瘸探2
如果真是這樣，老八會不會是在9月12日殺害了女孩趙丁萱，之後將屍體放在地下室待了一天，13日自己出去與戰友聚會，13日半夜回來後再把屍體拖到了外麵呢？
這是個大膽的設想，老賀不認同，他覺得張印是在帶著答案找問題。
老賀反對的理由很直接：老八收破爛的皮卡車早壞了，他沒法運屍。如果是把屍體拖過去的，那就太遠了，半小時也不一定能到，而且太冒險。他完全可以把屍體拋在距家很近的地方，比如某個下水道、河溝，或者灌木叢裏。
不過別人的話，對張印都是耳邊風。那天晚上他帶著老賀第二次去了老八家。
“老八，你家有地下室是嗎？上次怎麽沒跟我們說？”
“地下室？”老八像第一次聽說這三個字。
“對，上次不是城管還來查過一次嗎？”
“後來再沒人來了，封了。”老八說得坦然。
“你再想想，你最近進過地下室嗎？”
老八看似想起地下室的存在，也承認現在那裏還放著一些東西。但說地下室沒電，隻能拿電筒下去，張印注意到說這話時老八的口齒有些不清不楚。
張印和老賀走進地下室，那裏像一口深井，又熱又濕，走廊把房間一分為二，每邊各有四間房。電筒光把走廊裏的人影拉長，張印心想著這是老八第幾次撒謊。
地下室中間有台除濕器，管子下麵有個鐵盆，裏麵有層薄薄的水，顯然最近開動過。一個破舊書桌靠在牆邊，上麵有幾個啤酒瓶。張印四處細查，盼望著奇跡出現，比如在角落發現女孩遺失的銀質心形項鏈。
他興奮極了，腦海裏浮現出犯罪現場的模樣，但是他一無所獲。突然間，張印注意到牆壁縫隙裏有個銀白色耳釘，他沒吱聲，偷偷揣進兜，像是生怕老八看見。
“你最近一次下來是什麽時候？有帶什麽人下來過嗎？”張印問。
“哦，我下來過一次，但忘記哪天了。我想找點什麽來著……反正我下來之後感覺有人盯著我，我害怕，就上去了。”
張印眼睛死死盯著老八的眼睛，看見他心虛地咽下口水，喉結聳動。
“你那兩天見到她了嗎？”張印並沒有說是誰。
但老八馬上就反應過來：“記不清了。”張印記得萬分清楚，同一個問題，上次問老八他說的是“沒見過”。
張印眼神絲毫不動，就盯著老八的臉。老八搓了搓臉，開始喃喃自語：“我覺得吧，這種人應該槍斃且立即執行，要是我有個女兒被人弄死，我一定找哥們把他幹了。哎，警官，你們案子查到什麽程度了，不行我可以幫幫忙，我人脈挺廣的。”
老八說他在地下室感覺到“有人盯著他”，他是想暗示那個死去的女孩曾經在這個地下室裏被捆綁過嗎？老八第一次還說對這個女孩一點不關心，現在查到地下室了，他又反過來要幫警察的忙——老八就是凶手！不顧老賀反對，張印再次帶走了老八。
警察的一生中總會碰到這樣一起案件，有些難以言傳的東西瞬間擊中了你，那可能是嫌疑人的一個表情，可能是死者手機上一條詭異的短信。它們會讓你在沒有確鑿證據的情況下堅信對方就是你要找的嫌疑人。
更奇妙的是這種線索不屬於別人，隻屬於你自己，隻有你看得見，那是屬於你一個人的案子，你要做的，就是拚了命來證明你的靈感是對的。張印也被那種難以言傳的東西一瞬間擊中了。
多年後，張印回憶起帶走老八的場景，依然記得一個細節。給老八戴手銬時，張印發覺他的手掌沒有出汗，比自己幹燥得多，“我當時心裏就咯噔一下”。張印沒想明白，難道這人就不害怕嗎？
十五分鍾後張印來到辦公室，坐在了老八的對麵。
已是淩晨了，全隊偵察員和抽調來的民警都窩在會議室，為小女孩命案加班匯總資料。他們眼圈發黑，腦子跟不上嘴巴，一個多禮拜每天隻睡三四個小時，這狀態顯然撐不了太久了。
張印之前沒跟任何人打招呼，包括副支隊長和支隊長。他來到小會議室，按捺住內心的雀躍，輕描淡寫地說又把人帶回來了，大家滿臉怪異地看著他，沒人吭聲。
