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蔡京 政治是一門藝術1
我有一種預感。
我即將死在這條山長水遠的貶謫之路上。
前方那座名叫潭州的城市，很可能就是我生命的終點。
其實我已經無所謂了。既然我的政治生命早已終結，那我的物質生命又何苦在這世上苟延殘喘？
政治是我的一切。失去它，我的存在毫無意義。更何況，我已是一個年近八旬的老人。人生七十古來稀，我還有什麽不滿足的嗎？
沒有了。
真的沒有了。
我現在唯一想做的，就是伸出我顫顫巍巍的雙手，細細撫摩這八十載的悲欣與沉浮，以及記憶深處那斑斑點點的繁華與憂傷。對於一個萬裏投荒的老人來說，記憶就是他最終的財富——不會被任何外界力量奪走的財富。這些日子以來，每當我回首自己在北宋政壇上屢起屢落、大開大合的一生，一種莫名的興奮之情便會一再盈滿我的胸臆。
這是欽宗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的夏天，滿山的草木翠綠蔥蘢。我坐在一駕灰色的馬車上，一路與自己的記憶緊緊依偎。我發現離最後的時刻越近，過往的一切就越會在我幽暗枯槁的精神世界裏泛起璀璨的光焰……
那是五十六年前吧，大概也是這麽一個夏天，一個二十三歲的年輕人正風塵仆仆地進京趕考。我看見他的臉上寫滿自信和憧憬，他的眼中閃爍著質樸而純真的光芒。很顯然，這個十年寒窗的年輕人跟所有莘莘學子一樣，肚子裏裝滿了聖賢學問，胸中激**著治國平天下的道德理想。
我麵帶微笑地看著這個年輕的蔡京。他卻埋頭趕路，顧不上看我一眼。所以他不知道我苦澀的笑容裏泛著蒼老的淚光。我真想叫他走慢一點。既然人生的每一段起伏、每一個拐點都已經為他準備在那邊，他何必著急呢？可我又想讓他走快一點。既然冰冷而堅硬的現實注定要將他改變，那他何不早一天拋棄所有不切實際的溫情和幻想？
無論如何，年輕的蔡京還是躊躇滿誌地走進了汴梁。
那一刻，一座繁華富庶的帝都在他麵前訇然展開。這個意氣風發的年輕人看見北宋的汴梁就像一個陌生妖豔而又充滿**的女子向他敞開了懷抱。
年輕的蔡京並不知道，隨之敞開的，還有一片無涯無岸、深不可測的帝國官場。
那一刻，我真想拍拍他的肩膀，對他說：年輕人，小心點……
一
這是神宗熙寧三年（公元1070年）的秋天，我金榜題名，考中進士，開始走上夢寐以求的仕途。就像你們所知道的那樣，我步入帝國官場的這一年，正是北宋政壇風起雲湧、萬象更新的時刻。新黨的領袖人物王安石與韓絳在這年歲末同時拜相，開始大刀闊斧地把他們一貫主張的變法運動推向了**。在這一年前後，反對變法的舊黨人物紛紛落馬，為首的是司馬光、呂公著、韓琦、富弼、歐陽修、範純仁、蘇軾、蘇轍、程顥等人。麵對如此政局，年少氣盛的我當然是義無反顧地站在了新黨一邊。雖然我當時人微言輕，僅僅是一名小小的錢塘縣尉，可我還是滿腔熱忱地為朝廷頒布的一係列新法鼓與呼。
王安石的變法，其主要者有十三項。民政與財政方麵的改革有“青苗法”“免役法”“方田均稅法”“農田水利法”“市易法”“均輸法”等六項，其目的在於富國；屬於軍事方麵的改革有“裁兵法”“置將法”“保甲法”“保馬法”“軍器監法”等五項，其目的在於強兵；屬於教育方麵的改革有“太學三舍法”和“科舉改製”兩項，其目的在於培養實用型人才。對於這一係列新法，我當時的心態相當樂觀，想法也很簡單。我認為，既然神宗皇帝和王安石致力於變法的最終目的就是富國強兵，那麽人們就沒有理由反對新法，而我更沒有理由不支持新法，所以我毅然成了一名年輕的政治改革派。我相信大宋帝國必將經由變法而振衰起弊、獲致中興，而我的政治前途也必將和新政的前途一樣坦**光明。
然而，事情並不像我想象的那麽簡單。
這場由神宗皇帝親自主持的變法運動從一開局便遭遇了強大的阻力，其間又一波三折、屢起屢仆，至熙寧九年（公元1076年）王安石第二次罷相後便已名存實亡，再到元豐八年（公元1085年）神宗皇帝去世，這場轟轟烈烈的變法運動便以人亡政息而黯然收場。
這一切到底是為什麽？
如果你們曾經跟我一樣為此感到困惑，那我們不妨一起來看看，作為中國政治史上屈指可數的著名變法之一，熙寧年間這場規模浩大的改革運動究竟是在一種怎樣的境況和遭遇中走向失敗的；再讓我們來感受一下，當一種看上去既精致又輝煌的救世理想一旦與複雜而堅硬的社會現實相互碰撞，其結果會讓人感到多麽無奈而又意味深長；同時也讓我們看看，當那個叫蔡京的年輕人耳聞目睹了一連串風雲變幻的政治鬥爭後，他是如何一步步拋棄純真的理想，最終領悟政治這門藝術的精髓，直至成為一個精明務實而又無往不勝的政壇不倒翁……
早在王安石拜相之前，也就是從熙寧二年（公元1069年）九月朝廷頒布實施“青苗法”開始，朝野上下就掀起了巨大的反對聲浪。所謂“青苗法”，就是由政府在春耕時節向農民發放農業貸款，到穀物成熟時收回本金和百分之二十的利息。這項新法出台的背景是由於當時北宋的兼並現象極其嚴重，大量貧困農民隻能靠舉債度日，長期遭受豪強的高利貸盤剝，尤其在青黃不接的時候幾乎無以為生。所以，跟後來出台的其他新法一樣，“青苗法”從初衷來看絕對是一項利國利民的善政，它的目的有三：一、幫助農民生產；二、抑製富豪兼並；三、政府從中獲取利息收益。
