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赴東洋，結識魯迅

清末國人外出留學，是近代中國的重要事端。

甲午海戰，大清帝國竟慘敗彈丸小島，賠款割地，震動人心。隨後東洋明治維新的意外暴興又讓中國的有誌之士紛起倡言：救亡圖存須在變法，變法則急需人才，人才之培養莫不在新學。

於是，留學之熱開始掀起。下至八九齡學童，上至花甲老翁；夫婦同行，父子相從，一時數以千計。其中留日最多，中國學生留日，形式上是文化行為，內涵上卻具有極強的政治意義。

在這種時代背景下，1902年春，十三歲的陳寅恪隨長兄衡恪離金陵赴上海，以自費留學生的身份踏上了駛往日本的輪船。

輪船鳴響著汽笛離開了上海的吳淞碼頭，大海蒼茫，碧水藍天，陳家兄弟生平第一次體會到如此浩瀚壯闊的場景。為此，兄長陳衡恪寫下了“生平海波未寓目，乍疑一片水蒼玉”的壯麗詩句。而身材瘦小、童氣未脫的陳寅恪，也從此開始了長達十餘年的海外遊學生涯。

陳家兄弟踏上日本國土，進入東京弘文學院就讀。該校是明治三十五年四月，由嘉納治五郎為中國留學生開辦的私立補習學校，受日本文部省委托，專門為中國留學生提供預備教育，主要講授日語及普通科，如教育、心理、倫理、教授法、管理法等，修業年限由半年至三年不等，主要看學生各自的條件和造化。

在碼頭下船後，進入弘文學院就讀的人數共56名，其中寄宿生22名。在這22名學生中，就有比陳寅恪年長九歲、虛歲二十二的紹興小個子魯迅。

這一年，魯迅從江南陸師學堂附設的礦路學堂畢業，和其他幾位同學被派往日本留學。3月24日，在礦路學堂總辦俞明震的親自帶領下，魯迅等人乘日輪“大貞丸”由南京出發去日本。俞明震是個新派人物，魯迅求學時對他的印象不壞，後來在《朝花夕拾·瑣記》中對他有過這樣一段描述：“但第二年的總辦是一個新黨，他坐在馬車上的時候大抵看著《時務報》，考漢文也自己出題目，和教員出的很不同。有一次是《華盛頓論》，漢文教員反而惴惴地來問我們道：‘華盛頓是什麽東西呀？……’”這個新派的總辦俞明震就是陳寅恪的舅父。

陳寅恪與長兄陳衡恪作為自費留學生，在上海碼頭登上“大貞丸”，並在其舅父俞明震的護送下，與魯迅等學生結伴同行。陳衡恪也是礦路學堂的學生，而且與魯迅同學交情甚好。到達日本進入弘文學院後，陳衡恪與魯迅同住一舍，朝夕相處，交往也很密切。

1904年春，魯迅和陳衡恪等聯名給國內的好友寫信，由返國的弘文學院同學沈瓞[dié]民帶回分別投寄，介紹日本軍閥的侵略野心與弘文學院同學們的近況。據沈瓞民後來回憶說：“我正要動身回國的時候，魯迅和陳衡恪邀我到東京日比穀公園啜茗吃果子……那時日俄戰爭開始，廣瀨武夫沉船封鎖旅順。日本政客中州進午提出‘日本統治滿洲說’；戶水寬人又發出‘天授日本’的謬論，認為‘根據諸學理，應由日本占領滿洲’；有賀長雄又發出‘滿洲委任統治權’的妄說；種種侵略謬論，在報紙上廣為鼓吹。而我國有一小撮的留日學生，卻還在同情日本、崇拜日本。魯迅對日本的侵略野心，非常憤怒。他同時指出，蔡元培和何閬仙在上海創辦《俄事警聞》，竟也袒日而抑俄，這事太無遠見。魯迅說：日本軍閥野心勃勃，包藏禍心，而且日本和俄國鄰接，若沙俄失敗後，日本獨霸東亞，中國人受殃更毒……陳衡恪受到魯迅的鼓勵，也寫了六封信，其中一封是給他的父親散原老人的，主要指出日本包藏禍心等語；諸人閱後，皆有戚容，沉默不語。……當時國人，痛恨沙俄，但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看法，尚未能一致。像魯迅這樣抱有遠見者，寥寥無幾……”

