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秦檜 我的無間道2
八
靖康二年三月，金人終於圖窮匕見，決意顛覆趙宋王朝。
最後的那幾天裏，金人一邊在城中大肆劫掠，一邊授意翰林承旨吳幵、留守王時雍等人集合百官推立張邦昌為帝。劫後餘生的文武百官個個麵無人色，一聲也不敢吭。王時雍遂擬就一道議狀，強令百官簽署。張叔夜、孫傅等人拒不署名，立刻被押往金營。前宰相唐恪被迫簽名之後，含恨自盡。
最後議狀遞到了我的手上。
我把目光落在趙宋王朝這一紙脆薄而沉重的死亡判決書上。我看了很久，始終沒有接過王時雍手上的那管狼毫。
最後我抬頭瞥了一眼王時雍那張表情複雜的臉，驀然轉身離去。
我手下的禦史們紛紛跟在我身後，走進了禦史台。
眾人坐定之後，我許久不發一言。
監察禦史馬伸最終打破了沉默。他說：“吾曹職為諍臣，豈容坐視、不吐一詞？！當共入議狀，乞存趙氏！”
眾人不約而同地把目光聚焦在我身上。
此時此刻，我的內心仿佛塞了一團雜草，又仿佛空無一物。
這場空前未有的劇變已經剝奪了我的思考力。可我的直覺告訴我，在這個大宋王朝的曆史轉捩點上，我既不能當李若水，也不能當王時雍。
一腔忠義的李若水，除了逞一時口舌之快，留下一個忠肝義膽的烈士之名外，對時局可有一絲一毫的助益？！
沒有。
為虎作倀的王時雍，國難當頭之際卻甘當金人的奴才和幫凶，把屠刀架在自己的同僚和同胞身上，這種人非但為國人所不齒，而且一旦失去利用價值，最終也會被金人兔死狗烹。我能當這樣的人嗎？！
不能。
所以，我必須走第三條道路，發出我秦檜自己的聲音。就在所有禦史台官員的期許和注目下，我洋洋灑灑地寫下了一封致金人和國人的公開信：
檜荷國厚恩，甚愧無報！今金人擁重兵，臨已拔之城，操生殺之柄，必欲易姓，檜盡死以辨！非特忠於主也，且明兩國之利害爾。趙氏自祖宗以至嗣君，百七十餘載。頃緣奸臣敗盟，結怨鄰國，謀臣失計，誤主喪師，遂致生靈被禍，京都失守，主上出郊，求和軍前。兩元帥既允其議，布聞中外矣；且空竭帑藏，追取服禦所用，割兩河地，恭為臣子。今乃變易前議，人臣安忍畏死不論哉？！
宋於中國，號令一統，綿地萬裏，德澤加於百姓，前古未有。雖興亡之命在天有數，焉可以一城決廢立哉？昔西漢絕於新室，光武以興；東漢絕於曹氏，劉備帝蜀；唐為朱溫篡奪，李克用猶推其世序而繼之。蓋基廣則難傾，根深則難拔！
張邦昌在上皇時，附會權幸，共為蠹國之政。社稷傾危，生民塗炭，固非一人所致，亦邦昌為之也。天下方疾之如仇讎，若付以土地，使主人民，四方豪傑必共起而誅之，終不足為大金屏翰。必立邦昌，則京師之民可服，天下之民不可服；京師之宗子可滅，天下之宗子不可滅！檜不顧斧鉞之誅，言兩朝之利害，願複嗣君位以安四方，非特大宋蒙福，亦大金萬世利也！
此信一出，大宋臣民立刻稱頌我為“趙宋忠臣”。
就是這封信，連同以前堅持主戰的言行，最終為我博得了美好的聲譽和必要的政治資本，使我日後從金國回到南宋時一下子就有了堅實的政治根基。
可我心裏很清楚，我在這封信中所表達的觀點和立場，絕非出於什麽君臣大義，而是出於我現在所秉承的務實而穩健的處世原則。換句話說，我隻是向天下人表明一個事實，那就是趙宋的都城雖喪，但是民心未亡。在此情況下，金人無論指定誰來組建傀儡政權勢必都不能長久，到頭來根本得不到任何利益。所以，與其扶持一個毫無根基的小朝廷來刺激抗金的情緒和行動，還不如仍然保留一個臣服於金的趙宋王朝，這樣反而能獲得實實在在的利益。我實際上向金人傳達了這樣一個信息：在金與宋之間，並非隻有你死我亡這一種選擇。也就是說，雙方完全可以在適當妥協的基礎上取得一種微妙的利益均衡。
日後我在想，金人正是從這封非同尋常的公開信中，看出了我與宋廷袞袞諸公的區別。正是這封信讓他們逐漸意識到，也許在對宋的軍事和外交政策上，這個叫秦檜的人能幫他們開辟一條嶄新的途徑，從而尋求一係列務實穩健而又切實可行的新政策。
所以，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封信既為我自己最終成為“趙宋忠臣”畫下了完美句號，也促使金人為我鋪設一條無間道提供了理論藍圖。
它就像是一座裏程碑。
當然，你們也可以稱其為恥辱柱。
但是所有這些事情都是後來慢慢發生的。
當金人的前方二帥乍一看見這封信時，他們是不可能去想那麽多的。他們當時的第一反應就是把我當成抗金派，不由分說地抓進了金營。
於是，繼欽、徽二宗，所有宗室成員和一幫大臣之後，我也成了金人的階下之囚。說實話，直到我枷鎖披身、被金人擄掠著一路北上的那些日子裏，我才真正體驗到了一個亡國奴的痛苦、恥辱和辛酸。
如果說汴京陷落、家國覆滅留給我的隻是淒楚的記憶，那麽離鄉去國、任人宰割的囚徒生涯就是我這一生中最為可怕的夢魘。
我對自己說——秦檜，你必須找到一條逃離夢魘的道路！你的一生不能就這麽完了！
所以，無論當我日後走上無間道有多少複雜的動因，但是求生本能肯定是其中最不可忽略的一條——因為在那樣的時刻，無間道就是我生命的出口，是我逃離絕望的唯一道路。
九
靖康二年三月底到四月初，我們這些被俘的趙宋君臣、宗室後妃，連同宦官宮女、倡優工匠等不下十萬人，先後分成七批被押解北上。一路上遭受的淩辱折磨一言難盡。很多人死在了半道上，其中就有餓死的燕王趙俁、絕食而死的將軍張叔夜，以及投水自盡的欽宗皇後朱氏。我隨欽、徽二宗先是被押到燕京（今北京）、後又遷徙中京（今內蒙古寧城），並於第二年八月被遷至上京（今內蒙古巴林左旗南）。金太宗把徽宗封為昏德侯，把欽宗封為重昏侯，以此羞辱趙宋皇帝。
