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博爾斯塔布魯克發生了一起疑似醉駕的事故，一輛薩博汽車在彎道處駛離了路麵。警方當時接到了幾個不同的報警電話，但提及的都是同一輛車。當時車子撞壞了路邊護欄，不過沒有撞上岩麵，撞毀的車身在路邊冒起了煙。
當他們把司機拽出車子時，那家夥嘟噥道：“哦，該死！你是馬格·舍丁的妹妹？”
埃拉隱約記得他。那是在讀高中的時候，他是一個比她大一兩屆的帥哥。她抓起滅火器，對著火煙噴灑，一邊轉動腦子，回憶自己以前和這家夥合不合得來。
“我正要回家，”那人含糊不清地說，“周六的時候我女友和我分手了，你知道那是怎麽回事。我覺得那個賣酒小子給我的是低酒精啤酒。我發誓，我隻是急轉去避開一個笨蛋司機，在彎道上急轉，哈哈！”
酒精測試儀顯示，他每毫升血液酒精含量2毫克。
“馬格現在怎樣？好久沒見到他了。行了，愛娃，你認識我的。”
當他們把他送回克拉姆福什時，他還坐在車後座上繼續說胡話：“那些家夥、女權主義者還有道路封閉警示——全是騙人的！看看一個無辜者會遭遇什麽！彎道的弧度完全不對，他們應該找當局解決問題，而不是抓我。”
當他們把那家夥收監拘押之後，奧古斯特說：“逮捕一個老朋友不容易吧？”
“他可不是我的朋友。”
“可是在這種地方總會發生這樣的事。”
“可以對付的，”埃拉嘟囔道，她的話音中多了一絲意想不到的氣惱，“隻要你夠專業就沒問題。”
她讓奧古斯特寫報告，並送杯咖啡到她桌前。他不會在這裏待太久的，埃拉猜他隻能堅持三個月，撐不到半年。
她收到兩條信息，一個名為英吉拉·伯格·海德的人想和她聯係，另一條是暴力犯罪小組的謀殺案警探喬格·喬格森想和她談談。在接到博爾斯塔布魯克的報警電話之前，埃拉曾在走廊裏瞥見過他。這人身高六英尺五英寸，稍顯邋遢，穿著一件定製的外套，顯擺自己是個城裏人。
“嗨，你好，我們總算見麵了，愛娃·舍伯格，對吧？”
當她走進門，喬格·喬格森把報紙放到一邊。他的握手充滿力度，透著急切。之前他們至少見過三次：一次是去年冬天的一起縱火案調查，一次是他在某個會議上發言，以及之前的走廊。
“是埃拉·舍丁。”她說。
“好吧，好吧，我老是搞不清楚名字。你能來，很好。”
他在辦公桌邊緣坐下。這個辦公室已經消過毒，窗台上擺著兩盆耐寒盆栽。牆上沒有掛家人照片或孩子的塗鴉。這是一個沒有個性的空間，是來訪警探工作的地方。她聽說在鬆茲瓦爾，其他人都管他叫作“喬喬”。
“周五幹得不錯，你抓到的可不是一條小魚。”
“謝謝誇獎，不過那是‘我們倆’。”
“假如不是那做兒子的陷入俄狄浦斯情結，把自己的父親幹掉了，那我們還有什麽發現呢？”喬喬拿著一支筆，敲擊自己的手掌，仿佛在打拍子。或許在接下來這幾天他想回家，埃拉心想，逃離克萊姆酒店某間客房的沉悶孤獨——當然了，這是假設他不用兩頭跑的情況。“有人認為我們對這種事並不重視，”他繼續說道，“認為我們巴不得趕緊釋放罪犯，認為住在鄉下的老年人並不是我們的首要考慮目標。”
“據我所知，事發時他根本不在那一片。”
盡管埃拉沒有參與調查，她也聽說了檢察官釋放歐洛夫·哈格斯特洛姆的理由。他們討論的可不是繞幾英裏的遠路——這是完全可行的，而是五百公裏的長距離。而技術人員已經仔細驗證了歐洛夫的說辭。
