年，我在原來的職務上又兼任京湖製置使、知江陵（今湖北江陵），並被朝廷授予“調度賞罰，得以便宜施行”的專斷之權。這一年我剛剛三十二歲，但已經成為帝國最年輕的封疆大吏之一。
淳祐九年（公元1249年），我又升任寶文閣學士、京湖安撫製置大使。第二年二月，又以端明殿學士出任兩淮製置大使、淮東安撫使、知揚州；九月，又兼淮西安撫使。
寶祐二年（公元1254年），我被擢升為同知樞密院事，並封臨海郡開國公，進入了帝國的權力中樞。
對於我在這十幾年裏的快速升遷，後世史家為我作傳的時候再一次“選擇性失明”。他們宣稱我在仕途上所獲得的巨大成功同樣是得益於我姐姐的裙帶關係。
這種說法簡直讓我啼笑皆非。
如果說對於我年輕時在私生活方麵的種種缺點，後世史家基本上還算遵循事實，隻不過是做了放大的話，那麽他們後來的這種說法則無異於誣蔑。首先，一個最簡單的事實是：早在淳祐七年（公元1247年）二月，我姐姐賈貴妃便已病逝；兩年後理宗皇帝便轉而寵幸一個姓閻的貴妃。如果事實真的像後世史家說的，我在淳祐七年之前的仕途發展必須歸功於我姐姐的話，那麽從淳祐七年到寶祐二年（公元1254年）的七年間，我在大樹已倒的情況下，不但榮寵不衰、繼續穩步高升，而且最終還躋身於權力中樞，試問這該作何解釋？如果沒有我本人的從政能力和顯著政績做後盾，在我姐姐死後，理宗皇帝還會樂此不疲地把一頂比一頂更大的烏紗賞賜給一個隻會靠裙帶關係往上爬的“前國舅爺”嗎？更何況，在這十幾年裏，蒙古人對南宋發動了越來越猛烈的進攻，帝國的軍事形勢日益嚴峻，在此情況下，理宗皇帝就算再昏庸，也不至於把帝國的邊防事務和軍政大權交給一個無能之輩吧？
實際上，從淳祐五年到寶祐二年的十年間，我作為軍政大員在“沿江”“京湖”和“兩淮”等地區一直幹得有聲有色。我發動軍民開荒、屯田、修築城防，不僅解決了駐地軍隊的糧餉和修築城防的費用問題，而且還在一定程度上支援了周邊地區，可以說對帝國的邊防和軍備事務做出了不小的貢獻。為此理宗皇帝特意下詔對我進行表彰：“乘邊給餉，服勤八稔，凡備禦修築之費，自為調度，稍有餘蓄，殊可加獎！”
正因為我是憑實力而不是靠裙帶上位的，所以我在政壇上一直表現得很強勢。比如我回朝擔任同知樞密院事之後，禦史台的官員曾經想彈劾我的兩個忠實部下，我立即向朝廷提交了辭呈，以此表明我的立場和態度，此事後來就不了了之。還有一次，朝廷要任命一個叫孫子秀的大臣為淮東總領。不知何故，朝野紛紛傳言我賈似道反對這項任命。其實此事純屬子虛烏有，可時任丞相的董槐懾於我在朝中的威信，趕緊詢問理宗皇帝，皇帝告訴他沒有這回事，可他依然疑慮重重，最後居然抱著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的態度把孫子秀拉了下來，改任我的一個好友陸壑。
這件事把我搞得哭笑不得。
可我內心有一絲竊喜——連丞相都對我敬畏如此，足以表明我在帝國政壇的影響力已經無人能及。
寶祐四年（公元1256年），我被擢升為參知政事；寶祐五年（公元1257年）又加知樞密院事，從此正式進入帝國高層的宰執班子。
二
就在這一年，讓天子和大宋臣民最恐懼的事情來臨了。