然而此法遭到了司馬光、呂公著、韓琦、歐陽修、蘇軾、蘇轍等當世名臣的一致反對。司馬光說：“臣之所憂，乃在十年之外，非今日也。夫民之貧富，由勤惰不同；惰者常乏，故必資於人。今日出錢貸民而斂其息，富不願取，使者以多散為功，一切抑配（硬性攤派）；恐其逋負，必令貧富相保，貧者無可償，則散而之四方；富者不能去，必責使代償貧者之負。春算秋計，輾轉日滋，貧者既盡，富者亦貧，十年之外，百姓無複存者矣！”
蘇轍說：“以錢貸民，使出息二分，本非為利。然而出納之際，吏掾為奸，雖有法，不能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非理費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違限。如此則鞭笞必用，州縣多事矣！”
綜合反對派的觀點，主要有四：一、政府放貸取息，是與民爭利；二、官吏以多貸為功，必導致強行抑配；三、富人不願貸，貧人不易還，政府強製執行，必然導致社會矛盾；四、出入之際，執行官吏難免乘機舞弊，上下其手，如此則腐敗滋生，法所難禁。
即便群言洶洶，神宗皇帝和王安石還是力排眾議，一意推行“青苗法”。此法斷斷續續執行了十八年，雖然曾使部分貧困農民受益，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國家的財政收入，但同時不可避免地滋生了反對派所說的種種流弊。
作為一個剛剛步入政壇的基層官吏，我對“青苗法”在地方上貫徹執行時表現出的人事和技術方麵的弊端看得一清二楚。首先，此法嚴重損害了地主富豪的利益，而這些權貴曆來在各級官府中都擁有自己的利益代言人，所以為數眾多的反對派便會采用各種手段，不遺餘力地阻撓這項法令。其次，由於各地都有發放青苗貸款的配額，如果某些地區有很多人不願申領貸款，主管其事的提舉常平司就會對地方官員作出處分。如此一來，地方官員為了完成任務就會采取硬性攤派的手段，而那些被攤派的富戶就要被迫領取貸款並承擔利息。對他們來說，這無異於一項憑空強加的賦稅。最後，另外一些地方又會發生完全相反的情形，也就是地方官員對於需要貸款的百姓采取加息手段，坐收漁利。
一項原本利國利民的政策到最後就這樣變成了擾民之舉和腐敗工具。
這就是理想和現實的矛盾。
從中我逐漸明白了一個道理——為政在人。也就是說，無論什麽樣的政策都要由“人”去執行，而“人”又是利益的動物——整個權貴官僚體係就是一個龐大的利益關係網。在此情況下，越是理想化的政策越有可能損害權貴階層的利益，所以新政策一旦進入官僚運作係統，其本意就越可能被扭曲，最後甚至變得麵目全非。而王安石偏偏又是一個典型的理想主義者，他所推行的一係列新法大部分都打上了理想化的烙印，包括後來頒布的其他新法也都無一例外地遇到了和“青苗法”一樣的問題。所以，隨著新法日益深入地開展，我對這場變法的最終命運便越來越感到悲觀。
王安石在熙寧三年十二月拜相之後馬上又推出了“保甲法”和“免役法”。其中的“免役法”更是遭到士大夫階層的極力阻撓。所謂“免役法”，即變原來的“差役”製度為“募役”製度，也就是民眾“出錢充役”，各地方政府再以這項收入另行募用勞力。之所以要對此進行改革，是因為原來的役法名目繁多，百姓久已不堪重負，因逃避各種差役而出家或自殺的人比比皆是，實在是一種虐政。所以依照新法，貧困戶不但可以免除原來的各項差役，而且無須交納“免役錢”；與此相反，原本既無須出力也無須出錢的官宦人家則必須繳納半數的“免役錢”，又稱“助役錢”。
很顯然，此法一出，中下層百姓普遍獲益，而士大夫階層則普遍受損，所以立即引起官僚集團的強烈不滿。當朝中群情沸騰之時，神宗皇帝與老臣文彥博言及此事，文彥博說：“祖宗法製俱在，不須更張以失人心。”
皇帝說：“更張法製，於士大夫誠多不悅，然於百姓何所不便？”
那一刻，我們這位德高望重的帝國元老文彥博不假思索地回了一句話。這句話不但令年輕的皇帝啞口無言，而且在事後也讓初入政壇的我茅塞頓開，並且終生獲益匪淺。
文彥博說：“陛下乃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也！”
這句話堪稱經典，一語道破了幾千年中國官僚政治和權貴政治的本質。
王安石的變法之所以必然導致失敗，正是因為他所追求的是宏觀的國家利益，同時兼顧中下層百姓的利益，可他基本無視甚至嚴重損害了官僚權貴階層的利益。不幸的是，這個階層恰恰又是新法的執行者。如果年輕的神宗皇帝和理想主義者王安石寄希望於這些人用自己的權力斬斷自己的既得利益，那無異於讓他們用自己的左手砍掉自己的右手——試問這如何可能？而倘若不依賴官僚階層，天子詔書和宰相政令又要由誰去貫徹執行？
這幾乎是一切改革者都要麵對的兩難。
這也是中國曆代政治變革和製度創新都繞不過去的暗礁和死角。
我不知道九百多年後的你們如何看待這個問題。
權且讓我來做個猜想。
或許你們那個時代已經相當進步，擁有了一批叫作“經濟學家”的人，他們可能會提出一個絕頂聰明的改革方案，那就是先把蛋糕做大，再按照社會階層自上往下地分享改革的利益。當然，每個人據此獲得的利益份額是不一樣的，因為份額的大小必須與每個人的社會地位成正比。換句話說，原本占得多的人就分得多，原本占得少的人就分得少。雖然這麽做似乎妨害了社會公平原則，但是它的好處也是顯而易見的，它會促使整個社會的精英階層都樂意成為改革最堅定的擁護者和執行者，從而使得改革的車輪始終保持高效率地運轉，然後就可以繼續把蛋糕做大……最終處於金字塔底層的人們也可以分到他們應得的那一份。至於說為了效率難免在一段時期內犧牲公平，那也是沒辦法的事。婦人生產都要經曆幾天“陣痛”，更何況改革？