根據初步調查報告，斯凡·哈格斯特洛姆的死亡時間是周一。當時歐洛夫還在自己家中，他家所在的烏普蘭區是斯德哥爾摩的一個郊區。直到周三他才乘坐列車北上，前往哈拉茨買了一輛車。他花了十八個小時進行這趟旅程，路上好幾次換乘轉車，而數字檢票係統可以追蹤到他在這趟旅程的每個階段的動向。
如今當個警探就跟過家家似的——假如埃拉的一個老同事沒有退休的話，他肯定會這麽說的。畢竟在過去，都是列車員手工檢票，你可不能指望他們能記住人群中某一張臉。現在確認行蹤卻那麽容易。
在網上出售那輛龐蒂亞克的寡婦也證實了歐洛夫的說法。她稱那一天為“解脫的一天”。那輛車在冬天時毫無用處，放在車庫裏又太占地方。她丈夫已經去世，什麽都帶不走——哪怕是一輛火鳥也帶不走。
通過交通攝像頭，警方可以追蹤歐洛夫沿著E4高速路南下的蹤跡，一直追蹤到多克斯塔。當歐洛夫在周四午夜前後來到他兒時的家附近，克拉姆福什地區唯一一座電信基站捕捉到了他手機的信號。此時距離他父親遇害已經過去將近四天了。
“你當時在現場，你對他有什麽看法？是他幹的嗎？”
“沒有證據證實這一點。”埃拉小心地斟酌詞句。
“你還年輕，”喬喬說，“不過你也在這裏幹了一段時間了。你我都知道，絕大多數時候總是某個和受害人關係親近的人下的手。家人可是很危險的。”
埃拉在掂量可以給出的答案：讚同或不讚同，要不要做出推論。過早得出結論，感覺不太專業，而嫌疑人是她逮捕的，得考慮到個人聲譽。
“沒有。”埃拉說。
“什麽？”
“你剛才說‘如果不是歐洛夫·哈格斯特洛姆幹的，那我們還有什麽發現’。據我所知，幾乎沒發現什麽。噴頭的水衝走了所有證據。在屋裏不同的地方有一些不明指紋，沒找到凶器，不過據鑒識人員說，凶器應該是一把開刃的大刀，長110毫米左右，就像那一片幾乎所有人都有的那種獵刀。”
“斯凡·哈格斯特洛姆也有，”喬喬表示讚同，“隻不過他那把刀放得好好的，就鎖在樓梯下的槍械儲存櫃裏。”
這位首席罪案調查員身上洋溢著躁動。他總是朝窗外張望，或是看向走廊。
“而且沒有目擊證人，”埃拉繼續說道，“但是在阿達倫，人們並不總是主動去向警察匯報。尤其是在警探不是本地人的情況下，他們更不願說了。”
喬喬微微皺眉，一抹近似微笑的神情掠過他的臉龐，不過他的嘴唇卻抿得緊緊的。他比埃拉至少年長二十歲，不過卻洋溢著一種魅力——自信的魅力，讓人頗為不安的魅力。
“也可能是一把廚房用刀，”他說，“一把鋒利的好刀。”
“我希望能協助偵破這樁案子。”埃拉說。
沒有人能奪走她的夕陽時光。傍晚她要去遊泳，地點就在“秘密海灘”——孩子們都是這麽叫的。
每天傍晚，當孩子們坐定觀看卡通片，而她的公婆也回到了麵包坊，索菲·奈達倫便拿起浴巾和化妝包去遊泳。今晚也不例外。她親吻了趴在電腦前的帕特裏克，對自己的恐懼沒有吐露半點。
“你想讓我陪你一起去嗎？”
“寶貝，”她笑著說，“你真想在十七度的水裏遊泳？”
他們必須讓笑聲持續，隻是這並不容易。她丈夫很勇敢，但必須承認自己更願站在岸上。他一手摟住她的腰，想要把她留下。
“我的意思是，考慮到發生了這些事……”
“好了，現在都過去了。”
索菲決定像往常一樣，穿過樹林的捷徑。她不會放棄。她認為對黑暗的恐懼是毫無理性的，全都是鬼扯淡，那隻是孩童想象出來的幽靈，是想象的碎片潛藏在陰影中。再說了，天也不會真正黑下來，隻是光線漸漸暗淡，變幻出不同的深淺，在夜裏閃爍著微光。
當她的腳落在柔軟的灌木叢中，她幾乎聽不到自己的腳步聲。
當他們第一次來這裏消夏的時候，帕特裏克就對她說“對我來說森林是個安全的地方”。當時他正急於分享造就了他的一切。
河流，遼闊的景致。