那些日子裏，我們與故國音訊阻隔，根本不知道傀儡張邦昌隻當了三十三天皇帝就迫於朝野壓力自動下台了，而康王趙構也已於靖康二年的五月初一在應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並改元建炎。直到一個極其偶然的機會，徽宗從一張包茴香的黃紙上看見了“建炎”的南宋年號，才知道自己的第九子趙構已經成了新的大宋天子。徽宗悲喜交加、激動不已。他不但相信兒子趙構能夠重整大宋河山，也相信自己最終能夠回歸故國。
因為“茴香”就是“回鄉”，他覺得這是天意。
可是，這個天意到頭來也隻是徽宗的美妙幻想。
因為我們的高宗皇帝趙構自從登上寶座後，唯一盤算的就是如何與金人妥協議和從而保住自己的天子富貴，而不是光複河山、迎回父親和兄長。
可對徽宗來說，大宋國祚的延續無疑為絕境中的他帶來了一線希望。他以為大宋已經有了和金國重新談判的籌碼，遂草擬了一份新的和約，並命我加以修改潤飾。
那一刻，我驀然看見有一道微光從我那幽暗無望的囚徒生涯中閃過。
就是這道微光照亮了我生命的出口。
我緊緊抓住這個機會，在徽宗原意的基礎上，對和約大加修改和潤飾。於是在最終的定稿中便出現了一個事關宋金兩國關係的全新提法——南自南，北自北。
這個提法所傳達出的與眾不同的立場和理念立即引起了金國高層的興趣和關注。
完顏宗翰看完之後，結合當初的那封公開信，終於意識到這個秦檜絕非庸才。他預感到在未來的兩國博弈中，這個秦檜很可能會派上大用場。宗翰立即召見了我，大表賞識之後，賜我錢萬貫、絹萬匹，並引薦我覲見了金太宗。
金太宗也對我表現出了非同一般的青睞。一番客套和勖勉之後，又把我介紹給他的弟弟完顏昌，讓我在他的帳下供職。我知道，這是金國皇帝要對我進行觀察和考驗，以備必要之時委以大任。所以我拿出了比當初在宋廷時更為巨大的熱情和敬業精神走上了新的工作崗位……
似乎要到好些日子之後，我才會在夜半夢醒的時候突然間心驚不已、汗流滿麵。
至今我猶然記得那些夜晚，我驀然翻身坐起，長久地凝視著床前那一地慘白的月光，恍惚不知自己是誰、此地何鄉、今夕何夕？
我不停地問自己——我怎麽突然就走到了這一步？
一種典型的背叛家國的行徑為何竟被我自己解讀成了“新的工作崗位”？
從一個“趙宋忠臣”到一個金國鷹犬的角色轉變，為何會如此不著痕跡、輕鬆自如？
這一切為什麽發生得如此自然，以致連我自己都毫無察覺？
想象中的那些彷徨、猶豫、痛苦、掙紮、焦灼不安、自我分裂為什麽居然都沒有發生？！
我為自己的悄然蛻變而悚然心驚，並且百思不得其解。
終於有那麽一天，仿佛是電光石火的一刹那，我恍然大悟——原來這一切早就發生了！
我不得不承認，我對自己的了解事實上遠遠滯後於我對自己的顛覆。
也許就在完顏宗望第一次兵臨汴京城下，而我一邊看著首鼠兩端的欽宗皇帝一邊心寒不已的時候，這一切就已經注定了？
或者稍晚一點，隨著忠臣李綱一次次遭到掣肘、排擠和陷害，而我對時局的勘破也日漸透徹的時候？
抑或再晚一點，當汴京在金人的**下變成一座地獄，而我則痛切地發現世上沒有任何一種東西比和平更為寶貴的時候？
還是一直到我成為金人的俘虜，失去了一個人最起碼的自由與尊嚴，我隻好告訴自己要不惜代價自我拯救的時候？
……
無論如何，可以肯定的一點就是既然世界早已不是當初的世界，那我當然也早已不是原來的我。
從建炎元年（公元1127年）十二月開始到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之間，金人對南宋發動了全麵戰爭，試圖趁趙構即位之初、立足未穩而一舉將南宋吞並。金軍數度大舉出征，長驅南下。兵鋒所及之處，北自黃河南至江淮、東起齊魯西至陝西的南宋大片國土紛紛淪陷。金人甚至一度深入江西、浙江等地。高宗趙構在金兵的追擊下一路倉皇南逃，先後從揚州逃到鎮江、江寧（今江蘇南京）、杭州、越州（今浙江紹興）、明州（今浙江鄞縣），最後又東逃入海。金國四太子完顏宗弼以銳不可當之勢在其後窮追不舍，甚至以舟師入海追擊了三百裏。但是宗弼孤軍深入，而且暑熱將至，終究不敢戀戰，遂於建炎四年三月撤軍北還。
與此同時，進攻中原的其他各路金兵雖然攻城略地、所向披靡，但是也遭到以宗澤、韓世忠、嶽飛等將領為首的南宋軍民的頑強抵抗。金軍戰線過長、兵力分散，不但其強大的攻勢不能持久，而且無法在其所占領的城邑長期立足。金廷很快便發現，這廣袤的占領區和眾多城邑逐漸變成了他們的負擔。他們付出了很大的代價，所收獲的利益卻根本達不到他們的預期。金人終於意識到，要單純依靠戰爭手段在短期內滅亡南宋幾乎是不可能的。
於是他們不得不謀求新的對宋戰略。
首先他們再度采用了“以漢製漢”的策略，就跟當初扶持張邦昌建立“大楚”政權一樣，於建炎四年九月扶立原宋朝濟南知府劉豫在河北大名府重建了一個傀儡政權“大齊”，以此統禦山東、中原和陝西等地，消滅兩河一帶的抗金力量，並進而威脅南宋。
走完了這一步，金人接下來要實施的，就是“以和議佐攻戰”的對宋新戰略。
而我秦檜則當之無愧地成了他們這一戰略的最佳執行人。
於是，自靖康二年到建炎四年，從大宋政治舞台上消失了三年多的我——就在這微妙的曆史時刻重新粉墨登場了。
建炎四年夏，我以軍事參謀兼隨軍轉運使的身份隨同完顏昌南下圍攻楚州（今江蘇淮安）。這一次南下，我已經肩負了一項特殊而重大的秘密使命。