寶祐五年九月，元憲宗蒙哥命其弟阿裏不哥留守和林（今蒙古哈爾和林），然後禦駕親征，兵分三路大舉攻宋。他本人親率大軍進攻四川，於寶祐六年（公元1258年）七月經由六盤山攻入大散關；另一路由其弟忽必烈、將軍張柔率領，自河南南下進攻鄂州（今湖北武昌），兵鋒直指大宋都城臨安；第三路由元帥兀良哈台從雲南進攻邕州（今廣西南寧），企圖迂回攻取潭州（今湖南長沙），再由湖南北上與忽必烈會師，最終對臨安實施包抄合圍。
這一回蒙古皇帝傾盡全力，準備畢其功於一役，將南宋一舉消滅。這一年十一月，理宗皇帝任命我為樞密使兼兩淮宣撫大使，開始指揮前線作戰。第二年，即開慶元年（公元1259年）正月，天子又加封我為京西、湖南、湖北、四川宣撫大使，督江西、二廣人馬，實際上就是把三個戰場的軍事重任和指揮大權全部交給了我。
蒙哥大軍一開始勢如破竹，自寶祐六年九月攻入漢中（今四川漢中）後，十月連下劍門關和苦竹隘，十一月又破鵝頂堡，十二月攻克閬州（今四川閬中），順嘉陵江而下，進圍合州（今重慶合川區）。然而元憲宗蒙哥做夢也不會想到，他所向披靡的蒙古鐵騎在此卻遭遇了自攻宋以來最頑強的抵抗，甚至最終連他本人都命喪合州城下。
合州城是西南抗蒙名將餘玠生前苦心經營的一座軍事重鎮，修築於釣魚山，所以又稱為釣魚城；此城地勢險峻、工事牢固、易守難攻，乃兵家必爭之地，其時守將為王堅。蒙哥大軍將合州團團圍困後，遣使招王堅投降，王堅不從，並斬殺來使，蒙哥大怒，遂決定不惜一切代價拿下這個重要的軍事據點。可是，從開慶元年（公元1259年）二月一直打到七月，元軍日夜猛攻、傷亡慘重，合州城卻依然固若金湯。元軍前鋒將領汪德臣於深夜指揮敢死隊攻城，王堅身先士卒，登城力戰。汪德臣單騎在城下大喊：“王堅，我來活汝一城軍民，宜早降！”話音未落，便被飛石擊中而死。其時正逢天降大雨，元軍的雲梯紛紛折斷，攻城行動再度受挫。元憲宗蒙哥一怒之下，親臨陣前督師，不料被流箭射中，於七月末暴卒於軍營中。
九月，忽必烈兵至長江北麵的黃陂（今湖北黃陂），正欲渡江，親王穆哥從合州遣使帶來了蒙哥的死訊，並敦請他立刻北還以維係朝野人心。忽必烈說：“吾奉命南來，豈可無功遽還？”遂下令渡江，次日便進圍鄂州，開始對鄂州發起猛烈的進攻。
戰報傳至臨安，朝廷震恐。鄂州是長江防線上的軍事重鎮，更是臨安的門戶，鄂州的存亡就關係著大宋的存亡。天子立刻傳詔，於軍中任命我為右丞相兼樞密使、其餘一切職務依舊，讓我火速進駐漢陽（今湖北漢陽）、馳援鄂州。十月，我進入危城督師，親自指揮鄂州保衛戰。
這一戰打得艱苦卓絕。
元軍依恃其強大的戰鬥力，在第一階段戰役中采用常規戰略，從正麵向鄂州城發起淩厲的攻勢，雖然連攻半個多月，元軍付出了慘重的代價，鄂州城卻紋絲不動。忽必烈見久攻不克，便改變戰略，命令張柔的部將何伯祥挖掘地道，準備內外夾擊，出奇製勝拿下鄂州。可這一招早就在我的意料之中。我下令士兵修築木柵欄，一夜之間就沿著外城牆築起了一座“夾城”。元軍從地道潛入，可衝上地麵的時候發現他們被困於外城與夾城之間，而四周都是早已埋伏好的宋軍弓箭手。進入城中的元軍就這樣成了甕中之鱉，全部被殲。忽必烈聞報，仰天長歎：“吾安得如似道者用之！”
元軍“地道戰”計策失敗，遂加大攻城力度。守城的宋軍都統張勝戰死。元軍命勇將張禧率領敢死隊猛攻鄂州城的東南角，準備從這裏撕開一個口子。繼張勝之後負責城牆防禦的高達率眾力戰，多次擊退元軍，張禧身負重傷，撤下戰場。張柔再募勇士，在炮矢的掩護下持續進攻，終於將東南角炸塌，元軍從缺口蜂擁而入。高達一邊拚死抗擊，一邊組織力量修補城牆。隨後城牆又多次被攻破，但旋即又被宋軍築起，元軍終不能踏進鄂州城半步。
