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上午第一班車在午餐前開進克拉姆福什。埃拉發現警局裏一片安靜,空****的辦公室,沉悶的空氣,沒有人告訴她這天餘下的時光她要做什麽。

在餐廳裏埃拉碰見了一個本地警探,對方從警的時間非常漫長,感覺和永久無異。這個女警探名叫安佳·拉裏奧諾娃,她似乎從不休假。有傳言說,她幾年前嫁給了一個俄國人,因此才會有一個這樣的姓氏。可她並沒有戴婚戒,也沒人知道那個俄國人上哪兒去了。還有一些人竊竊私語說,她隻是假裝自己結過婚。

“案子查得怎麽樣了?”安佳問道。聽她的語氣,就像是在閑聊天氣一樣。

“還行。”埃拉說,“現在沒什麽事做,我們正在等鑒識報告。”

“就是你們在樹林裏找到的那些東西?”

“嗯,你呢?”

“越來越多的夏日遊客正在趕來。”安佳答道,並深深歎了口氣,“他們要來看在羅城找到的那些贓物的照片。他們會指出哪些東西是他們的,而我得解釋為什麽他們不一定能取回自己的東西。昨天有一對夫婦過來,他們有一對日本屏風被偷了,那屏風上還有櫻花圖案。他們保證說這對屏風在整個翁厄曼蘭絕無僅有,因此向他們解釋為什麽我們不能馬上去把它取回可著實費了我一番口舌。”

“沒有其他可辨別的特征,可以證實那屏風是他們的嗎?”

“沒有。而那麽點櫻花還不足以讓人頒發搜捕令。”

埃拉洗刷完杯子,說了聲再見。她給喬喬發了短信,讓他在得空時給她打電話。晨會取消了,喬喬正在哈納桑的拘留所,而其他人或許正在忙別的事。半小時後他回複了她,當時他坐在一輛前往鬆茲瓦爾的車裏。

“奈達倫保持沉默。”他告訴她,“自從我們給他看了那些東西的照片,就是藏在森林裏被我們找到的那些東西,他就一個字都沒再說過。”

“有什麽特別的事需要我做嗎?”

“我們正在等鑒識報告,不過或許那報告最快也得明天出來。還有什麽報告是我們不知道的嗎?”

“我在想我能不能看一下那起舊案的初步調查記錄,”埃拉說,“我想確認奈達倫這個名字沒有出現在其他案件中。”

“不要掀起舊日的塵埃。”喬喬說。他聽起來有點心不在焉,仿佛他的思緒已經飄到別處:“還有,看在老天爺的分上,不要讓記者知道你正在幹什麽。他們對陳年舊案非常癡迷,他們以為憑那些東西可以為他們贏來獎項什麽的。”

那起舊案的初步調查記錄深埋在檔案室裏,埃拉花了近三個小時才將其挖出來。現在的門衛是個夏季臨時工,他幫埃拉把檔案盒從升降機上搬下來。

根據紙質記錄,這些資料自1996年存檔以來就再也沒有人接觸過。這些年來,幾個記者曾經申請翻閱這些資料,可是他們每一次都被拒絕了。

有好幾千頁文字,大多數都是詢問記錄的謄本;還有一個個盒子,裏麵裝滿錄像帶——表麵斑駁的盒式錄像帶,是另一個時代的見證。

當埃拉從一個箱子裏拿起文件夾,一隻死去的甲蟲落在她的腿上。

看那微笑,如此燦爛。微笑凝固在莉娜那永遠不變的照片上。

照片背景是藍色的人工背景,是學生照,是那個夏天到處可見的那種照片。她的一頭長發呈暗棕色,梳成柔軟的波浪,披在肩上。幾乎可以肯定,她在照相前做過鬈發。當時報紙上還刊登了幾張更日常的照片,都是私人家庭照或抓拍照,是他們從莉娜的朋友們那裏討來或買來的。不過從初步調查報告中掉出來的這張照片是人們最熟悉的:莉娜·斯塔弗雷半側著腦袋,對著照相機,正在微笑。

