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埃拉提前離開警局，駕車前往哈納桑去取庭審記錄。該案件的庭審記錄被封在厚厚的信封裏，尚未拆封過。八十年代的案件記錄都沒進行過數字化處理，而皮蒂耶區法院也早就關閉了。國家檔案館的女檔案員花了不少時間才將它找出來。
然後就該吃晚飯了。
“你得離開這裏。”克裏斯汀嘟囔道。此時她們正在清理餐桌，她手裏拿著奶酪切片機，停了下來。
“什麽意思？”
“你本該成就一番事業，可你卻留在這裏原地踏步。”
“或許我喜歡我的工作呢？”埃拉說，“從實際角度出發，我也應該留在這兒。”
“可是你那麽有才華……”
“我知道。”埃拉對她說，一邊把奶酪切片機放進洗碗機中。很久以前，從她開始記事時起，人們就開始對她說這些話。他們說多虧了前人的努力，現在才有那麽多機會擺在她麵前。人們告訴她，她可以心想事成。
感覺她的人生在她尚未出生時就開始了似的。
成為一名警察讓人失望，幾乎與背叛無異。對於大多數老一輩的人來說，製服依然會讓他們想起1931年的事。
她本可以學習人文科學或自然科學，成為任何人；前人已經為她建造好了這個社會，在這個社會中鋸木工人的子孫也有機會讀書。他們可以腳踏樹苗和鋸木，向上攀登，最後投身文學，站在食物鏈頂端。然而埃拉卻要做具體、現實且明確的工作，避開書籍和那些誇誇其談的文字，要站在對的一邊，不能滑向錯誤的一邊。
有一次，埃拉說出自己的職業選擇後，仿佛一枚炸彈落入了家中，讓整個家庭四分五裂，支離破碎。當時埃拉大叫：“我沒幹壞事，你們就該偷著樂了！”
她隨意選了一集瑞典電視台的電視連續劇《謝特蘭群島》，然後把一杯茶放在母親麵前。她不知道克裏斯汀是否真能跟上屏幕中的劇情，不過至少她挺喜歡看那些帥氣的警察——這一幕讓人既開心又傷心。
自西北而來的火煙味飄過河流。本地電台的新聞播報說雷電引發大火，著火點位於瑪麗堡，一直延伸到鹽湖。土地幹燥的狀況點燃了所有人的恐懼。他們都記得上個夏天的大火：大火摧毀了大片森林，迫使人們逃離家園。
埃拉拿著皮蒂耶區法院的庭審記錄，在廚房餐桌旁坐下。
記錄很厚，其詳盡程度異乎尋常。哈納桑的檔案管理員說這樁案子記錄得非常詳盡，她聲稱這簡直是前所未見。“其詳細程度令人難以置信。”她反複念叨了好多次。埃拉因此意識到這東西讓她大受震撼。
庭審日期是1981年11月。
七名年輕男子麵臨指控。第一個侵害受害人安妮特·裏德曼的是亞當·維德。根據其他人所說，整件事都是他挑起的，也是在他的帳篷裏把她剝光的。
根據亞當·維德的記憶，是她自己脫掉衣服的，她完全是自願的。他覺得她很樂意做這事，她還跟著他去到他的帳篷裏——這當然可以證明她想做這事，對吧？
不然他還能怎麽想？
其他人作證說他們到達營地的時候，安妮特已經醉到快要斷片的程度，沒人扶著她都走不了。
在八十年代早期，DNA鑒別技術尚未成為罪案調查中的關鍵組成部分。因此，盡管檢查時在安妮特體內發現了大量精液，也無法說清究竟有誰。
亞當·維德聲稱自己醉得厲害，隻是趴在她身上。後來他把她扔在那裏，跑出去嘔吐。
在帳篷外麵，他碰到一個不認識的家夥。他也說不清為什麽，不過他告訴那人自己的帳篷裏有個性感妞兒，那人應該和她結交一下。
或許他隻是說：“你應該上她。”
不同人的證詞在這裏開始出現分歧。
亞當·維德跑到其他地方去，喝得更醉了。不過那家夥聽了他的話，鑽進帳篷裏，一起去的還有他的一群朋友。沒有人抗議，也沒有人阻止他們。事實上，他們輪流犯罪，還鼓動自己的朋友快上——甚至還有人拍其中一人的屁股給他加油。
一個接一個，一頁又一頁，詳細講述了每次強奸的過程。沒有一個人有所反應，去叫停這件事，阻止他們進行下去——這怎麽可能呢？！或許有人想這麽做，不過最終還是保持了沉默。
