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不，媽媽，仲夏前夜是昨天，”埃拉打開幾罐鯡魚，第三次解釋道，“我告訴你了，我們今天過節。”
“對，對，都一樣。”
埃拉撕開三文魚片的塑料包裝，擺好餐桌，切點香蔥。她設法讓母親坐下來擦洗土豆。參與，親切感——這是需要固守的東西。
“別的土豆還沒備好嗎？”克裏斯汀·舍丁嘟囔道，“我拿不準這些是不是夠所有人吃。”
“今天就我們倆。”埃拉說。透過窗戶，她衝著土豆地裏的雜草微微點頭。她沒有告訴媽媽，現在她清洗的土豆來自超市。
“那馬格納斯呢，還有孩子們？”
把病人裹進繭子裏，隱瞞真相——這可不是應對日益嚴重的癡呆症患者所應采取的正確方法，對吧？
“我邀請他了，”埃拉說，“不過他來不了，馬格納斯現在狀態不好。”
前半句是假話，她沒有給哥哥打電話。不過後半句倒是真的，幾周前她在克拉姆福什主廣場看見過他。
“孩子們不在他那裏過周末嗎？”克裏斯汀原本在不屈不撓地擦洗土豆，現在她停下來。她的目光變得茫然而沉重，手無力地落入泥水中。
“這個周末不在。”埃拉說。
她們的身影落在擺著兩人份食物的餐桌上。那束仲夏節花朵和毛茛看上去挺孩子氣的。埃拉想說“我還在這兒”，可她知道沒有用。
相反，她問道：“你還記得莉娜·斯塔弗雷嗎？”土豆煮上了，她們小口地吃著草莓。她打開兩瓶啤酒——淡啤酒給媽媽，印度愛爾啤酒給自己。她喝的這種酒產自納姆索斯新建的精釀酒廠。對任何夠膽在那種地方開辦企業的人都應給予全力支持。
“記得吧？就是那個失蹤的女孩。”
“不，我不記得……”
“行了，媽媽，你記得的。1996年的夏天，她剛十六歲。就在瑪麗堡，在河邊的那條路上，鋸木廠的堆木場旁邊，靠近舊的工友浴室。”
她小心地提起具體地名。這些重要而具體的東西，那些她母親曾經了解還可以緊抓著不放的東西。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時候，就在廠子倒閉之前，她外祖父在那裏工作。她母親童年時代的第一個家也在那附近。埃拉突然想到那地方幾乎每一處都能被稱為“舊的……”“以前的……”，那是過去的記憶。
“你在那裏有個叫尤妮的朋友，她在其中一棟舊的工人宿舍裏租了一套公寓，她們管那兒叫作‘天堂’。我記得她來過這裏——她一個人住，所以那件事發生時她就待在我們家。”
“對，對，雖然你覺得我老糊塗了，可我還沒有完全糊塗。她搬走了，什麽時候的事？她碰到了一個鬆茲瓦爾的爵士樂手。有的女人應付不了獨居生活。”
克裏斯汀用釺子戳戳土豆。煮得恰到好處，軟而不爛，仿佛她體內安裝了一個報時器。埃拉心想：還是有這樣的時候，她的本事還留存了那麽多。
“那個十四歲的少年，”她繼續道，“記得嗎？就是幹那事的那個男孩。他回到貢格爾登了，昨天我見到他了。”
“哦。”母親把奶油壓進一個土豆裏，再加上酸奶油攪一攪，吃了好大一口，太大口了。鯡魚和三文魚一起吃，狼吞虎咽，無論吃什麽都吃得太快了。對食物的欲望是病症的一部分。或許她忘了幾個小時前她剛吃過，或許她害怕再也吃不到食物，或許她害怕無法掌握自己的生存。“我不明白他們幹嗎要把那種人放出來。”
“你認識斯凡·哈格斯特洛姆嗎？”
緊接著是一陣沉默，咀嚼。
“你說誰？”
“歐洛夫·哈格斯特洛姆的父親，就是殺死莉娜的凶手的父親。看來這些年他一直待在貢格爾登。”
母親將椅子往後一推，站起來，在冰箱裏翻找。
“我記得我把一瓶酒放在這裏，可是找不到了。”
“媽媽。”埃拉舉起放在櫃子上的那瓶苦艾杜鬆子酒，晃了晃。剛才兩人已經各喝了一小杯，可母親又倒了一杯。
“嘿，聖誕老人！”克裏斯汀唱了一首聖誕老歌中的一句，一飲而盡。
隨著病情的加重，她眼睛的顏色似乎也發生了變化。她對時間的把握感越差，眼睛就變得越黯淡。每當她找到一個“落腳處”，她的眼睛就會閃閃發亮。現在，她的眼睛看起來呈深藍色。
“昨天有人發現斯凡·哈格斯特洛姆死了，”埃拉說，“我想知道他是什麽樣的人，那種事對一個人會造成什麽影響。當你兒子……”