還有森林，森林是最重要的。龐大的森林，有的地方無法穿越。那些林中小徑，她怎麽也找不到，可是卻深深刻在帕特裏克的心中。那些泛灰的樹幹讓她想到了蒼老。
森林不會傷害你，它會保護你。如果林裏有熊，森林會警告你。如果有危險，樹葉、地上的枯枝、鳥類和小動物會告訴你。如果你仔細傾聽，森林還會和你說話。
有熊嗎？
長久以來，她一直以為隻要她走到戶外，就能看到熊潛藏在樹木之間的陰影中。
但帕特裏克告訴她：從統計數字上看，在城市裏獨自行走比遇見熊還要危險一百倍。
嫁給一個男人也一樣危險，索菲說。
然後他們在樹林裏擁抱。樹枝在頭上形成穹頂，周圍的苔蘚起起落落。她認為她就是在那一次懷上了盧卡斯。
當然，現在，在她脫下衣服扔在沙灘上之前，她更加小心地審視四周。她滑入水中，唯一存在的隻有自己劃開水麵的軀體和腳下的深水。幾隻黑鳥飛入高空，或許是烏鴉，或許是渡鴉。遠處傳來一艘摩托艇的聲響，孤零零的房子立在海灣對岸。
她遊了一小圈，很快又回到淺灘。在這裏她可以感覺到腳下的泥土和沙礫。她站在海邊洗頭，想要捕捉這種純粹而寧靜的感覺。通常她會繞著整個海灣遊完一圈，不過今天她隻是再次潛入水裏，漂洗頭發，然後比計劃中更快地擦幹身子。
當她往回走時，感覺森林更暗了。一根樹枝斷裂，一隻鳥兒在樹葉間弄出窸窣的響聲。恐懼包裹著她，仿佛有邪惡的存在。更多樹被連根拔起，似乎是大地在尖叫。她感到一股怒氣在體內湧動，為她竟然任由自己這個樣子而生氣。
索菲不喜歡緊張而脆弱的自己。因此她在自己的“特選地”停下腳步，拍了一張夕陽的照片。平時她總是這麽做的。岩石後頭的天空仿佛在燃燒，河流消失在西北方——這是同一塊世界的碎片，整個夏天，夜複一夜，皆是如此。然而沒有哪兩張照片是一模一樣的，景致總是在不停變化。光線，雲彩，時間，其中包含著某種流動不定卻又令人安心的特質。
她的“特選地”距離斯凡·哈格斯特洛姆的房子不遠。警戒線已經撤走，索菲可以從上方和旁邊打量這棟破敗的屋舍。一根老式的電視天線立在錫皮屋頂上，門廊在後頭，她猜那個是他的臥室窗戶。她想象那老人獨自一人住在那裏，窗簾半掩，過著沉悶孤獨的生活。那是純粹的死寂。昔時不再，過往卻流連不去。想想可能發生的事。
想一想，想一想，如果……
如果帕特裏克沒有迅速行動，如果哈格斯特洛姆家那病態的兒子逃跑了……這一切就發生在這裏，離他們那麽近。
太陽沉入樹木之後。
“不要再想這件事了，”他們對彼此說，“最後一切都好。”
現在都結束了。
一幅窗簾在飄動。或許那是她的幻覺？其中一扇窗肯定沒有關，索菲心想，如果那些警察任由窗開著，那他們可算是疏於職守。那窗簾似乎又動了，一股恐懼攫住她，她害怕得無力自衛。那是他的鬼魂，索菲心想。不過她從來沒有和丈夫說過類似的話。那些無法理解的東西，那些人們死後殘留的東西。
屋裏亮起一盞燈，出現了一個黑影，什麽東西動了一下。
還沒完，一個陰影占據了整個窗戶。索菲舉起手機，鏡頭很難聚焦。她在柔和的暮色中放大焦點，拍下的形象模模糊糊的。不過一旦她拖著雙腿跑下岩坡，小跑著走完最後幾米回到家中，她會細細查看的。
她確信自己看到了以為是錯覺的景象：有人在那房子裏。不管怎麽說，這反而讓她稍稍安心。索菲沒有出現幻覺，她沒有神經錯亂，沒有發瘋。
她的丈夫也表示讚同，此時她向丈夫展示了那照片，兩人在談論警察居然會放了那種人，真是令人氣憤。她枕著丈夫的胳膊，而他撫弄她的秀發。他親吻她，她的內心冷靜下來。不，她沒有發瘋，發瘋的是他們所在的這個世界。