換句話說，從跟隨完顏昌的大軍開出上京的這一刻起，我便正式走上了一條從金國朝廷直通南宋朝廷的無間道。
金國高層決意將我作為一枚釘子，悄悄釘在南宋王朝的心髒上。
我的使命便是利用此次隨軍南下的機會，以一個掩人耳目的辦法脫身，然後潛回宋廷，並盡可能打入南宋的權力中樞，最終全力以赴配合金國“以和議佐攻戰”的新戰略。
當然，我並不完全是金人手中的提線木偶。我之所以接受這項使命，固然有一些迫不得已的因素，但是最主要的是這項使命與我“南自南，北自北”的想法完全一致。所謂“南自南，北自北”，顧名思義，就是南方歸於南宋，北方歸於金國。也就是南宋承認中原地區業已淪陷的既成事實，以退守半壁江山為代價，換取寶貴的和平與休養生息的機會；而金國則放棄以武力征服南宋的企圖，換取宋廷向其納貢稱臣的實惠和利益。
當然，如果有機會的話，南宋還是要盡可能通過外交手段收回中原的失地。
我這個南北分治的主張之所以能成為此後宋金兩國和議的理論基礎，而且成了日後我與高宗默契於心的一貫政策，正是因為它符合各方的利益。我不敢誇口說宋金兩國從此便能“化幹戈為玉帛”，但最起碼，未來的南宋因此而獲得了二十餘年的短暫和平。
當然，我並不能因此否認我變節投敵的事實。
十
建炎四年九月底，完顏昌攻破了楚州。
在一片兵荒馬亂之中，我攜家眷和手下，帶上金銀細軟，按照預定計劃“悄悄”擺脫了金人，“奪取”了一條船，從水路出發急速向南而行。
十月初二，我們的船出現在距楚州六十餘裏的南宋漣水軍駐地孫村。宋軍水兵發現了來曆不明的五男二女。那就是我和妻子王氏、一仆一婢，還有一直跟隨我的兩個老部下翁順和高益恭，另外一個就是船夫孫靜。
我向他們表明了身份。我說我就是前禦史中丞秦檜，自汴京陷落後為金人所擄，此番被迫隨金軍南下，趁亂殺了看守而逃亡歸來。水軍都是當地鄉民，根本不知道秦檜是誰。他們滿腹狐疑，隻好把我們一行人帶到水寨統製丁禩的帳下。這丁禩也對我們疑心重重，他的部下劉靖甚至覬覦我隨身攜帶的財物，想殺了我。所幸丁禩的幕僚王安道和馮安義了解我過去的身份，因而力保。丁禩思前想後，最後決定由王、馮二人陪同我前往越州的天子行在，由朝廷定奪。
一個從絕境中走出來的人，還有什麽是不能麵對的？
建炎四年十一月初五，我們由海道順利抵達其時已升格為“紹興府”的越州。我向朝廷重述了我的逃亡經過。
不出所料，相當一部分朝臣對此頗為懷疑。
他們的理由是一、當初與秦檜一同被俘的大臣還有何栗、孫傅、司馬仆等人，為何隻有他一人脫身？二、從燕京至楚州長達二千八百裏，逾河越海，一路上豈無盤問之人？秦檜如何能輕易殺掉看守而從容脫逃？三、就算如秦檜自己所言，他是被迫充任隨軍轉運使的偽職才得以南下，但是金人若無縱歸之意，必將其家屬扣為人質，豈能容他偕家同歸？四、若秦檜等人是趁亂南逃，那麽倉促之間，怎麽可能從容攜帶金銀財物？
應該說，朝臣們的懷疑是很有道理的，若真正追究起來，我也很難自圓其說。
可我仍然信心十足。首先因為我相信，我在靖康年間的主戰言行仍然為多數朝臣所記憶猶新，更重要的是，我在城破國亡的時刻不顧個人安危極力堅持保存趙宋，這在任何時候都是我的光環和護身符。其次，時任宰相的範宗尹和知樞密院事李回雖然一貫是主和派，但我一直和他們保持著相當友善的關係。關鍵時刻，我知道他們會替我說話。最後，也是讓我胸有成竹的一點就是此時的高宗皇帝需要我。
憑我對欽、徽二宗的了解，我就能對趙構目前的心態了如指掌。
我知道，我們的皇帝趙構現在談“金”色變，一心隻想著議和。他目前急需有一個人來替他鋪設一條宋金和議的橋梁。
而這個人就是我。
就像我說的那樣，範、李二人非常歡迎我的歸來，他們製止了朝臣們對我的猜測和議論，於十一月初六讓我到政事堂會見了其他幾位當朝大員。經過一番溝通，他們終於打消了疑慮，並且安排我次日覲見天子。
建炎四年十一月初七，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個日子。從這一天開始，我前半生所有的困厄、梗阻、曲折、沉浮至此宣告終結，而後半生的仕途輝煌就此開場。
我躊躇滿誌地來到天子行宮，看見一個時代的大門正為我訇然洞開。
幾年不見，當年的康王趙構、此刻的大宋天子仍然是一副清臒白皙的書生之相。連年的顛沛流離和憂愁恐懼顯然沒有在他臉上刻下多少痕跡。
可我知道，這些東西全刻在他的心上。
短暫的寒暄之後，皇帝趙構立刻直奔主題，問我對時局的看法。
我微笑地迎著天子企盼的目光，說——如欲天下無事，須得南自南、北自北。
我還需要說得更多嗎？
不需要。
因為從天子趙構的目光中，我已經讀出了一份發自內心的讚賞與共鳴。
第二天皇帝就對宰相說：“秦檜樸忠過人，朕得之喜而不寐！既得到了二帝和母後的消息，又得到了一位賢士！”
我早就說過，皇帝需要我。
幾天後皇帝就給了我一個“試禮部尚書”的職位。宰相範宗尹本來還有些顧慮，皇帝卻非常爽快。除此之外，隨我南歸的兩個部下、送我回朝的漣水軍統製丁禩、其幕僚王安道和馮安義等人都被授予了京官，甚至連船夫孫靜都被封為“承信郎”。由此可見，皇帝趙構對我的歸來是何等地高興和重視。
我上書請辭，聲明自己回來隻是為了奏報兩宮安好的消息而已，如今心願已了，再無他求，願以原職致仕。可皇帝不準。
他當然不會準。
做夢都盼著我這種人的出現，他怎麽舍得放我走？
我回到南宋朝廷的三個月後，即紹興元年（公元1131年）二月，高宗擢升我為參知政事，讓我進入了朝廷的權力中樞。對於朝中百官而言，我這個過了氣的前朝禦史中丞突然躥得這麽高，簡直令他們有些匪夷所思。
