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蔡京 政治是一門藝術2
六
元祐八年（公元1093年）九月初三，宣仁太後崩逝，年已十七歲的哲宗皇帝親政。
帝國重新站在了一個十字路口上。
又一個風雲變幻的時刻即將到來。被打壓了整整八年的新黨人物紛紛把企盼的目光從四麵八方拋向汴梁，而高居廟堂的舊黨諸人看著血氣方剛的年輕天子，仿佛又看見了昔日的神宗皇帝。他們不約而同地產生了一種不祥的預感。第一個讓他們感到危險臨近的信號是在九月末，朝廷罷免了蘇軾的端明殿學士兼禮部尚書之職，讓他出知定州（今河北定州）。此舉讓舊黨們再也按捺不住恐懼之情。十月，中書舍人呂陶、翰林學士範祖禹、右司諫呂希哲（呂公著之子）等人紛紛上疏，試圖把天子的思想繼續鎖定在“元祐更化”的框架之內，以避免厄運的降臨。其中以範祖禹的奏疏言辭最為剴切：
陛下方總攬庶政，延見群臣，此乃國家興替之本，社稷安危之基，天下治亂之端，生民休戚之始，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際，天命人心去就離合之時也……必將有以改先帝之政、逐先帝之臣為太皇太後過者，此離間之言，不可不察也……今陛下親萬機，小人必欲有所動搖，而懷利者亦皆觀望。臣願陛下上念祖宗之艱難，先太皇太後之勤勞，痛心疾首，以聽用小人為刻骨之戒，守元祐之政，當堅如金石，重如山嶽，使中外一心，歸於至正，則天下幸甚！
範祖禹之疏文采斐然、擲地有聲，致使蘇轍閱後不禁發出“經世之文”的感歎，立刻毀掉自己已經寫就的奏疏，隻附名於範祖禹之後。
這些奏疏雖然寫得慷慨激昂，但是呈上之後卻如泥牛入海，哲宗皇帝一點反應都沒有。
在這種微妙的時刻，皇帝的沉默似乎更能表明他紹述神宗的決心已經不可動搖。十一月，哲宗透露了複用章惇為相的想法，範祖禹大驚失色，極力勸諫。可哲宗一言不發，隻給了他一個極度不悅的眼神。
一切盡在不言中。
與此同時，數月前已接到罷免詔命的蘇軾卻遲遲不願動身，一直盼望能借辭行之機最後對皇帝進行勸諫，可一直等到十二月，天子依然不召他入對。蘇軾隻好黯然離京，臨行前給皇帝上了最後一道語重心長的奏疏：
古之聖人將有為也，必先處晦而觀明，處靜而觀動，則萬物之情畢陳於前。陛下聖智絕人，春秋鼎盛，臣願虛心循理，一切未有所為，默觀庶事之利害與群臣之邪正，以三年為期，俟得其實，然後應而作，使既作之後，天下無恨，陛下亦無悔。由此觀之，陛下之有為，惟憂太早，不患稍遲，亦已明矣。臣恐急進好利之臣，輒勸陛下輕有改變，故進此說，敢望陛下留神。
可對於一心想追隨先帝開創一番事業的哲宗而言，蘇軾的諄諄告誡不但毫無作用，而且適得其反。哲宗雖然年輕，可他已經在大權獨攬的祖母身邊當了八年的傀儡天子，如今一朝親政，不用說讓他再“觀望三年”，就算三個月恐怕他都等不了。所以蘇軾用心良苦的一番話反而隻能激起他的逆反心理，並且促使他加快了罷黜舊黨、複用新黨的步伐。
次年二月，新黨人物李清臣被擢升為中書侍郎，鄧溫伯被擢升為尚書右丞。紹述神宗的事業開始提上議事日程。三月，我的弟弟、時任陳州知府的蔡卞被複用為中書舍人。同月，舊黨的首席宰相呂大防被罷免，出知永興軍；門下侍郎蘇轍被罷免，出知汝州（今河南汝州）。四月，另一個新黨人物張商英入朝擔任右正言，由於貶謫日久，積怨甚深，所以一上任便利用他的諫官職權不遺餘力地對元祐諸臣發起攻擊，在奏疏中強烈抨擊司馬光、呂公著、文彥博、劉摯、呂大防、梁燾、範祖禹諸人。同月，新黨的領袖人物曾布在江寧知府任上被起用為翰林學士，不久又擢為同知樞密院事。
也是在這一年四月，被貶謫到地方上達九年之久的我也終於隨著新黨的重新得勢而否極泰來，回朝擔任代理戶部尚書。
我回到汴京數日之後，亦即四月十二日，京師的上空忽然出現“白虹貫日”的壯觀景象。新黨諸人和哲宗皇帝皆大為感奮，即日將年號改為“紹聖”。
同日，天子下詔以王安石配享神宗廟庭。
紹聖元年（公元1094年）四月二十一日，新黨的另一領袖人物章惇回朝擔任尚書左仆射兼門下侍郎，亦即首席宰相。
一個盡廢元祐舊政、紹述神宗大業的時代就此拉開了序幕。
一切就像是一場不可思議的輪回。繞了一大圈，我們的帝國又回到了熙寧時代的原點。
麵對如此反複無常的世事，麵對如此變幻莫測的政治風雲，一個人除了唏噓感歎之外，是否還應有所頓悟？
我不知道別人怎麽看，反正當我在四十七歲這一年千裏迢迢地回到汴京、感慨萬千地迎來我仕途生涯的第二次輝煌的時候，我隱約感到長期困擾我的那個問題已經有了一個令人滿意的答案。
如果這個時候你問我：政治應該是一門什麽樣的藝術？
我會告訴你：政治應該是一門“變化”的藝術。
從某種意義上講，它和我所喜好與擅長的書法其實神韻相通。在被貶謫的九年裏，我失去了顯赫的地位，卻意外獲得了一份淡定從容的心境。一管狼毫、一張宣紙，就足以讓我忘記仕途的沉浮與人間的紛擾。如果說我在書法上的藝術造詣正是得益於這段歲月的沉潛和浸**，那麽我對政治藝術的嶄新領悟也應該要歸功於這段不可多得的沉思時光。我記得曾經跟你們說過，我一心以為政治就是站隊的藝術。這話其實沒錯，可惜隻是入門級的水平。學會站隊就跟書法的學會臨帖一樣，你跟隨的是別人的政見和筆意。在進退之際，在起落之間，你都是茫然無助的，說難聽點就叫依葫蘆畫瓢。在這點上，元豐八年那場擁立儲君的風波就很能說明問題了。當新黨的集團首腦蔡確貪圖定策之功的時候，我就要被迫跟在他後麵準備跟別人動刀子。其實我當時就覺得他那麽做不太高明，可是我沒有辦法。因為他是老大。
