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聘清華，入職受阻

1926年7月8日，時年三十七歲的陳寅恪受好友吳宓舉薦、清華校長曹雲祥聘請，告別了長達十六年的海外遊學生涯，來到了北京清華學校，以教授身份，開始了傳道、授業、解惑的人生之旅。

清華學校是二十年代中國聲望極高的學校，因地處北京西北郊清華園而得名。

1925年，清華學校經外交部批準創辦大學部、國學研究院，開始向完全的綜合大學過渡。其內部改組成三部分：留美預備部、大學部和研究院。

此時吳宓先生受聘於清華，主持籌建國學研究院之事。他初到清華，就積極協助校長曹雲祥為聘請一流學者來研究院而奔走。

第一位受聘到校的研究院教授是王國維先生，時年四十九歲。王國維先生，字靜安，號觀堂，浙江海寧人。早年研究哲學、美學，繼而詞曲，中年後專治經史、古文字學、考古學，淹貫經史，學術斐然。任北京大學通訊導師，以及清廷遜帝溥儀的“文學侍從”。

第二位受聘到校的研究院教授是梁啟超先生，時年五十三歲。梁啟超先生，字卓如，號任公，別號飲冰室主人，廣東新會人。十六歲中舉人，十七歲接觸西學，又拜康有為為師，與之同倡變法維新，蜚聲海內，人稱“康梁”。戊戌變法失敗，為避難東渡日本。辛亥革命後，一度入仕北洋政府任司法總長。後又遊曆歐洲，回國後致力於文化教育與學術研究。其多本著作都極具學術價值。

第三位受聘到校的研究院教授為趙元任，時年三十四歲。趙元任先生，字宣重，江蘇常州人。清著名學者趙翼是其六世祖。他十八歲時為遊美學務處第二批留美生，入美國康奈爾大學學習數學，四年後獲學士學位。1915年又入哈佛大學攻讀哲學，三年畢業，獲博士學位。後來在康奈爾大學任物理講師。1921年又赴美在哈佛大學任講師，講授論理學及中國語言學，是中國第一代現代語言學家。

陳寅恪先生是第四位受聘到清華研究院的教授，與上述三位先生並稱為“清華四大導師”。

但他的入職之路卻並不順利。

從《吳宓日記》中可以看到，陳寅恪到清華國學研究院出任導師，首先得益於當時籌備處主任吳宓的推薦。在得到允許後，1925年2月16日，吳宓以曹雲祥校長的名義致電柏林。但是陳寅恪接到電報後卻有些遲疑，因為在國外滯留的時間比較長，有掃尾之事及應先回家探親等原因，不能即刻到校。麵對陳寅恪提出的種種困難，吳宓幾次麵謁校長曹雲祥，請求設法予以資助，最後曹校長總算同意預支薪金數千元，兌成美金匯至柏林。陳寅恪收到錢款並在國外為清華選購海量西文圖籍後，才於次年7月8日到達清華。

然而，陳寅恪入職之路最大的阻礙還是因為陳寅恪放洋十數載而未得到一頂碩士或博士帽子。正是缺少了這幾頂象征學問層次階梯的高帽，才讓好友吳宓“費盡力氣”。假如陳寅恪有一頂博士帽子戴在頭上，清華聘請之事就順利得多。

王國維與梁啟超二人也沒有學位，但是由於其本身的資曆與在學術界光照日月的聲名，所以另當別論。而與陳寅恪幾乎同時就聘的導師趙元任和講師李濟都是極好的例子。由於趙李二人皆為美國哈佛大學博士，且在國內學術界有了一定的名聲，所以校長曹雲祥很快拍板定案，薦舉者是異乎尋常的輕鬆。為什麽吳宓在“費盡力氣”之後終於讓陳寅恪走進了清華園，而同時薦舉的其他幾位學界大腕卻名落孫山？這就涉及王國維與梁啟超同心協力的相助了。

據清華研究院第三屆學生藍文徵回憶說，梁啟超曾親自向校長曹雲祥麵薦過陳寅恪，當時的情形是，“曹說：‘他是哪一國博士？’梁答：‘他不是學士，也不是博士。’曹又問：‘他有沒有著作？’梁答：‘也沒有著作。’曹說：‘既不是博士，又沒有著作，這就難了！’梁先生氣了，說：‘我梁某也沒有博士學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總共還不如陳先生寥寥數百字有價值，好吧！你不請，就讓他在國外吧！’接著梁先生提出了柏林大學、巴黎大學幾位名教授對陳先生的推譽。曹一聽，既然外國人都推崇，這才拍板作出決定。”

這就是當年令天下學界為之震動，被後世廣為流傳並影響深遠的陳寅恪的入校經過。

但著作等身的梁啟超又憑什麽說自己所有的著述加起來不如陳寅恪寥寥數百字有價值呢？除了客套與自謙外，總要有一點憑證，否則就成為胡言亂語了，曹雲祥也不會輕易的相信。那麽梁啟超說的這幾百字到底是指什麽呢？這便是陳寅恪於1923年在柏林求學期間，寫給其妹的一封書信。信中雲：

“我前見中國報紙告白，商務印書館重印日本刻大藏經出售，其預約券價約四五百圓。他日恐不易得，即有，恐價亦更貴。不知何處能代我籌借一筆款，為購此書。因我現必需之書甚多，總價約萬金。最要者即西藏文正續藏兩部，及日本印中文正續大藏，其他零星字典及西洋類書百種而已……我今學藏文甚有興趣，因藏文與中文，係同一係文字。如梵文之與希臘、拉丁及英、俄、德、法等之同屬一係。以此之故，音韻訓詁上，大有發明。因藏文數千年已用梵音字母拚寫，其變遷源流，較中文為明顯。如以西洋語言科學之法，為中藏文比較之學，則成效當較乾嘉諸老更上一層。然此非我注意也。我所注意者有二：一曆史（唐史西夏），西藏即吐蕃，藏文之關係不待言。一佛教，大乘經典，印度極少，新疆出土者亦零碎。及小乘律之類，與佛教史有關者多。中國所譯，又頗難解。我偶取《金剛經》對勘一過，其注解自晉唐起至俞曲園止，其間數十百家，誤解不知其數。我以為除印度西域外國人外，中國人則晉朝唐朝和尚能通梵文，當能得正確之解，其餘多是望文生義，不足道也。隋智者大師天台宗之祖師，其解悉檀二字，錯得可笑。舊藏文即一時不能得，中國大藏，吾頗不欲失此機會，惟無可如何耳。又蒙古滿洲回文書，我皆欲得。可寄此函至北京，如北京有滿蒙回藏文書，價廉者，請大哥五哥代我收購，久後恐益難得矣。”

很顯然，這封書信除了要求購書外，更多的是在談論學術，所涉內容之深奧廣博，若不是專門研習此項學問者，難知其所言與所以言。這封書信被當時主持《學衡》雜誌的吳宓得知之後，在這年8月的第二十期以《與妹書》為題刊載，梁啟超就是通過《學衡》看到了這封信，並為陳寅恪的博學所傾倒，於是便有了一年之後清華園著名的“梁曹對”。

正是由於這次對話，加之王國維從旁助力，沒有片紙學位和一頂學曆帽子的陳寅恪才得以以導師的資格踏進了風景秀麗的水木清華，開始了悠悠四十載傳道、授業、解惑的“師者”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