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國維沉湖,哀婉淒絕
陳寅恪讀書治學,總愛與身邊的學者交往從談。讀書、沉思、交流,構成了陳寅恪先生學術生涯的三重奏樂章。
在清華園裏,陳寅恪與王國維先生交往頻繁,敘舊事,談學術,或不時相互邀宴,二人頗為投契。
《吳宓日記》裏經常出現他們聚會的記錄,而研究院學生戴家祥也曾回憶說,他經常在晚飯後伺候王國維先生到寅恪居所聊天,交流學術情報,極有意思。
陳寅恪與王國維先生均曾受過晚清學者沈曾植的影響,沈曾植專精音韻訓詁,又通梵文,在西北史地與蒙元史上屢有創獲,平生著述不下幾十種。陳寅恪作為晚輩對沈先生抱有極大崇敬。後從事梵文、西北史地、蒙元史研究,與沈曾植的影響不無關係。
陳寅恪與王國維同居清華,在研究院工作上也相互配合,如釆購書籍,西文佛道典籍由寅恪審定,其他中文書籍多由王國維審定。有時王、陳二人空閑時同遊琉璃廠書肆,穿行於擾攘人群之中。
王國維先生布袍粗褂,項後垂辮,平時沉靜寡言。有學生造訪,除指點學術外,其他話題不善旁及。曆史學家徐中舒回憶道:“餘以研究考古學故,與先生接談問難之時尤多。先生談話雅尚質樸,毫無華飾。非有所問,不輕發言;有時或至默坐相對,蔣卷煙以自遣,片刻可盡數支;有時或欲有所發揮亦僅略舉大意,數言而止;遇有疑難問題不能解決者,先生即稱不知。故先生談話,除與學術有關者外,可記者絕少也。”
王國維自從到清華教書,心境安定,學術成果層岀。但是他仍“時時以津園為念”,每年春節都要去天津覲見“皇上”,還常為“有君無臣”而憂慮。
1927年5月間,聽說以蔣介石為總司令的國民黨北伐軍,一路勢如破竹,攻城略地打到了河南,即將北渡黃河,掃**華北,入駐京師。又聽說湖南的葉德輝、湖北的王葆心等一代名儒被北伐軍抓起來砍了頭,王國維甚為恐懼,常與吳宓、陳寅恪等人議論應變之事。
6月1日,清華國學研究院第二屆學生畢業,典禮過後,下午舉行“師生敘別會”。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趙元任四位教授各入一席,李濟、梅貽琦等在座,師生暢談別情。據當時在場的研究生柏生回憶:“座中王國維先生為吾儕言蒙古雜事甚暢,其雍容淡雅之態,感人至深。”宴席將散,梁啟超起立致辭,曆述同學們的研究成績,而謂:“吾院苟繼續努力,必成國學重鎮無疑。”眾皆聆聽,王國維亦點頭表示同意此論。席散,王國維與眾師生作別如平時,而後隨陳寅恪至南院陳宅,二人暢談至傍晚。
可誰也沒有想到,第二天就傳來王國維先生獨赴頤和園投湖自盡的噩耗,令清華師生大為驚悼。
王國維留下了一封簡短的遺書寫道:
五十之年,隻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我死後當草草棺殮,即行槁葬於清華塋地。
事後,有園丁稱聽到了落水聲,但當大家趕去救援時,王國維的頭顱已插入淤泥,前後不過兩分鍾即氣絕身亡。
一代國學大師由此告別了凡塵滾滾,充滿血腥、苦痛與悲傷的世界,時年五十一歲。
王國維沉湖而死,引起了清華師生的巨大悲痛,全國學界為之嘩然。陳寅恪懷著極度的悲傷與哀痛,以他深厚的學術造詣與犀利的洞世眼光,揮毫寫下了哀婉淒絕的挽聯:
十七年家國久魂消,猶餘剩水殘山,留於累臣供一死;
五千卷牙簽新手觸,待檢玄文奇字,謬承遺命倍傷神。
陳寅恪詩文向以隱晦難解著稱,此聯算是較為淺白的一個例外,但對個別字詞的理解也曾引起學界不休的爭論。王國維在遺書中曾有“書籍可托陳、吳二先生處理”之語,陳寅恪詩中所謂“謬承遺命”當指王氏遺書所言。顯然,王國維是把陳寅恪、吳宓視作他的知己的。麵對知己,陳寅恪於“倍傷神”中又發出了“敢將私誼哭斯人,文化神州喪一身”,“風義生平師友間,招魂哀憤滿人寰”的深切悲鳴。
王國維的死之所以引起陳寅恪如此悲傷,自是與二人過往歲月結下的深厚友誼,及對天命人事在心靈深處產生共鳴有極大的關聯。
麵對王國維離奇的跳湖自盡,學術界產生強烈震動的同時,坊間對其死因也產生了種種猜測議論,致使有多種說法流傳於世,如“殉清”說,“殉文化”說,“悲觀哀時”說,羅振玉“逼債致死”說,王國維“妻妾出軌受辱”說,等等,一時甚囂塵上,莫衷一是。王氏之死遂成為一個言人人殊的謎團。