如果我上麵這些猜想沒錯的話，那老實說，九百多年前的我對你們那個時代的經濟學家真是佩服得五體投地。因為中國曆史上每一次改革碰到的暗礁和死角在他們麵前居然形同無物，可見他們太有才了！
莫非，這就是所謂的曆史的進步？
扯遠了。很抱歉。還是讓我們繼續關注北宋熙寧這場注定要失敗的改革吧。
二
熙寧五年（公元1072年）二月，隨著“市易法”的頒布實施，更多弊端就相繼暴露。“市易法”的一項主要內容是對商品實行政府專賣，就是由政府撥出專款，設立“市易務”，事先調查各種商品的一般市場價格，再於物價低時適當增價買進，以此保護中小商人的利益；物價高時適當損價賣出，以此保護百姓的利益。其目的有三：一、平抑物價、穩定市場；二、打擊富商的壟斷經營；三、增加政府的財政收入。
這項新法的出發點固然很好，可政府代民為商，直接介入市場貿易，就等於是**裸地“與民爭利”，因而必然招致舊黨的詬病和責難。帝國元老文彥博就攻擊該法是“官作賈區，公取牙利”“斯乃壟斷之事”“有傷國體”等，並宣稱其時的華山之崩就是因為此法違背天意而導致的，他說：“豈有堂堂大國，皇皇求利，而天意有不示警者乎？”除了名分問題，此法在具體執行中所碰到的技術問題和人事問題比起其他新法也有過之而無不及。首先，各種商品買賣的價格標準如何確定？其次，如何準確把握市場需求？如何及時購進緊俏商品、避免購進滯銷商品？最後，如何防止主事官吏從中營私舞弊？
再者，“市易法”的另一項內容是向中小工商戶提供年息百分之二十的貸款。雖然政府規定貸款人須以實物抵押和多人擔保，但事實上還是有許多官吏違法放貸，如有人“抵產隻及一千貫，則與吏胥、鄰保計會，估為二千貫”；有的官吏則把貸款發放給自己的親戚族人，在賬籍上不登記借貸人姓名；有的官吏則加息放貸或強製放貸；等等。因而執行數年後便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大量呆賬壞賬。
到後來，“市易法”不但擾亂了正常的市場秩序，而且成為官員腐敗的溫床，並且為政府財政造成了相當程度的損失。
如果說“市易法”引起的流弊尚未對通盤改革造成威脅，那麽熙寧六年（公元1073年）八月與此法配套的“免行錢”的施行，則直接導致了帝國高層的政治衝突，並且最終成為王安石罷相的導火線。所謂“免行錢”，就是免除京城各商行為官府和宮廷無償提供的實物和人工，代之以繳納商業稅，亦即根據各自利潤的高低向政府繳納相應的稅款。此舉的本意也和“免役錢”類似，就是讓國家借此獲得一項相對集中而完整的稅收收入。
然而，正像“青苗法”損害了地主階層的利益、“免役法”損害了官僚階層的利益、“市易法”損害了大商人的利益一樣，“免行錢”的施行則嚴重損害了包括京師各級官員、皇親國戚和宦官們在內的帝國最上層人們的利益。因為這些人曆來都是通過對京城各商行的采辦和征收而獲取各種利益的，其手段有盤剝、索賄、貪汙、參與壟斷經營等各種形式，而今由中央政府統一征稅，等於徹底斷送了他們的財源，當然會引發種種歇斯底裏的反抗。
正當各種反對言論甚囂塵上之際，天公又不作美，自熙寧六年七月到熙寧七年（公元1074年）的四月間，京畿一帶滴雨未落、旱情嚴重。這種天怒人怨的局麵不能不讓神宗皇帝感到憂心忡忡。他終日長籲短歎，忍不住向王安石吐露了罷廢新法的打算。王安石連忙說：“水旱常數，堯、湯不免。今旱雖久，但當修人事以應之。”
皇帝說：“朕所以恐懼者，正為人事之未修耳。今取免行錢太重，人情谘怨，自近臣以至後族，無不言其害者。兩宮乃至泣下，憂京師亂起。”
此刻的王安石一定產生了某種不祥的預感。對於來自兩宮皇太後的壓力，他不得不和神宗皇帝一樣感到了深切的無奈。
幾天前皇太後當著皇帝的麵哭著說：“安石亂天下，奈何？”而太皇太後更是直截了當地說：“祖宗法度，不宜輕改，吾聞民甚苦青苗、助役，宜罷之。”皇帝不甘心就此失敗，力爭說：“此所以利民，非苦之也。”太皇太後幹脆把話挑明了，說：“王安石誠有才學，然怨之者甚眾，欲保全之，不若暫出之於外。”
不久一個叫鄭俠的小吏又繪製了一張《流民圖》秘呈皇帝，並且在奏書中稱：“去年大蝗，秋冬亢旱，麥苗焦枯，五種不入，群情懼死……願陛下開倉廩，賑貧乏，取有司掊克不道之政，一切罷去，冀下召和氣，上應天心，延萬姓垂死之命……陛下觀臣之圖，行臣之言，十日不雨，即乞斬臣宣德門外，以正欺君之罪！”
皇帝閱畢，惶悚不安，徹夜未眠，終於在四月初六這一天下詔罷廢了青苗、免役、方田、保甲等八法。據說詔書一下，“民間歡叫相賀”，而讓人匪夷所思的是，整整憋了將近十個月都堅持不落的雨，居然就在這一天嘩嘩啦啦地傾盆而下。
或許就是這場雨，最終澆滅了王安石心中灼灼燃燒的理想和**。
除了黯然離去，他還能做什麽呢？
與此同時，變法派大臣呂惠卿和鄧綰正在皇帝麵前痛哭流涕，他們說：“陛下數年以來，忘寢與食，成此美政，天下方被其賜，一旦用狂夫之言，罷廢殆盡，豈不惜哉？”本來就不甘心失敗的神宗皇帝借機再度下詔，除方田法外，其餘新法一切如故。
然而，新法可以續行，皇帝和王安石卻無力違抗太皇太後的懿旨。
該怎麽做，君臣之間都心中有數。