事後張印才明白為什麽大家當時的臉色那麽難看，他們都以為張印掌握了重大線索，或凶器，或證人證言，準備獨自向領導請功了。重案組曾經有人這樣幹過。沉默一陣後，大家還是各司其職，準備陪老八來一場聲勢浩大的表演。
訊問室旁實驗室的門大開著，幾個重案組的民警忙碌地操作著根本不會使用的機器，小女孩紮眼的血衣和挎包就放在桌上，仿佛他們已找到了攻克難關的答案。
張印押著老八從實驗室門口經過，老八往裏看了一眼，但麵無表情。所有警察都表現出對老八很冷淡，暗示他隻是個普通的嫌疑人，沒什麽特別之處。
隨後，張印押著老八上樓梯，進到支隊長辦公室。一把高大的黑皮座椅，一張黝黑泛紅的寬木桌，一書櫃精裝的刑偵書，一片引人注目的照片：抓獲犯罪嫌疑人的、授勳儀式的，還有集體一等功的獎狀，蓋著公安部大紅印。
辦公室的牆上掛著趙丁萱被殺案的現場地圖和小女孩屍體照片，旁邊的白板上用紅筆大大地寫著老八的姓名、年齡與身份證號，異常醒目。這些都是提前布置好給老八看的，都在暗示：老八，你該認賭服輸了。
一個老預審員借來白襯衫，領導般威嚴地坐在皮椅上，這一招通常很有效，老百姓都認領導。
“領導”語速很快，都是短句，鏗鏘有力。張印站在老八旁邊，激動地等待著那一刻，等待著老八在重壓之下呼吸紊亂，手腳發抖，現出原形。
他們配合得很完美，幾個民警輪番上陣對老八狂轟濫炸，這是典型的熬鷹戰術。他們其實玩了一個“小花招”，民警並沒有實際填寫傳喚證對老八進行傳喚，也沒有給他戴上手銬，而是先走證人詢問程序對老八施壓，這樣可以在二十四小時的傳喚時間基礎上多爭取些時間。
民警們動用了一切在法律和人道允許範圍內的手段，可是張印驚訝地發現，地下室裏那個有點驚慌的老八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座毫無感情的雕像。無論怎樣訊問，老八都一遍遍重複著之前的證詞，他沒承認任何事。
天快亮了，張印聽到同事竊竊私語，他無法忍受這樣的聲音。張印開始大聲對老八說話，說自己知道老八是個什麽樣的人，知道他以前怎麽像個瘋子一樣毆打老婆，也知道他和趙丁萱之間的關係。
老八聳了聳肩，端坐在椅子上瞥了張印一眼，漫不經心地打了個哈欠。他左右看了一圈，用動作表明了態度：那你們這是幹嗎呢？辦我唄，別浪費時間了。
張印腦袋騰地一下蒙了，內心的平衡瞬間被打破，辛辛苦苦營建的東西垮了。他努力思考，但越是絞盡腦汁就越暈。他接著試圖感化老八，引起老八對女孩的同情。他說了幾個開放式的問題，然而這是訊問中一種嚴重的倒退，預審員打起了哈欠。
雖然張印沒有任何拿得出手的直接證據，但他依然堅信對麵坐著的就是嫌疑人。門口的同事散去了，張印覺得他們中一定有人在說：一個年輕的小民警想露個大臉，結果把屁股露了出來。
不，還有一個撒手鐧！
糊裏糊塗的張印趴到老八耳邊，努力顯得胸有成竹，從口袋裏掏出在地下室撿來的那個銀白色耳釘，擺在老八麵前——
“風過留痕，雁過留聲，你看看這是什麽？”張印急瘋了，他明知死去的女孩是沒耳釘的，他隻期望唬住老八。
老預審員愣住了，隨後勃然大怒。白胡子在抖，使用證據這麽大的事，竟然都不和他商量一下。
老八直視前方，隻掃了一眼耳釘，隨即側過臉盯著張印。張印的手竟然發起抖來，老八鄙夷地一笑，隨即徹底放鬆下來。
全完了，張印輸了。
那個廉價的耳釘根本不是受害人的，張印知道，老八也知道。現在張印失去了一切威嚴，他是個說假話的傻×，一個毛沒長齊的小崽，想跟幾進宮的老炮鬥法，老八再也不會相信他了。
其實，張印不適合重案組的另一個原因就是他不會“問人”。他會天真地給嫌疑人遞煙，買冰棍和汽水，然後期望對方“尊重”他，說真話。一旦發現對方說謊，他就暴跳如雷，大罵起來。對極個別供述較好的嫌疑人，張印也很難問得下來，因為他用的是一種擠牙膏的辦法，老賀評價他是“給他自己記筆錄”。
