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年二十，獨走歐洲

1906年，陳寅恪十七歲了。他因養病在家閑居，終日埋頭古籍之中。他已經見過世麵，不願再看日本人的臉色，也不滿於日本的東洋史學，所以立下赴歐美遊學，直接從現代學術源頭尋找啟迪的雄心大願。為實現這一理想，在出國前，陳寅恪插班進入上海吳淞複旦公學就讀，主攻英語，兼及德、法等語言。

上海與南京距離很近。每逢假期，陳寅恪都回南京省親。經過兩年半的寒窗生活，1909年的夏天，陳寅恪畢業於複旦公學，時年二十歲。

在這一年的秋天，因得到親友資助，陳寅恪經由上海渡洋赴德國柏林留學。臨行時，父親陳三立先生親自送陳寅恪到上海，並寫下《抵上海別兒遊學柏靈》一首，詩裏寫道：“海七萬裏波千層，孤遊有如打包僧。”“分剖九流極怪變，參法奚異上下乘。後生根器養蟄伏，時至儻作摩霄鷹。”可見，三立先生對年輕的陳寅恪寄予了無限期望。

陳寅恪先生遠在德國，但是心係祖國。1910年秋，陳寅恪聞知日本吞並朝鮮的消息，想到了祖國與東方被壓迫民族的命運，慨然作《庚戌柏林重九作》詩一首，內有“陶潛已去羲皇久，我生更在陶潛後。興亡今古鬱孤懷，一放悲歌仰天吼”之句，這首詩是至今能見到陳寅恪所存最早的一首詩歌，收錄在《陳寅恪詩集》卷端，其憂國熱血、滿腔悲憤盡收詩句中。

1911年春，陳寅恪腳氣病複發，不得已轉地治療，來到瑞士，轉入蘇黎世大學讀書。（在這裏插一句，很多人以為腳氣病不算病，殊不知腳氣病非尋常小疾，嚴重時根本寸步不行。王國維先生二十一歲時在上海患此病，疼痛甚劇，以致不得不回籍治養。而年輕的陳寅恪也飽受此病的困擾。）

陳寅恪先生來到蘇黎世大學讀書時，當他在報紙上得知國內發生了孫中山領導辛亥革命的消息時，隨即去圖書館借閱德文原版《資本論》就讀，以了解這場革命的內在理論體係。

抗戰期間，陳寅恪在成都病榻上與自己指導的燕京大學研究生石泉談到共產主義與共產黨時，曾涉及此事，陳寅恪說：“其實我並不怕共產主義，也不怕共產黨，我隻是怕俄國人。辛亥革命那年，我正在瑞士，從外國報上看到這個消息後，我立刻就去圖書館借閱《資本論》。因為要談革命，最要注意的還是馬克思和共產主義，這在歐洲是很明顯的。我去過世界上很多國家，歐美、日本都去過，唯獨沒去過俄國，隻在歐美見過流亡的俄國人，還從書上看到過不少描述俄國沙皇警探的，他們很厲害，很殘暴，我覺得很可怕。”

據史家考證，陳寅恪可能是中國人中第一個閱讀德文原版《資本論》的人。

這一年，陳寅恪二十二歲。

1953年11月，原為陳寅恪研究生兼助手、當時已成為中共黨員的北大教員汪篯，受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與副院長李四光的派遣，赴廣州中山大學敦促當時任曆史係教授的陳寅恪北返，就任剛剛成立的中科院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長。陳寅恪除了對汪篯這一不明事理和冒失舉動大為反感外，在親書的《對科學院的答複》中曾有這樣一段耐人尋味的話：“我決不反對現政權，我在宣統三年時就在瑞士讀過《資本論》原文。但我認為不能先存馬列主義的見解，再研究學術。我要請的人，要帶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獨立精神。不是這樣，即不是我的學生。你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現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的學生了，周一良也好，王永興也好，從我之說即是我的學生，否則即不是。將來我要帶徒弟也是如此。”

對陳寅恪一貫提倡和堅守的“自由之思想，獨立之精神”這一深層意義暫且不表，至少從信中可以看出，陳寅恪作為最早讀過《資本論》原文的中國人之一，當不會做虛妄孟浪之談。

1912年，也就是民國元年，陳寅恪腳氣病複發，且經濟拮據，營養不良，加之國內局勢動**，軍閥紛爭，陳三立被迫攜家眷避居上海，陳寅恪也不得不暫時歸國。據陳寅恪的侄子陳封雄說，陳寅恪在遊學歐洲期間兩次回國，但“大部分時間都在家雜覽經史古籍，對史學興趣濃厚。他不但能背誦《十三經》，而且每字必求甚解，這也就奠定了他一生精考細推的治學方法”。

翌年春，陳寅恪腳氣病痊愈，再次踏上西行的航船遊學海外，進入法國巴黎高等政治學校就讀，此次入政治學校經濟部學習，似與清廷亡覆、民國肇興、社會革命劇變，以及他對《資本論》等書籍的研讀有關。因家庭岀身與環境關係，陳寅恪自幼就對家國興亡懷有幽憂之思，因此對社會變革非常敏感。一日，在巴黎從報上忽睹袁世凱脅迫國會選為終身大總統之職，又逢此時巴黎競選法國小姐，不由將此二事相聯係，戲題一絕雲：

歲歲名都韻事同，又驚啼鳩喚東風。

花王那用家天下，占盡殘春也自雄。

次年，陳寅恪遊學倫敦，在繪畫展覽中見有中國出嫁新娘所常戴鳳冠展出，不禁賦詩雲：“承平舊俗憑誰問，文物當時勝此冠。殘域殘年原易感，又因觀畫淚決瀾。”

從這首詩中，可以看出陳寅恪對少年時光的懷念以及濃鬱的曆史情懷。

1914年8月，歐洲爆發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國留法學生均遭經濟困窘。這年秋天，江西省教育司司長符九銘電召陳寅恪，要其回南昌總覽留德學生考卷，並許諾可以補江西省留學官費，陳寅恪應召取道回歸本土。此番遊學歐洲，除期間回國短暫逗留外，前後總共四個年頭。

回國後，陳寅恪留在江西閱卷，後來他回憶說：“連閱考卷三年。其間曾病痢疾甚重，因當時缺乏醫藥幾死。更因看卷時間久，又患神經衰弱失眠和腸胃不消化等病。”

陳寅恪自幼年時就體弱多病，此次大病對其身體素質更是考驗。好在閱卷工作有間斷性，寅恪可回家休養或異地走動。於是，他就趁著閱卷空隙，赴北京看望長兄陳衡恪。此時陳衡恪已於日本學成歸國，在教育部任編輯之職兼任北京高等師範學校與美專教師，成為名滿天下的大畫家，當時的美術界有“北陳南李”之譽。“北陳”指的就是陳衡恪，而“南李”則指李叔同。

陳寅恪此次北上，在陳衡恪的引見下拜訪了許多京都名流，並得以與同船赴日留學的魯迅相會。這時的魯迅尚寂寂無名，除了在教育部履行僉事的公職，多數時間在陰沉破舊的紹興會館抄寫古碑，借此紓解心中的鬱悶。那篇承托起他一世英名的白話小說《狂人日記》的發表，還要等到三年之後。魯迅送陳寅恪書、畫一事，就是在這段時間。正是這次北上，陳寅恪結識了他人生中至關重要的摯友——傅斯年，並為二人在柏林的重逢埋下了伏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