這場戰役打到十一月，鄂州守軍的傷亡已經超過一萬三千人。而元軍也在鄂州城外拋下了不計其數的屍體。忽必烈身邊的將領紛紛發牢騷，說這都是因為聽從士人的建議，禁止對攻陷的城池進行屠城，才使宋人敢於頑強抵抗。忽必烈聞言大怒，說：“彼守城者隻一士人賈製置，汝十萬眾不能勝，殺人數月不能拔，汝輩之罪也，豈士人之罪乎？”
蒙哥死後，進攻四川的元軍已經撤兵，原駐防四川的守將呂文德等部相繼回援鄂州，緩解了鄂州的嚴峻形勢。而南路的元軍兀良哈台則於十一月中旬進抵湖南，開始猛攻潭州，從南麵對臨安造成了新的威脅。朝廷急命我前往黃州（今湖北黃州）組織南麵戰場的防禦。
與此同時，我接到合州王堅遣使送來的蒙哥死訊。一接到這個消息，我立刻意識到結束這場戰爭的機會來了。因為在此情況下忽必烈不可能令汗位久懸，必不欲與南宋打持久戰，但若不給他提供一個撤兵的借口，恐怕他也是騎虎難下，於是我便秘密派遣使者宋京前往元軍大營，在口頭上承諾，以南宋向蒙元“歲奉銀、絹各二十萬”的條件讓忽必烈退兵。事有湊巧，同一天忽必烈也接到了他妃子的急信，稱留守和林的阿裏不哥已經采取了一連串行動，事實上已經奪取了對朝廷的控製權，隨時有可能繼承汗位。忽必烈召集謀臣商討對策，謀士郝經力主撤兵北還，他說：“阿裏不哥已行敕令，令脫裏赤為斷事官、行尚書省，據燕都，按圖籍，號令諸道，行皇帝事矣！雖大王素有人望，且握重兵，獨不見金世宗海陵之事乎？若彼果決，稱受遺詔，便正位號，下詔中原，行敕江上，欲歸得乎……隻有許和而歸耳，斷然班師，亟定大計，銷禍於未然！”謀士廉希憲也說：“神器無主，願速還京，正大位以安天下！”
忽必烈遂決定撤兵，一邊派遣部將張傑、閻旺前往潭州接應兀良哈台北歸，一邊派遣使臣趙璧入鄂州與宋京進一步談判。由於擔心汗位被其弟奪取，忽必烈歸心似箭，所以告訴趙璧說：“汝登城，必視吾旗，旗動，速歸可也。”
趙璧登城後，急欲見到我，希望能迫使我答應更為苛刻的議和條件，諸如“稱臣”和“割江為界”等，但其時我人已在黃州，趙璧僅與宋京交談幾句後便發現元軍旗動、即將拔營，遂無奈地扔下一句：“俟它日複議之。”然後匆匆隨軍北還。
至此，鄂州與潭州相繼解圍，曆時一百餘日的“鄂州保衛戰”以蒙元撤軍、南宋堅守陣地而結束。我當即向朝廷上表：“諸路大捷，鄂圍始解，江漢肅清。宗社危而複安，實萬世無疆之休！”理宗皇帝大喜過望，立刻宣旨命我以少傅、右丞相的職銜回朝接受嘉獎。
第二年，亦即景定元年（公元1260年）三月，我回到臨安，天子命百官郊迎犒勞，備極榮寵，並且賞賜給我大量金帛。其餘有功將士亦皆論功行賞。對於天子給予的封賞和殊榮，我覺得自己是當之無愧的。在整個“鄂州保衛戰”中，我以宰輔之身深入一線戰場，自始至終與鄂州軍民一起浴血奮戰，我認為自己已經盡了人臣應盡的職責，也表現出了一個主帥應該具有的勇氣、智謀和才幹。對此，作為敵軍主帥的忽必烈所發出的那兩句由衷的讚歎之言便是最好的證明。
然而這場戰爭的尾聲卻有一個小小的瑕疵，那就是和議。
眾所周知，“鄂州保衛戰”後，我向朝廷奏捷的時候沒有提及“和議”之事。也許人們就是在這裏打了一個問號，為何我對此隻字不提？