其中一個說她反抗了，其他人說她已經失去意識。究竟是誰剝下她衣服的還不清楚。最後一個是那個十六歲少年，也是這群人中年齡最小的。有人告訴他用其他方法，他照做了，直到他意識到自己滿手是血。
亞當·維德在第二天上午才回到自己的帳篷，發現安妮特一絲不掛地躺著。當他問她怎麽樣時，她沒有回答，然後他就離開了。
最後終於有人報了警，安妮特被送到醫院。她依然昏迷不醒，她血液中的酒精含量為0.4%。
她不知道自己遭遇了什麽。
亞當·維德和另外五人因性侵罪被判一年有期徒刑。從法律的角度來看，那不算強奸，因為女孩沒有進行任何反抗。年齡最小的那個同時被判犯有故意傷害罪，移交至社會服務部門。
埃拉站起來，再煮點開水泡茶。
她意識深處某個地方在隱隱作痛，事關她曾上過的一堂法律課裏的一個細節。在針對這起案件進行了一番激烈的討論之後，法律變得更為嚴格——那是九十年代初的事嗎？她用穀歌搜索一下，找到一份國會文件，裏麵在提到該法案時也提到了傑弗裏德爾性侵案。要放在今天，那七個強奸犯不可能僅判一年徒刑就算了。
她坐下來，找到她一直等待的那一部分。為此她懷著幾乎無法忍受的耐心，如同一個孩子慢慢學會了不再偷偷看一眼自己的聖誕禮物。
埃拉再次翻看庭審記錄，查找每個被告的細節。在瑞典要改名字很容易，不過身份證號終身不變——除非發生某種特殊情況，政府才會同意讓當事人完全告別過去。
這並不適用於一個被判犯有性侵罪的人。
全職辦案人員才有可以帶回家的辦公筆記本電腦。如果不去警局，埃拉無法獲取各種注冊號碼和數據庫的使用權限。不過有幾個對公眾開放的網站可以查找身份證號。雖然她目前不知道身份證最後四位數字，不過問題也不大。
她輸入亞當·維德的身份證號。出生於1959年8月，最近就快到他的生日了。生日快樂，親愛的亞當，她心想。同時她輸入“尼蘭”——那是包括貢格爾登及其周邊的郵編地址。
點擊一下。
老天爺！她心想，在廚房裏走了一圈，然後再坐下，盯著屏幕上閃現的名字。
埃裏克·特裏格夫·奈達倫。
她之前居然沒有發現？就在庭審記錄裏，就在那個方框裏，寫著被告的全名。
亞當·埃裏克·特裏格夫·維德。
他把“亞當”去掉，結婚時換上了妻子娘家的姓——這種偽裝算不上高明。
可這意味著什麽？
她回想起他們在院子裏碰麵的時候，特裏格夫·奈達倫握手有力。當然，他很高，頭發濃密，可他的眼睛是藍色的嗎？埃拉疑心如果自己當真出現在犯罪現場會是一個糟糕的證人。每當她與他人對視，她通常會集中注意力想要看透潛藏其下的東西。
奈達倫一家容易情緒激動，有時甚至會歇斯底裏。而特裏格夫是這一家子中頭腦最冷靜的人，是最理智的人。
埃拉意識到她聽不見電視的響聲。那集《謝特蘭群島》已經結束。埃拉走進去時，克裏斯汀抬眼瞄了瞄她。顯然克裏斯汀剛才睡著了，此刻一臉茫然。
“嘿，你好啊，是你嗎？”
脫衣，換上睡衣，刷牙。做這種一成不變的日常小事讓埃拉感到開心。這是透著寧靜安詳的小小勝利，這意味著又度過了一天。
母親拿了本書上床睡覺，拿的還是昨天那本。埃拉在一張便箋背麵列出時間線。
五月，轉瞬即逝的春天，始於融冰時，終結於夏季。五月剛開始時，斯凡聽到流言，得知一個性侵犯就住在他家附近。
還是五月，他聯係圖書館。埃拉或許記不清眼睛的顏色，不過卻能記住日期。在5月14日和16日，即將成為謀殺案受害人的斯凡打電話求助，希望能查看北方的報紙，八十年代的舊報紙。
她記下：給另一個圖書館員打電話，此人或許了解得更多。埃拉披上一件開襟毛衣，走出門。火煙已經形成一團黃色的濃霧，遮住了河對岸的森林。
給警局打的電話是在6月3日。或許斯凡想要投訴，或問些問題，或朝某人大吼大叫，隻是他改變主意，掛了電話。
或許他並不相信警察。
這個老人並不是搜集信息的高手——他沒有電腦或手機。埃拉隻花了一分鍾左右的時間就把亞當·維德和特裏格夫·奈達倫聯係起來，而斯凡有那麽多時間——幾周、一個月乃至幾年，那他是不是也能做到？