這張照片是在她高中一年級學期結束前的幾個月照的。

現在是繁花盛開的季節。

是歡樂之季,大美之時。

如同所有瑞典孩童一樣,她肯定也唱過這首古老的歌謠。歌裏唱的是柔和的陽光散發出暖意,愛撫從一切死物中冒出來的鮮活生命。

當她靠近,重生即將來臨。

當埃拉打開文件夾,她幾乎要顫抖了,她的心怦怦直跳。她正在協助一起謀殺案的調查工作,她仿佛又變成了那個九歲的小女孩,沿著沙灘搜尋,尋找證據。

文件幹巴巴的,聞起來是陳舊的紙張的味道。

她幾乎沒有意識到下午已經過去,戶外的天光漸漸冷卻。現在她正在一個不同的時代工作。日子一天天地過去,周而複始,總是回到原點。

7月3日,一個溫暖的夏夜。當時有陽光,幾乎無風,莉娜·斯塔弗雷就是在那個晚上消失的。

直到第二天才有人注意到。當時畢竟是夏日假期,莉娜說她要到一個朋友家過夜。直到4日夜裏晚些時候,才有人報告她的失蹤。

線報迅速擁入。埃拉快速瀏覽了幾頁。那幾天警察如同彈珠機裏的珠子,四處亂竄,調查各處關於莉娜的目擊報告。有人說她在涅斯歐克的集體農莊,和一些“環保狂人”混在一起;有人說看到她出現在斯德哥爾摩的馬爾姆斯基爾納茨岡塔,混在妓女之中;還有人說看到她在河裏的一條船上,在海上,在哈納桑的一家酒吧外,在斯卡爾波傑特山腳下的一個派對中;有一個人甚至聲稱曾經在夢裏和她**,並想自首。除此之外,還有無數關於該地區可疑人物的線報,尤其是各色不同的外國人——來自俄羅斯、立陶宛和南斯拉夫的人。“或許你想說,現在該說是塞爾維亞人了,對吧?不然就是波斯尼亞人?我不知道他們是打哪兒來的,反正對我來說都一樣。”這些可疑人物還包括在自己家裏被發現的赤身**的鄰居,還有到處晃**不幹正事的年輕男子。

最後,她發現了特裏格夫·奈達倫的名字,與登門排查行動有關。警察和住在周邊社區的人們談話,逐家逐戶地尋找可能的目擊者。

一段短短的記錄,僅此而已。

在家吃晚飯,已被其妻子及妻子的姐妹證實。7月3日晚上:和六歲的兒子以及外甥乘船在河裏捕魚,沒有看到受害人。

僅此而已。

此時埃拉可以放下文件夾,和其他東西一起塞回箱子裏。

讓塵埃再次落定,永遠落定。

可既然現在一切資料都擺在她麵前……

她再也不會有機會查看這些文件了。無論外界有多麽熱衷於重啟時過境遷的舊案,警察都不會為了這類事情花費太多時間,尤其是那個案子已經結案,存檔,蓋上了“機密”的印章。

關於歐洛夫·哈格斯特洛姆的線報是在7月6日上午收到的。

“或許沒什麽,不過你也知道,你想……”

埃拉盯著那個名字,盯了好一會兒:甘奈爾·哈格斯特洛姆。

是他母親打的電話。

“好像是有幾個人看到那女孩走進樹林,或者說他們就是這麽說的。我沒有親耳聽到,不過那些十幾歲的孩子都說歐洛夫……好吧,他……我不希望你們從別處聽說,因為你們會以為……”

埃拉試圖想象當時位於貢格爾登的那棟房子是什麽樣的——整潔的過道,廚房窗台上擺著花,掛著輕薄的夏季窗簾。當時那裏還是那一家人的家。英吉拉回到家,無意中提起她聽到的話——年紀大點的男孩子傳說歐洛夫如何如何,莉娜如何如何,說他們在樹林裏做了什麽,或者說他聲稱自己做了什麽。

甘奈爾一直等到第二天早上。她上床睡覺,或者睡不著——可能她度過了一個難熬的夜晚,然後她起床,打電話給警察。

這是因為她相信那些話嗎?還是因為她不知道該怎麽想?

