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求學，偶遇周恩來

1918年7月，歸國四年的陳寅恪終於獲得了江西省官費的資助，有了再次放洋求學的機會。按照他的想法，此次放洋將重返德國柏林大學，但歐戰硝煙未散，遂按照當時在哈佛大學攻讀的表弟俞大維的建議，決定先赴美國，入哈佛大學學習梵文與印度哲學。

同年十月，陳寅恪輕裝乘輪入海，穿越太平洋，向美國本土進發，這一去就是八個年頭。

陳寅恪抵達哈佛後，跟隨東方學大師蘭曼教授學習梵文與巴利文，兼及印度哲學與佛學，一時如魚得水，學業大進。

在哈佛求學期間，除俞大維外，陳寅恪還結識了許多中國留學生，如同學薑立夫、梅光迪、吳宓、湯用彤等，其中與吳宓來往的比較密切。

吳宓字雨僧，陝西涇陽人，小陳寅恪四歲，他性格溫雅喜靜，愛好幹淨，與陳寅恪坦誠相交，無所不談，自此奠定他們近五十年的深厚友情。

吳宓自幼喜好文學，尤愛吟詩酬唱。他在哈佛求學時，應哈佛中國學生會邀請，以比較文學的方法作了關於《紅樓夢》的演講，大受歡迎。這篇演講稿是把紅學推向世界文壇的開山之作，陳寅恪讀後非常欣賞，作《〈紅樓夢新談〉題辭》贈吳宓：

等是閻浮夢裏身，夢中談夢倍酸辛。

青天碧海能留命，赤縣黃車更有人。

世外文章歸自媚，燈前啼笑已成塵。

春宵絮語知何意，付與勞生一愴神。

吳宓看到這首詩之後非常高興並稱讚道：“陳君學問淵博，識力精到，遠非同輩所能及。而又性氣和爽，誌行高潔，深為傾倒。新得此友，殊自得也。”

從此，陳寅恪作詩多與吳宓相示，互為切磋。不過陳寅恪習慣在吳宓看過詩後，就撕成碎片丟掉，幸好吳宓記憶力非凡，有過目不忘的本領。日久仍能背誦，這才將陳寅恪在哈佛時期寫出的詩句保留至今。

陳寅恪的言行潛移默化地影響著吳宓，這種影響不隻是在人生學問的大命題，還反映到一點一滴的日常生活之中。如陳寅恪一到哈佛，就主張大購、多購、全購書籍。受其影響，也為了“我今學習世界史”這一誌向，吳宓毫不猶豫地把英國劍橋出版的《劍橋近世史》十餘巨冊從書店搬回。後又續購《劍橋中古史》約十巨冊，使成完璧。其手筆之大，堪稱“豪華”級。

關於陳寅恪留學哈佛的行為狀態，除好友吳宓外，尚有不少中國留學生留下了記錄。同為留美學生的馮友蘭晚年回憶說：“我於1920年，到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畢業生院做研究生，同學中傳言：哈佛大學的中國留學生中有一奇人陳寅恪，他性情孤僻，很少社交，所選功課大都是冷門，我心儀其人，但未之見。”

其實，陳寅恪的性格並不孤僻，他隻是有自己的交友之道，特別講究門第與家學淵源而已，對那些城市暴發戶或農村土財主，他是不屑一顧的。就當時中國的情形而言，能出國留學者，自是有錢人家的子孫，而有錢者不見得來自書香門第，因而能入陳寅恪眼中的人寥寥無幾。

曾任教於燕京大學的教授洪業，在回憶自己的留學生活時，也曾提及一件小事，說的是1916年暑期到馬薩諸塞州海濱度假，途經康橋，順便到哈佛去一瞻留學生中的英雄豪傑。在哈佛校園中見一中國人襯衣整個都露在褲子外麵。當時的美國人多把襯衣的下擺係於腰帶以內，呈貴族狀搖頭擺尾，故作瀟灑。此舉自然被真鬼子和假洋鬼子看作一種不禮貌、非常可笑的行為。但對方不管周圍投來的異樣目光，仍“在維德宿舍前大聲朗誦中國詩詞，旁若無人。再過一會兒，這人激動地站起來，在樹下踱著方步，後麵拖著在初秋風中晃著的襯衫腳”。洪業覺得這人真是怪模怪樣，不禁啞然失笑，友人陳宏振把他拉到一邊，告訴他說“這是大家最欽佩的人。他留洋多年，精通多國語言，但不要學位”。這個“怪模怪樣”的人正是陳寅恪。洪業得知，不禁倒吸一口涼氣，遂不再認為其“怪”，而是敬佩有加了。