原因很簡單，我認為這本來就不是一份真正意義上的和議，充其量隻是宋元雙方倉促之間的一個口頭約定而已，對宋方根本不具備約束力。它既沒有像正常和議那樣經過反複談判，也沒有形成一份正式的文件，說白了，它純粹是一個權宜之計——是我跟蒙古人耍的一個計謀。以我的政治經驗來判斷，當時忽必烈在蒙哥猝死、汗位空虛的情況下肯定是急於回朝爭奪汗位的，他之所以沒有主動退兵，是因為以十萬之眾、曆時數月不能下一城而心有不甘，倘若就此退卻隻會讓他顏麵掃地。換句話說，他當時亟須一個借口——一個能讓他堂而皇之撤兵北還的借口，而我在這個關鍵時刻提出議和恰恰能滿足他的願望，同時也能滿足我們雙方的願望。我急於使孤城鄂州解圍，而他則急於回朝爭奪汗位，所以這份口頭約定實際上就是我們雙方利益交換的產物。對此忽必烈和我都心照不宣。
既然這個所謂的“和議”隻是雙方在特定條件下各取所需的副產品，那它當然就沒有任何實際效力。所以我認為：在蒙元退兵、鄂州圍解的目的達到之後，此前的口頭約定就變成了不值一提的東西，是沒有人願意在事後真正去履行的東西。既然如此，我何必煞有介事地去向朝廷提起呢？
誠然，我當時在口頭上的確承諾要向蒙古“歲奉銀、絹各二十萬”，可這同樣是不得已而為之的權宜之計——既然由我提出議和，我就不能不在口頭上許諾給對方一些好處。然而我所承諾的也僅此而已，絕對不包括後來蒙方所宣稱的“稱臣”和“割江為界”等。況且，就算僅有的這項“歲奉”我也並不打算履行。你們可以據此說我出爾反爾、言而無信、狡猾奸詐，就是不能說我賣國。
而且我要說——這叫“兵不厭詐”。
正因為這份口頭約定實際上是無效的，而且我一開始就不打算履行，所以當景定元年七月、忽必烈派遣使臣郝經前來要求我兌現承諾時，我當即把他扣留在真州（今江蘇儀征）的忠勇軍營中，並且封鎖了與此有關的一切消息。我不僅把他們後來增加的“稱臣”和“割江為界”等無理條款視為無稽之談，而且也否認了之前口頭承諾的“歲奉”。總而言之，我認為宋元之間一直以來就不存在正常邦交，說白了，雙方隻是在以江湖規則鬥智、鬥勇、鬥狠而已，所以根本犯不著把戰場上倉促達成的口頭協議當成一回事。因此就算後來郝經被拘的消息走漏，理宗皇帝向我問起蒙古使臣的事情時，我還是坦然自若地回答說：“和出彼謀，豈容一切輕徇？倘以交鄰國之道來，當令入見。”
三
理宗皇帝對我在這場抗蒙戰爭中的表現非常滿意，相形之下，左丞相吳潛的表現就讓他非常惱火。早在元軍大舉入侵的戰報剛剛傳到臨安時，皇帝問策於吳潛，吳潛就驚慌失措地建議皇帝遷都。皇帝問他：“卿往何處？”吳潛說：“臣當守此。”
皇帝聞此貌似忠勇、實則別有用心之言時，不禁泣下：“卿欲為張邦昌乎？”
吳潛頓時惶悚不敢言。
直至蒙元退兵，皇帝頗為感慨地對群臣說：“若從吳潛遷幸之議，幾誤朕！”
理宗皇帝無嗣，很早就屬意於他的侄兒、亦即榮王趙與芮的兒子忠王趙禥，準備立他為太子，沒想到吳潛卻說：“臣無彌遠之才，忠王無陛下之福。”吳潛所說的史彌遠乃前朝寧宗後期至理宗前期的大權臣，曾擅行廢立，將當年的太子濟王趙竑逼迫致死，擁立理宗成為一個傀儡天子，至其死後理宗皇帝才得以親政。吳潛此言不但公然反對天子的決定，而且揭了天子的舊瘡疤，令理宗皇帝怒不可遏。
眼看首席宰相已經徹底失去了天子的信任，我當然不會放過這個取而代之的機會。我隨後授意禦史沈炎彈劾吳潛，說他與朝臣章汝均勾結，準備擁立當年的濟王趙竑之後。我讓沈炎在奏章中說：“忠王之立，人心所屬，潛獨不然，章汝均對館職策，乞為濟王立後；潛樂聞其論，授汝均正字，奸謀叵測。請速召賈似道正位鼎軸。”