從書法這方麵來說，剛學會臨帖的人也是這樣，往往隻懂得謹守法度、依傍門戶。可就算你學會了用筆的提、按、頓、挫，用墨的枯、潤、濃、淡，筆勢的順、逆、圓、轉，節奏的輕、重、快、慢，可對於布局、章法、風格，很可能你還是一團懵懂，更遑論把握其中的氣韻、神采、意境。
而從政治這方麵來說，你一旦以一種從一而終的思維選擇了一個利益集團，就隻能跟著它一榮俱榮、一損俱損。我覺得這有點提著腦袋上去押大小的味道，危險係數太高，而且很不合算。道理很簡單——腦袋隻有一個，萬一遇到非常時局，很可能你站錯一次隊就再也玩不起了。假如當時蔡確的對手是一個強悍角色，說不定在那年的立儲風波中我就跟著他蔡確一道玩完了。
所以，無論書法之道還是從政之道，你都必須擺脫一家一派的法度束縛，拋開門戶之見，而後才可能進入更高的境界。很多人說我的書法“姿媚”“飄逸”“沉著”“利落”等，他們說的固然都沒錯，但實在沒有說到點子上。我的書法之道如果要用一個字歸結起來，那就是——“變”，也就是所謂的“學無常師、法無定法”。我在書法上初師本朝的蔡襄，不久棄之，改學唐代的徐季海、沈傳師，後又厭棄，改學初唐的歐陽詢，其後又改弦更張，直溯東晉“二王”（王羲之、王獻之父子）；如此反複多變，博采眾長，最終才自成一體。
書法人人會寫，但是要入流、要有品，要企及最高境界，你就必須有屬於自己的獨到見解和精微領悟。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我很願意就這個話題向你們貢獻一點我的獨得之秘。
要通過什麽途徑企及書法藝術的最高境界？
我告訴你們，也是在於這個“變”字，具體言之，就是要取法於千變萬化的大自然和世間萬物，亦即所謂的“師法造化”。曆代書聖無不從此間入、亦無不自此間出。
如“小篆”鼻祖李斯嚐言，下筆之前當如“鷹望鵬逝”，落筆之後亦當如“遊魚得水，景山興雲”；王羲之見白鵝遊水之姿，悟出“浮鵝鉤”的筆勢；張旭見公主挑夫爭路、公孫大娘舞劍，悟出結構點畫的爭讓穿插關係與用筆的疾徐、節奏；褚遂良見長矛錐鋒畫入平沙地裏，沙形兩邊凸起，中間凹成一線，遂有“錐畫沙”之筆法，使筆鋒行於線條之中，不顯起筆、止筆之痕跡，而有質感、力感與澀感；懷素觀夏雲因風變化無常勢，悟草書亦當如飛鳥出林、驚蛇入草，遂有“自言轉腕無所拘、大笑羲之筆陣圖”之語；顏真卿觀雨水滲入壁間，凝聚成滴徐徐而下，遂創“屋漏痕”之說，悟出用筆須藏鋒而遲澀，因而“雄秀獨出、一變古法”……
凡此種種，皆乃從造化之變中汲取靈感的範例。一臻此境，無論短鋒長鋒、有筆無筆，縱使一枝枯竹、一把笤帚，亦能隨心所欲，自由馳騁，盡得書法藝術之妙。
就像我在元祐時代的九年裏最終企及了書法藝術的巔峰一樣，我通過這九年的反複思考，最後又與紹聖元年的政治變局相互印證，終於領悟到政治藝術的最高境界也是在於“變化”。
歸根結底，這不僅是書法藝術和政治藝術的精髓，這同時也是我的一種哲學領悟。小到個體生命，大到整個世界，乃至整個宇宙，“變化”都是永恒的法則。
大化流行，無物常住，萬物才得以生生不息。
隻有順應這樣的法則，你才能不斷地絕處逢生，並且不斷獲得一個又一個更加嶄新更加廣闊的舞台和世界。
七
在整個紹聖時代的五年間，朝廷在章惇的主持下對元祐舊臣展開了大規模的政治清洗，先是追奪了司馬光、呂公著等人的贈諡，繼而又險些將其斫棺暴屍；其後又將呂大防、劉摯、蘇轍、梁燾、範純仁等人一貶再貶，直至流竄嶺南。與此同時，我和弟弟蔡卞也當仁不讓地加入了紹述神宗新政的行列中。蔡卞升任翰林學士，並以兼知院事和國史院修撰之職負責重修《神宗實錄》，將元祐時代被舊黨篡改誣毀的部分予以了徹底修正，並促使哲宗以“誕謾不恭”的罪名貶謫了元祐史臣範祖禹、趙彥和黃庭堅。
而我則是把目光著重放在恢複新法上麵。當章惇等人準備罷廢“差役法”卻又久議不決的時候，我對他說：“隻是采取熙寧成法施行而已，還討論什麽呢？”最終促使章惇下定決心恢複了“免役法”。就是這件事導致同僚和時人對我腹誹不已。他們說元祐元年司馬光罷廢此法時我是執行得最賣力的，現在要恢複此法我又是最堅決的，可見這個蔡京是個反複多變的奸詐小人。
由於我的“多變”，不久後我就摘掉了頭上那頂令人討厭的“代理”帽子，轉為正式的戶部尚書。紹聖二年（公元1095年）七月，我又奏請哲宗“檢會熙寧、元豐之青苗條約以示天下”。我之所以如此不遺餘力地紹述新法，當然不是說我認為新法一定是利國利民之舉，更不說明我對新法還有感情上的認同，而僅僅是因為這麽做對我有利罷了。同年十月，我弟弟蔡卞升任尚書右丞；而我則調任翰林學士兼侍讀之職，繼蔡卞之後負責監修國史。紹聖三年（公元1096年）五月，諫官孫諤上疏哲宗，婉轉地批評了“免役法”，我立刻對皇帝說：“諤論役法，欲伸元祐之奸，惑天下之聽。”隨後孫諤便被罷去左正言之職，出知廣德軍。我從此越發獲得皇帝信任，於是在這一年七月又晉升為翰林學士承旨，有了更多接近天子的機會。我相信，不用多久，我就可以進入宰執的行列。
然而，這個一貫詭譎善變的世界再次跟我開了一個玩笑，也跟我們的帝國開了一個玩笑。短短三年多之後，亦即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的正月十二，年僅二十四歲的哲宗皇帝突然駕崩，給帝國留下了一個空空****的帝座，也留下了一個叵測的未來。
哲宗唯一的一個皇子早已先他夭折，而國不可一日無君，接下來要讓誰來當這個天子？
當然隻能從神宗其他的兒子、也就是哲宗的弟弟們中間挑一個。