1921年，歐戰結束，硝煙散盡，各種秩序恢複正常。是年秋，陳寅恪與表弟俞大維離開美國，結伴去了心向往之的德國柏林大學並進入哲學係就讀。

在柏林大學期間，陳寅恪依舊旁涉博覽。從保存下來的寅恪學習筆記看，當時陳寅恪除梵文、巴利文、還學過藏文、蒙文、滿文、突厥文、回紇文、朝鮮文、印地文、俄文、波斯文、希伯來文等等。陳寅恪的語言學習與文獻閱讀是相關聯的。例如學梵文，寅恪就專聽過梵文金光明經研究課程。

盡管通曉多種語言文字，但是陳寅恪卻從未在人前炫耀，在履曆表上，‘懂何種外語’一欄，隻寫著‘德語’二字，足見這位大學問家的謙虛和慎重。

當時國外的留學生，普遍的讀書趨向、治學風氣，大都是“先博後專”。有相當一部分留學生比較注重國內外熱門的工程、實業等專業，希望在短時間內博得一頂碩士、博士帽子戴在頭上，以此作為進身之階，歸國後獲得富貴榮華，過上安樂爽快的日子。另一部分則為學術而學術，也就是近似司馬遷所說的“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以學問與精神為救國經世之最高追求和理想，至於碩士、博士帽子能否戴到頭上則不太在意。當時在柏林大學與陳寅恪友善的中國留學生，大多屬於後者，其理想和心氣都是為學問而學問，很少顧及帽子事宜和日後升官發財之途。據在德國柏林大學研究院就讀的羅家倫回憶說：朋友中寅恪“從哲學、史學、文字學、佛經翻譯，大致歸宿到唐史與中亞西亞研究……供他參考運用的有十六七種語言文字，為由博到精最成功者；俞大維從數學、數理邏輯到西洋古典學術，又從曆史、法理、音樂到彈道學、戰略戰術，天才橫溢，觸手成春；毛子水初學數學，在德研究科學地理，旋又愛上希臘文，後竟把利瑪竇所譯《幾何原本》改譯一遍；而傅斯年學過實驗心理學、數學、理化學，聞聽柏林大學近代物理學、語言文字比較考據學顯赫一時，又到此處聽相對論、比較語言學，偶爾書包裏還夾厚厚一部地質學著作”。

由此可見，與陳寅恪友善的德國留學生，各自的想法與求學的興趣、路數、門徑雖有不同，但理想還是大體一致，確實有“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雄心壯誌。當時在德國乃至歐洲求學的中國學生，除了官費與自費，還有所謂勤工儉學等五花八門的方式。因而留學人員可謂是魚龍混雜，各自不安分地在自由的歐洲大陸上顯著神通。

抗戰時期，執教於成都燕京大學的陳寅恪對他的研究生石泉說過一則留學時代的趣事：有一天晚上，陳寅恪走進柏林一家華僑開的飯館，無意中和周恩來與曹穀冰等幾人相遇，打過招呼，同在一桌吃飯，由於政見不同，彼此爭論起來。周恩來頗為雄辯，曹穀冰等人都說不過他，遂惱羞成怒，放下麵包，掄拳便打，順便把陳寅恪也掄了幾拳。周恩來自感力不能敵，與陳寅恪撒腿便跑，情急之中竟誤入了老板娘的房間。多虧老板娘此時正在外麵張羅客人的飯菜，未鬧出更大的亂子。周與陳二人急忙把門關上，並用肩膀拚命抵住，任憑外麵如何叫陣捶打，就是置之不理，直到曹氏等人自感無趣退走後方才出來。為此，陳寅恪曾笑著對石泉說道：“其實我那天什麽也沒有講，隻是聽他們辯論。”

此段逸聞，陳寅恪隻是躺在病**寂寞之時，當作一個笑話偶爾說起，未有炫耀之意。幾年後，當周恩來官至一國總理時，陳寅恪再也沒有提起過這件陳年舊事。

其理與魯迅的交往一樣，怕被誤認為“謬托知己”。不過周恩來卻沒有忘記陳寅恪的存在和當年結下的情誼，1954年，周恩來在聽取中國科學院在政務院所做的報告時，還特別強調：“……要團結一切愛國分子，如陳寅恪，要考慮科學家待遇。”而當“**”爆發，陳寅恪落難嶺南之際，周恩來曾經對廣州學生串聯進京的造反派頭目們說過“你們可請教中山大學陳寅恪先生”，“陳寅恪教授是善於古為今用的學者”，意在對陳寅恪給予保護。

1923年的夏天，陳寅恪先生的生母俞明詩、長兄衡恪相繼謝世，家中生活日漸艱難。翌年，北京清華學校創辦國學研究院並大學部，聘請陳寅恪為教授。

陳寅恪再三考慮後答應，並於12月18日由馬賽啟程，結束了自己長達十六年的海外遊學生涯，如倦鳥歸巢，回到了夢牽魂係的祖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