“鄉村，”喬格·喬格森說著一揮手，他指間的香煙冒出的煙霧飄過田地和農場，“在這裏，人們雞鳴則起，在早上六點喝咖啡，向外張望，渴望發現不同尋常的東西。”
“現在沒多少人養雞了。”埃拉對他說。
“不管怎樣，習慣和責任這類東西根深蒂固。怎麽就沒人看到或聽到什麽呢？”
他們剛剛見過斯凡·哈格斯特洛姆的第三位鄰居——基爾·斯特裏涅維克，他的房子距離大路最近。當然，所有住那附近的人都接受了詢問，可他們還是有可能又記起點什麽。
現在他們對整件事的時間點有了更清晰的了解。
當天早上七點二十分，斯凡打開了淋浴噴頭。水務公司安裝的計算機係統可以精確計算他的用水量。受害人通常在早上用掉六十升水，相當於五分鍾淋浴所需的水。然而，在事發的周一，以及接下來的三天，斯凡的用水量高出天際。
基爾·斯特裏涅維克堅持說當天他的鄰居像平常一樣，在六點左右出來取報紙。
沒錯，他總是在六點前醒來。他上次睡懶覺或許是1972年的事。
“你有沒有聽到不同尋常的聲響？有沒有在七點左右看到陌生的車子？”
“沒有。”
詢問結束之後，兩人站在戶外，俯視信箱和通往大道的岔路口。埃拉說：“這真是理想的作案時間。晚上人們對陌生車子會更加注意。這裏有個本地誌願者巡邏隊，遇到類似的事他們會報告我們。可是在早上，沒人在意車子。”
“你覺得這是計劃好的？”喬喬問道。
“我在想那條狗。”埃拉說，“那個男人或女人肯定帶著吃的東西，引開那條狗，不然哈格斯特洛姆會聽到狗叫。還有前門，很顯然，受害者取報紙進門後可能沒有鎖門，但是他兒子來到的時候門卻鎖著。問題在於那個男人或女人是否知道鑰匙藏在石頭底下。”
“那個人。”喬喬說。
“什麽？”
“你用不著每次都說‘那個男人或女人’。”
“抱歉。”埃拉說。她迷失在自己的筆記、思緒以及她想發掘真相的行為模式中了。
喬喬抬眼看著那條消失在轉彎處的林中道路。
“一個曾經殺過人的兒子回家了。要我說，這也太過巧合了。”
“你想和他談談？”
整個早上兩人都在這一帶轉悠，避開眾人目光，緊貼著邊緣地帶。歐洛夫已經回到父親的房子裏，人們發現他現身於尼蘭的超市裏，某天晚上有人看到他在海灘洗澡，有人經過他家時發現他出現在窗前。而正是他們把他放走的，幾個鄰居毫不客氣地指出來，表示反對、恐懼乃至憤怒。
“還不行！”喬喬說，“我們得困住他，推翻他的不在場證明。我們要查看其他道路的交通攝像頭，給其他人打電話，直到發現某個見到他周一就出現在這兒的人，證實那個父親曾受到威脅的人，等等。”
喬喬甚至派人前往斯德哥爾摩及其周邊，對歐洛夫的鄰居進行詢問。或許他們會看到他離開，或注意到他不在家。總會有人看到什麽。
“等我們有進展了再和他談。”喬喬說。
“前提是他還在這兒。”
“假如不在，我們就追到他。”
還有一種可能的解釋。那是本案調查組的一個成員在晨會上提出的。身處鬆茲瓦爾的幾個人也通過視頻連線參與了會議。
歐洛夫·哈格斯特洛姆把手機放在家中。
歐洛夫在周日晚去到案發地，殺死自己的父親，然後駕車回家。兩天後他再乘列車北上，打開手機，讓人以為他隻是無意中發現自己父親被殺。
當然，這隻是推測而已。不過這樣就能解釋為什麽在歐洛夫離家二十三年之後，那房子裏仍滿是他的指紋。
喬喬用腳踩熄香煙。他打算退休了——他在幾小時之前點燃第一根香煙時就說過這話。他答應他的新女友要退休。
“附近有什麽地方能吃頓像樣的午餐？”
