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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江陵回到北京，一進家門，就看到了何心隱的來信，這使我感到有些意外。這個曾經使一個清高孤傲的少年得誌者突然看到自己的委瑣、懦弱的一麵並為此而痛苦的人，從來就像一個陰影緊緊地籠罩在我的心頭。如今，他終於現聲了：
心隱獲罪係獄，於法何據？惡吏泄一己之憤，竟釀命案，蓋因朝政之黑暗；得公轉圜，心隱幸脫，又於法何據？命案竟解於轉圜，豈非凸顯官場之黑暗？！祥察廟堂，用人憑一己愛憎而定取舍，順諛者破格升擢，犯顏者斷然迫害，賄多者崇階，巧宦者秩進，正直之道塞，勢利之俗成，為官者孜孜所求者財富也，以財謀官，以權謀財，民之利病，俗之汙隆，無有留意者矣！放眼天下，商賈在位，財貨上流，當國者政以賄成，吏睃民膏以媚權門，貧者愈貧，富者愈富，民怨沸騰，當國者卻熟視無睹，一意營造歌舞升平之假象，如此，則不複有望矣！當今之世，國是日非，江河日下，有異於漢、唐之末世乎？公在翰苑，若非熱衷袖手談心性，能不聞哉？語曰，食民之祿，為民請命。公在朝廷，麵對危局，何以自處？又曰，見義不為，是為不勇。公為須眉，不發一語，何以自處？
……
我原以為，何心隱會對我營救他出獄表示感謝，讀完來信才知道，他竟準確無誤地刺中了我的隱痛，毫無顧忌地挑戰著我的自尊。但信中沒有一句話，不是我想說而未說的，我毫不懷疑，如果換了我張居正給別人——比如高拱——寫信，簡直就可以全文照抄，字裏行間，分明是一個在野的張居正，當然，除了直言的勇氣。
何心隱聲稱自絕於官場，卻身在江湖，心存魏闕，究竟還是熱衷！難道這不是虛偽？因為不在官場，就可以不負道義責任，就可以對我指手畫腳，質問我“麵對危局，何以自處”？
“哼！”我恨恨然，這就是何心隱的奸猾！自己逃避，卻要別人挺身而出，否則就莫如“洗京華塵土，歸長林豐草，以賦《遂初》”！真是夫唱婦隨，一個說入了官場，不是虛偽，就得付出血的代價；一個說你張居正若是七尺男兒，就該拍案而起，若沒有這等勇氣，與其在官場行屍走肉，不如卷鋪蓋回家！難道，我張居正拚命擠入仕途，竟是鑽進了死胡同？
可是，何心隱信中的文字，仿佛酷暑的蚊蟲，在耳畔嗡嗡作響，驅之不去。
回京後第一次參加翰林院的聚議，聽著翰林院掌院學士袁煒的訓示，耳邊卻回響著何心隱的聲音：“貧者愈貧，富者愈富，民怨沸騰，而當國者卻熟視無睹，一意營造歌舞升平之假像，如此，則不複有望矣……”
“自正德十六年下半年以來，我聖主近君子，遠小人，綱乾獨運，宵旰圖治，孜孜不倦，於今凡三十年矣！此三十年，乃國朝二百年來最安定、最清明而且穩定局麵持續最長的時期！就是在我中華曆史上，也絕無僅有。貞觀之治，才多少年？況宮闈骨肉相殘，爭權奪利，所謂盛世，實在亦是徒有其名罷了。而自正德十六年下半年以來，這三十年間，有宦官幹政否？有外戚攬權否？有後宮亂政否？有宮闈相殘否？有賊寇造反否？有武人叛亂否？有地方割據否？有夷狄新占我熱土否？”此刻，離正旦節還不到半月的光景，袁煒卻隻爭朝夕的樣子，召集翰林院聚議，緊急部署修撰《道經典藏》《祥瑞頌》兩書，他以萬分自豪和欣喜的語調訓話，義形於色，侃侃而論。
正德十六年六月，武宗皇帝駕崩，當今聖上從外藩親王入主朝廷，正好是三十年了。自從嚴嵩當國，多次說過目下是國朝開國以來最好的時期之類的話，開始，眾人還頗不習慣，到了袁煒這裏，不愧是“國朝一支筆”，匠心獨運，居然從正德十六年總結起，把當今聖上登極以來的三十年作為一個曆史階段，放在整個中華曆史中加以觀照，襯托出當世乃從未有過的太平盛世，而且一連八個反問，振振有詞，令人不能不信服，不得不信服。
“頌盛世、載盛典，乃我翰苑義不容辭之責，盛世當有盛舉，我翰苑要以記錄盛世、頌揚盛世，作為眼下第一要務，要讓太上老君知道，故要精心撰寫青詞，達於天聽；也要讓後世子孫知道，嘉靖之治，是何等盛景！故要編修史誌，垂之久遠。此外，為適應庶官研休之急需，《道經典藏》要刻刊；為展示本朝風調雨順、瑞像萬千之盛景，《祥瑞頌》務必要盡快編選。可見，我輩職任何等繁钜！我全院同仁，生也有幸，躬逢盛世，務必同心同德，各司其職，潛心編修，不負使命，以期上慰聖心，下副群望。”袁煒情緒飽滿地說。