接聽她電話的人和任何心不在焉的警察無異。每當他們向公眾征集信息,總會有大量傻瓜打來電話。最瘋狂的往往是最執著的。

真相通常會被懷疑掩蓋。

兩小時之後,警察進行了與這一家人的第一次談話。提到的問題也大致是埃拉會問的問題,回答頗為簡短。歐洛夫沒有說太多的話。

歐·哈:“不。”

歐·哈:“誰說的?”

歐·哈:“不知道。”

歐·哈:“不。”

對於大多數問題他以沉默應對,然後他父親說話了:

斯·哈:“說實話,然後我們就可以完事了,警察還有更重要的事要做。”

看到斯凡·哈格斯特洛姆以這種方式死而複生給人一種詭異的感覺——或者說,至少是他的話語死而複生,以白紙黑字——或者是以泛黃的紙和黑字——呈現出來。

斯·哈:“照實說,小子。”

然後對警察:

斯·哈:“我就是這樣教育自己的孩子的,讓他們隻說實話。”

埃拉在心裏琢磨:不知道當時英吉拉是不是在同一個房間接受詢問?歐洛夫知道那線報的來源嗎?他知道正是他母親給警察打的電話嗎?

警察第二天又來了,還帶著檢察官簽署的文件。他們提取了他的指紋,還搜查了這棟房子。

埃拉瀏覽著那份報告。她可以想象出當時那種沉寂——當他們從他床下拖出那個箱子時,歐洛夫童年時的房間裏所彌漫的沉寂。那個房間位於二樓,她從沒有親自去過那裏。可她從描述中得知那是一間狹窄的儲物室,位於斜屋頂下方。這種格局在這類房子裏很常見。

根據報告,那箱子裏塞滿了東西,幾乎要爆開了:漫畫書、糖紙、腐爛的香蕉皮、一架折翼的飛機,還有一件黃色的開襟毛衣。

埃拉對於那段時期的電視新聞還有些記憶。她母親盡力不讓她接觸到這些事,不過並沒有成功。

突破——當時他們就是這麽說的。她之所以記得,是因為她並不理解這個詞的意思,她還以為那與骨折有關,並因此覺得自己在母親的朋友麵前表現得像個傻瓜。當時她母親的一個朋友正住在她家。

當時她母親和朋友相互對視,在她麵前斟酌詞句。不過母親最後解釋說這意味著他們找到了那個人:“我們很快就知道莉娜到底怎麽樣了,親愛的。”

他們並沒有直截了當地說莉娜已經死了,不過所有孩子都注意到了那些竊竊私語——一旦孩子們靠近就會壓得低低的嗓音,還有那些生硬的寬慰:“現在沒什麽可擔心的,不過還是不行,你不能自己一個人出去。”

或許就是當天晚上,他們找到了莉娜的開襟毛衣。

而調查工作進入一個新階段。

埃拉跳到第二天開始進行的訊問記錄。她意識到還有幾百頁記錄在等著她。一周接一周的訊問。

埃·格:“你能不能告訴我們,你跟著莉娜進樹林後發生了什麽事?”

歐·哈:(不回答)

埃·格:“你為什麽跟著她走進樹林?你喜歡她嗎?看看這張照片,她很漂亮,對嗎?”