問題倒不在於挑誰來當，而是由誰來挑？
皇太後向氏應該是最有決定權的人。而她當然也不會放過這個機會。因為誰擁立天子誰就能在新朝中掌握大權。這是毫無疑問的。
向太後的心中其實早已有了人選，她卻很講究策略。她把幾個宰輔重臣召來，一邊抹眼淚一邊說：“國家不幸，大行皇帝無嗣，事須早定。”
首席宰相章惇自認為在這種大事上責無旁貸，就以不假思索的口吻說：“當立同母弟簡王。”
章惇太自信了。他以為他麵前的這個婦道人家是向他征求意見來了，所以他當仁不讓地企圖搶一個擁立新君的首功。
向太後不動聲色地瞥了他一眼，說：“老身無子，諸王皆神宗庶子。”意思是反正哲宗也不是她親生的，所以也不一定要選哲宗的同母弟。
章惇想了下，說：“若不以嫡庶，則應以長幼，故申王當立。”
向太後不想再跟這個過度自信的宰相浪費時間了，所以立刻拋出了她的真實意圖：“申王病，不可立；先帝嚐言，端王有福壽，且仁孝，當立。”
太後所說的端王就是我們日後的徽宗皇帝趙佶。章惇如果聰明的話，這時候就應該順水推舟了，可他居然還不想放棄，直捅捅地頂了一句：“端王輕佻，不可以君天下！”
沒過多久我們的這位首席宰相就因為這句大逆不道的話而付出了慘重的代價，先是遭罷黜，此後又被一再貶謫，最後死於貶所。誠然，章惇的這句話起碼有一半是出於公心。因為我們日後的這位徽宗皇帝的確有一大堆毛病，甚至不是用一個“輕佻”就可以概括的。可這有什麽辦法？縱觀中國曆朝曆代，有幾個天子是憑道德和能力上位的？除了那些開國之君，絕大多數皇帝甚至比我們日後的徽宗趙佶還不如。皇帝如此，大臣又何嚐例外？很多權臣都是被後世指責為不學無術的，還不是照樣大權獨攬，作威作福？
章惇的那句昏話剛一出口，一貫與他不和的另一宰執曾布緊緊抓住這個機會，厲聲嗬斥道：“章惇，聽太後處分！”
帝國的新時代就在曾布的這一聲怒喝中隆重開場了。
曾布因為這一句話而當之無愧地成為新時代的寵兒。
日後的章惇在淒涼的貶謫之路上肯定深刻理解了“禍從口出”這句成語；而新寵曾布在高高的廟堂上肯定也經常在回味“一怒而天下安”這句老話。
端王趙佶就在這一天即位了。雖然他年已十八歲，可在我們心憂天下的向太後眼中，他當然隻能算是個孩子，所以我們的向太後就繼宣仁太後之後毅然挑起了帝國的重擔——臨朝聽政。
而碰巧的是，向太後和宣仁太後一樣——一點也不喜歡新法。
也許這並不是碰巧。可不管怎麽說，我們的帝國還是不可避免地開始了新一輪的乾坤倒轉。趙佶即位僅僅十多天後，剛剛上任吏部尚書的韓忠彥立刻被擢升為門下侍郎，進入宰執行列。而這個韓忠彥正是元祐舊臣韓琦的兒子。
接下來要發生的一切就毫無懸念了。
韓忠彥在向太後的授意下立即著手對章惇執政以來的政壇進行大麵積清場。而我首當其衝成為第一批遭罷黜的人，於這一年三月被罷為端明殿學士兼龍圖閣學士，出知太原。之所以首先從我開刀，是因為曾布一直以來就對我在哲宗時代的迅速上位深懷戒懼，所以想借此除掉我。我一邊讓我弟弟蔡卞向皇帝求情，一邊利用我在宮中交結的宦官向太後進言，說《神宗實錄》被元祐黨人篡改得麵目全非，而我一直在努力修複，要將我逐出朝廷應該也要等我修完國史之後。我知道此舉肯定能奏效，因為向太後不可能對她的丈夫遭人誣蔑而無動於衷。果然，四月初，太後就迫使皇帝收回成命，恢複了我的翰林學士承旨之職。可曾布不依不饒，對徽宗說：“蔡京、蔡卞懷奸害政，黨援布滿中外，善類義不與之並立，此必有奸人造作言語，熒惑聖聽。”徽宗無奈地說：“無它，皇太後以《神宗史》經元祐毀壞，今更難於易人耳。”
數日後，韓忠彥升任尚書右仆射兼中書侍郎，成為副相，實際上是架空了章惇。五月，朝廷的言官禦史幾乎換成了清一色的元祐黨人，繼而接二連三地對章惇、我和蔡卞發起猛烈的攻訐。與此同時，朝廷又對司馬光、呂公著、文彥博等三十三名元祐舊臣予以了全麵平反。幾天後，蔡卞被罷知江寧（今江蘇南京）。九月，章惇被罷知越州（今浙江紹興），不久又貶為武昌軍節度副使。十月，韓忠彥升任首席宰相，曾布升任副相。
曾布一入相，我就知道自己在劫難逃了。此後短短的一個多月裏，曾布指使禦史極力彈劾，將我一貶再貶。先是在十月把我罷為端明殿學士、出知永興軍；我還沒來得及動身，十一月就又改變了主意，把我改知江寧府；我尚未赴任，幾天後又罷免了我的江寧知府之職，把我貶為杭州洞霄宮提舉。
最後這個怪模怪樣的官職是有宋一朝的一大特色。顧名思義，就是管理地方上的道教宮觀，既無政務、也無職權，隻領食祿。可想而知，被貶到這個地步的官員基本上已經沒有政治前途可言。一般人至此，完全可能變得抑鬱不振、心灰意懶，最後就像一隻可憐的寄生蟲一樣被朝廷養在道教宮觀裏了此殘生。
可我不會。
因為我已經跟你們說過，從紹聖時代起，我對自己生命中和仕途上每時每刻都可能出現的變局已經不再有恐懼感，也不再有憎恨心，有的隻是冷靜和從容。我相信每一個變化背後都隱藏著一個機會，每一度厄運降臨都孕育著一絲希望。當上天為你關上一道門，它肯定會為你打開一扇窗。可前提是——你不能讓自己輕易地陷入頹廢和絕望。你要相信，命運的每一種安排都是大有深意的。它讓你入局是要培養你的雄心，它讓你出局也是在鍛造你的冷眼。眼前開闊的時候，你可以全力以赴去追求你的目標，一旦無路可走，你就要停下來調整你的步驟和方向。二者對你都是有益的，所以你不能輕言失敗。用你們今天一句時髦的話來說——即使命運給了你一個酸檸檬，你也要把它榨成檸檬汁賣給別人。