不過對我來說，這還遠遠不夠。
要實現我的使命，我必須攀上那個最高的職位——宰相。
可範宗尹如果不下來，我就上不去。
我焦急地等待著機會。
這年夏天，範宗尹突然向皇上提出，要檢討徽宗崇寧、大觀年間蔡京當國時的濫賞問題。我本來也附和範宗尹。可我很快就發現天子根本無意於去翻這些陳年舊賬，對範宗尹的提議顯得很不耐煩。我終於知道機會來了，於是轉而在天子麵前暗示範宗尹已經年老昏聵，實在難以擔當宰執之責。天子聞言，亦深有同感。
七月，皇帝果然罷免了範宗尹。此後一個月的時間裏，相位空無一人。
我知道，那個位子非我莫屬。我當即迫不及待地放出了一個聳人聽聞的言論。
我逢人便說：“我有二策，可聳動天下！”
聽者問我：“何以不言？”
我說：“方今朝廷無相，不可行也。”
紹興元年八月二十三，天子終於下定決心，拜我為尚書右仆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與呂頤浩同時入相。
我如願以償地笑了。
可出乎意料的是，這呂頤浩竟然是個強硬角色，而且還傾向於主戰，與範宗尹根本不可同日而語。從我們同登相位的那一天開始，我和他之間的明爭暗鬥便一刻也沒有停止過。
僅僅一年之後，我們便決出了勝負。
我斷然沒有想到——輸的竟然是我。
十一
我拜相後立即拋出了“聳動天下”的二策——南人歸南，北人歸北。具體言之，就是原籍在北地的南渡之人就回到中原地區去，而在北方的南人也應回到原籍。乍一看，這似乎是“南自南、北自北”的老調重彈。實際上沒這麽簡單。因為前者隻是一個籠統的綱領，而後者則是具體的執行政策；前者隻是消極被動地承認淪陷的現狀，而後者則是積極主動地貫徹南北分治的國策。換句話說，南北之人各回原籍之後，就從根本上杜絕了南人北伐、收複河山的意圖，也能消除金人南侵的借口，從而消弭戰端，確保宋金之間相安無事，最終促成和平的實現。
然而這是一個不合時宜的政策。
事後我反省自己落敗的原因，四個字——操之過急。它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麵。
其一，我既然反對用軍事手段收複失地，那就應利用外交手段去收複。可我剛登相位、立足未穩，宋金局勢又還沒發展到那一步，我還施展不開手腳。在此情況下拋出這個政策，就會嚴重打擊主戰派光複河山的鬥誌，因此必然招致人們的反對。
其二，我的實力遠遜於對手。呂頤浩在朝中有著根深蒂固的勢力，而我剛剛回朝根基不穩。所以呂頤浩緊緊抓住我這個不合時宜的政策，對我發起了致命一擊。他授意殿中侍禦史黃龜年彈劾我專主和議，阻撓和打擊宋人光複河山的決心和士氣，而且植黨擅權；他們甚至在奏書中把我比作王莽和董卓。
其三，我忽略了一個重要的事實，那就是——此刻朝堂上絕大多數都是南渡的北人。在中原收複之前，我的政策顯然極大地傷害了人們的感情。而頭一個被我傷害的就是大宋天子趙構。
當然，我落敗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天子也跟我一樣——犯了操之過急的毛病。他求和心切，恨不得一天之間就與金人達成永久的和平。可事情又不像他所想的那麽簡單。我需要等待各種條件成熟，才可能啟動和議。可天子等不了。
就在將我罷相的前一天，高宗趙構忍不住對直學士綦崈禮說出了心裏話：“秦檜言‘南人歸南，北人歸北’，朕就是北人，要歸往何處？秦檜又言‘為相數月，可聳動天下’，如今究竟哪裏聳動了？”
紹興二年八月二十七，我第一次的宰相生涯以一年零四天而告終。皇帝把我貶為觀文殿學士、江州太平觀提舉。皇帝還讓綦崈禮把他說的那些話記錄下來，在朝堂上張榜公布，表示永不複用的意思。
可我並不感到沮喪。
因為我知道——我會回來的。
以宋之國力，絕對不可能在對金戰爭中取得最終勝利；而皇帝趙構又隨時隨刻盼望著坐到議和的談判桌前——在此情況下，南宋的朝廷和天子怎麽離得開我呢？
所以，我在賦閑的那幾年裏一直顯得從容不迫，而且意興悠然。我一邊觀望著戰局的發展和時局的演變，一邊胸有成竹地等待著那一紙複相詔書的到來。
我相信，那一天不會太遠。
從建炎年間到紹興八年（公元1138年）我複相為止，整個天下的戰局錯綜複雜，形勢瞬息萬變。總共有三個政權和四種軍事力量一直處於混戰和拉鋸狀態中。除了宋、金和偽齊這三個政權外，中原地區又民變四起、盜寇蜂擁。南宋軍隊要同時與女真、劉豫和群盜這三方敵人作戰，其艱難情狀可想而知。
在其時的中原主戰場上，有四位將帥相繼成為南宋前線的中流砥柱，他們是嶽飛、韓世忠、張浚和劉光世。其中尤以嶽飛的戰功最為卓著。第一階段戰役，嶽飛等人先後平定了李成、張用、孔彥舟、範汝為、曹成、劉忠、楊麽等大股盜寇，至紹興四年（公元1134年）基本上**平了內亂。嶽飛等人遂請旨北伐中原、收複失地。自紹興四年起，趙鼎、張浚入相，二人都是主戰派，高宗趙構在朝野的一致影響下遂決意討伐偽齊，與劉豫和金人展開第二階段的中原大決戰。
紹興四年十月，韓世忠在大儀（今江蘇儀征東北）大破金兵。十二月，完顏昌與完顏宗弼兩路大軍與韓世忠在泗州（今江蘇泗洪東南）一線對峙。眼看大戰一觸即發，金軍卻在一個風雪之夜悄然引兵北還。劉豫的兩個兒子亦隨之倉皇北撤。原來此時的金太宗吳乞買已經病危，所以完顏昌與完顏宗弼都急於回國參與政權交接。次年正月，金太宗卒，由金太祖之孫完顏亶繼位，是為金熙宗。此後的金朝發生了一連串的權力鬥爭，無暇南征。