這一年四月，吳潛被罷去左丞相之職，不久後貶往循州（今廣東龍川）。數日後，天子擢升我為少師、封衛國公。隨後下詔對我進行褒揚：“賈似道為吾股肱之臣，任此旬宣之寄，隱然殄敵，奮不顧身，吾民賴之而更生，王室有同於再造！”
雖然還沒有首席宰相之名，但是從這一年開始，我實際上已經擁有了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地位。日後人們紛紛譴責我陷害吳潛，其實這麽說是有失偏頗的。吳潛被罷職固然和我從中排擠有關，但主要原因還是他得罪了天子，基本上可以說是咎由自取。我隻不過是在一堵即將倒塌的牆上輕輕推了一把而已。當然，我急於取代他執掌朝政，這也是毋庸諱言的事實。
我執掌宰相大權後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整頓朝綱。
由於理宗在位日久，他寵幸的那些近侍宦官董宋臣、盧允升等人便經常以天子之名行貪贓聚斂之實，並且收受賄賂、賣官鬻爵，奔走其門者紛紛被安插在朝廷的顯要位置上。此外，他們又與外戚相互勾結，任命了許多不學無術的外戚子弟為監司和郡守。盡管董宋臣等人已經被逐出了朝廷，可他們的狐朋狗黨連同一幫外戚卻仍然盤踞，我一上任便將他們全部罷黜，並下令嚴禁外戚擔任監司和郡守。
我這麽做的目的首先是出於公心——杜絕宦官和外戚幹預朝政，這不但是有宋一朝的祖宗家法，也是曆史上每一位宰相必須要做的事。其次我也想通過對這些當朝顯貴的打擊，牢固樹立起我在朝廷中的威信。
景定二年（公元1261年），我開始下手清除軍隊中的異己勢力，如高達、向士璧、曹世雄等人。這些人不但一貫自恃勇武、輕視文官，而且在鄂州之戰中不服從我的節製調遣，屢屢言語冒犯、自行其是；通過此戰建立軍功後，這些人更加顯露出不服節製、擁兵自重的苗頭。我覺得長此以往，無論是對朝廷還是對我個人都將成為一種威脅和隱患，所以就在這一年把他們一一剪除。
可現在，當我和你們一樣站在局外人的角度重新回顧這段曆史的時候，我不禁愧悔難當。我覺得當時的那些做法無異於是在自毀長城。我一旦大權獨攬，就不由自主地把目光局限在南宋這個小江湖的是非恩怨上，而把來自蒙古人的更大的江湖威脅拋諸腦後。這麽做其實既危險又愚蠢。因為這些人身上雖然有不少毛病，可他們無論如何都是沙場上的猛將，關鍵時刻必須依靠他們來保衛帝國的江山社稷，我卻出於一己之私將他們鏟除殆盡，這顯然是不可饒恕的。倘若單純從這個角度來看，我覺得我對南宋後來的亡國的確應該負相當一部分責任。
清除將領的直接惡果是導致軍隊戰鬥力的削弱。比如我清除的人中就包括在合州之戰中功勳卓著的王堅，為了防止他擁兵獨大，我先把他調回朝中擔任侍衛步軍司都指揮使，實際上就是解除了他的兵權，隨後又讓他出知和州（今安徽和縣），徹底把他逐出了軍隊。王堅三年後便抑鬱而終，這對南宋的軍心和士氣實在是一個極大的打擊。
而間接惡果則是迫使部分高級將領轉而投靠蒙古人。比如在景定二年六月，駐守瀘州（今四川瀘州）的潼川安撫副使劉整便投降蒙元。而這個劉整在後來的侵宋戰爭中則成了蒙古軍隊的急先鋒，這種事情真的令人扼腕浩歎。
凡此種種，皆是我對國家和民族所犯下的嚴重罪錯。用當時接受劉整投降的蒙古將領劉元振的話來說就是：“宋權臣當國，賞罰無章，有功者往往以計除之，是以將士離心！”
此言可謂確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