陳家兄弟，特別是年齡較大的陳衡恪當時就意識到了魯迅的“卓見”和愛國熱情，二人成為同道中人。民國後，魯迅與陳衡恪同在教育部任職，來往更加頻繁。魯迅喜文史、藝術，陳衡恪擅長篆刻、書畫，因而關係越來越密切。

《魯迅日記》中對魯迅與陳衡恪交往的記載多達70多筆，如果不是陳衡恪英年早逝，應當會更多。不過，當時的陳衡恪和年少的陳寅恪兩兄弟沒有想到，這個在生活中不太吭聲的小個子、嘴巴上剛剛露出毛茸茸黑須的紹興“土老兒”，後來會以魯迅的筆名一舉成名，並把手中的筆當成投槍和匕首，最終成了“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數，向著敵人衝鋒陷陣的最正確、最堅決、最忠實、最熱忱的民族英雄”。

不過日後的陳寅恪很少向外人提及與魯迅的這段因緣際會。據他自己晚年透露，因為魯迅的名氣越來越大，最後以“民族魂”的大旗覆棺蓋槨，繼而成為“先知先覺”和“全知全覺”的聖人，他怕言及此事，被國人誤認為自己借魯迅之名，沽名釣譽，玷汙了他們的這份友誼。

因而，陳寅恪一生留下的詩文與回憶文章裏，幾乎看不到他與魯迅的交往經曆，倒是在魯迅的日記中可看到“贈陳寅恪《域外小說》第一、第二集，《炭畫》各一冊，齊壽山《炭畫》一冊”等記載。這是陳寅恪的洞察事理與自尊之處。

1904年夏，陳寅恪假期回國返南京。據當代史家王子舟說，陳寅恪歸國之原因可能是在日本費用見絀，想要爭取官費的資助。

事實也正是如此，陳寅恪回國不久，就與其五哥陳隆恪同時考取了官費留日生，並於這年晚秋再度赴日，同行者有李四光、林伯渠等人。

此次赴日，陳寅恪重返東京弘文學院，其兄陳隆恪初入慶應大學，後轉入東京帝大財商係就讀。不過，這次留學日本的時間非常短暫，隔年寒假，陳寅恪就因患腳氣病再次回國調養。至此，陳寅恪為期近四年的日本留學生活徹底畫上了句號。

病好後的陳寅恪沒有再繼續赴日深造，其緣由固然複雜，但在後世研究者看來不外乎有如下幾個方麵。

陳寅恪二次赴日時，正值日俄因爭奪中國東北利益而大打出手時，苟延殘喘的清政府隻能作為“局外中立者”，眼睜睜地看著世界各國的狼蟲虎豹在中國割分地盤：德國占據山東半島；法國擁有兩廣、雲南、四川；俄國占據北滿；日本獲得南滿、福建，並獲得在東三省擴大通商、營建鐵路、經營租界等項特權；英國以長江流域、雲南、西藏為勢力範圍；美國的胃口更大，推行所謂的“門戶開放”政策，要求全中國的門戶全部無條件地向強大無敵的美利堅合眾國開放。

所謂國家強大才是遊子們堅強的後盾，那時候的國家自顧不暇，又如何有精力照顧這些遊子呢？而且日本於日俄戰爭得手後，開始以世界列強的身份雄視東方，對中國人更是驕橫跋扈，極盡醜化蔑視之能事。以致於日本有識之士宮崎滔天在1906年寫道：“我深為日本的威信而悲，為中日兩國的將來而憂，更為中國留學生的處境而不禁流淚。……我要寄語我日本當局、政治家、教師、商人、房東、下女、扒手，你們現在欺侮、譏笑、榨取、剝削、**的中國留學生，將是新中國的建設者。他們今日含垢忍受著你們的侮辱你們心中沒有一點慷焉之情嗎？”

魯迅在《藤野先生》中已描述過仙台學醫時那種椎心泣血的人生感受。向來不善言辭的陳寅恪也曾多次表示過“對日本人印象不佳”，以至於後來寧願雙目失明，也不願意向日本人屈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