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九

2013年，南城區實現連續兩年命案必破。平時隻在電話會議上能見到的局長一把手，親自請全重案隊吃飯。

宴會上，大家略顯拘謹。這位以寫現代詩見長的局長主動提酒，語氣慷慨激昂：“我想告訴你們，局黨委一直在關注著咱們這33人，咱們是最好的隊伍。是精英中的精英。希望大家再接再厲，爭取在我半夜到現場之前，就能接到電話說可以調頭回去了。”

隊長又補充了一句：“以後誰想殺人，得看看自己在哪個區！”大家夥全被這兩句玩笑話逗樂了。二兩的杯子，幾乎所有人都一口幹了。

張大鵬也笑了，但隻喝了半杯。

新來的主管刑偵的副局長很年輕，40歲不到，父母都是國家院士，拿國務院津貼的。但他毅然決然選擇幹刑警。

上任以後第一件事，他來到刑警隊，以探組為單位匯報重案隊的積案。大家圍成一桌，副局長坐在正中央，後排還有個負責宣傳的秘書拿著單反相機。

張大鵬是第3個梳理積案的探長。

前兩個探長講的都是90年代的積案，搶劫出租車，車內有打鬥血跡，入室強奸殺人，事主身上留下了DNA。案件乏善可陳，無非是常規套路，前期異常順利，就差最後一步，嫌疑人不是趁身份證管得不嚴的時候改了名，就是偷渡逃到了國外。每個人聽起來，大有時運不濟，嗚呼奈何的感覺。

這種案件報告，領導是說不出什麽的。但副局長皺著眉頭，聽得很認真，提了很多專業性問題，比如後期家屬回訪、勸解、情報信息工作的查詢情況，一定要問到答不上來為止。

看得出，他是真正懂業務，又不好糊弄、一絲不苟的人。

張大鵬上台準備報告的時候，非常緊張，所以口吃得厲害，他先是照本宣科說了兩起案件，然後停下來。他開始描述起劉小軍被拐案，說著說著，他就不口吃了。

他是從上午十點開始講的。他記得很清楚，因為當時專門看了一下表。

別人說的都是做了哪些工作，隻有張大鵬講得是一個完整的故事，一個冗長而驚心動魄的故事。他一直講到下午兩點，足足4個小時，中間支隊長出去叫食堂給重案隊單做一份，但是誰也沒注意到。大家全都聽傻了。

隊裏有的新來的民警根本不了解張大鵬，還有幾個老民警也像第一次見到張大鵬一樣，少數了解案情的人，也隻是聽說過張大鵬借著外地抓人的機會去過幾次河南，但誰也不知道他經曆了些什麽。

當講到解救婦女，手裏拿著假槍被村民圍攻時，年輕民警笑了，老民警都是苦笑。

副局長的表情從一開始的認真，到後來有點不屑——以為又是老油子吹噓自己準備邀功呢。再到最後，他眼神堅定，低頭認真記筆記。

“說吧，需要我做什麽？”故事結束以後，副局長問。

張大鵬立刻提出了自己的要求，他希望局長能夠幫助協調福建的關係，因為他要找到人販子鄒春桂，或者直接尋找失蹤兒童劉小軍。

副局長立刻給幾個福建的公安局領導打了電話，並把電話號交給張大鵬。

“我等著聽你信兒。”他拍著張大鵬的肩膀出去了。

張大鵬沒等副局長出去，就立刻給幾位局領導打了電話。他非常清楚，得趁熱打鐵，在幾位領導沒被明天的會議淹沒之前，和當地幾個打拐辦的民警聯係上。他們才是真正能幫得上忙的人。

張大鵬很快認識了很多福建的民警，他和對方都很合拍，福建人給他的印象很好，話少、不忽悠，一旦答應就會盡力去做，特別實在。

福建是全國拐賣兒童的最大流入地，也是最後一站地。在那裏，張大鵬認識了打拐民警老杜。

老杜的工作很繁重。他常年穿著一件破舊的老年襯衫，樣子憨厚，一雙手枯瘦，看起來就像一個純粹的福建老農民。他常常騎著自行車下鄉打聽消息，和鄉民們打成一片。張大鵬總說他是公安局招來的特型演員。

張大鵬走進他的辦公室，滿牆都是一根根的紅線串起來的照片，像電影裏FBI探員在弄大案子一樣。

半打開的抽屜裏有幾副拆開封的撲克牌，上麵都是失蹤兒童的照片。

張大鵬和他說起劉小軍的案子，和自己在河南的見聞。老杜撇撇嘴，說我們這兒的比河南的都精多了。河南水平不行。

“找個孩子太難了。咱們現在的統計數據都是已經報案的，你能想象沒報案的有多少嗎？把親孩子賣了又反悔的也不少！養牛不如養娃娃，一頭牛幾千，一個娃上萬。”

老杜看著張大鵬的表情話鋒一轉：“幹打拐，良心活兒。能幹多少幹多少，不然活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