歐·哈:(搖頭)

埃·格:“你得說話,要錄音的。我們談話時你要看著我的眼睛,歐洛夫,看著我。”

歐·哈:“嗯。”

埃·格——埃勒特·格倫蘭,埃拉的老同事。她沒有意識到他曾經如此深入地參與此案,也沒想到他偶爾會主導訊問。一頁接一頁——長達幾小時的訊問;一天接一天,持續了一個多月。她查看這裏或那裏的文字記錄,閱讀到其中一小段,發現有一個她不認識的首席訊問員加入,這回是一個女人。埃拉試圖想象歐洛夫坐在她麵前,那個十四歲少年——在“不回答”和“搖頭”後麵隱藏著什麽?

關門聲嚇了她一跳。調查資料堆成一摞摞,環繞在她周圍,仿佛一堵牆。她沒有意識到有人來來去去。夜間巡邏的總部在索萊夫特奧,這意味著在克拉姆福什沒有警察值班。整棟大樓靜悄悄的。有那麽一會兒,她還以為自己是唯一留在這裏的人,不過後來她聽到了敲擊聲和咒罵聲,是那個臨時工門衛,他正忙著清理咖啡機。咖啡機上的紅燈閃了一整天,提示他們要換濾芯什麽的。

“這根本不是我的活兒。”他嘟囔道,“不過如果不管的話,明天早上就喝不到像樣的咖啡了。”

“你知道上哪兒能弄到一台錄像帶播放機嗎?”埃拉問道。

十四歲的少年坐在那裏,身子前傾,把頭埋在手裏。

一條胳膊伸進畫麵裏,一個身軀探到攝像機前方,把他的手挪開。

“在我們談話時我想看到你的臉,歐洛夫。”

又是那個女人,那個首席訊問員。埃拉在網上搜索關於她的資料,找到一篇關於她的舊文章。她來自南邊,經常作為一個兒童訊問專家被叫來。錄像時間是歐洛夫成為調查行動首要關注對象超過一周之後。

“有五個人聲稱當你從森林裏走出來時,你身上沾滿泥土灰塵。如果你什麽都沒做,怎麽會弄成這樣?”

“我摔倒了。”

“你是想抓住莉娜嗎?”

沉默。

“你是個男孩子,歐洛夫,正在長成一個男人。這沒什麽不正常的。或許你身體上出現了一些你不太理解的變化。幫我再看看這張照片,她是不是很漂亮?你覺得莉娜漂亮嗎?”

歐洛夫看向別處,反複搓揉自己的頸脖。埃拉拚命想從他的五官中辨別出她所碰見的那個成年男子的特征。或許是他的眼睛。這個男孩,孤零零地坐在一張塑料泡沫沙發上,身處一間沒有裝飾的訊問室。他高挑瘦削,一舉一動中透著笨拙,仿佛是他的身軀長得太快了。他有著寬闊的肩膀,不過和他後來的龐大身軀相比還差很遠。

在一個狹窄的密室裏悶了將近三個小時,裏麵的空氣很快就變得幹燥。埃拉意識到自己無法看完所有資料,僅第一周就包含大約二十小時的訊問。她在心裏快速地算了一下:她要看的是總時長約一百小時的錄像。埃拉在那些錄像帶中翻找,其中幾盒貼著“現場指認”的標簽。

警探不熱衷於重啟舊案調查是有原因的。

重啟舊案,需要有清晰的依據、新的證據。對於已經結案的案子,警察不會輕易地把重新調查的責任攬在自己身上。喜歡刨根問底的記者才會這麽做,就如同他們對待瑞典所謂的連環殺手——托馬斯·快克所做的那樣。

快克承認自己製造了三十多起謀殺,並因其中的八起被定罪。盡管他指認了現場,可他從來沒有引導警方找到一具屍體。唯一的法醫證據是一塊骨頭的碎片,據說是屬於某個女孩子的——然而後來發現那其實是一塊塑料。整樁案子都以心理治療為基礎,而這些心理治療意圖挖掘出那些“被壓抑的記憶”——關於他所犯下的謀殺罪的記憶,而他本人甚至都不知道這些謀殺的存在。

“歐洛夫,看著我。”那個女人堅持道。她並沒有出現在畫麵中。“當你抓住莉娜時,她做了什麽?她尖叫了嗎?是不是因為這樣你才想讓她閉嘴?”