那天，他們訊問老八六個多小時，副支隊長覺得不能再耗下去了，就給老八簽了傳喚證，帶著老八到總隊測謊。總隊的測試員說他懷疑老八沒有正常人的情緒反應，老八的線條“像個死人”。
更悲催的是，那天中午女孩的媽媽又找來了，她要見主辦案件的民警。張印趴在桌上疲憊不堪地笑了。認識劉嵐的人都說劉嵐“是個精神正常的瘋子”。
她五十五歲，前夫是個獄警，大女兒在一個大公司上班。幾年前，她到前夫單位找到領導，說前夫“亂搞男女關係”；然後又到大女兒公司狀告大女兒和父親**，弄得雞飛狗跳的。有的人，日子過得好好的，非要有意無意把人生弄得一團糟，還以受害者自居。
離婚後，她不讓二女兒趙丁萱繼續上學，兩個人在一家郵政儲蓄所門口擺攤，賣些刀具和飾品度日。還時不時去騷擾一下前夫和大女兒。小女兒趙丁萱的命運也就此轉道，而這也是一個張印從來不曾接觸過的世界。
這些天，劉嵐瘋了一樣地寫信、打電話告狀，張印時常被搞得一肚子火，但每次張印都耐心地接待。今天張印還準備像往常一樣接待她，他有心理準備，因為前幾次劉嵐都很激動，但這一次，劉嵐一身黑衣，態度和往常相去甚遠。
她的第一句話就語出驚人：“警官你辛苦了。”讓人吃驚的是她開始向張印道歉，原因是她打聽到派出所在上報重案組之前已經做了基礎的失蹤人口查找工作，而且重案組一直在積極努力地查案。
她看著張印的黑眼圈真誠地向他鞠了一躬。張印不知所措，這個女人真能麵對女兒死去的事實，並從以往蠻不講理以受害人自居的狀態中走出來嗎？
張印謹慎地給她說了些宏觀的偵查現狀，女人直截了當地問：“是不是老八幹的？”沒等張印有反應，她又搖起頭，說老八不太可能。
但說著說著她那不受控製的脾氣又上來了。她沒指名道姓地大罵張印，可能是張印滿臉胡須和惺忪的睡眼感動了她，她轉而罵起了公安局。
“假如是你們家的孩子出了這個事，你們也這麽查案嗎？”她直視張印的雙眼。張印堅定地點頭。
她自嘲般笑了，“案子破了有什麽用？我女兒也回不來了。”隨即起身，和張印握手，頭也不回地走了。
那天早上五點，窗外的天灰蒙蒙的，張印一個人坐在辦公室裏發呆。他拿起一罐啤酒往下灌，喉嚨發緊，隨手一扔，哐當一聲砸在地上，他想找個人聊聊，但其他民警都睡著了。訊問的過程一幕幕在眼前回放，定格在老八最後那輕蔑的一笑與無比放鬆的肢體語言上。
他透過窗戶，看著尚未熄滅的路燈在水泥地麵上灑下的一層柔和的光。他想起訊問課上老師講過的：警察應當是嫌疑人的一個窗口，在四麵牆壁的訊問室裏逼得對方退無可退時，嫌疑人會看向窗口，那是他唯一的出路；然後他會在警察的“引誘”下奔向窗口，向警察說出內心最深處的秘密，為了解脫，他會把一切大白於天下。
然而現在，老八成了張印的窗口。因為自己過於急躁，過於自大，張印現在撞得頭破血流。
局長還在等結果，老八也要大搖大擺回家了，所有人都知道了。
張印迷迷糊糊喝了幾罐啤酒，然後走向窗戶，縱身一躍。那是一棟老樓，層高比較高，二層至少相當於現在樓的三層。
探長跳樓，古今未有。
關於跳樓這件事，他的回憶似乎和事實脫節。
當時門口的保安目睹了一切，他告訴我，張印是從二層空調外機上掉下來的，在地上癱了一瞬間，然後像沒事人一樣站了起來，甩動著一條胳膊極為誇張可笑地向前跑，快跑到大門口時再次摔倒。
同事送他去了醫院，一路上他雙眼緊閉，不言不語。他摔斷了右腿，扭傷了左臂，躺在醫院裏，背部濕透，無法翻身。
張印在醫院住了三個禮拜，每天抱著司法考試書裝模作樣。開始幾天他“麻木不仁”，幾乎無法清晰思考。他將自己封閉起來，不接電話，不和任何人聯係。不久他開始反思，做警察是他的真正使命，還是人生道路上一個隨機錯誤？
張印出生在一個二線城市，父親是個水利工程師，母親經商。他小時候親眼看見優秀而強勢的母親將搞外遇的父親趕出了家門。