他們在濱海高岸酒坊的餐廳裏坐下，坐在這裏能看到河流和遠處藍色山巒的美景。這時埃拉的手機響了。她走到露台上接電話。嚴格地說，這個新酒坊並不靠近海岸，然而“濱海高岸”一詞能引發人們對壯麗自然和世界遺產的想象。過去，阿達倫河穀總是和罷工聯係在一起——這可沒什麽吸引力。
即便是機場也以“濱海高岸”命名。同樣，你在那裏也看不到海岸。
手機裏傳來一個女聲，深沉，略顯遲疑。她自我介紹說自己是英吉拉·伯格·海德。
“很高興你能打來電話。”埃拉說。昨天她曾幾次想聯係英吉拉。
“我想知道在這種情況下，葬禮該如何進行。”聽起來她有些心不在焉，語速也慢，顯然她對此大為震驚，埃拉想。這是失去父親的感覺——失重感，沉墜感。
英吉拉·伯格·海德是斯凡·哈格斯特洛姆的女兒，歐洛夫的姐姐，比他大三歲。她正是那個在草坪上曬日光浴的女孩，當時她的名字還是英吉拉·哈格斯特洛姆，而埃拉還在鑽樹叢。當時英吉拉將近二十歲，胸部已經發育，戴著耳機，穿著豹紋比基尼，短發，強勢——擁有一個九歲女孩夢寐以求的所有特質，而身為凶手姐姐這點反而微不足道了。
埃拉解釋說她父親的遺體現在還在於奧默的法醫檢驗處，還要等幾天，甚至幾個星期。
“我隻是想處理好這些事。”英吉拉說。
“你對事情經過了解多少？”
“一個警員打電話告訴我父親死了，然後我看到了報紙。還有人在我上班時打來電話，不過我沒記下號碼。我上網查了查，認出了你的名字。你是有個哥哥吧？”
新建的露台散發出亞麻籽油的氣味，從地板向上升騰，如同船上的日光甲板。酒坊就在旁邊，位於以前的磚砌發電站裏。
根據資料記錄，英吉拉·伯格·海德現年四十歲，是全國電視台——瑞典電視台的一名導演，已婚，有一個十二歲的女兒，家住索德馬爾姆區的史威登堡街。埃拉將斯德哥爾摩的那一區與世紀之交的石砌建築聯係起來，那是位於馬裏亞托吉附近的一個理想社區。她想象那前門上掛著門牌，上麵寫著兩個姓氏——“伯格＆海德”，但肯定不會寫“哈格斯特洛姆”。
“你上回和你父親談話是什麽時候？”
“我有幾年沒見到他了。”
“你和你弟弟有聯係嗎？”
“換你你會聯係嗎？”
埃拉感覺落下了幾滴雨。河流變得蒼白，化為銀灰色。她走到延伸出的屋簷下。
“我們希望對你父親最近的生活進行更清晰的了解，”她說，“你知道他有什麽親近的人嗎？”
“不知道。”
“比如說童年時的朋友，老同事……”
“不知道。我十七歲就離開家了，就在歐洛夫那事發生三個月後。即使在那之前，我父親也不是好相處的人，在那之後就更糟了。再加上他酗酒、暴怒……諸如此類的。我一直為把媽媽一個人扔在那裏而感到愧疚，她花了兩年時間才逃離那裏。無論如何，至少現在她不用再經曆這一切了，去年她因癌症去世了。”
當埃拉回到桌邊，喬喬已經吃完了三文魚，正心不在焉地瀏覽酒水餐牌。
“現在小酌一杯還嫌早，你覺得呢？”
她把通話內容告訴他。這次通話沒什麽收獲，隻是她隱約覺得不安。從英吉拉說話中她感受到一絲挑釁，一絲冰冷的寒意，仿佛她們所談論的與她根本無關。
“現在最好避開那些怒氣衝天的鄰居，”走回車子時喬喬說道，“至少給我們點時間消化午餐。”
“不然去找桑茲蘭的工友？”埃拉提議道。
“叫什麽名字來著？”
那張名單上的人或許認識斯凡·哈格斯特洛姆，或許不認識。名單很短，其不確定程度令人氣惱。但不管怎麽說，好歹有張名單。
埃拉打開對基爾·斯特裏涅維克的詢問錄音，快進到最後。當時他們試圖讓他回憶什麽，比如可能認識斯凡的人，無論什麽都行，哪怕是以前的事。
