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千麻袋，檔案之殤

1928年8月，當31歲的羅家倫佩戴著國民黨少將軍銜意氣風發地踏入清華園，出任新改製的清華大學校長後，研究院已是強弩之末，最後一屆隻招收了王璧如一名學生，加上原留院的學生共有16人繼續攻讀。全院事務隻靠陳寅恪一人勉力支撐，其辛勞忙碌，自不待言。

就在研究院風雨飄搖、大廈將傾的最後時刻，已出任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所長的傅斯年聞風而動，不失時機地向陳寅恪、趙元任二位導師拋出了橄欖枝。陳趙二人鑒於清華國學研究院前途的頹勢，兼有對曆史語言研究事業的摯愛與對未來的憧憬，很快做出了回應，表示願意接受傅氏之請，分別出任中央研究院史語所下設的曆史組和語言組主任。

不過，與趙元任略有不同的是，由於陳寅恪不舍得丟掉清華園這個與自己建立了血肉情感的學術陣地，此前雖答應了傅斯年出任史語所曆史組主任兼研究員，但並未立刻前往廣州赴任。當盛極一時的清華國學研究院解體之後，陳寅恪轉為清華大學中文、曆史兩係合聘教授，史語所一組的職務實際屬遙領性質，除人員聘請與研究課題等方麵親自操勞外，其他事宜並不過問。

這樣的格局未過多久，發生了一件對中國新史學創建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大事。正是這件大事，促使陳寅恪不得不拿出相當大的精力出麵予以周旋辦理，這便是中國學術史上著名的號稱【8000麻袋15萬斤清宮內閣大庫檔案】的“發見”。

檔案資料是記錄國家史實的重要文件，屬於國家高級機密。因此，各國曆朝曆代都極其重視檔案的收藏與管理，但是當曆史長河流淌到清王朝時，由於清王朝的祖先是催動鐵騎撞開山海關入主中原的，所以出於多方麵的考慮，統治者下令焚毀了大量明代檔案和許多入關以前形成的對清朝不利的老檔。後來根據政治形勢的需要，又不斷進行篡檔、改檔。越是如此，當朝的統治者就越擔心檔案泄密，也越發重視其收藏管理。對於各類國家檔案，當朝統治者規定，任何人都不得隨便閱覽，以至清內閣大庫檔案出現了“九卿翰林部員，有終身不得窺見一字者”的情形。

後來國家內憂外患日趨頻繁，加之朝政失修混亂，統治者已無力也無心顧及檔案之事，致使一些檔案遭受雨淋、水淹而黴爛，蟲咬鼠噬的情況也日趨嚴重。保存在內閣大庫的檔案，隨著年複一年不斷的增加，庫房漸漸的容納不下。主理檔案事的清廷官員索性頒發一道明令，各存檔機構可以將“實在無用者，悉行焚毀”。自此，焚燒檔案在晚清帝國竟成為一道合法程序。可惜的是，如此之多的曆史文化財富，在世事紛亂、王朝動**的大格局中全部化為灰燼。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風雨飄搖的清王朝倒台，曆史進入了更加紛繁雜亂的民國時代。也就在這一年，民國政府在國子監成立了“國立曆史博物館籌備處”，原清廷學部所藏檔案與試卷全部歸入曆史博物館籌備處，暫存於敬一亭中，總數約8000麻袋。

隨著民國時局動**加劇，隸屬於教育部的曆史博物館籌備處漸漸成了無娘的孩子，資金短缺，無人過問，處於半死不活的狀態。

1921年，博物館籌備處那位“滿口漂亮京腔”的旗人主任和他的幾位同僚，忽然鬼魂附身一樣的天目洞開，從糨糊瓶狀的腦殼裏，蹦出了一個求生存圖發展的“奇計”，將館內貯存的8000麻袋、總重量為“十五萬斤”的明清檔案，在月黑風高之夜，神不知鬼不覺地悄悄運出，當作廢紙賣給了北京同懋[mào]增南紙店，得銀4000元。幸得被文物收藏家羅振玉偶然發現，及時購回。

此後，羅振玉與他的朋友兼親家王國維，一起組織人力對所購檔案進行整理，並匯編成《史料叢刊初編》十冊陸續印行。這批研究成果甫fǔ一問世，立即在國內外學術界引起了強烈震動，很快傳遍天下儒林。但是保存、整理如此規模的檔案，絕非個人之力所能為的，加之直奉戰爭造成的局勢緊張，羅振玉心力交瘁，所以在1924年底將檔案以18000元售與李盛鐸。三年後，因房屋漏水，李盛鐸又急欲出售。

