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學數載，無一學位

沒有博士帽子而以導師身份從容登上清華講壇的陳寅恪，立即引起了學界的廣泛矚目。

據陳寅恪的侄子陳封雄說，抗日戰爭後期，已遷往成都的燕京大學請陳寅恪擔任曆史係教授，他護送六叔一家由重慶前往成都就職。到校後，叔侄二人談起歐美教育來。封雄好奇又不解地問：“您在國外留學十幾年，為什麽沒有得個博士學位？”陳答：“考博士並不難，但兩三年內被一個專題束縛住，就沒有時間學其他知識了。隻要能學到知識，有無學位並不重要。”

後來，陳封雄半信半疑地向自己的姑夫俞大維提起此事，俞大維說：“他的想法是對的，所以是大學問家。我在哈佛得了博士學位，但我的學問不如他。”

從俞大維的話中可以看出，陳寅恪放洋的目的真的是為知識而不為世俗名利，為學術而不為學位。或許，這就是魯迅描寫的藤野先生那“小而言之，是為中國”“大而言之，是為學術”精神的具體實踐吧。

由於陳寅恪在學界如雷貫耳的名聲，其學位問題波及後來者既深且眾。1948年曾當選中央研究院首屆院士的著名人文學者蕭公權，在多年後談到學位與學問時曾放言：“其實學位隻能表示一個學生按部就班修完了‘最高學府’規定的某種課程，而未必表示他的真實學問。我知道若幹中國學者在歐美大學中研讀多年，隻求學問，不受學位。史學名家陳寅恪先生是其中最特殊的一位。真有學問的人絕對不需要碩士、博士頭銜去裝點門麵。不幸的是，有些留學生過於重視學位而意圖巧取。他們選擇學校、院係、課程，以至論文題目，多數在避難就易。他們得到了學位，但所得的學問卻打了折扣。更不幸的是，另有一些人在國外混了幾年，回國後自稱曾由某大學授予某學位。他們憑著假學位做幌子，居然在國內教育界或其他事業中混跡。”

蕭氏之言不能說沒有道理，打著“克萊登大學”畢業生的牌子混跡於社會各界者不乏其人，陳寅恪的確為學術界人士做出了不讀博士拿學位，一心讀書向學的成功範例。

清華園內有趣人物真多，但其中最有趣的，還要算陳寅恪先生了。國外生活十幾年，依舊鄉音未改，裝扮如故，與大多數歸國留學生如羅家倫等輩一派西裝革履，油頭粉麵，如戲台上女扮男裝的小生打扮大相徑庭。陳寅恪夏秋總是一身長衫布履，冬春則棉袍加馬褂。數九寒冬，就在脖間纏一條五尺圍巾，頭戴厚絨帽，褲腳紮一根布帶，腳穿厚棉鞋。右手抱著一個藍布大包袱，走路一高一下，再加上一副厚厚的近視鏡，就是一位土老兒模樣。

僅從外觀上很難令人想到此人乃學貫中西、開一代學術風氣的大師，因而在生活中經常鬧出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怪事”。

陳寅恪初至清華園任教，他的侄子陳封懷已二十六歲，正在清華讀書，得以經常與這位做了導師的叔父見麵，星期天叔侄二人常到城中的商鋪、書鋪等地轉轉。陳寅恪由於長期伏案工作，極度缺少運動，因而體質很弱，其薪金一多半用來購書，一部分買藥。他常到藥房買各國治療腸胃病和心髒病的藥物。據陳封懷說：一次到西單一家藥店去買胃藥，“當時西藥店的藥品絕大部分是洋貨，店員取出幾種胃藥，其中有德國貨、美國貨和日本貨，沒有中文說明書。他把每個藥瓶上的說明書以及盒內的說明書都仔細看過，然後選購了一種。店員以為他是精神病患者，我在旁邊連忙解釋說‘他懂各國洋文’，使所有在場的人立即向他投以‘奇怪’的眼光”。

日常生活如此，登上講堂也頗有點“怪招”。在清華園內的課堂上，陳寅恪一上課即提出所講之專題，然後逐層展開，每至入神之處，便閉目而談，滔滔不絕，有時下課鈴響起，依然沉浸在學海之中盡情地講解。每堂課均以新資料印證舊聞，或在平常人人所見的史籍中發現新見解，以示後學。對於西洋學者之卓見，亦逐次引證。有時引用外文語種眾多，學生不易弄懂辨明，陳寅恪便在黑板上把引證材料一一寫出，讀其音，釋其義，堂下弟子方知何為梵文，何為俄文等語言文字。因陳寅恪每次講課不落俗套，每次必有新闡發，故學生聽得津津有味，陳寅恪的名聲也越來越大，一些大學教授與外校師生也會專程前來聽講。

陳寅恪因常能釋人之疑難，眾人奉他為“活字典”，“活辭書”。因為他住在清華的校園裏麵，所以學生閑暇時間去他的住處訪學是常事，藍文征雲：“每到他家，身上總是帶幾本小冊，傭人送上茶果，有時先生也叫我們喝葡萄酒，我們便問其來曆，他於是把葡萄原產何處，原名什麽，葡萄酒最早出現何處，稱什麽，何時又傳到何處，一變成為何名，如此這般，從各國文字演變之跡，看它傳播之路徑。這些話我們都記在小冊子裏，日久之後，積了不少小冊，可惜九一八之變起，我隻身入關，那些小冊和藏書便全部淪陷了，至今想起都感到無限痛惜。”

陳寅恪記憶力強是公認的，哲學家金嶽霖說：“寅恪先生的學問我不懂。看來確實淵博得很。有一天我到他那裏去，有一個學生來找他，問一個材料。他說：你到圖書館去借某一本書，翻到某一頁，那一頁的頁底有一個注，注裏把所有你需要的材料都列舉出來了，你把它抄下，按照線索去找其餘的材料就行了。可見寅恪先生記憶力之強，確實少見。”

“讀書必先識字”是陳寅恪的至理名言，也是經驗之談。自在家塾念書起，到第一次由德、法留學回國止，在這一段時間內，他研究的重點是曆史，但並不是為了研究而研究，其目的是“在史中求史識”，也就是“在曆史中尋求曆史的教訓”。

在陳寅恪看來，中國曆代興亡的原因，曆史上的中國與邊疆民族的關係，曆代典章製度的嬗變，社會風俗、國計民生與一般經濟變動的互為因果，及中國的文化能存在這麽久遠，原因何在，這些都可在曆史中找到脈絡。正是他所下的硬功夫，才成就了他的名山大業。

陳寅恪到清華時，吳宓因受張彭春和國學研究院學生吳其昌等輩的擠壓、脅迫，已辭去研究院主任之職，調至外文係任教。因而在清華國學研究院中，與他最能談得來且引為知己者首推王國維，其次才是梁啟超，而王國維與陳寅恪在心靈上的溝通要遠比梁更為深刻悠遠。

陳寅恪的清華弟子藍文徵曾說過一個頗似笑話的故事——陳寅恪極其幽默，有一天幾位學生在他家問學，陳寅恪興致上來，對眾弟子說我有個對聯送給你們：“南海聖人再傳弟子，大清皇帝同學少年。”

眾人聞聽，先是一愣，待解其意，哄堂大笑。南海聖人特指出身南海的康有為，梁啟超自稱是康氏的弟子。王國維當過末代皇帝溥儀的老師，因而清華國學研究院的學生便成了“再傳弟子”與“同學少年”。隻是，隨著王國維的沉湖，這些大清皇帝的“同學少年”們再也不能向這位譽滿神州的一代大儒請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