從此他和母親相依為命，刻苦學習但漫無目的。成績不好時母親惡毒地羞辱他，責罵他，逼他成材。他的母親和受害女孩的母親劉嵐一樣，用謾罵來宣泄一切情緒。但有一點和劉嵐不同，母親從小就給張印灌輸一個觀念：男人最重要的是要有尊嚴。
高三下學期，他聽表哥講起公安大學的軍事化管理，那些近乎虐待的訓練，還有穿著警服參加大學生方陣比賽時少女撲過來要電話號碼的趣事，他恍然大悟。於是不顧母親的反對，他毅然報考了公安大學。
在他的幻想中，自己是被壞人包圍著孤身搏鬥的好人，隻有警察這份工作才能滿足幻想。
畢業後前五年，他是一名治安民警，在派出所裏長期麵對一個介於黑白之間的灰色空間，老民警多少有些“油滑”，而且少見大案，這都讓張印不滿。
於是，他做了一個很不同凡響的舉動。他在午休時闖進支隊長辦公室，朝一臉疑惑的刑警隊一把手遞上自己的簡曆。
“我想加入重案組。我大學時射擊課九十七分，刑法滿分，專業課分數也是班裏前三，我覺得我能勝任重案組的工作。”
支隊長以為麵前這個二十出頭的小夥子搭錯了神經。當然，每個警察都可以申請自己感興趣的職位，大家都可以去自己想去的地方，比如機關單位，可哪有這樣直闖領導辦公室毛遂自薦的？還以為在學校裏呢？分高就能解決一切問題？！
就這樣，張印隔三岔五就去刑警隊“騷擾”一下支隊長，連續好幾個月。支隊長攆他出去過，也威脅他要把這件事告訴他們派出所所長，但他就是不肯走。
這裏麵有張印的人生哲學，張印覺得隻要努力，就可以成功，失敗一定是因為不夠努力。一貫內向的他這樣厚著臉皮闖支隊長辦公室十多次，竟然真的成功了。
適逢刑警隊年齡老化，局長給了二十個名額，有一百多名年輕民警報名。支隊長大概是為了避免張印再來辦公室煩他，終於讓張印得償所願。但張印與重案組太格格不入了，尤其是這個菜鳥被捧殺為“代理探長”後，這個夏天不但恐怖，簡直就是彌漫著死亡氣息。
麵對老八，他為什麽會失敗呢？難道是他還不夠努力嗎？空無一人的病房裏，張印避無可避地麵對著自己。他為什麽要冒險向老八出示那個天知道屬於誰的耳釘呢？
這麽多年以來他不斷努力，不是對成功的渴望，而是對失敗的恐懼。
又躺了幾天，他開始痛恨老八，甚至有點想殺了他。
矛盾的是就在同一刻，他覺得身心又開始運作了，內心情緒也驚人地平靜。他滿腦子都是老八，清醒的每一刻都在想他，他的人生出現了新目標。
三個星期後，右腿上打著厚厚的石膏，張印出院了。他明明可以拄著一支拐杖走路，但偏偏要拄雙拐。因為單拐看起來更像一個長年累月的瘸子，而雙拐能提醒別人他在恢複中。
回到單位後，領導們對他和藹了很多，但同事們關於他跛足的笑話層出不窮。大家開始叫他“瘸探”。有個老民警把他的牙刷牙杯放到了辦公室最高的櫃子上，他沒說什麽，就是笑了笑。
張印知道這些笑話都是善意的，他們用變本加厲嘲笑他瘸腿的方式掩蓋了更大的悲劇——關於他跳樓的事。直到一個民警笑著說，“瘸毒瞎狠禿好色，之前你鬥不過老八那個禿子，這回你倆可以拚一把了！”張印板起了臉。後來，再也沒人敢和張印開玩笑了，大家覺得張印變了，少了衝動，多了深沉。
張印當然知道這起案子要“黃”了。
重案組就像沙漠，案件一層一層堆積而來，時間會把很多大案覆蓋掉。再大的案件破不了也就是個案子。四個探組各自接了新案子，趙丁萱被殺案已經被裝訂成卷了——那代表它將會和無數個未破案件一樣，逐漸淹沒在後院的案卷大山之中。
破案對警察來說是工作，但對嫌疑人來說被抓就完蛋了，雙方為此付出的努力是不對等的。張印強迫自己不去想老八，而是再一次審視證據，他首先得完全深入到老八那個世界裏去。
在拋屍現場東北角三公裏的地方有個村子，村裏有個老實巴交的屠夫。幾個無賴成天到肉鋪騷擾，罵他是殺害小女孩的凶手，威脅要報警，趁機免費拿走他掛在鉤子上的肥肉。張印去找過屠夫兩回，對他印象也很好。