袁煒說是太平盛世，何心隱卻說是江河日下，對時局的判斷，竟大相徑庭！難道，位在中樞者所得到的訊息比村野之人少？
“哼哼！佞臣！佞臣！”聽著袁煒的話，我內心發出冷笑，恨恨地詛咒，“如此掩蓋矛盾，蒙蔽聖聰，誤導輿論，良心安在？”
應該要讓聖上知道，哪裏是什麽太平盛世！已經到了土崩魚爛，國將不國，呼啦啦大廈將傾的邊緣！
想到這裏，我眼前豁然一亮。
困擾我許久的一道難題，突然間有了破解之法，我感到興奮。
自從嚴世蕃恩蔭公卿、袁煒兼掌翰林院的詔書發表，我到高拱家裏傾心相訴後，要有所行動的念頭，就一直縈繞在我的腦際。歸鄉葬妻的所見所聞，更加堅定了這個決心。但是，我不願意和任何人說起，更不願和誰商議，隻是自己不斷地下著決心，又不斷地推翻自己的決心。每每是夜裏決心已定，而一到晝間，又猶疑不止。我拿不定主意，到底該如何行動。每當一個人靜靜思索的時候，邸報上刊載的彈劾嚴嵩、諫諍皇上的一幕一幕，在腦海中就會過了一遍又一遍。
“夠了，夠了！在這些人的行列裏，再多一個編修張居正，又有多少意義呢？”一個聲音說。
“但是，就這樣麻木不仁嗎？後世子孫絕對不會原諒麻木不仁的人！他們一定會說，嘉靖一朝，國是日非，世風日下，就是因為當事者如張居正之流，麻木不仁，坐視朝政糜爛而不發一言！”又一個聲音說。
“可是，你人微言輕，完全可以保持沉默呀！”前一個聲音又說。
“然則，你是有大誌向的呀？非常之人，當有非常之舉才是呀！倘若一直默默無聞，就不得不像高拱那樣忍受煎熬！”後一個聲音也不甘示弱。
在聆聽袁煒訓示並暗暗和何心隱的來信對比的瞬間，我突然想到：向當今聖上如實稟報國政實情，提出挽救建言！
散班後回到家裏，我把自己關進書房，字斟句酌，擬寫奏疏。“臣竊惟今之事勢，血氣壅瘀之病一，而臃腫痿痹之病五，失今不治，後雖療之，恐不易為力矣！”我開始下筆了。“乃今陰陽不調，災異數見，四夷未賓，邊塵屢警，猶不能不勤宵旰之憂者，意奉職者未得其人乎？抑上下之誌猶未通耳？”思路一旦打開，就如洪水傾瀉而下了，“臃腫痿痹之病五，一曰宗室驕恣、一曰庶官鰥曠、一曰吏治因循、一曰邊備不修、一曰財用大匱……”
三千言的《論時政疏》，很快就寫成了。我斟酌再三，還是在結尾處寫上了猶豫很久的話：“臣聞扁鵲見桓公曰：‘君有疾，不治將深。’桓公不悅也。再見又言之，三望之而走矣。人病未深，固宜早治，不然，臣恐扁鵲望而走也。”
第二天一早，我沐浴更衣，沒有乘轎子，安步當車，直接來到通政司，把《論時政疏》呈遞到收文房。
整整一個白天，我的心裏忐忑不安。坐在翰林院的朝房裏裝作埋頭看邸報的樣子，其實一個字也沒有看進去。我忽兒輕鬆，還有點興奮，到底還是未能堅守徐階“韜光養晦、謹言慎行”的教誨，因為，我想要朝廷聽到我張居正的聲音，盡快給我以展布經濟的機會！忽兒，心裏有些緊張，甚或有些恐懼，畢竟，這是我第一次單獨具銜，針對時局，提出自己的看法，說出實情，議論朝政。
同僚中，暫時還沒有人知道這個秘密，包括高拱。
晚上，我依然把自己關進書房，不看書，也不寫字，隻是發呆。我在想象聖上看到我的奏疏的情形。
“嗯，說得好，”聖上在細細研讀我的奏疏，讀著讀著，還不住點頭讚許，“此疏不同於那些個言官的奏疏，動輒說什麽陛下迷信修玄、什麽寵信奸臣、什麽萎靡不振、什麽專用刑罰鉗製言路雲雲，而是條分縷析，有理有據，難為一個新科翰林，居然能夠瞻顧全局，縱論時政，忠心耿耿，人才難得，疏發閣部議行！張居正著吏部破格敘用！”
我會心一笑。站起身，張開雙臂，攥緊拳頭，仿佛要大幹一場了。
“豈有此理！”突然，我眼前出現了另外的景象，聖上讀著奏疏，勃然大怒，把奏疏擲出好遠，“一個新科翰林，並無言責，居然不自量力，指斥朕躬，譏諷朝政，下錦衣衛勘問！”
我下意識打開房門，向門外張望，沒有看到有人進來，這才長出了口氣。
足足十天過去了，沒有任何動靜。正旦節過去了，上元節過去了，還是沒有動靜。京城一時沉醉在一片歌頌太平盛世的歡樂氣氛中。我張居正似乎成了不合時宜的人。人家都在讚頌太平盛世，你卻說百弊叢生，危在旦夕；人家都是豪情滿懷，為遇到盛世而慶幸，你卻心事重重，妄言勤宵旰之憂！
但沒有人看出我的內心所思。正旦節拜年，上元節賞燈，我與同僚沒有什麽區別，盡是些五穀豐登、瑞雪兆豐年之類的吉祥話，脫口而出，毫無做作之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