埃拉關上錄像帶播放機,她意識到自己得吃點東西。她打電話給媽媽,確認一切安好。克裏斯汀告訴她自己吃了點三明治,喝了一杯酒,正準備上床睡覺。不過隻有當她重複相同的信息兩遍時,埃拉才相信她的話。

她在餐廳的一個櫥櫃裏找到一些薄脆餅,還有一些不知是屬於誰的奶酪和黃油。隻能怪他們沒有給自己的食物貼標簽。

然後她給奧古斯特打了電話。

她的同事心甘情願地跑過來,但是過了三十分鍾之後他就不耐煩了:“我們看這些究竟是為了什麽?”

因為我小時候沒人告訴我,她心想。埃拉解釋說,她需要另一雙眼睛來看看其中是否有可疑之處。而她現在隻有傍晚和當天夜晚的時間,在那之後錄像帶就要歸還檔案室,而她也要再次鑽進警局巡邏車裏,在這個地區駕車巡邏,一英裏一英裏地巡邏。

她並沒有說她之所以叫他來是因為喜歡他陪在她身邊,尤其是在一間不過幾平方米的房間裏。

“又隻有他一個人,他的父母都不在場。”埃拉一邊說著,一邊按快進鍵掃過整段錄像,“你注意到了嗎?他未成年,而且隻有他一個人。”

“那個時候就是這樣的。”

奧古斯特把一隻腳擱在桌上,他的腳在持久不變的錄像畫麵前搖晃。錄像畫麵還是一個男孩坐在塑料泡沫沙發上,一個小時接一個小時,總是同一個拍攝角度。埃拉迅速翻閱文字記錄,希望能跳到那些有所變化的部分。他們略過整整一遝錄像帶,找到第三周的訊問記錄。

“等等,”埃拉說,“有變化了,他開口說話了。”

歐洛夫盯著地板,他的臉幾乎埋在他的手裏。

“不是這樣的。”他說。

“什麽意思?”

“不是像我和他們說的那樣。”

“你現在是說你的朋友們嗎?那些在路上等著的男孩?”

看來那個身為訊問員的女人坐在一旁,歐洛夫匆匆瞥了她一眼。

“她推我,我摔倒了。”

“你說什麽?”

“地上很髒,各種髒東西。”

“你是說莉娜?體重大約五十公斤的莉娜?”

“嗯。”歐洛夫的眼睛再次盯著地板。

“之前你為什麽不說?”

“因為……因為……她是個女孩,就是這麽回事。我沒想到,肯定是因為這個我才摔倒的。我很壯的。”

“我們知道,歐洛夫,我們知道你很強壯。”

“然後她抓了一些蕁麻,像這樣。”他比畫給他們看,用雙手在自己的嘴邊摩擦,抹過臉龐,“然後她把泥土塞進我嘴裏,說她變得髒兮兮的都是我的錯,是我把所有事情都搞砸了。”

“然後你就控製不住自己的脾氣了?”

“不,不是。”

“現在看著我,歐洛夫。”

他搖搖頭,並沒有抬起眼睛。

“他剛才說什麽?”奧古斯特問道。

埃拉立刻倒帶,調高音量,想聽清這個十四歲的少年在嘟囔什麽。

“她走了,”他說,“隻有我一個人倒在地上。”

“你剛才說的是你對她的臉做了那些事嗎?你是這個意思嗎?”

“不是,是她做的。”

“可是這和你對你朋友說的話對不上啊。哪些話才是真的,歐洛夫?”

“我還能說什麽?”

“現在我不知道該怎麽想了。開始時你說你對莉娜什麽也沒做,現在你說是她對你做的這些事。我們怎麽知道哪些話才是真的呢?”