所以我並沒有把提舉杭州洞霄宮視為我仕途的終點。相反，我認為這完全有可能是一個嶄新的起點。日後的事實也證明了，我此刻的心境並不是一種自欺欺人的幻想——短短一年多後，我就從杭州洞霄宮走了出去，並且走上我個人仕途和帝國政壇的頂峰，成為徽宗時代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權相。
這一切當然不是天上掉下來的餡餅。
它來自我麵臨巨變時冷靜的思考和積極的行動。換句話說，我並不是被動地順應變化，而是隨時隨地都在主動地尋找機會和創造機會……
我想你們應該還記得，徽宗趙佶是一個被章惇視為“輕佻，不可以君天下”的人。章惇所謂的“輕佻”，其中很重要的一方麵是指我們這位年輕天子對書畫珍玩的強烈喜好和藝術追求。而你們也知道，我的書法造詣在其時的北宋天下不但享有盛譽，而且可以說首屈一指。所以我知道，憑借我與天子的這個相同點，我就完全有機會把命運給我的這個“提舉杭州洞霄宮”的酸檸檬榨成可口的檸檬汁。而巧合的是，徽宗即位不久就在杭州設立了一個“金明局”，專門搜求三吳地區的各種名貴書畫和古董珍玩。於是，在建中靖國元年（公元1101年），當那個名叫童貫的宦官奉旨來到杭州、作為金明局的供奉官為皇帝搜求各種寶貝的時候，我立刻意識到，我翻身的機會來了。
我開始刻意交結童貫，與他朝夕相處，將我的屏幛、扇帶之類的書畫作品源源不斷地通過童貫之手獻給天子，同時附上了我的一些奏疏。此外，我還不遺餘力地幫童貫把杭州民間收藏的許多書畫珍品搞到手。童貫回京複命後，徽宗龍顏大悅，逐漸對我產生了好感。此後，我又通過各種渠道把我的一些得意之作送給了宮中的一些宦官和侍妾，所以徽宗總是有機會聽見各方麵對我的讚美之詞。再加上我在朝中的好友如起居郎鄧洵武、左階道錄徐知常和太學博士範致虛等人的一致推崇，徽宗遂下定決心重新起用我。這一年的十二月末，我被擢為龍圖閣大學士、知定州（今河北定州）。
第二年，向太後病逝，徽宗親政，改元“崇寧”；顧名思義，就是“尊崇熙寧”。如果說此前的“建中靖國”年號表示皇帝所走的是一條溫和的中間路線，那麽這次改元則意味著年輕的徽宗皇帝將追隨父兄，讓熙寧新法再次回到帝國的政治舞台上。
隨著政治氣候的逐步轉暖，我開始時來運轉、步步高升。崇寧元年（公元1102年）二月，我被擢為端明殿學士，改知大名府（今河北大名）；三月，我重新回到朝廷，複任翰林學士承旨、仍兼修國史；五月，晉升為尚書左丞。與此同時，首席宰相韓忠彥與副相曾布在無休無止的鬥爭和傾軋中引起了徽宗深深的反感，最終兩敗俱傷，在這一年五月和六月雙雙被罷黜。我躊躇滿誌地看著那張空空****的相位，相信它已經非我莫屬。
七月，我如願以償地升任尚書右仆射兼中書侍郎，亦即副宰相。任命書下達的這一天，徽宗皇帝在延和殿賜坐。皇帝說：“神宗創法立製，先帝繼之，兩遭變更，國是未定，欲上述父兄之誌，卿何以教之？”
我立刻起身，伏地頓首，朗聲道：“臣一定鞠躬盡瘁、盡死效忠！”
那一刻，我聽見自己豪邁的聲音在空曠的大殿上久久回**，預感到一個屬於蔡京的時代即將來臨。
八
我入相後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仿照熙寧年間王安石設置“條例司”一樣，設立了一個“講議司”，由我自任提舉；凡是主要政務如宗室、國用、商旅、鹽澤、賦調、尹牧等，全部劃歸講議司掌管；同時我起用了吳居厚、王漢之等十幾個心腹分管其事。我如此施設的直接目的就是把整個朝政大權緊緊抓在自己手中。當然，我表麵上高舉的是紹述神宗新法的旗幟，而且一切均以王安石當年的舉措為指南，可說句老實話，熙寧新法是王安石的新法，崇寧新法卻是我蔡京的新法，二者形同實異，實在不可同日而語。
原因其實很簡單，王安石以天下為己任，兢兢業業、任勞任怨，可結果不但沒有達到強國富民的目的，還搞得天怒人怨、眾叛親離，何苦呢？所以我一旦執政之後，絕不會再重蹈他的覆轍。
如果說王安石變法追求的是天下和百姓的利益，那麽我所追求的隻能是天子和我本人（包括以我為代表的集團）的利益。我也曾經渴望一生踐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儒家思想，為國家和百姓謀福利，可為什麽到頭來我放棄了這一切，甘心蛻變為一個唯利是圖的現實主義者呢？除了我個人的原因，是否也應該追究一下客觀原因？
從某種程度上說，我的整個仕宦生涯可以視為北宋末年官場政治的一個縮影。我經曆了一連串具有典型意義的黨派鬥爭、個人傾軋、政局反複、仕途沉浮。我不知道你們對此作何感想，反正當我日後作為一個局外人回顧這一切的時候，我隻有一種深深的無奈感。所有這一切紛紜亂相歸結到最後，無非就是**裸的利益爭奪。每個人表麵上都打著冠冕堂皇的旗號，骨子裏都是一己利益在驅動。
至於說如何才能讓人們的利益訴求“有序化”和“良性化”，對不起，我所學習的儒家思想沒有告訴我，因此隻能有待你們去尋找和建立。但是有一點我還想強調一下，所謂的“良性有序”也隻能是程度上的，而不是根本性質上的。因為人性永遠不可能得到真正的改造，隻能盡最大努力進行疏導、製約和轉化。而且哪怕僅僅是實現“良性有序”，很可能也是“路曼曼其修遠兮”的，切勿操之過急，否則隻會適得其反。
從崇寧元年（公元1102年）七月入相之後，我開始全方位推行“蔡京新法”。當然其中有一些也是對王安石變法的繼承，比如這一年八月我就促使徽宗下詔全麵罷除科舉法，在天下各州縣實施“太學三舍法”。也就是在各縣設立“小學”，結業後經過考試升入“州學”，各州學三年一次考取京師的“太學”，將考生按成績分成三等。上等升入太學的“上舍”，中等升入“次級上舍”，下等升入“內舍”，其餘未入等的暫入“外舍”學習。太學三舍也是通過每年的公開考試按成績逐級晉升，上舍生經過畢業考試產生的優等生可由中書省直接派官。