可能是被誣蔑後壓力太大了，沒過兩天，屠夫竟在吊燈上上吊了。當張印像對待一個徹頭徹尾的陌生人一樣把屍體從頭看到腳時，老賀說：“你比以前老了些，也狠了些。”張印沒吭聲。
回到單位，晚上張印才興致勃勃地告訴老賀他當時在想什麽。原來他一直覺得屠夫屍體下的拖鞋蹊蹺，左右位置與雙腳擺反了。後來他才想明白，屠夫一定是用左腳弄掉右鞋，右腳弄掉左鞋，這才肯定屠夫是自殺。
老賀被良心折磨得不安，張印卻一副放鬆的樣子，他說沒別的凶手。隊裏的老民警都知道，手頭有多起命案時，一旦對其中一起傾注過多感情，付出了太多努力，就是對其他案件的不公平。
那天晚上，重案組在附近一家酒館聚餐，大家為小女孩的命案忙碌太久了，身心疲憊。張印在桌上有點別扭，出了那件事以後，他不再喝酒，而且老賀坐在他對麵，自從上次在大會上張印讓老賀下不來台之後兩人就不太說話。但幾瓶啤酒下肚後，出乎意料地，老賀主動坐到了張印身邊，緊緊摟住他的肩膀。
“大張。”
“賀哥。”
“大張。”老賀再次說。
“是我，賀哥。”
“是兄弟不？”
“是兄弟。”
“是兄弟不？！”
“必須的。”
“其實我挺佩服你的，你知道嗎？”
“比如說呢？我有啥讓人佩服的。”
“你像個‘傻×’似的。”
張印大笑起來。重案組民警總是不擅長表達真心實意，有時說著說著就沉默了，有時讚美讚美就罵人了，本來想說的好話，到嘴邊就變成了段子。
老賀又半倚在張印肩膀上做出一個“猥褻”的動作，在場的民警都笑了。終於，哥倆都忍不住笑了，張印學會笑了。
買單後，民警們都回宿舍蒙頭大睡，老賀和張印躲進車裏，待在一個廠區大院門口。老賀勸張印放下這起案子，張印沉默不語。老賀轉而講起自己的經曆，工作裏倒黴的和有意思的事。
突然有個看門老頭讓老賀滾開，兩人吵了起來，老頭還報了警。當警燈照亮大街時，老賀和張印趕忙開車往單位跑，在這座由他們守衛的城市裏，此時他們變成了被人追捕的對象。
張印嚇得夠嗆，老賀輕蔑地看了他一眼：“沒事！咱們重案組都有破不了的案子，這事誰管啊！趙丁萱的案子不是也沒破嗎？前前後後上了多少人你說說！”
張印開車到了刑警隊門口，老賀已經睡著了，眼鏡耷拉到嘴邊。張印叫他起來，他不耐煩地一揮手，“別煩我，我就在這兒睡了。”
最後老賀吩咐張印：“明天早上記得叫醒我，咱們再去找老八。”
凶手，年齡應當在四十到五十之間，未婚，長期獨處。從犯罪現場來看，凶手是性變態，他缺乏愧疚和同情心，可能將犯罪行為合理化。
在張印和老賀看來，這份總隊出具的報告活脫脫就是老八。但是迄今為止，沒有任何證據能夠認定老八就是凶手。民警們聽到很多謠言，找過很多人，但找不到第一現場，老八逍遙在外。
可凶手還能是誰呢？“瘸探”張印拄著一對拐杖和老賀回到了三角區域，重啟對老八的調查。
白天，無論老八去哪兒，張印和老賀都在身後不遠處跟著。老八偶爾會闖紅燈，或者用其他的花招擺脫他們。有意思的是老八並不在乎，反而有點洋洋自得。
他們互相非常熟悉，張印經過這麽久的調查，對老八的生活習慣了如指掌。老八也知道這位年輕人的真實姓名，甚至知道他的老家是湖北的，也知道他沒結婚。換成其他人在這種情況下會氣到半死，破口大罵，可是他們之間卻什麽也沒發生。
自從上次審訊後，兩個人在老八的破平房外麵多次碰麵，交流甚至沒了火氣。這是一場意誌力的消耗戰，大家似乎都在等待對方失去耐心、露出馬腳的一刻。
到了晚上，張印獨自開始值一種特殊的班。他每晚都到老八家附近最火的一家鹵煮店裏坐著。他跟客人聊天，請他們喝啤酒。店裏的客人大多之前見過麵，知道他是警察，但免費啤酒誰不要呢？張印逐漸發現他們都是一群騙酒的老無賴，但還是堅持每晚都來，他隻想從老八的角度看看世界。