擔任錢塘縣尉數年之後，我升遷為舒州（今安徽潛山）推官。巧的是，年輕時代的王安石也曾經在這個地方當過通判。我凝望著這片曾經孕育出一位宰相的青山秀水，心裏想著，若幹年後，我蔡京能不能成為從這裏走出去的第二個宰相？
熙寧七年（公元1074年），變法遭遇短暫的挫折後依然在進行，但我很快就聽到了一則預料之中的消息——王安石迫於朝野壓力辭去宰相職務，出知江寧府（今江蘇南京）。神宗皇帝以韓絳繼任首席宰相，又命呂惠卿為參知政事，作為副相輔佐韓絳繼續推行新法。韓、呂二人是王安石的左膀右臂，時人稱韓絳為“傳法沙門”，稱呂惠卿為“護法善神”。
雖然表麵看來王安石的離職並未使改革進程就此中斷，但是來自反對派和帝國上下各個階層的阻力和打擊已使得改革派元氣大傷而且步履維艱。不過這還不是最致命的。如果改革派能夠自始至終上下一心、求同存異，那變法大業也並非斷不可為。真正的問題其實不在外部，而是來自改革陣營的內部分裂。換句話說，無論這些改革者內心奉行著多麽超邁的處世原則和政治理念，可他們首先都是人——從政之人。而這樣的前提就決定了他們之間也會有意氣之爭，也會有私人恩怨，也會看風使舵而且嫉賢妒能。為了黨派利益，他們要與反對派展開激烈的政治鬥爭；而為了個人利益，他們也會在自己人之間進行無情的權力角逐。
這就是政治。
在權力鬥爭的法則麵前，到最後真正在對壘的往往不是“我們”和“他們”，而是“我”——以及“我”之外的所有的“他們”。
改革派的領袖人物主要有這麽幾位：王安石、韓絳、呂惠卿、曾布、呂嘉問等人。在變法大潮初起而且進展相對順利的時候，這些人尚能保持堅定立場和一定程度上的團結合作。可到了熙寧七年三四月間，也就是“市易法”和“免行錢”遭到瘋狂圍攻、改革陷入泥潭的時候，曾布意識到神宗皇帝迫於種種壓力已經產生了動搖，於是率先倒戈，聯合市易的倡議者魏繼宗對“市易法”和“免行法”展開攻擊，矛頭直指負責市易務的呂嘉問，同時參劾呂惠卿。曾布在向神宗匯報這兩項新法引起的問題時，竟然說“曆觀秦、漢以來衰亂之世，恐未之有也”，說他“召問行人，往往涕咽”，而且認為皇帝“垂意於此”，才“足以致雨”。
然而，曾布的急於自保和見風使舵並沒有讓他達到邀寵固權的目的，反而和呂嘉問一起被皇帝各打五十大板，雙雙被罷黜。曾布的錯誤就在於他隻看見了皇帝表麵上的動搖，而沒有看見皇帝內心深處對變法仍然抱有希望。他的做法不但導致自己和呂嘉問兩敗俱傷，而且又從內部對改革派造成了重大打擊，實在是自毀長城的愚蠢之舉。可相對於其後接踵而至並且愈演愈烈的權力鬥爭來說，曾布的所作所為隻能算是一段小小的序曲。
王安石罷相之後，坐上改革派頭把交椅的韓絳由於能力有限而基本上無所建樹，反而讓第二號人物呂惠卿處處搶了風頭。呂惠卿比王安石小十一歲，此人既有學術水平，又有很強的實際操作能力，在改革派中屬於年富力強才幹突出的中堅分子，一直受到皇帝的賞識和王安石的器重，因而在政壇上平步青雲。王安石在朝的時候，恃才傲物的呂惠卿盡管與王安石時有抵牾，但還是不敢鋒芒盡露；王安石一去，呂惠卿的勃勃野心立刻暴露無遺。他上任參知政事不久，便促使皇帝頒布了由他親創的“手實法”，其目的是清查百姓家產，防止民眾為了少交“免役錢”而隱瞞財產。據說此法一行，“民家尺椽寸土，檢括無遺，至雞豚亦遍抄之”“民由是益困”。連罷知江寧的王安石也忍不住提出了不同看法。可呂惠卿依然我行我素。
熙寧八年（公元1075年）正月，呂惠卿更是以強硬手段把鄭俠、馮京和王安國（安石弟，反對變法）一起排擠出了朝廷。表麵上看，呂惠卿此舉似乎是出於公心，目的好像是為變法掃清障礙，但我們稍加分析便可以看出，事實上他是在利用職權挾隙報複，並進而樹立自己的權威。
在呂惠卿上台不久，那個以《流民圖》而上達天聽、一舉成名的鄭俠，再次向皇帝呈上五千言的奏疏，取唐朝的魏徵、姚崇、宋璟的傳記為一卷，又取李林甫、盧杞的傳記為一卷，題為《正直君子邪曲小人事業圖》。該疏“極陳時政得失、民間疾苦”，並聲稱“安石為惠卿所誤至此，今複相扳援以遂前非，不複為宗社計。昔唐天寶之亂，國忠已誅，貴妃未戮，人以為賊本尚在。今日之事，何以異此”。此奏疏不但公開對呂惠卿進行攻擊，而且建議皇帝罷黜呂惠卿，讓馮京取而代之。此舉令呂惠卿勃然大怒。而馮京素來反對變法，如今與呂惠卿同朝當政，自然處處政見不合。所以呂惠卿便對鄭、馮二人產生了強烈憎恨。
而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國與呂惠卿之間的嫌隙更是由來已久。呂惠卿當年為了個人的政治前途而投身變法，極力攀附王安石，事其如父。王安國對此深懷反感，稱其為“佞人”，並經常當麵給他難堪。呂惠卿當時便已懷恨在心。而巧合的是，王安國與鄭俠又是好友。所以呂惠卿就決計將鄭、馮、王三人一網打盡，於是授意禦史發起彈劾，稱鄭俠的上書獻圖等舉動都是馮京和王安國在背後唆使的，是蓄意誹謗朝政、攻擊新法；同時又授意鄧綰等人出麵做證，稱王安國事先曾看過鄭俠的奏疏，而且大加讚賞，可見這一切早有預謀。
神宗皇帝雖然對此案半信半疑，可為了變法大業的繼續開展，不得不聽信呂惠卿之言，把鄭俠、馮京和王安國三人都貶出了朝廷。
對於呂惠卿的種種獨斷專行之舉，一直被架空的首席宰相韓絳終於忍無可忍，遂秘密奏請皇帝讓王安石複相、重執朝柄。
如果說神宗皇帝此前一直善意地把呂惠卿的一係列做法理解為居於公心和對變法的熱情，可在韓絳的提醒之下，皇帝也不免對呂惠卿的人品和用心產生了懷疑。