紹興五年（公元1135年），南宋一邊與劉豫對峙於淮水，一邊趁此時機積極部署。紹興六年（公元1136年）夏，嶽飛屯兵襄陽，韓世忠屯兵楚州（今江蘇淮安），張俊屯兵盱眙，劉光世屯兵廬州。嶽飛自襄陽進兵收複了蔡州（今河南汝南），隨後又數戰皆捷。高宗趙構在眾將陳請下親臨平江（今江蘇蘇州）以勵士氣。劉豫惶恐，急向金熙宗求援。而此時金朝的權力格局已非同往日。劉豫本由完顏昌扶立，其後卻極力攀附權傾一時的完顏宗翰，完顏昌對此懷恨在心。金熙宗即位後擔心宗翰擅權，便與完顏昌、完顏宗磐、完顏宗弼等人聯手將他逼死。宗翰一死，劉豫就失去了在金廷的保護傘。所以當金熙宗向時任宰相的完顏昌與完顏宗磐詢問是否出兵援助劉豫時，完顏昌極力指責劉豫，毫不掩飾他的厭惡之情，而完顏宗磐也說：“當年之所以冊立劉豫，是為了利用他來牽製南宋，我們便能按兵息民，而今他進不能攻、退不能守，反而兵連禍結，已經成了我們的負擔，要他又有何用？”
於是金朝決定作壁上觀，隻派遣完顏宗弼領兵進駐黎陽（今河南浚縣西南），做出聲援之勢，實際上是在觀望。劉豫無奈，隻好傾巢出動，於紹興六年十月發兵三十萬，分三路進攻宋軍。結果三路皆敗，傷亡慘重。劉豫再度求援。金主大怒，於紹興七年（公元1137年）閏十月命完顏昌與完顏宗弼率兵直撲汴京，廢黜了劉豫，另於汴京設立行台尚書省，事實上就是取消了偽齊政權，將其降格為金朝轄下的一個行政區。
劉豫一廢，嶽飛和韓世忠立刻上疏朝廷，請旨北伐、光複中原。
然而，此時此刻我們的高宗皇帝已經再次把目光轉向了議和。
因為金廷終於向趙構拋出了他多年來夢寐以求的橄欖枝。
數年來，高宗趙構從未中斷向金國派遣議和使臣，可讓他失望不已的是，大多數使臣基本上有去無回，通通被金人扣留。金人偶爾也會放回一兩個，並派出一些談判使節至宋，但是高宗始終猶豫不決。因為金人的議和條件相當苛刻，而南宋軍隊在戰場上也逐漸扭轉了劣勢，所以朝中反對議和的聲音也越來越強，致使和談一再擱置。
然而這一回不同了。
高宗於紹興七年三月派出的使臣王倫在這一年十二月帶回了一個令他振奮不已的消息——金人願意奉還梓宮、太後和原屬劉豫的河南之地。
所謂“梓宮”，指的是已卒於五國城（今黑龍江依蘭）的徽宗之靈柩，而“太後”便是高宗趙構即位後將其遙尊為“皇太後”的生母韋賢妃。王倫還向高宗轉達了完顏昌親口說的話：“自今以後道路再無壅阻，和議可以平達了！”高宗聞言大喜，說：“若金人能從朕所求，其餘一切非所較也！”
而這個時候，我也早已隨著高宗和朝廷議和傾向的重新抬頭而成了樞密使。
我相信，隨著和談局勢的發展，我很快便能重返相位。
十二
紹興八年（公元1138年）三月，不出我所料，高宗下詔讓我再度出任宰相，與趙鼎同列。
五月，金廷的議和使臣烏陵思謀等人來到臨安（今浙江杭州）。我在高宗的授意下，對他們禮遇甚隆，並準備從朝臣中選派幾位代表隨同我與他們進行秘密磋商。我點名讓吏部侍郎魏矼參與。魏矼卻說：“我過去當禦史時就反對議和，而今不能在談判桌上麵對他們。”我問他為什麽反對議和，魏矼侃侃而談，分析了一大通“敵情”給我聽，實際上都是一些老生常談，並沒有什麽新鮮見解。我忍不住笑著對他說：“公以智料敵，檜以誠待敵。”
沒想到魏矼硬生生頂了我一句：“在下是擔心敵人不以誠待相公啊！”
我笑而不語，隨即取消了他的代表資格。
六月，烏陵思謀入朝與我舉行了多次磋商，達成了一些初步共識。高宗心中甚喜。可此次和談遭到了趙鼎、王庶和張九成等多位大臣的強烈反對。於是高宗找了個機會，當著宰執們的麵，麵露憂色地感歎道：“先帝的靈柩如果能歸來，就算再等兩三年也無不可。隻是太後年事已高，朕一天到晚思念她，總想早一天見到她。這就是我不怕委屈自己，也希望和議能迅速達成的原因啊！”
我看見趙鼎等人麵無表情，不置一詞，連忙說：“屈己議和，這是人主之孝；見主卑屈，義憤難平，這是人臣之忠！”
高宗瞥了宰執們一眼，說：“雖然如此，可有備才能無患。和議固然要促成，可邊備也不得鬆弛。”
我頻頻點頭稱是。
自始至終，趙鼎等人都不發一言。
可高宗和我都覺得無所謂。本來我們唱這出雙簧，就是跟他們打聲招呼而已。現在目的達到了，他們保持沉默更好。
紹興八年七月，高宗和我再遣王倫使金，帶去了宋廷的和談決議。
十月，金廷任命張通古和蕭哲為“江南招諭使”，作為正式談判代表與王倫一起南下，準備開啟宋金兩國的正式和談。在金使到達之前，我鄭重其事地對高宗說：“群臣畏首畏尾，多持兩端，此不足與斷大事。若陛下決欲講和，乞請由臣專主其議，群臣一律不得幹預！”高宗馬上說：“朕專委卿。”
我略微沉吟，說：“陛下若恐不便，可更思三日，容臣再奏。”
三天後，我再問高宗的意思，他還是表現得既堅決又迫切。可我不急，我還是那句話，讓他再考慮三天。
又過了三天，我看見皇帝幾乎是死心塌地了，才正式呈上由我專主和議的奏章。
十月二十一日，眼見和議已成定局的趙鼎無奈地向高宗請求致仕，黯然離開了相位。
趙鼎一走，我頓覺渾身清爽。
另外還有幾根刺，我也認為有必要一一拔除。可我還是給了他們最後的機會。我對禮部侍郎兼代理尚書張九成說：“且與檜同成此事，如何？”張九成說：“事若可行，九成毫無異議！隻是不願苟且偷安而已。”
我笑笑，說：“人立於朝，大抵須優遊委曲，乃能有濟。”
這句話絕對是我的肺腑之言。
早在靖康年間我就已經明白了，富有彈性的柔弱，遠比一意孤行的剛強更適合在南宋的朝堂上立足，也更適合在這個險惡的世界上生存。
張九成說：“未有枉己而能正人者！”
我心裏苦笑，像他們這樣簡單的大腦顯然理解不了我的處世哲學。