他確實了解到了許多以前不知道的事情。比如，老八以前有個小媳婦，比他小十多歲，非常奇怪的是這個女人十五歲左右就嫁給了老八。張印打聽到消息，兩人沒結婚之前，老八聽說女人有個年紀差不多的相好，於是就在女人回家的路上伏擊，強奸了女人。兩人結婚之後，老八有次喝醉了，叫了一些朋友到家裏來，要共享女人，女人拒絕了，老八打得女人手腳麻木，逼她向朋友道歉。
大家說女人為了兒子忍了下來。一天，兒子跟著老八去看燒垃圾，兒子爬上樹，摔下來，死了。女人悲傷一陣後，就離開了。
得知這些信息後，張印又是興奮又是煩躁，更加相信自己的判斷。這個老八人前人後根本就是兩個人，不為人知的那一麵完全是個暴力狂、變態。現在沒有女人讓他發泄，他會做出什麽事情來？
“沒有人可以一直演下去，包括老八”。張印對自己說。
張印和老八在鹵煮店裏遇到過兩次，兩人擦肩而過，都裝作沒看見對方。
老八的平房前不知道什麽時候裝了一個監控。攝像頭上麵有個紅點，正對著張印停車的位置。張印第一次發現時嚇了一跳，他調過很多錄像，知道這種攝像頭有夜視功能，但不能轉動。他拄著拐下車，看著攝像頭，在牆根撒了一泡悠長的尿，回到車上，稍微往遠處挪了一點，移到監控以外的地方。
10月份的晚上天氣已經很涼了。街道寂靜無人，一個醉漢走到老八的門口，抄起一塊板磚朝門砸去，沒想到板磚反彈了回來，醉漢一屁股坐在地上，頭上滲出了血。
事後張印還在思考，當時最正確的做法是什麽，他當然可以送醉漢去醫院。
這時老八披著睡袍走了出來，手裏拿著一塊毯子，看了看“崩裂”的門板，罵了一聲，然後把毯子扔到流浪漢身上。張印以為兩人認識，但老八漠然地站在那兒，打了個電話。老八似乎沒看到遠處的張印。幾分鍾後，救護車駛來。
回到警隊，張印心裏亂得很，也說不上老八觸動了他哪根神經。他一次次回想老八站在台階上打電話，拿毯子救人的一幕。
那天午休時分，張印來到老八的平房附近，他在鹵煮店外看到了老八勉強修好了的棕色皮卡。也說不上怎麽想的，他單腿跳上鹵煮店台階，直奔老八而去。
老八穿著破舊的衣服，一個人，一碗鹵煮，一瓶白酒，凳子上放著一個黑色的大塑料袋，沒人願意靠近他。兩個人就這麽麵對麵坐到了一起。老八叫張印死瘸子，張印叫老八禿逼，兩個人臉上都掛著笑，想把手藏在對方看不見的地方。
老八先動了，他緩慢地斟酒，盯著張印的眼睛把二兩白酒杯推了過來。下午還要上班，張印猶豫了一下，左右看了一圈，接過來，喝了。
他們一開始沒說話，你來我往地一杯杯喝著，一瓶白酒很快就喝光了。經過的人們都用鄙夷或驚訝的眼光看著老八的破衣服和張印的拐杖。張印時刻提醒自己，如果身邊沒人，如果換個地方，他倆很可能會抄家夥要了對方的命。
也不知道誰先說的話，就停不下來了。他們說了些抱怨社會的段子，張印一開始還是隨口應付，後來想起這些天辦案的委屈，也漸漸越說越多。
老八那雙指甲縫滿是老泥的手，在張印身上故作親熱地拍了兩下，隔著衣服張印都覺得被拍的地方直發癢。
老八講起他1998年包魚塘，大水把大白魚全衝走了，賠光了錢。後來，來這裏開全魚宴，把借來的錢又都賠光了。從此開起垃圾站，說著說著東北口音就出來了。張印則絞盡腦汁把和自己接觸過的女人編成段子，半真半假，添油加醋。老八好像也挺高興，撓著紅亮紅亮的禿腦袋、摳著褲襠說：“我前幾個月還去了趟歌廳……”
張印咳嗽著，忍著想吐的衝動，暈暈乎乎地笑。一個公安大學的畢業生和一個拾荒的嫌疑人坐在一起喝酒，不知道這樣的事還會不會再發生。
老八喝多了，上半身直晃悠。為了夠一道菜，他上半身前傾，一回身可笑地坐在了地上。“您沒事吧？”服務員小女孩過來拉他，他一巴掌甩開。“你沒事吧！”他沒好氣地說。張印笑到喘不上氣。