到底要繼續任用呂惠卿，還是要重新召回王安石？矛盾中的皇帝忽然回想起去年冬至發生的一件事。當時朝廷依例舉行天地宗廟的祭祀，事後呂惠卿以漫不經心的口吻對他說了一句話。呂惠卿說，應該趁郊祀大赦之際，讓王安石出任地方節度使，以示皇恩。皇帝當時一聽就覺得很奇怪：“安石去不以罪，何故用赦複官？”呂惠卿無言以對，一臉尷尬。
此刻的皇帝猛然醒悟。
呂惠卿之所以會說出那句不合常理的話，此後又有一係列打擊異己的做法，其目的都是為了鞏固個人權力。而他尤其忌諱的就是王安石——他希望朝廷以節度使之職把王安石永遠釘在地方上，徹底杜絕王安石複相回朝的可能，從而實現他個人的權力野心。
三
熙寧八年（公元1075年）二月十一，神宗皇帝恢複了王安石的宰相之職，讓他再度入朝主持變法。曆時十個月後，王安石似乎重新回到了政治舞台的中心，讚同新法的人們感覺自己仿佛已經看到了變法運動的第二次**。
然而，一切都已非同往日。
改革派內部出現的嚴重分裂已經無法彌補，權力鬥爭有愈演愈烈之勢，呂、王二人的關係也已從並肩戰鬥的親密戰友一變而為不共戴天的政敵；而且王安石本人此番回朝之後的鬥誌和銳氣似乎也大不如前。此外，各種反對勢力對新法的攻擊依然有增無減；而神宗皇帝對待王安石的態度也已產生了某種微妙而重大的轉變，並且逐漸把改革的態勢從激進調整為溫和甚至是趨於保守。
基本上可以說，熙寧三年與熙寧八年是王安石的冰火兩重天。
盡管同樣是擔任宰相。
事後來看，王安石二次為相的短短一年多時間，僅僅是他輝煌仕途終結之前的一次回光返照。
王安石歸來之後，如同預料的那樣，呂惠卿開始與他展開了明爭暗鬥。先是在六月，皇帝加封王安石為門下侍郎、呂惠卿為給事中、王安石的兒子王雱為龍圖閣直學士。王雱為了表示謙退，表麵上作了推辭。沒想到呂惠卿竟然勸皇帝答應王雱的辭職請求。此舉頓時讓王、呂二人的關係雪上加霜。
此次回朝王安石或許已經為改革派內部必將爆發的政治鬥爭做好了思想準備，可讓他萬萬想不到的是，此番重新執政後處處與他意見相左的人竟然是他的最後一個戰友韓絳，而不是他預料中的對手呂惠卿。到了八月，韓絳居然因一件芝麻綠豆大的小事和他翻了臉，並且鬧到了天子麵前。神宗皇帝詫異地看著這兩個曾經親密無間的政治搭檔，說：“此小事，何必爾？”
沒想到韓絳竟硬生生頂了一句：“小事尚不伸，況大事乎？！”
幾天後韓絳便憤然請辭，掛冠而去。
這件事情肯定給了王安石不小的打擊。短短一年多來，原本堅如磐石的改革陣營如今竟然因內訌不斷而分崩離析，到頭來就剩下他和已然反目成仇的呂惠卿在主持大局。在此情況下，還有誰能把心思真正放在變法上呢？縱使有心，可政見和政令又如何統一呢？
也許正是意識到當下的這種困境，致使王安石顯得有些心灰意懶。而呂惠卿正好抓住把柄，來了個欲擒故縱、以退為進，找了個借口一日數次上表請辭。皇帝不得不召他入對，問：“無事而數求去，何也？難道是與安石在用人之議上意見不合？”
呂惠卿說：“用人之議與臣去留無關。此前安石為陛下建立庶政，而今千裏複來，竟一切托疾、無所事事，與昔日異，不知欲將大業付與何人？”
神宗說：“安石何以至此？”
呂惠卿終於等到了天子的這句話，於是說：“安石不安其位，蓋亦緣臣在此。不若逐臣使去，一聽安石，天下之治可成！”
神宗最後還是否決了呂惠卿的辭職請求。正當呂惠卿自以為得計，慶幸自己用巧妙的方式擺了王安石一道的時候，王雱卻對他展開了一次致命的反擊。
參與其事者是時任禦史中丞的鄧綰。此人也是一個典型的趨炎附勢、見風使舵的政客。早在熙寧三年（公元1070年），他還是一個小小的寧州（今甘肅寧縣）通判之時，就上書神宗極力歌頌變法，引起了皇帝和王安石的注意，此後又主動向王安石伸手要官，遂被調入朝中委以重任。時人不齒，對他冷嘲熱諷，他卻說：“笑罵從汝，好官須我為之！”
這種人事實上就是把改革當成了一次絕佳的政治投機。然而王安石為了急於取得改革成效，遂破格擢用了一大批這樣的政治投機分子。這也是導致變法最終失敗的原因之一。鄧綰隨後在朝中青雲直上，至王安石罷相後，轉而投靠呂惠卿。不久王安石又複相，鄧綰立刻不失時機地倒向了王安石。為了向王安石獻媚，他處心積慮地搜羅了呂惠卿和弟弟呂升卿挪用公款私置田產的犯罪證據，在王雱的授意下發起彈劾，旋即立案審查。
審查結果，證據確鑿，犯罪事實俱在。雖說呂惠卿不見得親自參與其事，但他身為宰執大臣，其責任無論如何都推卸不掉。這年十月，呂惠卿被罷黜，出知陳州（今河南淮陽）。
至此，新黨高層內部的政治鬥爭終於塵埃落定。
所有人都走了。不管是曾經的戰友，還是後來的敵人。
王安石像一麵孤獨的旗幟兀立在帝國的絕頂之上。
他是這場政治博弈最終的勝利者。可這是一種親者痛之、仇者快之的勝利，這是一種比失敗更讓他難以承受的勝利。
接下去的改革該往哪個方向走？
此刻的王安石也許和別人一樣感到四顧茫然。
熙寧九年（公元1076年），王安石在無奈而悲涼的心境中迎來了他政治生涯的最後一年，也迎來了他生命中最黑暗的一段時光。這一年的王安石大多數時候意誌消沉，基本上聽任改革車輪自然運轉，沒有采取任何主動性的舉措。
經曆了這麽多年的官場鬥爭和宦海沉浮，王安石或許認為自己的意誌已經足夠堅強，可韓絳和呂惠卿最終的離去和反目還是對他的心靈造成了重創。熙寧九年的王安石也許經常會被這樣一個問題困擾——為什麽天下人到頭來都會變成他的敵人，即便是最親密的戰友也未能幸免？