其實此法是很有現實意義的，說它對中國古代教育具有一種革命性的意義也不為過，其目的在於革除科舉的弊端，真正培養“學以致用”的經世型人才。王安石認為，科舉一味“以詩賦記誦求天下之士”，隻是在“取士”而已，隻有太學法才是在“養士”，也就是通過各級學校教育培養出真才實學的人。我這裏可以引用一段他的原話：
今人材乏少，且其學術不一，具論紛紜，不能一道德故也。一道德則修學校，欲修學校，則貢舉法不可不變……今以少壯時，正當講求天下正理，乃閉門學作詩賦，及其入官，世事皆所不習，此乃科舉法敗壞人材，致不如古。
古之取士，皆本學校，道德一於上，習俗成於下，其人才皆足以有為於世。今欲追複古製，則患於無漸。宜除去聲韻對偶之文，使學者專意經術。則士皆務實用以為學，本義理以為文，而不為無益之空言矣！他日出而為國家用，其為補益，蓋亦不小。
在教育改革方麵，我對王安石的思想是甚為服膺的。“太學三舍法”基本上就是對王安石的全盤繼承。所以你們也不宜將“蔡京新法”全盤抹殺。
當然，除了科舉改革，我執政以後全力以赴在做的，主要還是黨同伐異，對此我也不敢諱言。比如這一年九月，我就把司馬光、文彥博、蘇軾、秦觀等一百一十七名元祐舊臣列為“奸黨”，請徽宗禦書刻石，樹立於端禮門外，號曰“黨人碑”。同時我又按照“同己為正，異己為邪”的標準把元符年間的大臣分成正、邪各三等，被我列入正三等的有鄧洵武等四十一人，列為邪三等的有範柔中等三百一十二人。凡列入正等者一律表彰拔擢，列入邪等者一概降職貶謫，臣僚中有與奸黨同名者並令改名。隨後我又對帝國政壇進行了徹底清洗，把仍然在職的元祐黨人全部罷黜流放殆盡。後世史家稱這是繼東漢之後曆史上又一次大規模的黨錮之禍。
我這麽做固然有些變本加厲，可事實上這不過是元祐複辟以來一連串激烈黨爭的一個延續和深化而已。換句話說，我並不是始作俑者。
九
崇寧二年（公元1103年）正月底，我終於升任尚書左仆射兼門下侍郎，正式作為首席宰相登上了帝國政壇的最高峰。從這一年起，我開始全方位地推行經濟和財政改革。當然，這些改革都無一例外地打上了“蔡京新法”的烙印。因為我的目的很明確，就是為天子和朝廷的利益服務。至於民間和百姓的利益，基本上不在我的考慮範圍之內。後世史家據此抨擊我“搜刮聚斂”，我承認他們說得沒錯。
這一年二月，我恢複了“榷茶法”，也就是茶葉的官方專賣製度。我奏請徽宗在荊、湖、江、淮、兩浙和福建這七路產茶地設置茶場，由官府直接管理茶葉的生產銷售，禁止民間私自交易。此法一行，當年就給朝廷增加了上百萬緡的財政收入。
緊接著，我又對原有的鹽業製度進行了重大改革，全麵實行“鹽鈔法”。一方麵是由中央及其派出機構直接管理鹽業，把權力從地方收歸中央，壟斷鹽業利潤；另一方麵規定，鹽商必須向官府交錢購買鹽鈔，再到產鹽地換購食鹽，同時舊鈔作廢。法令頒布後，我就開始不斷印製新鹽鈔以替換舊鹽鈔，讓鹽商加錢換鈔；而新鈔發行不久，馬上宣布作廢，又換新鈔。通過這種手段促使舊鈔貶值，將由此產生的差額利潤源源不斷地收歸朝廷。第二年此項收入就刷新了曆史紀錄。唯一的副作用是，因此破產和自殺的鹽商比比皆是。
可我隻能對此視而不見。
此後我又在幣製、賦稅等多方麵進行了改革，其最終目的隻有一個——迅速增加中央的財政收入，讓徽宗皇帝的腰包鼓起來，讓他一邊對我心懷感激一邊隨心所欲地花錢。
崇寧三年（公元1104年）正月，為了感謝我，天子賜予我的長子蔡攸進士出身，官拜秘書郎。此時國庫的積累已經達五千萬，我對徽宗說：“既然已經富足了，就應該大興禮樂。”皇帝非常高興，從此開始大興土木、沉迷聲色。
五月，我進位為司空，封嘉國公。六月，天子下詔以王安石配享孔廟。
與此同時，我繼續不遺餘力地打擊元祐黨人，不僅規定舊黨子弟一律不準在京畿任職，而且禁止宗室子孫與舊黨的子弟親族通婚，此後又下令黨人子弟無論有官無官一律不得在京居住，必須往各路遷移安置。到這一年六月止，我又把列入元祐黨籍的人數由原來的一百一十七名擴大到三百零九名，甚至把新黨領袖章惇、曾布、王珪等人也都圈了進去，並奏請徽宗下詔在全國各州縣刻石立碑。
從我當上宰相的那一天起，在我眼中就沒有新黨舊黨之分了，有的隻是“順我”和“逆我”之分。順我者昌、逆我者亡，任何人也不例外。
包括我的弟弟蔡卞。
自從我入相之後，蔡卞心裏就老大不樂意。他總覺得自己入朝在先，入相也應該在先，而今被我後來居上，嫉妒之情油然而生，於是在許多政務上便與我時有抵牾。崇寧四年（公元1105年）正月，我為了報答宦官童貫的薦引之情，就準備封他為陝西製置使，蔡卞卻公然提出反對，認為不宜讓宦官出任邊境重地的軍職，不然“必誤邊計”。我大為不悅，索性在天子麵前參了他一本，幾天後就把他貶出了朝廷，出知河南府。
我不允許任何人成為我的絆腳石——即便他是我的親兄弟。
正應了章惇說過的那句話，我們這位“輕佻，不可以君天下”的徽宗皇帝即位數年後，對政治的興趣始終不大，對藝術的追求卻日益強烈。
我很高興。我覺得自己跟當今天子不但極為投緣，而且簡直稱得上是絕配。我把政治視為一門藝術，而他則把藝術當成了政治。他不但對其投入了一個皇帝所能有的最大熱情，而且不惜傾天下之力、竭天下之財以滿足他的種種喜好。古往今來，還能找到第二對像我們這樣的君相嗎？