“……幾年前，一個木材揀選場的老工友來敲門，可哈格斯特洛姆沒應門。那家夥跑來敲我的門，問我是不是知道點情況，斯凡是不是生病了。當時他的車還停在那兒。他們為了什麽周年慶想聯係斯凡，但斯凡從不回複邀請。”
“那人叫什麽名字？他說他住在桑茲蘭，能記住的就隻有這個……不過名字嘛，那麽多名字……”
“羅爾！”
埃拉從停車位倒車出來。
“家住桑茲蘭的羅爾。”她說，“就像地址一樣清晰明了。”
喬喬笑了：“我有沒有告訴過你，我喜歡鄉下？”
桑茲蘭如同一首催人入眠的小田園曲，沿著河岸流淌。一條窄窄的河溝將此地和小島隔開，人們曾在小島上揀選木材。在木材水運業的黃金年代，大約有七百人在這個揀選場工作。當時河道裏擠滿了上下沉浮的木材，順流而下供人揀選，然後再賣給鋸木廠或造紙廠。桑茲蘭曾擁有三家不同的超市和一支參加全國聯賽的曲棍球隊，不過那是過去的事了。
一台孤零零的自動除草機在草坪上緩緩前行，如同一隻碩大的甲蟲。兩條獨木舟在河上漂過。他們來到第一戶人家，來應門的是一個在博爾斯塔布魯克長大、最近剛從斯德哥爾摩回來的卡通畫家。他不認識什麽叫羅爾的人，不過他邊指邊說住在那邊那棟黃色房子裏的寡婦很早以前就住在桑茲蘭了。
埃拉走向下一棟房子，而喬喬則打了幾個電話。她盡量將詢問時間縮短，以免顯得不禮貌。那位女士八十三歲了，因為背痛交談時得坐下。不過她說會過去的。
哦，羅爾，她認識。她當然認識羅爾·麥特森。
他們一起在木材揀選場工作。在那項工作機械化之後，人們發現年輕姑娘最適合這項工作，她因此進了揀選場。她大可以把“快姐（捷）”刻在自己的墓誌銘上——這是他們給那些在控製塔裏工作、手腳麻利的姑娘們起的綽號。多虧了新技術，這項工作所需的隻是精準和縱觀全局，這意味著他們可以避免和浮木衝撞——這絕對會死人的，眨眼之間人就會被淹沒在浮木之中，然後就完蛋了。她有個叔叔就是這麽走的。
斯凡·哈格斯特洛姆？
她知道這個名字，她聽說了那件恐怖的事，可她不記得他了。對於你不感興趣的人，要忘掉可是很容易的。他們的臉的輪廓像水粉畫一樣洇暈，而名字就更模糊了。不過羅爾·麥特森“就住在蹦床後頭的木頭房屋裏”，從這裏數過去第三戶。
埃拉在車邊和喬喬碰麵。他享用著一根“最後的香煙”，給鬆茲瓦爾的其他組員打電話，詢問最新信息。調查工作很大一部分是在室內進行的——查看通話記錄和數據庫，分析屍檢報告。警探們可以和家人一起吃飯，把加班時間降到最低。不過如有需要，他們也可以在幾小時之內到達現場。
“歐洛夫聯係我們了。”他們朝木屋走去時喬喬說。突如其來的陣雨沒有落到這裏，前方的柏油路麵還是幹巴巴的。
“他想怎樣？”
“想知道我們怎麽處置那條狗。看來這父子倆根本沒有聯係。斯凡隻是用他的座機投訴那一片的道路維護問題。事實上，他還給圖書館和你們警局打了幾個電話。”
“為什麽給我們警局打電話？”
“沒有記錄，”喬喬說，“每次通話時間不到一分鍾。或許他想要報告什麽，後來又改變了主意。”
“他沒有手機？”
“至少我們沒找到。”
羅爾·麥特森正忙著修剪草坪。他推著一台老式旋轉式除草機，敞開胸膛，手臂細瘦結實。
當他在花園椅子上坐下時，豆大的汗珠從他身上滾落。
他讓埃拉進屋拿一瓶比爾森啤酒——如果警察可以在出勤時喝酒，就拿三瓶；如果不行，她還可以在儲存室找到果汁。
他的房子沒有半分壓抑之感，沒有透出哀傷和蒼老。房子經過精心打理，整齊幹淨，氣味也好聞。廚房餐桌上擺著盛放的芍藥，和外麵花圃裏種的一樣。她聽說以前人們把這種花叫作“窮人的玫瑰”。