最終還是他的兒子王雱一語道破了個中奧秘。
王雱說：“公不忍人，人將如何忍公？！”
那一刻的王安石默然不語。
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滿腹經綸、智慧過人的王安石不可能不知道這一點。其實王安石比任何人都清楚，這麽多年來他之所以到處樹敵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他那狷介孤傲、操切執拗的性格。可就算從一開始就認識到這一點，這一切就可以避免嗎？
無論如何，熙寧九年的王安石已經沒有機會從頭再來了。政治同盟的崩潰瓦解使他變得心灰意懶，而神宗皇帝曾經對他的期許和信任在這一年裏也迅速淡化，君臣之間的默契不複存在，皇帝再也不像從前那樣對他言聽計從了。以至於王安石忍不住對身邊的人感歎道：“隻從得五分時，也得也！”就算隻聽從我的一半建議也好啊！
就在王安石萎靡不振、情緒極度低落的時候，更為重大的精神打擊接踵而來。這一年六月，兒子王雱一病而亡，年僅三十三歲。王安石徹底墜入絕望的深淵。他意識到自己再也無力承擔肩上的使命，遂不斷上表請辭。熙寧九年（公元1076年）十月，王安石二次罷相，複知江寧。
一代權相就這樣在冬日的蕭瑟中黯然走上蒼涼的歸途。
第二年六月，王安石又辭去江寧府的職務，隱居於金陵城外蔣山之麓的“半山園”，安安靜靜地度過了他生命中的最後十年。
時隔多年之後，我一直在揣想王安石最後十年的心境。
當一切喧嘩與**都歸於沉寂，當一切輝煌與困厄都悄然遠去，這個曾經叱吒風雲的帝國大佬，這個曾經傲視群倫胸懷天下的理想主義者——都在想些什麽呢？
我相信，到最後的時刻，王安石肯定比任何人都更加清楚，熙寧年間這場轟轟烈烈的改革基本上是歸於失敗了。當然，王安石一定看淡了所有的得失榮辱，可他也一定在苦苦追問失敗的原因。我相信很多原因他都可以歸結出來，諸如性格因素、人事糾葛、利害關係等。可他一旦越過這些紛繁的表象深入問題的核心，他一定可以發現一個最根本的症結——那就是理想和現實的矛盾。
我想這應該是王安石終其一生都無法釋懷的問題。對於理想主義者來說，現實必定是需要改造的，所以這個世界不能沒有理想。可為什麽古往今來，不止一個王安石作出了努力，他們那種匡扶社稷拯濟蒼生的宏大理想卻始終不能在這片土地上實現呢？
聖人說，明知不可為而為之。
一切理想主義者到頭來除了用這句話安慰自己，還能有什麽更好的辦法讓自己免於絕望嗎？也許九百多年後的你們比我們進步，也比我們聰明，能找到一種比王安石更為切實可行的理想，也能找到一條比王安石更好的實現理想的道路。對此我並不懷疑。當然，前提條件是——你們那個時代還有貨真價實的理想主義者……
王安石二次罷相的那一年，我還隻是一個普通的基層官吏，所以我不可能體會到王安石那種深刻的精神困境，但是命運多蹇的改革本身和那些理想主義者最終的蛻變和下場足以告訴我——隻有現實主義者才能更好地在這個世界上生存。而且我還有一個發現，這個世界上絕大多數人骨子裏頭都是現實主義者。理想主義在他們那裏要麽是別有用心的偽裝，要麽是一種投機手段，要麽就是他們年輕時代的自然產物——年輕人通常會對自己和世界抱有一些美妙的期待和幻想，但是到了一定時刻，他們身上絢麗多彩的理想主義光影就會悄然褪去，露出灰暗而沉重的現實主義本麵。
當然，每個人的價值觀和人生選擇都不一樣。無論到任何時候，這個世界都仍然會有七十歲或八十歲的理想主義者。可當我耳聞目睹了熙寧年間那麽多官場人事之後，我就告訴自己，那絕對不是我的選擇。
四
上蒼是公平的，當它用殘酷的現實擊碎了你的理想，它就會給你一副成熟的性格；當它用無情的真相剝奪了你的**，它就會給你一個冷靜的大腦。
當曆史進入元豐元年（公元1078年），我表麵上還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新黨。
但一切早已發生實質性的變化。
因為過去的我是為了理想而選擇新黨，現在的我則是為了利益而留在新黨。
二者相去不啻霄壤。
我不知道別人的從政之道是什麽，但是元豐年間的我已經學會了官場鬥爭的法則。我已經知道，真正的從政之道並不是讓你懷抱個人理想去向整個世界宣戰。
即便那些改革派大佬經過激烈鬥爭後相繼離去，新黨在元豐時代的北宋政壇上仍然是一種強勢存在；盡管銳意進取的神宗皇帝已經使改革趨於守成，一些保守派也回到了朝廷，但是像王珪、章惇、蔡確等新黨人物依然盤踞在帝國高層。這一切足以表明，隻要神宗皇帝在位一天，帝國政壇的天平就會始終朝新黨傾斜。舊黨的存在至多隻是起到一種製衡作用而已。
在此情況下，我當然沒有理由不留在這個強勢的政治隊列裏。盡管我對所謂的變法和改革早已不抱任何幻想。
正是基於這種精明的站隊藝術，才使我在拋棄理想的同時沒有意氣用事地拋棄新黨。我的仕途也因此而一帆風順。元豐時代的八年間，我不斷獲得升遷，很快就進入朝中擔任起居郎，幾年後又繼我弟弟蔡卞之後升為中書舍人。
兄弟同掌中書，在元豐時代的北宋政壇傳為一時佳話。
進入朝廷後，我極力依附時任宰相的新黨人物蔡確，從而在元豐時代的最後幾年裏攀上了一生仕途的第一座高峰——龍圖閣侍製、知開封府。
我為自己得以領悟政治這門藝術的精髓而沾沾自喜。
我因自己將理論與實踐結合得如此完美而得意非凡。