為了投天子之所好，我特意在朝廷設置了一個“造作局”，在蘇州設立了相應的“應奉局”，由我的好友、蘇州巨富朱衝、朱勔父子主持，專門負責在江南地區搜羅各種奇花異石進貢天子。由於這些花石貢品都是由運糧船（十船為一綱）裝運，遂稱“花石綱”。每當花石綱從江南起運，往往是千百艘船前後相接、綿延於淮河與汴河之上，其場麵甚為壯觀。朱衝、朱勔因“花石綱”之功而入仕，在地方上顯赫無比，許多地方官紛紛投其門下，時人諷之為東南小朝廷。
連我手下的權勢都如此熾盛，那我本人在其時的權勢之隆更是不必多說。雖然稱不上一手遮天，但起碼也是呼風喚雨。可是，正當我陶醉於權力帶來的巨大喜悅中時，又一個讓人意想不到的變化突然降臨。崇寧五年（公元1106年）正月初，京師的天空出現奇異的彗星，長長的彗尾掃過一整片天空。你們也知道，我們這個時代一直是把地上的人事和天上的星象緊密聯係在一起的，所以異星一現，徽宗立刻惶惶不安，下詔讓中外臣僚直言朝政缺失。幾天前剛剛當上中書侍郎的劉逵當即上奏，稱此乃黨錮之禍所致，應毀元祐黨人碑，解除對黨人的一切禁製，才可消弭天災。
這個劉逵不是別人，正是我多年來一力提拔的心腹。可他的這番言論直接把矛頭對準了我。
這顯然屬於恩將仇報。之所以會有這種舉動，我想原因也很簡單——撈取他個人的政治資本，實現奪權的野心。就像當年呂惠卿對待王安石一樣。
徽宗聞言，當天大半夜就命一幫宦官搗毀了端禮門前的黨人碑，幾天後大赦天下，解除一切黨禁。二月初，我被罷去宰相之職，貶為開府儀同三司、中太一宮使。同日，另一個我曾經大力薦引而後來又與我反目的大臣趙挺之被擢為副相，代替我執政。
這就是善變的政治。
對這個突如其來的變化，盡管我覺得意外，但並不感到沮喪。因為我深知：政治就是變化的藝術。這一次變化表麵上是因為偶然的星變，實際上真正的原因是：徽宗皇帝雖然對我頗為賞識和信任，可作為一個剛剛即位不過數年的年輕皇帝，麵對一個大權獨攬、政治經驗豐富的宰相，他的內心深處肯定會感到強烈的不安，所以他必須借此機會挫挫我的銳氣，讓我不至於僭越犯上。
所以對於這次罷免，我一點也不悲觀。我認為這充其量隻是我宰相生涯中一個短短的間歇而已，它絕不是終點——因為熱愛藝術的徽宗皇帝離不開我。非但如此，我還要感謝這次變化——因為它的出現使我那些潛在的對手自動暴露，正好可以讓我在他們羽翼未豐之前把他們剪除，然後重組我在朝中的勢力，起用一些真正對我忠心的人。
我一點也不著急。
十
趙挺之和劉逵當政的這一年，將我推行的那些改革舉措一一罷廢。趙挺之老謀深算，知道我蔡京很可能會東山再起，所以凡事都留了一手，每次奏請皇帝時都隻是開了一個頭，讓急功近利的劉逵接著往下說。被強烈的權力欲燒壞了腦子的劉逵不但沒有察覺這麽做的危險，還自以為搶了頭功，一副春風得意的樣子。
對付劉逵這種淺薄狂妄的角色，根本就不需要我親自出手。在這一年末，我估摸著天子開始想念我了，立即授意我的心腹大臣向皇帝進言：“京之改法度，皆稟上旨，非私為之。今一切皆罷，恐非紹述之意。”皇帝頻頻點頭。我一看時機成熟，幾天後便讓禦史餘深和石公弼對劉逵發起彈劾，說他“專恣反複，盡廢紹述良法，啟用邪黨”等。幾天後徽宗就罷免了他的中書侍郎銜，讓他出知亳州（今安徽亳州）。
要和我鬥，劉逵還嫩了點。
第二年，也就是大觀元年（公元1107年）正月初，我不出所料地回到了首席宰相的任上。距離我罷相的時間，還不到一年，就像是度了一個長假。
三月，趙挺之被罷為佑神觀使，幾天後就抑鬱而終。趙挺之罷相當日，何執中被擢為門下侍郎，鄧洵武為中書侍郎，梁子美為尚書左丞，朱諤為尚書右丞，鄭居中為同知樞密院事。整個宰執班子清一色都換成了我的人。同一天，我的長子蔡攸升任龍圖閣學士兼侍讀。
是年底，我又進位太尉；第二年春，進位太師。
可是，我並不認為自己從此就會太平無事、安居相位。因為我早就說過，變化是永恒的法則。大觀三年（公元1109年）六月，我二次被罷相。
原因與上次並無多大不同。
因為天空中永遠都會有讓世人樂於附會的種種“異象”。而每逢這樣的時刻，便會有劉逵式的野心家試圖踩在我的頭上搏出位。這次利用星變攻擊我的人是石公弼。就是那個在我複相時曾經出過力的禦史。為了報答他，我複相後便將其擢升為禦史中丞。可人心從來是不知足的，盡管有劉逵和趙挺之的前車之鑒，石公弼還是義無反顧地走上他們的老路。
事情的起因是天子寵幸的一個占星師郭天信，此人曾因準確預言“端王當有天下”而獲得天子的青睞。這一年他眯著那雙貌似能看穿一切的眼睛凝望著太陽，然後說了一句讓皇帝膽戰心驚的話。他說：“日中有黑子，陛下您看見了嗎？”言下之意就是天子身邊有小人。
而我們的徽宗皇帝隻是一個藝術家，不是政治家。他在政治上曆來毫無主見，上天的任何一種變異都會讓他視為可怕的警告。就在皇帝嚇得六神無主的時候，野心家們就意識到機會來了。石公弼立刻聯合手下禦史張克公，一連上了數十道彈劾我的奏疏。於是我們的藝術家天子就抱著“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的態度把我再一次罷免了。皇帝進封我為楚國公，讓我以此爵位致仕，但仍留朝中負責編修《哲宗實錄》。
石公弼擔心我像上次那樣卷土重來，不久後就上奏天子：“蔡京盤旋京師，餘威震於群臣。願持必斷之決，以消後悔。”隨後他的手下禦史又接連上疏，目的就是想把我攆出京師，讓我永世不得翻身。
可他們辦不到。
原因我也說過，我們的天子根本離不開我——就像他根本離不開藝術和享樂一樣。
大觀四年（公元1110年）四月，又一顆彗星劃過長空。我無奈地想，看來這一次假期要稍稍延長了。果然，幾天後徽宗就趕緊讓言官指陳缺失。禦史張克公抓住機會又上了一道慷慨激昂的奏疏。由於此疏頗有文采，而且代表了當時輿論對我的普遍譴責，所以我特意將它收錄在此，讓我們奇文共欣賞：