晚春時節，凱琳·貝克說她最後一次見到自己以前的“零工兼情人”。那肯定是五月末。他站在海邊，看向海灣對岸自家的房子。他哭了，這個從不傾訴感情的男人。他說了些話，關於雙重真理，關於兩種真理能否同時存在。
她當然可以等到明天檔案館開門的時候，再去申請調閱二十多年前那起案件的調查記錄——尚未經過數字化，從未送交庭審，因而一直封存，埋在幾十年的罪案記錄之下。
然而，她隻是找出一個號碼——一個她存在手機裏但許久沒有撥打過的號碼。
響了七聲，之後她聽到他的聲音——沙啞而親切。
“抱歉，我吵醒你了嗎？”
“哦，不，老天！我正在練習薩爾薩舞步。”埃勒特·格倫蘭說。
“祝賀你呀。”埃拉說，“聽起來你真的是在享受生活。”
“非常享受。”她的老同事答道，並響亮地打個哈欠，“但願你是為了有意思的事才來打擾我的。”
“為了斯凡·哈格斯特洛姆的事。”她說，“雖然你一直說要停止看報紙，不過我猜其實你一直在看吧？”
“我聽廣播。”埃勒特說，“得知他一直活著簡直讓我吃驚。想想他兒子那件糟心事。一個人居然能熬過那樣的難關，簡直難以置信。”
“在辦案過程中出現了一個問題。”埃拉說，“我可以為這事打擾你嗎？”
“現在你是辦案警探了，對吧？”他為她所取得的進步表示祝賀，這讓她頗為感動。埃拉有時會懷念老同事在分享信息時那牛氣衝天的樣子，還有他那深入骨髓的豐富經驗。“那些渾蛋肯定要瑟瑟發抖了。”他叫道，聲音大得讓埃拉不得不把手機挪遠一點。
埃拉想說句風趣的話，以回應他的戲謔。不過她所感受到的隻是一種愚蠢的感覺——想哭。或許這源於過去一周加諸她身上的壓力。沒有哪個暴力犯罪小組的警探質疑她的能力，唯一質疑她能力的是她自己，向來如此。
“不管怎麽說，那件事真是糟透了。”埃勒特咳嗽一聲。埃拉想起了他的小雪茄冒出的青煙，但願她聽到的咳嗽不是因肺癌引發的。
她的老同事曾說自己盼望著退休，那樣他可以在任何時候睡覺，不會被該死的報警電話吵醒。他還可以教孫子、孫女記鳥兒的名字，諸如此類的。不過埃拉覺得她能從他的話中聽出一絲疑慮。現在她為自己沒有早點打電話而愧疚。真是奇怪，一些你每天都見到的人可以如此迅速地退出你的視野。
“當時你參與了那起案件的調查工作，對吧？”她問道，“你記不記得曾經對一個名叫特裏格夫·奈達倫的人進行詢問？”
“我們對很多人進行詢問，問他們看到了什麽，聽到了什麽。不過那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如果我沒能馬上想起來，你可得原諒我。”
“他有案底，根據當時的法律標準，他因性侵罪被判入獄。我看了庭審記錄，受害者失去意識，**壁破裂，七人參與性侵。如果你看過類似的東西，你不會忘記的。”
“老天！不，我不記得我們曾經有詢問過……不過我記得那起案子。是發生在北方某地吧？如果我想的沒錯的話，那起案子還導致了法律的修改。你能肯定嗎？”
“很肯定。”
電話另一頭陷入沉默。
“你要知道，對於莉娜·斯塔弗雷之死的調查並不是一般意義上的謀殺案調查。”他最終開口了，“找不到屍體，沒有犯罪現場。開始幾天那隻是一起人口失蹤案，直到我們收到指向歐洛夫·哈格斯特洛姆的線報才當成謀殺案進行調查。有確鑿的證據，我們要做的是讓他認罪，然後結案。把這事告知那女孩的父母時我也在場，你可以肯定我會記得這事……你想從這裏找到什麽呢？”
“不知道。”埃拉說，“我在調查中碰到了他的名字……”
她突然後悔了，自己不該給他打電話的。她聽著自己的話語，如同從河對麵埃勒特·格倫蘭小屋裏傳來的回響。
她感覺那話聽起來像是猜疑。
“或許沒什麽。”她說，“抱歉那麽晚打擾你。”
“沒事的。”他開心地答道，隻不過那嗓音中多了一絲躊躇，就像他聊起退休或鳥兒時一樣，“你知道，你可以隨時給我打電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