然而，世事難料。沒過多久，詭譎多變的政治就用無情的現實再一次教育了我——
政治這門藝術絕非如此簡單。
元豐七年（公元1084年）秋天，原本靜如止水的帝國政壇忽然間波瀾乍起。
因為神宗皇帝病了。而且病得不輕。
讓所有大臣都感到惶惶不安的原因還不止是天子的病情。另一個讓人神經高度緊張的因素是帝國還沒有儲君。
這是一個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時刻，也是一個危險和機會並存的時刻。
天子自知不久於人世，遂對宰輔們說：“來春建儲，其以司馬光、呂公著為師保。”王珪與蔡確聞言，不禁麵麵相覷。他們二人皆為新黨，而司馬光與呂公著則是舊黨的代表人物。天子的意思顯然是要複用舊黨輔佐新君。這對他們而言實在是個危險的信號。一旦居中調停的神宗駕崩，舊黨重新得勢，天知道新黨會落得怎樣的下場。王珪與蔡確不得不未雨綢繆，開始緊張地思考對策。
要確保自己在新朝廷中的政治地位，一個最直接最有力的辦法就是擁立新君。也就是所謂的“定策之功”。王珪和蔡確不約而同地想到了這點。可令人遺憾的是，作為新黨的領袖人物，兩個人在關鍵時刻卻同床異夢，分別把寶押在了不同的地方。王珪選擇了神宗的第六子（前五子皆早夭）、年僅九歲的延安郡王趙傭；而蔡確則在其幕僚、職方員外郎邢恕的影響下把目光轉向了神宗的兩個弟弟雍王趙顥和曹王趙頵。
可以想見，在預想中的新舊黨爭來臨之前，新黨領袖王珪和蔡確之間就勢必提前爆發一場鬥爭。
這一幕其實並不陌生，早在熙寧年間，那些德高望重的改革派元老就已經這麽幹過了。
元豐八年（公元1085年）二月，神宗皇帝日漸病入膏肓。王珪迫不及待地建議天子立延安郡王為儲君。可病榻上的天子似乎還存有一絲病愈的幻想。王珪一連三次上奏，天子每次都是微微頷首，卻並不下詔。
與此同時，蔡確和邢恕也緊張地展開了立儲行動。事前蔡確就交代邢恕，欲立雍、曹二王，須有皇太後點頭方才可行。邢恕自認為與太後的侄兒高公繪兄弟私交甚篤，遂自告奮勇前去遊說。沒想到邢恕剛一開口高公繪便大驚失色，連聲說：“這是何言？君難道欲貽禍我家嗎？”
邢恕碰了一鼻子灰，回頭與蔡確商議之後，決定放棄雍、曹二王，轉而擁立延安郡王。但此事已被王珪搶了先機，邢恕又生一計，讓蔡確以公開發起人的身份率群臣去見天子，借問疾之名敦促神宗冊立延安郡王為太子，順水推舟搶一份頭功，同時散布謠言，稱王珪有擁立雍王的陰謀，把屎盆子轉而扣在他頭上。計劃一定，邢恕便四處揚言，說雍王趙顥有覬覦皇位之心，而首席宰相王珪與內廷之人相互勾結，一直在慫恿太後舍延安郡王而立雍王。
我當時一聽就擺出一副忠貞不渝的樣子，表示堅決願意效死。可我心裏很輕鬆，遠遠沒有我臉上寫的那麽悲壯。因為我知道這是一場絕對不可能流血的擁立行動。道理很簡單。天子原本就已屬意延安郡王，而王珪也一直在擁立延安郡王，他蔡確現在又要擁立延安郡王，在此情況下，新天子的人選還有懸念嗎？
當然沒有。蔡確之所以如此虛張聲勢，目的隻不過為了製造一個假象，讓不知情的人們誤以為王珪是想擁立雍王，而他蔡確則是冒著動刀子的危險排除萬難製服王珪，最終才把九歲的幼主擁上皇位的，這樣的人難道不是新朝首屈一指的大功臣？
蔡確的小九九無非如此而已。
既然如此，我當然樂得搭這趟順風車。權當是在我的開封府搞一次小小的防暴演習吧。於是這一天我依計集合了開封府的一幫衛士，讓他們全副武裝隨時待命，然後我就坐在開封府的大堂上等待蔡確勝利的消息。
這一天蔡確和章惇浩浩****率領三省和樞密院的大臣們入宮問疾，可他不急於提出建儲之事，而是等眾人退至樞密院南廳議事時，才在眾大臣麵前作秀，和章惇一起聲色俱厲地恐嚇王珪，說要是敢對擁立延安郡王之事有任何異議，隨時讓他腦袋落地。此舉把王珪搞得百口莫辯、哭笑不得，隻好連聲稱是。許久王珪才不服氣地嘟囔了一句：“上自有子，複何異？”意思是延安郡王是當然的儲君，沒必要畫蛇添足。此言一出，蔡確和章惇立刻氣得吹胡子瞪眼。旋即二人再度入奏，彌留中的天子終於頒下口諭。二人出殿時，恰巧遇見雍王趙顥。章惇故意大聲對他說了一句話，以再次向人們強調他和蔡確的定策之功。章惇說：“已得旨，立延安郡王為皇太子。奈何！”雍王趕緊找了一句最保險的話說：“天下幸甚！”
元豐八年（公元1085年）三月初五，年僅三十八歲的神宗皇帝帶著他未盡的中興夢想溘然離世。已改名為趙煦的太子即位，是為哲宗，時年九歲，由祖母宣仁太後臨朝聽政。
一個曾經波瀾壯闊的舊時代落下了帷幕。
帝國政壇等待著一輪新的洗牌。無論新黨舊黨，也無論在朝在野，每一個和政治有瓜葛的人都在緊張地眺望著這個新時代的黎明，一如眺望自己未來的政治命運。
五
三月底的一天，罷居洛陽達十五年之久的司馬光忽然回京奔喪。他剛剛進入汴梁，守城士兵就額手相慶，大聲說：“司馬相公來了！”隨後百姓們便把他團團圍住，紛紛說：“公不要回洛陽了，留下來當宰相輔佐天子，讓百姓過幾天好日子！”
我知道，司馬光重執朝柄的日子屈指可數了。無論是深宮中那個老婦人的心中所想，還是民間的輿論和期待，都可以讓人對這個新時代的基調一目了然。那一天我對自己說：改革已經成為往事了。我接下來要做的，就是跟新黨揮手道別，然後成為一個緊密圍繞在司馬光周圍的人。