“他和埃米爾·哈格斯特洛姆是親戚嗎？”
“不知道，誰呀？”
“那個詩人！”她的眼睛再次閃現一抹亮藍色，刹那之間，克裏斯汀·舍丁又恢複了以前那強勢自信的模樣，“就算你不讀書，你也應該聽說過他。”
她伸手拿酒，給自己又倒了一杯。埃拉掩著自己的酒杯，想說她當然看書——至少是聽書。有時候她去跑步時就會聽書，最喜歡把播放倍速調高一點，這樣不會太過枯燥。
不過她並沒有說這話。她隻是重複道：“斯凡·哈格斯特洛姆。”她回憶起昨天他們已經確認的基本事實，當時他們正等著當值的主管警官過來：“他出生於1945年，和爸爸一樣。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時和父母一起搬到貢格爾登，所以很可能和你有交集。在木材水運業停滯之前，他在桑茲蘭的木材揀選場工作。事實上，他還曾經是曲棍球隊隊員，參加了一兩個賽季……”
“不，我不認識這人。”克裏斯汀又灌下一杯酒，咳嗽了幾聲，用餐巾擦了擦嘴。她那茫然不定的目光中透出焦慮，“你爸爸也不認得，我們都不認得。”
“我去到他家裏。”埃拉繼續道。她不知道自己為什麽要繼續推進這無望的對話。而且從職業的角度來看，這麽做模糊了詢問的邊界。或許因為又一次沒有得到任何答案這一事實讓她惱怒。或許這是報複——誰讓他們在她小時候對所有一切守口如瓶、竊竊私語？！再說了，就算她沒有盡到保密職責，這事也會被克裏斯汀迅速忘記。
“我看到他有很多書，幾乎擺滿了一整麵牆。或許他從流動圖書館借書？以前你總是能記住每一個人，你知道他們到底喜歡讀哪一類書。你為他們找書，在裝車的時候把他們想讀的書放上去。或許你認識他的妻子甘奈爾·哈格斯特洛姆？他們離婚了，就在莉娜被殺之後，在歐洛夫被送走之後……”
刺耳的電話鈴聲打斷了她，工作電話終於來了。她拿起手機，走出廚房。埃拉在準備午餐時一直想打電話詢問情況如何，不過她按捺住了這股衝動。第一個二十四小時已經過去了，這是拘押時長的上限。現在歐洛夫·哈格斯特洛姆或許已經被放走了，或許還沒有。
“嗨，”奧古斯特·恩格爾哈特說，“我猜你想知道最新情況，假如你不是太過看重自己的閑暇時間的話。”
“他還被拘押著嗎？”
“對，我剛聽說，我們有七十二小時。”
“我們？”她脫口而出。大多數謀殺案調查工作不會在他們手上停留太久，他們傾向於將案件直接交送鬆茲瓦爾警方和暴力犯罪小組。開始時他們總是盡力動用一切資源：當值警探、當地警員、民間調查員——甚至實習生都可能被指派加班任務，以確保獲得最確鑿的證據。不過大部分重要工作是在南邊一百多公裏外那個海濱城市裏進行的。那天早上她手裏握著手機，猶豫良久。現在廚房裏還有一個烹飪計時器在轉動，她還得扔下電話從爐子裏取出西博滕奶酪餅——這時候自告奮勇地要加班合適嗎？之後她看到她母親采來的花束，感覺自己也沒心思繼續她們的仲夏節慶典了。
“他們發現了什麽嗎？”她問道，一邊跌坐進一張吊床裏。吊床“吱呀”作響，她放下腳，讓腳著地，停止搖晃。
“和昨天比沒什麽進展，”奧古斯特說，“他們還在等電信運營商、鐵路公司和交通攝像頭的信息，所有的信息。不過他們已經有足夠的理由拘押他了，妨礙司法，逃遁風險。”
“他說了嗎？”
“還在抵賴。明天早上他們要把他帶到鬆茲瓦爾，在那裏繼續審問他。”
這樣負責審訊的警察就可以及時趕回家吃飯了。埃拉心想。
她想象歐洛夫窩在狹窄的審訊室裏，就像昨天她主導的第一場審訊一樣，他仿佛塞滿了整個審訊室。
那種緊張感源於人們都知道他曾經幹了什麽。凶手或許會因憤怒或驚慌而下手，但強奸完全是另一回事。當他最終抬起眼睛，她打定主意絕不能讓他觸碰自己。他的呼吸。他放在桌上的粗大的雙手。埃拉死死盯著他那碩大的腕表，指針式手表，還嵌入了指南針和多種配件——現在很難看到這樣的東西了。她看著秒針轉了一圈又一圈，等他開口。