蔡京頃居相位，擅作威福，權震中外。輕錫予以蠹國用，托爵祿以市私恩。謂財利為有餘積，皆出誕謾；務誇大以興事功，肆為搔擾。援引小人，以為朋黨；假借姻婭，布滿要途。以至交通豪民，興置產業。役天子之將作，營葺居第；用縣官之人夫，漕運花石。曾無尊主庇民之心，惟事豐已營私之計。若是之類，其事非一，已有臣僚論列，臣更不敢具陳……駭動遠邇，聞者寒心，皆足以鼓惑天下，為害之大者也。
政和二年（公元1112年）二月，天子終於又想念我了，於是下了道詔書：“太子太師致仕蔡京，兩居上宰，首建紹述，勤勞百為，降秩居外，洊曆歲時。況元豐侍從被遇神考者，今則無幾，而又累經恩霈，理宜優異。可特複太師，仍為楚國公，賜第京師。”
這是我第三次回到權力核心，但可惜的是，我頭上的烏紗是“太師”。雖然我在朝中仍然擁有實權，但這個職位在整個有宋一朝都是個虛職，對此我很不滿意。所以在這年九月，我開始改革官製：以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公，宣布三公乃真宰相；又立少師、少傅、少保為三孤，以三孤為副相；改侍中為左輔，中書令為右弼；尚書左仆射為太宰兼門下侍郎，右仆射為少宰兼中書侍郎。
相信你們都看得出來，我之所以會對官製作出這樣的改變，目的就是恢複我自己的宰相職權。這一年十一月，天子又進封我為魯國公。不久後我就隨便找了一個借口，把石公弼逐出了朝廷，貶為秀州團練副使。
從這一年起，我為了迎合天子，開始下大力氣興建一係列大型的土木工程，目的就是打造一個“政通人和、四海升平”的盛世景象。我鄭重其事地向徽宗提出了《周易》中“豐、亨、豫、大”的思想，意思是當今天下太平、國富民強，天子就應該安於享樂，不必擔心臣民們說三道四。我兒子蔡攸更是對皇帝說：“人主當以四海為家、太平為娛，歲月能有幾何，何必自尋煩惱！”
萬歲山的營造和花石綱的進貢不免耗費了民間大量的人力、財力、物力，一時天下騷然、民怨沸騰。後世史家經常說此舉間接導致了宣和年間的方臘之亂。對此我也不敢否認。
此山曆時六年竣工，徽宗皇帝喜不自勝，將其更名為“艮嶽”，並禦筆親書《艮嶽記》，以表達他的喜悅之情。
也是在政和年間，我的整個家族權勢達到了頂點。天子曾輕車小輦、七次臨幸我的府第，命坐、賜酒，席間都采用家人的禮節。我的三個兒子蔡攸、蔡儵、蔡翛和一個孫子蔡行，皆官至大學士，同朝秉政；另外還有一個兒子蔡鞗娶了一位公主。蔡攸深受天子賞識，經常接受召見；他的妻子宋氏也可以自由出入宮禁。
即便如此，我還是遭到了第三次被罷相的命運。
可這次不是因為天上的彗星，也不是因為太陽的黑子，而是因為又一個居心叵測之人的強勢崛起。
這個人不是別人，正是我的長子蔡攸。
十一
蔡攸在政和年間，地位不斷上升，天子寵幸日隆。於是他就像所有利欲熏心的人一樣，開始覬覦我的宰相之位。我在朝中的一些政敵又從中挑撥離間，蔡攸遂自立門戶，搬進了天子另外賜給他的宅第，與我形同楚越。
有一天，蔡攸假惺惺地來探望我，一進門就忙不迭地抓起我的手作聽診狀，然後別有用心地說：“父親大人脈勢微弱，是不是身體有何不適？”
我冷冷地瞥了他一眼，說：“沒有。”
等他一走，我一聲長歎，對身邊的人說：“此兒想以我生病為借口，讓皇上罷免我。”
那一刻我無比傷感。
不過我轉念一想，既然當初我為了個人的權力可以把親弟弟蔡卞逐出朝廷，現在我兒子蔡攸憑什麽就不能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他憑什麽就不能為了他的個人利益把親生父親搞下台？為了權力，兄弟可以反目，父子為什麽不能操戈？
想到這裏，我還能說什麽？
我隻能苦笑。
然而我又想，類似這種事情，古往今來也不見得隻有我蔡京一例吧？
到最後，我也隻能用這個想法安慰自己了。
宣和二年（公元1120年）六月，我以太師、魯國公、神霄玉清萬壽宮使等職銜致仕。
這一年我七十三歲。也許你們以為我的仕途將到此結束，可你們錯了。四年之後，我將以七十七歲高齡第四次回到宰相任上，讓天下人瞠目結舌，百思不解。
我說過，我是北宋政壇的不倒翁。
原因也很簡單，我在天子心目中仍然占有一席之地，而且我在朝中的勢力依然強大；再者，我的繼任者王黼比我更為不堪。
王黼剛剛上任的時候，為了在天下人麵前做個樣子，就把我推行多年的政策一概罷廢，一時間四方皆稱其為賢相。可沒過多久他就原形畢露了。他奏請徽宗設立了“應奉局”，自任提領。實際上搞的那一套都是跟我學的，而且更為變本加厲。他一邊盡力搜刮民脂民膏以取悅天子，一邊喪心病狂地將四方供奉的珍稀貢品和金玉財帛等據為己有。最後進獻給皇帝的不足十分之一，其餘絕大多數都落進了他的私囊。
權力導致腐敗。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
古往今來，有幾個人逃脫得了這條政治學的鐵律？
所以到宣和六年（公元1124年）十一月，我的兒子蔡攸、少宰李邦彥、禦史中丞何栗等人就對王黼群起而攻，天子終於將他罷免。王黼下台後，白時中和李邦彥繼任宰相，京師輿論一片嘩然，都認為他們資曆太淺，名望太輕，沒有資格當宰相。就在這個時候，我多年來的心腹、其時正受徽宗寵幸的朱勔趁機勸皇帝再次起用我。
於是這一年歲末，我第四次擔任宰相，重執朝柄。
可這次複相充其量也隻是我一生仕途的最後一次回光返照罷了。