“是真的。”

“哪部分?現在我已經糊塗了,歐洛夫。”那個女人靠過來,一半身子進入鏡頭內,“隻能有一種說法是真的。當你走出樹林的時候,你對你的朋友撒謊了嗎?”

“可以停下來嗎?”

“不行,歐洛夫,我們還得再繼續一段。我們要一直繼續下去,直到你和我們說實話為止。你明白的,對吧?我們不會停止,直到你告訴我們你對莉娜做了什麽。”

在接下來的錄像中,那個“十四歲的少年”反複要求“停下來”。然後他想要他媽媽也加入他們的行列。

“你母親就坐在外麵。”

“我想要她進來。”

“我們覺得她現在還不能進來。不過她也希望你說實話,她和你父親都希望這樣。”

當奧古斯特從埃拉手中拿走遙控器,她的手掌滾燙。

“怎麽回事?”他問道,按下暫停鍵,“他又在撒謊,還是他正在說實話?”

“我不知道。”

他們安安靜靜地坐了一會兒。埃拉翻閱調查總結部分,希望能弄清楚時間線和事件。

“在那之後,訊問進行了幾周,然後他全都認了。據說他指認了把她的屍體拋入河裏的地點。我記得那張柳條的照片——在電視上放過的,就是他用來勒死她的柳條。我記得當警察宣布已經偵破了這起謀殺案後,媽媽如釋重負地哭了起來。我當時不明白是怎麽回事,我一直以為人們之所以會哭,是因為他們感到難過。”

埃拉再次翻找那些錄像帶,找最後幾盒,每一盒上貼的日期都是八月下旬的某一天。

那標簽上寫著“現場指認3”。

搖搖晃晃的鏡頭,一群人正緩緩穿過樹林。

十四歲的少年走在人群中,邁著稍顯笨拙的步伐。其中一個警察將手搭在他的背上——實在看不出這姿態究竟是為了保護還是催促,或者兩者皆是。相信我們,你在這裏很安全,我們將會把你引到斷崖絕壁。當那名警察轉過身,埃拉認出了是她的老同事,隻不過是年輕得多的模樣。

有點微風,使得麥克風“嘩嘩”作響。

“你是用什麽殺死她的?你還記得嗎,歐洛夫?是什麽讓她停止了呼吸?你能展示給我們看嗎?”

另一個人走進鏡頭,抱著一個大大的假人,和真人一般大小。假人的手臂軟綿綿地垂下來,或許是用某種布料製成的,隻是沒有五官之類的東西。

“當你和她發生性關係的時候,她是不是就躺在那裏?就像這樣?”

假人被放在地上推來推去,歐洛夫搖搖頭。

“之前你說你想要和她發生性關係,你躺在地上。你能向我們展示一下你們倆躺倒的姿勢嗎?”

他最後指認了。那裏有一塊岩石,一棵倒地的樹木截斷了小徑。所有一切都以無比緩慢的速度進行著。埃拉倒帶,重複觀看其中幾個部分——就是那些他們認為或許會有所遺漏的部分。當歐洛夫說他用一根那樣的柳條來勒她時,他有沒有說她是怎麽死的?

“不行,歐洛夫,我們還不能走。”

“我想撒尿。”

“等我們弄清楚發生了什麽事,就可以走了。你說你嘴裏有泥土和蕁麻,你是不是用泥土來讓她窒息?”