王國維的遺體入葬後,陳寅恪在《王觀堂先生挽詞並序》中,對其死因做了解釋和評價,其說成為眾說紛紜中最有說服力的論斷,為天下士林廣為矚目和重視。在陳寅恪的眼中,王國維是亦師亦友的人物,也是極少可以引為知己的人,王的自殺絕非世人所說的起於個人恩怨,或後來溥儀所說是經濟方麵的索債等,而是殉文化而死,是不忍見到即將衰亡的中國文化那令人心酸的悲劇結局,也是對混亂無序的時局和世風日下的現實之抗爭。
陳寅恪以他對師友的深切理解與同情,在挽詞中雲:“凡一種文化值衰落之時,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現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則其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達極深之度,殆非出於自殺無以求一己之心安而義盡也。”又說:“蓋今日之赤縣神州值數千年未有之钜劫奇變;劫盡變窮,則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與之共命而同盡,此觀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為天下後世所極哀而深惜者也。至於流俗恩怨榮辱委瑣齷齪之說,皆不足置辨,故亦不之及雲。”
此挽詞一出,時人紛紛讚之,王國維的好友兼親家、著名甲骨文學者羅振玉更是讚譽有加,謂:“辭理並茂,為哀挽諸作之冠,足與觀堂集中《頤和園詞》《蜀道難》諸篇比美;忠愨以後學術所寄,端在吾公矣。”
顯然,陳氏之說較之世人流傳或溥儀道聽途說,更接近事情本質和王氏內心之痛楚。作為死者的知己,陳寅恪對其深剖追思至此,王國維九泉之下自當頷首,並為此而感到慶幸。
大詩人,是大學人,是更大哲人,四昭炯心光,豈謂微言絕今日。為家孝子,為國純臣,為世界先覺,一哀感知己,要為天下哭先生。
這是1922年,王國維的知己,也是陳寅恪的師輩人物,清末著名詩人與學者沈曾植去世時,王國維為其撰寫的挽聯,其悲慟之情溢於言表。當王國維紀念碑在清華園落成後,陳寅恪再以悲天憫人的大情懷、大心願,以明晰的哲理與深邃的思想,為其書寫了光照千秋、永垂不朽的碑文:
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誌於俗諦之桎梏,真理因得以發揚。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斯古今仁聖所同殉之精義,夫豈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見其獨立自由之意誌,非所論於一人之恩怨,一姓之興亡。嗚呼!樹茲石於講舍,係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節,訴真宰之茫茫。來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章。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曆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陳寅恪借碑文而抒發出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如天光突裂,地火迸噴,再次展現了內在的文化精髓與人性光輝,於蒼茫的天地間揚波激浪,振聾發聵。此文一出,世人莫不為之動容。隻是數十年後,當陳寅恪自己在殘酷的政治桎梏中含恨告別紛亂的世界時,赤縣神州再也沒有人為其撰寫悼念文章了,隻有遠在美國的趙元任聞訊,寫了一篇小文,但鑒於當時的政治形勢,又不能直抒心中的悲憤感傷之情,也隻能是“而已”而已。
王國維奇特、詭異、神秘地離去,在給世界留下一串謎團的同時,也昭示了一個不祥的預兆,清華國學研究院“四大”支柱轟然斷裂一根,另外一根也岌岌可危,馬上就要崩坍,這便是學界中號稱泰山北鬥,被陳寅恪譽為“清華學院多英傑,其間新會稱耆哲”的梁啟超也因病重進入生命的倒計時。盛極一時的清華國學研究院漸顯頹勢,大有唇亡齒寒、風雨飄搖之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