臨走時張印搶著付了賬，老八問他什麽時候公安局才能去找真正的凶手，“好放我兩天假”。張印笑著說職責所在，沒辦法。
“你覺得還能發案嗎？”張印看著老八。
老八頭也沒抬，嘿嘿笑了：“老弟，你是不是對老哥還有誤會呢？”
張印強壓心頭的情緒，擺擺手。
出門時張印拒絕了老八把他送回單位的提議，平靜地看著老八坐上破皮卡畫著圈往前開，一回頭，摳著嗓子眼把酒全吐了。他有點暈，胃裏有一條火線在燃燒，但腿沒那麽疼了。他急急忙忙走了兩步，發現拐杖少了一支，又回到鹵煮店。
當時來不及多想，但事後他反應過來，從那時候起，他真的瘸了。他放棄了一支拐杖，一歪一扭地走向發現女孩屍體的地方。
要離開時，張印本來是想和老八道別的，他覺得以後不會再見了，但後來他改變了主意。喝酒時老八無意中透露了一個驚人信息，給了張印絕地反擊的機會。
老賀接到電話，不到二十分鍾就趕來了。他倆就在那條巷子中盤腿而坐，重新分析案情。
有線索指出老八以前有一輛沒牌子的破麵包車，為了收破爛方便，後來換了這輛皮卡車，沒人再見過那輛麵包車。拋屍的車輛如果不是皮卡，就是那輛麵包車。
老賀問他憑什麽這麽推斷。張印說，因為老八講了個段子，說他前幾個月和一個小姐在後座上發生過關係——但是他的皮卡車是沒有後座的。老賀興奮至極，張印卻很平靜，叼著煙說：“權當死馬當活馬醫唄。”
老八的確有個關係人，那人承認那輛麵包車是自己在五年前賣給老八的，也知道那輛車現在在哪兒，因為上個月老八又把車賣回給他了。
來到停車場，看見麵包車停在那裏，張印的心髒突然怦怦跳了起來，他害怕老八已經把裏麵的證據都銷毀了。
他們叫來了技術隊，把車座套和地毯翻了一遍。老賀在副駕駛上找到一小塊深褐色的汙跡，但張印覺得不太像血。技術隊說結果要等一段時間。突然間，他們疲憊至極，張印緩緩吐出一口氣，回到自己的車上癱坐下來。
等待微量物證的鑒定結果是個漫長的過程，而隊裏其他民警早就對老賀和張印心懷不滿了。張印一向格格不入，現在更招人煩了。他隻和別人聊案子相關的事，一旦聊點別的他就把臉轉開。
他們足足一個多月沒有參與到正常的案件輪轉當中了。老賀和張印的執著一開始令人敬佩，但後來大家私下認為這是徹頭徹尾的自私。大家都接案子，大家也都有沒破的案子，不能光想著自己那一畝三分地吧？！
有幾次其他隊的哥們過來問老賀在哪兒，隊裏的民警裝作算命的樣子，把牆上的地圖摘下來，閉著眼，神神道道地對著三角區域一通亂指，說倆人都在這裏麵呢。
有個老民警之前一直認為隊長偏心眼，太縱容張印，隻是老賀在隊裏人緣太好，沒直接發火，但這股火氣在一次早例會上爆發了。隊長安排好各組的勤務表，唯獨沒有張印和老賀的。老民警站起身來，把表格當眾撕粉碎，摔門而去。
會後張印主動承擔了一起需要排除刑案嫌疑的自殺案，可老民警依然不依不饒，“哎呀，我們張大探長現在連自殺都管了，母豬都能上樹了……”他知道張印是個一沾火就著的火藥桶，他就是要找碴。旁邊幾個民警都停下手頭的活，靜觀其變。
張印慢條斯理地把報告從打印機裏抽出來，小聲說：“母豬要是能上樹，肯定是公豬給攆上去的，跟我沒啥關係吧。”全隊人哄然大笑，張印不但會笑了，而且開起了玩笑。
麵包車上的痕跡很快得到了反饋，唯一有價值的發現是，小女孩頭發上提取到的一些灰色纖維，和麵包車上腳墊的纖維一致。但這種原料不算罕見。
領導們再也等不下去了，某領導拍了桌子，要求立刻結案。壓力一層轉一層，領導層的臉色都是青的，官越大越青。在一次支隊內部的會議上，老賀意味深長地和張印咬耳朵：“老八又要進來了。”
抓人前夕，隊裏所有的憤怒和埋怨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種讓人心驚肉跳的平靜。