因內閣檔案的“發見”在中外學術界引起廣泛矚目並在坊間引發了轟動效應，許多學術機構得知李盛鐸轉賣消息後，蠢蠢欲動，紛紛設法籌款準備收購，其間風頭最健者當屬以美國教會為背景的燕京大學。對此，北大、清華、故宮博物院等機構的碩學名儒，紛紛表示這批檔案文獻萬不可落入美帝國主義的代言人——司徒雷登所實際操縱的燕京大學手中。而對這批“貨物”關注日久，居住在清華園內的陳寅恪對此亦深以為然，他在給傅斯年的信中明確表示：“現燕京與哈佛之中國學院經費頗充裕，若此項檔案歸於一外國教會之手，國史之責托於洋人，以舊式感情言之，國之恥也。”

陳寅恪力主把這批珍貴的曆史文獻留於純粹的中國研究機構之手，或北大，或清華，或故宮博物院，或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等。其中，陳寅恪寄予最大希望的還是中央研究院。就當時的情形而言，無論是北大還是清華又或故宮博物院，都很難拿出一大筆款項，購買這批在當權者看來並無多少價值，但在學術界看來卻是奇珍異寶的內閣檔案。於是，借傅斯年由廣州來北京辦事之際，胡適與陳寅恪皆主張由傅斯年出麵向中央研究院院長蔡元培申請撥款，以求購這批“國之瑰寶”。

此時，傅斯年操作的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剛剛成立，除聘請了陳寅恪、趙元任等幾位學貫中西的大字號“海龜”，並以此對外自豪地加以宣揚外，就學術資料的占有和成果來說，並無更多的看家本錢，甚至連壓箱底的本錢也一無所有，無論是北大還是清華，“元和新腳未成軍”的史語所均不能與之抗衡。聽了胡適與陳寅恪的鼓動，傅斯年掐指一算，如果將這批大內檔案弄到手中，不但填補了家業之不足，還可以在業內一炮打響，令史語所一夜間名震天下。

想到此處，傅斯年神情大振，通過蔡元培申請到一筆款項後，立即電告在北京代表政府主理此事的農礦部參事李宗侗與清華的陳寅恪，請他們立即與李盛鐸聯係收購事宜。

但萬萬沒想到的是，李盛鐸本是商人收藏家，見中央研究院確有誠意，想到燕京大學方麵即將談成，此局已成鷸蚌相爭之勢，立即拿出“無商不奸”的祖宗家訓和無賴氣概，表示非三萬元莫談，以此收到漁翁之利。幸得陳寅恪和李宗侗出麵幾次與李盛鐸協商周旋，總算於1929年3月將此事敲定，7000麻袋均由中央研究院前來收購。

內閣檔案的交易，是陳寅恪加盟中央研究院以來，為史語所具體承辦的第一件大事和實事。

心性孤傲，從不願出麵求人辦事的陳寅恪，此次竟放下國學大師的架子，赤膊上陣，親自與自己向來極端討厭的商人在價格、錢款等事務上斡旋遊說、籌劃操辦，充分顯示了陳寅恪對這批檔案的重視與早日得到而後快的急迫心情。

1929年8月，在陳寅恪等人的積極努力下，李盛鐸轉讓的檔案全部運往北平北海靜心齋，合計約6萬公斤，其中破爛不堪者約2.5萬公斤——這是史語所自成立以來所獲得的第一筆寶貴史料和學術研究資源。

後來，傅斯年與陳寅恪籌劃成立了“曆史語言研究所明清史料編刊會”，除傅陳二人外，另聘史學大家朱希祖、陳垣以及年輕的學術中堅徐中舒為編刊委員，擬列了一個龐大的出版計劃，曆史組人員一邊進行整理、分類、編目，一邊刊布印行，將珍貴史料公之於世，取名為《明清史料》。

這個時期是陳寅恪在生活上最舒心，精神上最得意，學術上最有創見的極盛時期。

可惜好景不長，1931年“九一八”事變之後，日本占據東三省，中國的政治、文化中心逐漸南移。史語所也拔寨起程，由北平遷往上海曹家渡小萬柳堂辦公，除少部分人員與內閣檔案留守在北平外，其他人員全部南遷。

陳寅恪不忍舍棄清華園的生活環境與學術氛圍，沒有隨所遷移，仍留校任教，這是陳寅恪與他所帶領的史語所曆史組的首次分別，此時陳寅恪與曆史組同人沒有想到是，這一別竟有了特殊的曆史況味。五年之後，當雙方再次相聚時，已經不是在繁華的北平或上海，而是在硝煙彌漫、彈片橫飛的西南邊陲昆明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