幾天後，我就把張九成擼了。同盟者都出局了，樞密副使王庶不免唇亡齒寒，幾天後也主動請辭，稱疾而去。我隨後便援引了讚成和議的孫近為參知政事。
隨著和談日期的臨近，朝野上下按捺已久的反和情緒突然爆發。臣民們風聞大宋天子此次和談必須向金使跪受詔書，痛感奇恥大辱，猛然掀起了巨大的抗議浪潮。首先帝國的幾大軍事統帥就發出了強烈的反應。其時已官拜太尉、駐兵鄂州（今湖北武昌）的嶽飛上疏高宗，說：“金人不可信，和議不足恃！相臣謀國不臧，恐貽後世之譏！”時任京淮宣撫使的韓世忠也連上四疏，稱“金人把我們當成了劉豫”；並表示若戰端複開，軍事重責可由他“親身當之”。人在永州（今湖南零陵）的張浚更是上疏十餘次，極力反對。
與此同時，朝臣們也是一片憤慨之聲。其中尤以樞密院編修官胡銓所上的奏疏措辭最為激烈，矛頭雖直指王倫、孫近和我，實則亦在抨擊高宗：
……夫三尺童子，至無知也，指仇敵而使之拜，則怫然怒；堂堂大國，相率而拜仇敵，曾無童稚之羞，而陛下忍為之耶？倫之議乃曰：“我一屈膝，則梓宮可還，太後可複，淵聖（欽宗）可歸，中原可得。”嗚呼！自變故以來，主和議者，誰不以此說啖陛下哉？然而卒無一驗，則敵之情偽已可知矣。陛下尚不覺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國大仇而不報，含垢忍恥，舉天下而臣之甘心焉。就令敵決可和，盡如倫議，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也？況敵人變詐百出，而倫又以奸邪濟之，則梓宮決不可還，太後決不可複，淵聖決不可歸，中原決不可得！而此膝一屈，不可複伸；國勢淩夷，不可複振。可為慟哭流涕長太息者矣！……臣竊謂不斬王倫，國之存亡未可知也。雖然，倫不足道也，秦檜以心腹大臣而亦然。陛下有堯、舜之資，檜不能致陛下如唐、虞，而欲導陛下為石晉……頃者孫近附會檜議，遂得參知政事。天下望治有如饑渴，而近伴食中書，謾不敢可否一事，檜曰：“敵可講和。”近亦曰：“可和。”檜曰：“天子當拜。”近亦曰：“當拜。”
這篇奏疏寫得慷慨激昂，可謂難得一見之雄文，連我看了都不免悚然動容。然而，意氣風發就能富國強兵嗎？文采斐然就能拯民於水火嗎？搞政治需要的是頭腦和策略，不是熱情和空言。胡銓的文采即便能著稱於後世，可他的仕途恐怕要終止於當下了。
我立刻上奏皇帝，說：“臣聞胡銓上疏，極盡詆毀之能，這恐怕是臣等識淺望輕，無以取信於人之故，伏望陛下早賜誅責，以孚眾聽。”我做出了請罪的姿態。高宗連忙下詔安撫：“卿等所陳之論，並無過謬。朕誌堅定，宜擇其可行者行之。朝野難免會猶疑，而道聽途說者更未能詳於本末，致使小吏詆毀大臣。此事久將自明，卿等何罪之有？！”
幾天後，胡銓以“狂妄上疏，語言凶悖”的罪名被高宗和我攆出朝廷，永不敘用。
可我沒想到，一個胡銓剛走，更多的胡銓又站了出來。司勳員外郎朱鬆等六人又聯名上疏對我發出彈劾：
金人以和之一字，得誌於我者十有二年，以覆我王室，以弛我邊備，以竭我國力，以懈緩我不共戴天之仇，以絕望我中國謳吟思漢之赤子，以“詔諭江南”為名，要陛下以稽首之禮。自公卿大夫至六軍萬姓，莫不扼腕憤怒，豈肯聽陛下北麵為仇敵之臣哉？天下將有仗大義、問相公之罪者！
看到奏疏，我苦笑不已。
所謂“詔諭江南”，意思就是由金人下詔冊封趙構為帝，所以需要高宗趙構行人臣之禮跪地接詔，這當然是令人無法容忍的。事實上自從宋使王倫陪同金使南下的那一刻起，我就已經在考慮如何應對這個問題了，並不需要等到大宋臣民們的口水把我淹沒才喚醒我的思考。我真正想達到的目的是既迎回梓宮和太後，又不費一兵一卒收回河南與陝西失地，並且又不讓高宗皇帝向金使跪地接詔、屈節稱臣。
這才是我的艱難所在。
紹興八年歲末的這些日子，我在舉國上下的口誅筆伐中艱難地思考著。
此時此刻，與其說我是得意揚揚地行進在無間道上，還不如說我是戰戰兢兢地在高空中走索。
金使抵達臨安的前幾天，我向高宗提出，金廷所封的使節名稱問題很大，應該與他們磋商，把“江南”改為“宋”，把“詔諭”改為“國信”，即國與國之間的平等文書，並且不讓天子出麵接受他們的冊封。所有這些，都應在和約簽署前對他們事先聲明。高宗滿意地點頭，說：“朕受祖宗二百年基業，為臣民推戴，已逾十年，豈肯受其封冊？”
我到底該怎麽走過這條艱難的高空之索？
十三
紹興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金使抵達臨安，下榻於左仆射府邸。
和談在即，已經沒有多少時間讓我反複斟酌了。
我的思考進入最後的倒計時。
把“江南”改為“宋”，把“詔諭”改為“國信”，在我看來問題不大。畢竟金使張通古和蕭哲自進入宋境以來，也切身感受到了南宋軍民對他們的憤慨和仇視，在此情況下他們不能不擔心自己的生命安全，如果他們一味堅持強硬態度，導致和談破裂，首先南宋軍民就會把他們生吞活剝了，所以這一步容易實現。
真正棘手的問題是接下來，要由誰去拜受國書？
如果不讓天子出麵，那麽這個拜受國書的人隻能是我。
我倒不會吝嗇自己的這一跪。很久以來我就不太看重這種所謂的“榮辱”了，我更關心的是如何不擇手段地達成和平。為了寶貴的和平，我完全可以犧牲自己膝下的黃金。真正讓人絞盡腦汁的問題在於：要以什麽樣的借口迫使金人在這一關鍵點上妥協？
這必須是一個既讓金使無力反駁，又讓他們回國後可以交差的借口，那麽，這樣的借口在哪兒呢？