因為我已經老態龍鍾，心有餘而力不足了。我目不能視事，腿不能跪拜，一切經手的政務實際上都由我的小兒子蔡絛在操持。年輕人驟然手握大權，難免就有些得意忘形。他先是把他的大舅子韓梠提拔為戶部侍郎，然後二人沆瀣一氣，獨斷專行，凡是攀附他們的便得到薦引，不附者便貶逐，致使朝野上下人人側目。更有甚者，他們還繼王黼之後，創立了“宣和庫”“式貢司”，把庫藏貢品分門別類，如泉貨、幣帛、服禦、玉食、器用等，無非也是掛羊頭賣狗肉，借天子之名行貪贓聚斂之實。其時的副相白時中和李邦彥懾於我的餘威，敢怒不敢言，隻是奉行文書而已。
可惜蔡攸葬送了這一切。
從我再度執政的那天起，蔡攸心頭的火焰就不可遏製地燃燒起來，再看見他那年輕的弟弟居然不費吹灰之力就竊奪了他夢寐以求的宰相大權，更是嫉妒得發狂，所以屢次奏請皇帝誅殺蔡絛，皇帝不允，蔡攸便與副相白時中和李邦彥聯手，揭露了蔡絛的種種貪贓枉法之事。天子大怒，準備把他流放。在我一再懇求之下，天子才將蔡絛罷為明道宮提舉，並追奪了他的賜進士出身之敕，同時貶逐了韓梠。
然後蔡攸就和童貫一起來到我的府上，給我帶來了天子讓我主動致仕的最後通牒，事實上這也是蔡攸的最後通牒。
我置酒款待他們。那一刻蔡攸在我的眼中幾乎就是一個陌生人。
他們默默地喝了幾杯，然後留下天子為我準備的致仕表，匆忙起身告辭。那一刻我的眼淚忍不住奪眶而出，我對他們說：“皇上為何不能容我再留幾年呢？一定是有人進了讒言。”
童貫尷尬地看了看蔡攸，又看看我，說：“這就不知道了。”
我說：“我蔡京雖已老邁不堪，但不忍遽去，隻為了報答皇上隆恩，此區區寸心，二公所知也！”
此言一出，左右陪坐的人都忍不住笑出了聲。
是啊，為了保住最後的權力，不得不把自己翻臉不認人的兒子尊稱為“公”，此舉活該是要讓人竊笑的。可我還能怎麽辦呢？我多麽希望能把宰相之職保留到我生命中的最後一刻啊！我多麽希望我的仕途生涯能夠這樣善始善終，不要留下被貶謫的遺憾啊……
可我的親生兒子蔡攸為什麽就不能理解這一切呢？在權力鬥爭麵前，父子親情難道真的脆薄如紙，甚至於形同無物嗎？
沒有人回答我。
童貫沉默不語。而蔡攸一臉冰霜。
結束了。
我意識到一切隻能到此為止了。
宣和七年（公元1125年）四月，最後一次複相僅僅半年之後，我就失去了和我生命一樣寶貴的宰相之位。六月，蔡攸被擢升為三公之一的太保。
然而，一切並沒有就此結束。
這一年十一月，金國的完顏宗翰與完顏宗望悍然發兵，大舉南下。戰爭的陰雲瞬間籠罩了整個大宋帝國。徽宗皇帝痛下罪己詔，並於這年十二月禪位於太子趙桓。隨後我就攜帶家眷隨同徽宗倉皇南逃，躲避戰禍。
我剛剛離開京師，太學生陳東等人就聯名上書，奏請欽宗將我、王黼、童貫、朱勔等人誅殺，說就是因為我們擅權亂政，才使得“天下危如絲發”。此後，隨著戰爭形勢的日益嚴峻，朝臣和禦史又紛紛上疏對我們進行激烈的彈劾，同時把我兒子蔡攸也列入了打擊範圍。
這一年初夏，我帶著姬妾們黯然走上這條山長水遠的貶謫之路。
我以為人生最不幸的事情莫過於此了——一生顯赫，老來卻要遭到流放。
可我斷然沒想到，這才隻是厄運的開始。
當我和家眷們剛剛走到一半的時候，欽宗皇帝的聖旨就從後麵追了上來。天子以一種略表遺憾的口吻說，金人點名索要我身邊的三個愛妾：慕容氏、邢氏和武氏。
我這三個侍妾的美貌名滿天下，我一直以此為驕傲，可我怎麽會想到，在我最痛苦的時刻，老天竟然還要把她們從我身邊奪走？！
我無能為力。我隻能眼睜睜看著宮中的宦官把她們帶上北上的馬車。分手的那一刻，我為她們寫了一首訣別詩：為愛桃花三樹紅，年年歲歲惹春風。如今去逐他人手，誰複尊前念老翁？
當她們乘坐的馬車絕塵而去，我孑然一身站在南方炙熱而明亮的陽光下，心中一片蕭瑟淒涼。
接下來的這段漂泊之旅，我一路與自己的記憶緊緊依偎。當一世榮華恍如昨夢悄然遠去，我所擁有的記憶就是我生命中最後的溫暖。
潭州（今湖南長沙）的城門已經依稀可辨。
這座城市並不是我貶謫的終點。可我有一種預感，它即將成為我生命的終點。
即便幾天前皇帝又下了一道詔書，宣布把我貶到更遠的儋州（今海南儋縣），可我知道，我無論如何也走不到那個天涯海角了。
我已經累了。
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七月初的一天，我坐在潭州城內一所簡陋的驛站內，從蛛網盤結的窗口最後遙望了一眼北方的天空，提筆寫下了我一生中的最後一闋詞，同時也留下了我一生中的最後一幅書法作品：八十一年往世，四千裏外無家。如今流落向天涯，夢到瑤池闕下。玉殿五回命相，彤庭幾度宣麻。隻因貪戀此榮華，便有如今事也。
我死後，厄運並未就此終結。
潭州的地方官把我拋屍野外，以此表示對我的憎恨。後來還是那些負責押送我的差役用粗布把我裹了，草草埋在了潭州城郊的漏澤園（公共墓地）。
我死後，我的八個兒子和幾十個孫子幾乎都沒有好下場——長子蔡攸和三子蔡翛被朝廷誅殺；小兒子蔡絛被流放白州後死去；其餘的兒子和孫子全部被流放到邊瘴之地；次子蔡儵早亡，另一個兒子蔡鞗娶了一位公主，才算僥幸躲過了這場劫難。
緊隨著我的家族災難之後，更大的災難就接踵而至——短短五個月後，汴京被金兵攻破，北宋就此覆亡……
對此我不敢否認。
我說過，無論你們怎麽罵我都可以，但我最後還想指出一點——唾罵奸臣之種種罪惡基本上對你們的實際生活沒什麽幫助。很多人在公開場合罵得最響亮，可一轉身所幹的事情都和奸臣如出一轍。
因此關鍵還是在於：如何鏟除種種罪惡得以誕生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