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勤學，見識博廣

千年以來，因為國家沒有能力廣泛開展童蒙教育，所以私塾遍及鄉裏。在弦誦聲中，兒童一麵識文斷字，一麵學習綱倫常識，智德各重。

陳寅恪先生也不例外，他雖然與祖父、父親不斷遷居，但童蒙教育從未鬆懈。五六歲就進入家塾蒙館就讀，所學內容除了四書五經之外，還有算學、地理等現代知識。

陳寅恪的表弟俞大維曾言：“我們這一代普通念書的人，不過能背誦《四書》、《詩經》、《左傳》等書。寅恪先生則不然，他對《十三經》不但大部分能背誦，而且對每字必求正解。”

《十三經》即《易經》、《書經》、《詩經》、《周禮》、《儀禮》、《禮記》、《春秋左傳》、《春秋公羊傳》、《春秋穀梁傳》、《論語》、《孝經》、《爾雅》、《孟子》十三種儒家經傳。其大部分都能背誦，由此可見陳寅恪幼時讀書之勤，用力之深。

陳寅恪的祖父陳寶箴為激勵後人效仿先賢，還寫下這樣的書扇：“讀書當先正誌，誌在學為聖賢，則凡所讀之書，聖賢言語便當奉為師法，立心行事俱要依他做法，務求言行無愧為聖賢之徒。經史中所載古人事跡，善者可以為法，惡者可以為戒，勿徒口頭讀過。如此立誌，久暫不移，胸中便有一定趨向，如行路者之有指南針，不致誤入旁徑，雖未遽是聖賢，亦不失為坦**之君子矣。”

後來，陳寶箴逝世，陳三立先生攜一家遷居金陵，除家塾外，還在家中創辦了一個現代化的思益學堂，延師教讀，當時年僅十一歲的陳寅恪也進入思益學堂接受教育。

對此，陳寅恪的侄女【陳小從】記述：“自祖父挈家寄寓金陵，延聘西席外，在家裏又辦了一所學堂。四書五經外還開有數學、英文、音樂繪畫等課程，以及文、體設備。這所學堂除了方便自己家中子弟外，親戚朋友家的子弟也可以來。六叔和幾位叔叔都是在這種環境下，打下他們對國學的基礎。”

在這裏，因為陳寅恪在家族中排行第六，故晚侄輩稱其為“六叔”。

陳小從還說：“我父親和六叔在出國前那段啟蒙教育都是延師在家教讀，先後所延聘教師有王伯沆、柳翼謀、蕭稚泉等。蕭稚泉兼為畫家，曾教過三位姑母學畫。當教師初到時，祖父先和他們約定：第一，不打學生，第二，不背書。這和當時一般教師規範大不相同。所以父親和幾位叔叔都是在這種輕鬆活潑比較自由的氣氛中，度過了他們的蒙館生涯。”

學生除以上所列，另有俞氏舅家子弟、周馥之孫周叔弢、杭州朱子涵之子朱伯房、常熟宗白華等。當時學生們梳辮發，穿製服，一派新式模樣。

兩江總督張之洞駐金陵時，對陳三立創辦學堂深表讚許。繼張之洞之後出任兩江總督的端方，慕其名聲，曾親自到學堂視察，見學生們列隊敬禮，神清氣爽，模樣俊秀可愛，欣喜之下每人特贈文房四寶一份予以嘉獎。

正是這種家學淵源與私門授業，使少年陳寅恪自幼熟習國學典籍，而新式學堂所傳授的地理、算學、英文、音樂、圖畫等現代知識，又博其思想，增其見識，拓其視野，為日後放洋遊學，接受東西洋現代文明洗禮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陳寅恪的父親陳三立藏書極多，他在南京西安門外頭條巷，自建房屋十餘間，有回廊、花徑、後臨青溪、廣植花木，命名為散原精舍，又稱金陵別墅。

他寫詩曰：“穿畦依井造幽居，犬臥雞飛晚照餘。猶有小園溉花樹，更營精舍伴圖書。”可見這一家人都愛書成癡。

陳寅恪的伯舅俞明震又與散原精舍比鄰，陳寅恪晚年回憶起這段時光時，曾道：“寅恪少時家居江寧頭條巷。是時海內尚稱乂安，而識者知其將變。寅恪雖年在童幼，然亦有所感觸，因欲縱觀所未見之書，以釋幽憂之思。伯舅山陰俞瓠齋先生明震同寓頭條巷。兩家衡宇相望，往來便近。俞先生藏書不富，而頗有精本。如四十年前有正書局石印戚蓼生鈔八十回石頭記，其原本即先生官翰林日，以三十金得之於京師海王村書肆者也。一日寅恪偶在外家檢讀藏書，獲賭錢遵王曾所注牧齋詩集，大好之，遂匆匆讀誦一過，然實未能詳繹也。”

陳寅恪流連兩家書房，可見其幼時讀書條件甚佳。他的侄子陳封懷也回憶道：“祖父藏書很豐富，六叔在他十幾歲以及後來自日本回國期間，他終日埋頭於浩如煙海的古籍以及佛書等等，無不瀏覽。”

可歎的是，那時候沒有電燈與洋燭，夜間陳寅恪隻能藏在被褥之中，用小油燈看書。那時的書冊都是光紙石印縮印的版本，字既細小，又模糊不清，對視力損傷極大，久而久之陳寅恪就成了高度近視。

回顧陳寅恪先生所接受的童蒙教育，可以看出其父陳三立對子女的教育是經過深思熟慮和做了現代科學規劃的，宋代通儒張載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在陳三立的心中占據著重要位置，而為中國傳統文化延續血脈，則是這位進士出身的吏部主事骨血裏流淌不息的因子。

所以，在創辦學堂的同時，陳三立已經萌發了送子赴日與歐美留學深造的構想。究其內情，陳寅恪在長大成人直至晚年，偶爾對相熟者提及，知道的人很少，而能對“義寧陳氏”一門文化淵源詳加分析者更是鳳毛麟角，隻有梁啟超、吳宓、俞大維、傅斯年等少數幾人體會出個中況味。

1945年，吳宓在撰寫《讀散原精舍詩筆記》時，曾說道：先生一家三世，宓夙敬佩，尊之為中國近世之模範人家。蓋右銘公受知於曾文正公，右銘公之家世經曆，亦略同曾文正。為維新事業之前導及中心人物，而又湛深中國禮教，德行具有根本；故謀國施政，忠而不私，知通知變而不誇誣矜躁，為晚清大吏中之麟鳳。先生父子，秉清純之門風，學問識解，惟取其上，而無錦衣紈絝之習，所謂“文化之貴族”，非富貴人之驕奢荒**。降及衡恪寅恪一輩，猶然如此。

誠所謂君子之澤也。先生少為“四公子”之一，佐父首行維新改革於湘中，坐是黜廢禁錮，而名益顯，望益高。所與交遊唱和者，廣而眾。又皆一世之名士學人高才碩彥。故義寧陳氏一門，實握世運之樞軸，含時代之消息，而為中國文化與學術德教所托命者也。寅恪自謂少未勤讀，蓋實成於家學，淵孕有自。而寅恪之能有如斯造詣，其故略如宓以上所言，非偶然者也。

吳宓的說法大體不差，陳寅恪正是懷揣中國文化學術德教之托命，放洋遊學，開始了他尋求救世之道的漫長途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