有一天我與給事中樓炤閑談，說著說著他無意中蹦出一句話，讓我突然間豁然開朗。
他說的是《尚書》和《論語》中的一句話：“高宗諒陰，三年不言。”
在那電光石火的一瞬間，籠罩在我心頭多日的陰霾頓時一掃而空。
所謂“高宗”指的是殷商國王武丁，“諒陰”指的是武丁為父王小乙守喪時居住的“凶廬”。這個典故的意思是說，嗣君武丁為先王小乙守喪三年，其間不問朝政，百官全部聽命於宰相。而我們的先王徽宗雖然早已於紹興五年病逝於五國城，但是高宗趙構聽到父喪的消息也不過才數月，此時我們的高宗雖不必像商朝的高宗那樣守喪三年，但守幾個月總是合情合理的吧？
還有什麽比這更為絕妙、更有說服力的借口呢？
我即刻授意王倫代表我和朝廷與金使談判，以上述借口迫使他們讓步。我特意向王倫強調的一點是，關鍵時刻就以大宋臣民對他們的敵意進行威脅，必要的話就恐嚇一下。王倫心領神會。果不其然，雖然金使張通古和蕭哲聽完後頗不情願，但是一想到自己身陷險境，隻好妥協。
為了爭回一點麵子，他們強調拜受國書時必須由宰相領著所有當朝大員前往。
這個條件我欣表同意。
這還不簡單？
找一群八、九品的小吏披上一、二品的朝服，不都成“大員”了嗎？
早在靖康年間我們就這麽幹過了，何妨再來一回！
當我雙膝一軟伏地而拜的那一刻，我知道曆史將把這一幕永遠定格。
我預感到無論時光如何流轉，世事如何變幻，我在後人的心目中將再也不能直起腰身。
可我認為這絕對值得。
因為很久以來我就已經是一個務實的人。
當我接過國書、重新抬起頭來的時候，我看見新年的第一縷陽光即將從濃厚的雲層中穿射而出。
我企盼它從此能普照命運多舛的大宋王朝。
然而，和平隻維持了短短的一年多，墨跡未幹的盟約便被幡然撕破，金人鐵蹄再度南下，戰爭和死亡的陰雲重新籠罩在人們頭上……
這是我萬萬沒有料到的。
紹興九年（公元1139年）正月，宋金和議突破重重阻力終於圓滿達成。和議約定，宋朝每年向金輸送“銀五十萬兩、絹五十萬匹”的歲貢；而金國則奉還河南、陝西之地，並送回徽宗靈柩、欽宗和韋太後。天子欣喜萬分，下詔布告中外，大赦天下，並再遣王倫為“迎奉梓宮、奉還兩宮、交割地界使”，以藍公佐為副使，負責北上落實盟約。
至是年三月，東京汴梁、西京洛陽、南京應天（今河南商丘）等中原失地相繼交割完畢，南宋任命的軍政官員亦先後到任，一係列重建家園的工作也開始啟動。河南故地的百姓紛紛喜極而泣。在這片土地上燃燒多年的兵燹戰火，似乎就此熄滅了。
所有人都祈求它永遠熄滅。
然而，世事難料。
這一年七月，金國高層突然爆發了一場流血政變。原本力主和議的宰相完顏昌與完顏宗磐遭鷹派人物完顏宗弼等人陷害，以“叛國謀反、擅議割地”的罪名被先後誅殺。此後宗弼迅速上位，以右副元帥晉位為都元帥，並進封越國王，總攬了金國的軍事大權。
實際上這隻是金國內部的一場權力鬥爭。可問題是“宋金和議”不幸成為鷹派人物對付政敵、急於搏出位的把柄和借口。
所以，當第二年金人敗盟、大兵壓境的消息傳到臨安，我隻能麵朝蒼天，良久無語。
曆盡艱辛重新獲得的失地與和平就這樣在一夜之間付諸東流、化為烏有。
我隻能說——這是天意。
除此之外，我還能說什麽？
紹興十年（公元1140年）五月，完顏宗弼悍然撕毀盟約，兵分四路呼嘯南下，一路進攻陝西，一路進攻山東，一路進攻河南，宗弼親率精銳騎兵直撲汴京。轉眼之間，東京、西京、南京等河南故地再度淪陷。
南宋帝國重新進入了艱難的抗戰時期。
被後人稱頌為民族英雄的嶽飛——就是通過這場戰爭達到了他軍事生涯的輝煌頂峰，從而成為一個民族的精神象征永遠鐫刻於青史之中。
一個過於偉大的人隻適合活在純粹而永恒的曆史中，不適合活在複雜而現實的世界裏。因為很多人不堪忍受他那刺目的光芒。他的光芒隻適合讓後人透過歲月的煙塵遙遙仰望，而不適合同時代的人近距離地正視。
尤其無法讓一個皇帝正視……
十四
紹興十年六月，完顏宗弼占領汴京後迅速南下，大軍前鋒直抵順昌（今安徽阜陽）。其時屯兵順昌的西北名將劉錡親率敢死隊五百人擊退金兵前鋒，並向宗弼下了一道戰書。宗弼大怒道：“以我兵力，擊破順昌如以靴尖踢倒耳！”數日後雙方在順昌城下展開激戰。
就是這一戰，讓不可一世的完顏宗弼遭遇了自與宋朝開戰以來的第一次慘重失敗。
劉錡大破金兵，砍殺數萬人，宗弼的精銳喪失十之七八，隻好退守汴京。
與此同時，嶽飛揮師北上，其帳下將領牛皋與孫顯二部首戰告捷，分別於汴京西麵和陳、蔡州界大敗金兵。
閏六月，張憲部克複蔡州（今河南汝南）、潁昌（今河南許昌），隨後與牛皋會師克複陳州（今河南淮陽）；王貴部收複鄭州；此外，梁興奉嶽飛之命聯絡河南各地義兵，亦占領多處州縣。嶽家軍所到之處，連戰皆捷，一時中原大振。
七月，嶽飛親率騎兵進駐郾城。宗弼聞訊，急率主力進逼郾城，準備集中優勢兵力與嶽飛進行決戰。嶽飛命其子嶽雲率騎兵衝鋒，並下死命令：“不勝，先斬汝！”嶽雲身先士卒衝入敵陣，斬殺甚眾。宗弼打出王牌，命勁旅“鐵浮圖”一萬五千騎投入戰鬥。所謂“鐵浮圖”，即士兵皆頭戴鐵盔、身披重鎧；亦稱“拐子馬”，即三騎相連貫以鐵索，戰時齊頭並進，其勢銳不可當。嶽飛命步兵以長柄麻紮刀入陣，下令：“不許仰視，但斫馬足！”
戰無不勝的宗弼王牌軍此次終於遭遇克星。“拐子馬”一馬被砍倒，三馬不能行，金兵頓時崩潰。宗弼倉皇掉頭北逃，大慟說：“自從起兵以來，皆以此馬獲勝，而今算是完了！”
這一戰，名為“郾城之捷”。