“不,不是。”

“在這周圍你能找到你當時使用的東西嗎?是不是樹枝?或是你隨身帶的東西?是皮帶嗎?現在我們想要你記起來,歐洛夫。我知道就是這裏。”首席訊問員把手放在他的額頭上,“現在我要你鼓起勇氣,想起來,夥計。”

埃拉停止播放。

“他們把那些話硬塞進他嘴裏。”她說。

“他們想要獲取他的記憶。”奧古斯特說,“就是他深藏起來的東西。當一個人經曆了某種真正具有創傷性的事件時,有時就會發生這樣的情況。”

“你是說‘被壓抑的記憶’?這種東西並不存在,這已經是被反複證實了的。人們會記得自己經曆過的可怕事件,被遺忘的反而是尋常事,是他們沒有留意到的東西。比如說,沒有人會忘記自己曾身處奧斯威辛集中營。”

“這是大概二十年前的事了。”奧古斯特說,“再說了,也沒有那麽絕對。我有一個朋友曾經在斯德哥爾摩大學上過一門法醫心理學,那門課的老師曾經卷入幾起類似的案件,他本人也接受了心理治療,然後他記起了一些事——暴虐行為之類的。他相信那是真實存在的。”

“我們是警察,”埃拉說,“相信並不存在的事不是我們的職責所在。”

“所以就禁止想象,對吧?”奧古斯特的微笑中透著揶揄,真讓人惱火。

“嗯,沒錯。”她嘟囔道,“在工作中就是這樣。”

現在已經將近深夜兩點,可埃拉不再感到疲倦。她快進掃過那段錄像。時間是1996年八月下旬的某一天,已經到了下午。和嫌疑人一起進行的現場指認工作已經進行了近兩個小時。

歐洛夫從地上撿起一樣東西,扔掉,又撿起一樣東西——一根樹枝。

“是用這種東西嗎?”

“大概吧。”

“你能向我們展示一下當時你是怎麽做的嗎?”

歐洛夫彎折樹枝,做成圓圈狀。

“那根柳條。”埃拉說。

“我能回家了嗎?”歐洛夫問道。

“你做得很好。”首席訊問員說,“現在我想讓你展示一下你是怎樣把她搬離這裏的。你能用這個假人向我們展示一下嗎?你是用手這樣抱著她嗎?還是這樣?”

當歐洛夫將假人背在肩上,畫麵開始搖晃,錄像結束了。埃拉換了一盤帶子。

“感覺他們已經完全確定就是他幹的了。”她說,“所有人都知道。我記得很清楚,我一輩子都記得。”她很想抓住奧古斯特的手——那隻手離她那麽近,卻無動於衷地搭在椅子扶手上。

錄像再次開始,這回背景變了,是在河邊,有河灘、沙子,或許還有泥土。

首席訊問員的嗓音變得略微沙啞。

“你把她放在這裏嗎?她是不是在這裏弄丟了鑰匙?還是你把她的東西扔到了這裏?她背著的背包呢?你是不是把那個包扔進水裏了?你能不能指給我們看你是在哪裏扔的?”

經過一個金屬棚屋,歐洛夫依然背著那個假人。假人的手臂來回晃**,仿佛在拍打他的背。他走到碼頭邊上。

那裏是禁止孩子們玩耍的地方。據說那裏的水有三十米深,在以前鋸木業的黃金時期,巨大的船隻都在那裏停靠。然而這還不是河裏水最深的地方。再往外一點,河床陡然下降,形成一百米的深淵,隱藏在具有欺騙性的閃閃波光之下。任何人落入其中都會永遠消失。

“你就是在這裏把她拋下去的嗎?還是在更靠近下遊的地方?”

“不,不是。”

“就是這裏啊?你能給我們展示一下你是怎麽做的嗎?”

歐洛夫把假人拋出去。

“你就是這樣把她拋出去的嗎?當時莉娜有沒有落入水裏?當你把她扔進水裏時,她是不是已經死了?”

“她沒有。”少年嗚咽道,在碼頭邊上縮成一團,眼睛盯著混凝土柱子,“她沒有死。”

首席訊問員在他身邊蹲下。她調整耳朵裏的什麽東西,抬起目光,一臉絕望和疲憊。埃拉看見她正用目光搜尋站在攝像機後的人。她正在就這些問題尋求幫助,埃拉心想。

風聲灌進一隻麥克風裏。

“你把她扔進水裏的時候,她是不是還活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