“誰會對那個老家夥做這種事？”喝了幾口啤酒之後羅爾嘟囔道，“現在一個人待在自己家裏都不安全，簡直是豈有此理。”
他在六十年代就認識斯凡·哈格斯特洛姆了，是通過工作、工會還有曲棍球隊認識的。當他在父母土地的一角建房的時候，斯凡還幫他運木材——用的是次等木材，幾乎等於白送，也看不出什麽差別。那房子現在還像石頭一樣堅固，曾經住過四個孩子和一個妻子，不過妻子現在進了一家養老院。
一抹悲哀掠過他的臉龐，不過他還是笑了：“整整四十七年了，熬得比大多數人都久。”
當木材水運業停滯，最後一批浮木也運走了，他就去了博爾斯塔布魯克的鋸木廠，斯凡一直在森林裏工作。最近幾年老工友們也不怎麽聯係了。事實上，自從莉娜和他兒子那事發生後就不聯係了。在接下來的幾年裏，斯凡的家人也離他而去，就剩他一個。
“那件事打碎了他體內某樣東西，就像這樣。”羅爾舉起酒瓶，朝花園和森林的方向晃了晃。
“斯凡有沒有提起他兒子？”
“從不提起，就當他不存在。歐洛夫小時候我就認識，他以前還和我的孩子一起玩。我不禁會想：我怎麽會看走眼呢？他笨手笨腳，會發脾氣，就像普通男孩一樣。他從不直視我的眼睛，不過我一直以為他是個正常孩子。”
羅爾將剩下的啤酒一飲而盡。幾隻固執的黃蜂圍著他們打轉，其中一隻爬上空瓶的瓶頸。
“是他兒子幹的吧？”他問道，“不然呢？”
“我們不知道發生了什麽事，”喬喬說，“我們正設法弄清楚。”
“還有誰想害斯凡？”
“歐洛夫想要加害他父親嗎？”
“斯凡從來不說，啥都不說……不過你忍不住好奇。他就這樣被送走。有時候我想：他還是個孩子。不過我從不和斯凡提起。身為自己兒子的父親——這是他沒法逃避的事。我不知道你們在鬆茲瓦爾是什麽樣的，不知道那裏是不是也變了，男人會不會到處談論自己的感受？”
“有時候會。”喬喬說。
羅爾又打開一瓶啤酒：“總是保持沉默，守口如瓶。如果你看到一個人揚揚一側眉毛，你可得小心。他或許已經怒火中燒了。”
他們又輪流問了一些問題：以前斯凡會和誰一起消磨時光，羅爾在那天上午做了什麽。
那天，羅爾的孫子孫女過來玩，他們可以親自問問孩子——假如他們願意取信一個三歲孩童和一個五歲孩童的話。如果他沒記錯的話，他們看了一部卡通片，吃了巧克力麥片。他知道在七八年前，斯凡曾經是瑟維肯某個人的“零工兼情人”。那女人是個賣小玩意兒的寡婦。
“或許她能讓他多說點，或許這事得女人才辦得到。”
“打零工的求愛者？”
羅爾笑了：“對於兩個孤獨的人來說，這種小小的安排挺不錯的，是吧？男人去到女人家，女人為他煮飯，他幫女人幹完所有男人該幹的家務活。兩人快快樂樂地度過一段時光，然後他回家，不用過夜，沒有義務。不用把所有雞蛋放在一個籃子裏，不會把一切攪得一團糟。”
埃拉以為自己看到羅爾飛快地掃了那棟房子一眼——就是之前拜訪的那一家，那個喜歡將人比作水粉畫的寡婦。他的話音中多了一點笑意。
“聽起來像做夢。”喬喬說。
“現在我想起來了，”羅爾說，“斯凡也從不提起他女兒，在她離家後一次都沒提起。如果我沒記錯，那是個強勢的小女孩，挺叛逆的。不知道她怎樣了。大部分人不管自己孩子混成啥樣都會吹噓的。”
“所有人的孩子都是天才。”喬喬讚同道。
“她在電視台工作，住在斯德哥爾摩，”埃拉說，“她還有個孩子。”
羅爾抓住一隻黃蜂，把它趕走。那暈頭轉向的黃蜂“嗡嗡”地飛走了。
“那他幹嗎不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