宗弼一路向汴京敗退。嶽飛窮追不舍，於七月中旬進抵距汴京僅四十五裏的朱仙鎮，與宗弼兩軍對壘，嶽飛遣五百名精銳騎兵大破宗弼軍，宗弼撤入汴京。一時間，磁州、相州、開州、德州、澤州等各地豪傑義士紛紛拉起“嶽家軍”的旗幟；河南一帶的父老百姓簞食壺漿以迎王師；金軍中的許多漢人將領亦紛紛率部反正。嶽飛大喜，對部將說：“直抵黃龍府，與諸君痛飲耳！”
至此，一貫驕狂的完顏宗弼終於領略到金兵中盛傳已久的那句評價絕非虛譽。
金兵們說：“撼山易，撼嶽家軍難！”
宗弼想在汴京周圍抓一些壯丁以補充兵力，可卻抓不到一兵一卒，他仰天長歎：“自我起兵以來，從未有如今日之失意者！”
他說：“太子不要走，嶽少保很快就會退兵。”
宗弼滿臉狐疑：“嶽飛以五百騎破吾十萬，我如何能守？”
書生答：“自古以來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嶽少保自身尚且不保，豈能有所作為？”
宗弼恍然大悟，遂按兵不動。
我不得不說，這個書生的書沒有白讀。
因為他讀懂了政治，也讀懂了高宗和我的心。
就在前線捷報頻傳的同時，高宗和我都不免犯了嘀咕。準確地說，對於戰場上的節節勝利，我們都喜憂參半。
喜的是這南宋的半壁江山，終於解除了覆亡的危險。憂的是這場衛國戰爭雖然取得了暫時性的勝利，可嶽飛絕不滿足於此。他要乘勝北進收複所有失地，繼而揮師北上，對金國發動一場規模浩大的反擊戰。
所以他才把那句激動人心的口號喊得響徹雲霄並且婦孺皆知——直搗黃龍，迎回二聖！
如果直搗黃龍，那將是一場曠日持久、代價高昂的全麵戰爭。
這些年來災難頻仍元氣大傷的大宋王朝——打得起這樣的仗嗎？
答案是否定的。
因為打仗絕不僅僅是兩軍對壘、你殺我砍那麽簡單。除了打戰鬥力、打士氣、打兵法、打運氣之外，更要打兵員、打軍械、打物資、打糧草……歸根結底一句話——打的是國力。
嶽飛或許有這種必勝的信念和把信念付諸實現的能力。
可是，南宋有這種必勝的國力嗎？
沒有。
這是高宗和我犯的嘀咕之一。
還有，嶽飛自起兵以來，表現得太過神勇了。換句話說，他的鋒芒太過於耀眼了。高宗皇帝不可能不感到深深的憂懼——
你嶽飛再神勇，你也是趙宋的臣子吧？你的部隊再能打，也是大宋的軍隊吧？可如今你的士兵都姓“嶽”了，連同中原地區雨後春筍般冒出來的義軍都姓“嶽”了，試問，你把朝廷置於何地？中原百姓都隻認你嶽飛一人，試問，你把天子趙構置於何地？
再者，倘若你真的“直搗黃龍，迎回二聖”，那麽到時候天下是由嫡長的欽宗趙桓來坐，還是由庶出的高宗趙構來坐？就算欽宗已經沒有了複位的野心，可天知道名滿天下、功蓋八荒的嶽飛你……有沒有當皇帝的野心？
大宋開國皇帝趙匡胤就是因為戰功顯赫、兵權在握，才輕而易舉地攫取了柴榮的天下。天知道大英雄嶽飛你凱旋的時候，會不會也來上演一出“陳橋兵變、黃袍加身”，如法炮製地攫取趙宋的天下？
你如果真的直搗黃龍，滅了金邦，那真是一件讓人感到很恐怖的事情——連如狼似虎的女真人都不是你的對手了，天下還有誰是你的對手？到時候你心血**想做點出格的事，我們的皇帝拿什麽來防你？
如此種種，都是高宗和我犯的嘀咕之二。
最後，高宗和我之所以一直以來都把“議和”作為既定的國策，其中的主觀原因和客觀原因是什麽，你嶽飛也必須搞清楚！主觀上，高宗是為了保住他自己的天子富貴，而我秦檜也是為了長期獨掌相權；可客觀上，這也是為了讓南宋百姓們過幾天太平日子。而你嶽飛卻自始至終一意主戰，這足以說明你沒搞清楚狀況。你不但觸犯了高宗和我的個人利益，你也違背了南宋的根本國策。你一旦開啟了對金的全麵戰爭，那麽和談的基礎就會被你全盤破壞。你打了勝仗，皇帝就在你的股掌之中，結局比半壁江山還慘；你打了敗仗，皇帝就在金人的股掌之中，有什麽資格和金人談判？
這是高宗和我犯的嘀咕之三。
綜上所述，嶽飛固然是一個軍事天才、一個傑出的將領、一個神話般的英雄，可他並不是一個合格的從政者。
他的政治頭腦，甚至遠遠不及汴京城裏攔在宗弼馬前的那個無名書生。
所以，為了把上述種種問題和危險扼殺在萌芽狀態，高宗和我做出了一個決定——命令前線幾大將領脫離中原戰場，撤兵回防，然後與金人重啟和談。
朝廷下達了撤兵詔書，嶽飛抗命，回奏說：“金人銳氣已沮，將棄輜重渡河，而我豪傑向風，士卒用命，時不再來，機難再失！”
誠然，純粹從軍事角度而言，宋軍此刻應該一鼓作氣、乘勝北伐。可我已經說過了，在“政治”這盤大棋局中，“軍事”隻是其中一角。很多時候主動“棄子”，並不是懦弱和無能的表現，而是著眼於全局的一種高明下法。
可嶽飛顯然是一顆不聽調遣的棋子，更不是一個縱觀全局的棋手。
麵對嶽飛的抗命不遵，我想了一個辦法，就是把協同作戰的劉錡、張俊、楊沂中、劉光世等部先後調回，給嶽飛製造了一個孤軍深入、兩翼空虛的態勢，然後讓高宗再度下詔：飛孤軍，不可久留，請令班師！
為了落實這道詔書，高宗和我一日之間發出了十二道金牌，逼令其班師。嶽飛如果再不奉詔，那無異於抗旨謀反。他扼腕泣下，說：“十年之功，廢於一旦！”
嶽飛班師那天，郾城百姓堵在他的馬前，痛哭跪求：“我等頂香盆，運糧草，以迎官兵，金人皆知之，相公今去，我等災難臨頭矣！”嶽飛亦泣，取出詔書對百姓說：“我奉旨，不得擅留。”
嶽飛不忍，遂讓郾城百姓隨其南渡，奏請朝廷以漢上六郡的閑田安置他們。
紹興十年七月下旬，嶽飛退防鄂州（今湖北武昌），所複失地旋即被完顏宗弼重占。八月，韓世忠亦還鎮。至此，所有前線將領全部撤回原防。
高宗和我朝思暮想的和談，終於可以重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