隨後的日子裏，宣仁太後開始逐步罷廢新法，並著手對政壇進行洗牌。四月，以資政殿大學士呂公著兼任侍讀，以資政殿學士司馬光知陳州（今河南淮陽）；五月初，恢複蘇軾的朝奉郎之職，知登州（今山東蓬萊），以程顥為宗正寺丞。同月，實質上已被架空的首席宰相王珪一病而亡，蔡確繼任首席之職。但明眼人都知道，這隻是名義上的安排而已，他罷官的日子不遠了。因為一個明顯的信號是，司馬光已經在同一天入朝擔任門下侍郎，幾乎是以閃電速度進入了宰執行列。
此前司馬光為了試探太後的決心，數度上表請辭。宣仁太後不得不語重心長地對他說：“先帝新棄天下，天子幼衝，此何時，而君辭位邪？”一片殷切之情溢於言表。
先帝屍骨未寒，朝廷便即刻罷廢新法，改革派頗有怨言，以“三年無改於父之道”為由提出了反對。司馬光慷慨陳詞：“先帝之法，其善者雖百世不可變也。若王安石、呂惠卿等所建，為天下害，非先帝本意者，改之當如救焚拯溺，猶恐不及……況太皇太後以母改子，非子改父也！”
這一年十月末，多名禦史開始接二連三地上疏彈劾蔡確，理由是他在神宗的喪儀上輕慢廢禮，有不恭之心。十二月，又有朝臣向太後揭露蔡確、章惇與邢恕在所謂“定策之功”中的陰謀，稱其曾放言誣罔太後。幾天後，舊黨嫌這種側麵攻擊力度太弱，遂由禦史劉摯出麵，說出了他們真正想說的話。劉摯稱：“蔡確與章惇固結朋黨，自陛下進用司馬光、呂公著以來，意不以為便，故蔡確內則陽為和同，而陰使章惇外肆強悍，陵侮沮害。中外以為確與惇不罷，則善良無由自立，天下終不得被仁厚之澤。”
至此，我知道新黨全軍覆沒的命運已經無法避免了。
我摸著自己頭上這頂開封知府的烏紗帽，不禁有些黯然神傷。
還有沒有機會讓我挽救自己岌岌可危的仕途？
第二年，也就是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二月，我在惶惶不安中終於盼來了一根救命稻草。司馬光奏請太後，以五日為限罷廢“免役法”、全麵恢複“差役法”。詔命一下，其他州府的官員都叫苦連天，稱五日期限太短，無論如何難以完成。唯獨我接到詔命的時候心中竊喜。
短短五天內我就在轄下的兩個縣城整整征集了一千多名差役，如期完成任務，令所有同僚瞠目結舌。我親自去拜見司馬光，向他報功。司馬光大喜過望，不住地誇獎我說：“倘若人人都像你這樣，何必擔心法令不行啊！”
能得到司馬光的褒獎和賞識，我就能在新朝中確保自己的地位。
這一年閏二月，該發生的事情終於發生了。蔡確在舊黨的猛烈攻擊下丟掉了宰相之職。同月，司馬光出任尚書左仆射兼門下侍郎，不出所料地成為新朝廷的首席宰相。在隨後的日子裏，司馬光迫不及待地把熙寧和元豐年間的一切新法罷廢殆盡。史稱“元祐更化”。然而，司馬光這種過於操切的做法卻引起了其他舊黨人物的反對。蘇軾、蘇轍、呂公著、範純仁等人都提出了不同意見，認為舊法並非盡善盡美，而新法也並非一無是處，不宜驟然更張，盡廢新法，而且告誡他應“虛心以延眾論，不必謀自己出”，也就是勸他不能剛愎自用，獨斷專行。可司馬光卻對眾人的建議置若罔聞，依然一意孤行。
同月，新黨的另一個大佬、時任知樞密院事的章惇亦被罷職。
至此，洗牌行動基本上宣告結束。朝廷的所有重要職位全部被舊黨所占據。
我暗自慶幸自己終於躲過了一劫。
可是，人算不如天算。這一年九月，雄心勃勃準備大幹一番事業的司馬光，僅僅當了七個月的宰相便一病而亡。
這對我來講絕對是個不祥之兆。
果不其然，不久後舊黨的禦史們便對我發起了攻訐，說我“挾邪壞法”。他們之所以給我安這麽一個罪名，主要是因為我在某種程度上參與了蔡確等人的“定策之謀”。
其實這時候說我什麽都已經不重要了。
道理很簡單——覆巢之下，焉有完卵？新黨都倒了，唯一對我抱有好感的舊黨領袖司馬光也死了，我憑什麽在朝中待下去？
我旋即被罷免，出知成德軍。
自此，我從仕途的第一個高峰上跌落，開始步入一個漫長的低穀。整個元祐年間，我都在帝國的四麵八方漂流輾轉。先是改知瀛州（今河北河間），不久又徙成都。其後諫官範祖禹又繼續落井下石，上疏彈劾，說我這個人“絕不可用”。於是我又接連被貶為江、淮、荊、浙發運使，然後又出知揚州，再知鄆州（今山東東平）、永興軍，於元祐末年才又回到成都任上。
在元祐時代的九個年頭裏，我一直在思考一個問題：我落敗的原因是什麽？
表麵上看，是一係列瞬息萬變的外在原因導致了我的失敗。比如神宗皇帝的英年早逝，致使政局為之一變；比如蔡確貪圖“定策之功”，又把我拉下水，予人攻擊新黨的口實；又比如我好不容易取得了司馬光的信任，可這把保護傘又倒得太早；等等。也就是說，這些事情的發生都不是我的意誌能夠轉移的，因此我的失敗並非自身的主觀原因所導致。
然而，答案果真如此嗎？
不。我覺得尋找客觀原因是沒有用的，我必須追究自己身上的問題。
雖然我在熙寧年間已經拋棄了純真的理想，領悟到政治就是一門藝術——站隊的藝術，可這種領悟還是太過於幼稚膚淺。因為我沒有考慮到一旦新黨失勢我自己也在劫難逃；我沒有考慮到這種從一而終的站隊思維等於是把自己的命運交到了別人手上——成敗都取決於別人或運氣，而不取決於我自己。
通過九年的反複思考，我最終得出的結論是：政治不應該僅僅是站隊的藝術。
這種思維充其量隻是入門的水平。政治應該還有更深邃的內涵。
可讓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這種內涵是什麽？
換句話說，政治應該是一門什麽樣的藝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