所有審訊都嚴格遵照規程。如果一個嫌疑人開始信口開河，她應該打斷他，不讓他在律師到達前吐露太多。可是對歐洛夫·哈格斯特洛姆來說這不成問題。當埃拉向他宣讀權力，解釋他為什麽會在這裏以及被懷疑犯了什麽罪時，他一直保持沉默。她隻問了他一個問題：對此你如何辯駁？
她發覺他的沉默很頑固，幾乎帶有攻擊性。她隻得重複問題。接著他嘟囔了一句含糊不清的話語，仿佛在喃喃念著一句禱詞。
“我沒做。”
“我沒做。”
他重複了多少遍？
“謝謝你打來電話。”埃拉說。她拍死一隻在腳踝上吸血的蚊子。
她在吊**坐了一會兒，傾聽風聲和吱呀聲，以及從附近門廊傳出的雜音。她母親的聲音在屋內響起，虛弱而緊張：“你好？外頭有人嗎？”
他們的話語仿佛追著他，話音滲進他的囚室，穿透他的天靈蓋。尤其是那個女人，暴脾氣，死磨硬泡，就是那種想從他身上榨出點什麽的人。
刺探她不該管的事。
你如何辯駁？
那個女人在腦海裏嘰裏呱啦。
歐洛夫在囚室裏踱步。往前五步，往後五步。他隻是一頭困獸，感覺就像回到從前，雖說那已經是很久以前的事了。當時他那間囚室更像樣，就像他那樣的孩子應該被送去的地方。不過感覺還是一樣，他被關起來了。午餐和晚餐用托盤端上來，食物沒問題——牛排、土豆加醬汁。隻是這窒息感和炎熱讓他比平時出了更多的汗。他們給他的飲水口有尿味。他們想讓他喝尿，還聲稱他殺死了自己的父親。
就好像他真有個父親似的。
在從鬆茲瓦爾來的男警官麵前保持沉默相對更容易。男人們對沉默有所了解，他們明白不信口開河是一種長處。這是戰鬥，看誰先撐不住，用實力抗衡，看誰更強大，看你有什麽本事。
歐洛夫再次在地板上躺下，不舒服，不過比床好。那床對他來說太小了。他盯著天花板，透過天窗看那片天空。如果閉上眼，他就會看到父親蒼老的軀體，會想起過去的這些年。
父親從淋浴噴頭下站起來，朝他走來。
“在這個家裏，我們不撒謊。我怎麽教你的？男子漢要為自己做過的事負責。”
然後他打他。
“說實話，你這臭小子。”
在他的腦海中，父親的聲音聽起來並不老，沒有一絲虛弱，也不會讓人覺得可悲。
“他們正等著，你是要像個男人一樣自己走出去，還是要我抱你出去？行啊，看看你讓你母親丟臉到什麽程度？你沒有腳嗎？看在老天的分上，現在就滾出去……”
他根本想不起母親的聲音。記憶中他坐在一輛車的後座上，轉過頭，透過後車窗看著自己的家消失，沒人站在門外。
歐洛夫盡力撐著眼皮。
雲朵在頭頂競逐奔跑。這片雲像宇宙飛船，那片雲像條龍，或者像條狗。對了，他們把那條狗怎麽樣了？射殺了它，還是把它送到犬舍去？他也好奇那輛車怎麽樣了。依然停在屋外，還是被他們開走了，就像拿走他的手機、駕照和身上的衣服一樣？他不願想老板會說什麽，不願想到現在為止，老板給他發了多少條大吼大叫的語音信息，問他那輛龐蒂亞克到底在哪兒。或許老板正在過仲夏節，自我安慰說那車該來時總會來的。送車這份工作歐洛夫向來做得很好，也因此拿到了不錯的提成。事實上，關於那車要送到哪裏，他一個字也沒對警察說。他隻是說那車是他從哈拉茨一個私家車主那裏買的。這話大體不錯，隻不過錢不是他出的。
或許這份工作就到此為止了。這是他找到的最好的工作——獨自一人在路上，好過在木材廠和倉庫的工作。在那裏總是有人窺探他，對他發號施令，讓他出錯。
最後他閉上眼。門“哢嗒”一聲，看守走進來。歐洛夫翻個身，用胳膊肘支起身子。
“怎麽了？”
那個看守是個勁頭很足的人，頭發剃過了，一身施瓦辛格式的腱子肉。看上去他在微笑，或許在嘲笑自己。歐洛夫已經習慣別人瞪著他看了。
“你可以保留那身衣服。”看守說。
“不然怎樣？難道要我光著膀子撒尿？”歐洛夫扯了扯套頭衫的袖子——有點短。這條運動褲是他被收監時那些人從箱子裏翻出來的。他自己的衣服或許已經被拿去分析檢測，放在顯微鏡下細細查看。他納悶兒那些人是否會在那衣服上發現血跡，並以此作為控訴他的鐵證。他沒有看到任何血跡，即使有，也被水衝走了。
看守依然站在門邊，說了一句什麽。
“什麽？”
“我說你可以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