10月23日，距離小女孩遇害近一個半月，晚上八點，老八再一次被請到了警隊大院。張印唯一的心理優勢就是小女孩可能在麵包車的腳墊上平躺過，但這也將是對老八的最後一次傳喚。再破不了案，這條腿就白瘸了。
抓人前幾個小時，張印的心上下亂跳，還一陣陣頭疼，因為沒有直接證據。老賀對於現狀感到很悲觀：“過了這麽久，他內心深處真的已經相信不是自己幹的了。”
張印回過神來拍了拍老賀的肩膀，安慰他：“這次以後我們不會讓他再殺人了，再也不會了。”
其實張印心裏一點譜都沒有，他躲在訊問室門外，透過門縫緊緊盯著坐在桌子對麵的老八。在他看來，這個令人厭惡的平凡老頭就是凶手，但隊裏的人大多半信半疑，因為張印找到的一切都是疑點，不是證據。
沒錯，老八是撒了謊，他說他9月12日有不在場證明，實際上是9月13日，但一個酒鬼記錯一天不正常嗎？沒錯，他沒說家裏有地下室，但他沒必要說啊，誰跟警察什麽都說呢？至於他的麵包車，那是沒牌照的贓車，來路可疑，他當然不願意說了。
他實在太不起眼了，邋遢的打扮，唯一有點不同的就是他脖子上有一串木製羅漢珠子。之前的訊問中他時不時就要晃兩下脖子，弄出點動靜，顯然是多年形成的習慣動作。在張印看來，那串珠子是他的心愛之物，更是他用以避難的精神堡壘。所以這一次，在他第一次開始晃脖子時，張印就把珠子從他脖子上摘走了。
老八對麵坐的是位真正的預審專家，極負盛名，之前十幾起要案訊問無一敗績，見老八前他與張印專門碰了頭，聊得很細。
整支隊伍今年破了一百起案子，隻有一起沒破，那麽這起案子就會深深印刻在領導的腦子裏，有事沒事都會問，而那已破的一百起，就煙消雲散了。整個重案組都在陪張印“過班”。
“知道你為什麽在這兒嗎？”預審專家開始了，他吐字很輕，但字正腔圓，充滿力量，包含著輕蔑的同情，壓抑的憤怒。
專家今年五十一歲，平時看起來極為不正經，他常在下班後騎自行車從馬路這一頭的飯店喝到另外一頭，隨後他們科長就會接到電話——需要人來接。他離婚兩年後找了一個小他二十歲的文員，再之前，他還因為超生差點失去工作。但這個人極為通曉人性的弱點，在訊問時像變成了另一個人，淩厲，正義凜然。
老八沒搭腔。
“看著我！我問話的時候很尊重你，也希望你尊重我。”
老八被迫抬起頭來看著他。
“知道為什麽坐在這兒嗎？”
“因為那小姑娘。”
“你知道她，你認識她。她叫什麽名？”
最終，老八總算說出了那三個字——趙丁萱。他說出女孩名字的那種感覺就像招供了一樣。
張印一陣狂喜，他能感覺到老八的失態，預審專家把躲藏在外表之下的老八逼了出來，這是最有效的技巧。
預審專家的聲音充滿責備，“你這樣的人我見多了，知道嗎？我見過好幾百個。”老八好奇地抬頭等著他之後的話。
“但是，我，是你第一次碰上的，我和之前那些警察不一樣，我知道你為什麽活得像現在這樣。”
預審專家開始長篇大論，老八低著頭望著地麵，偶爾靠在椅子上左顧右盼。這是他不願意被控製的肢體表現。多年後張印重溫這段訊問錄像還興奮地手舞足蹈，好像當時訊問的人是他。
心理科學正在發揮魔力。但是現在他不敢上前，還不到時候。
這次訊問室內部的布置也經過一番精心的設計，上一次牆上粘貼的小女孩的屍體照片和現場照片還在，同時又加上了小女孩的生活照。有她甜甜微笑吃冰激淩的照片；有她剛剛學會走路，留著短發，穿著連體嬰兒裙的照片；有她最近發到QQ上，化了濃妝做鬼臉的“臭美”照片。那個死去的十三歲的趙丁萱好像在這個封閉的空間裏活了起來。另外還有她脖子上勒痕的照片，殘忍至極。民警們除了看卷，平時不會多看一眼。隊長看到布置說，你們這是要逼供啊！張印聳了聳肩，沒吭聲。
對小女孩頭發進行微量物證分析時發現的纖維是這次訊問的王牌，同時也有退路，不至於把話說死。
專家提到麵包車的時候，老八有一瞬間睜大了眼睛，張印清晰地捕捉到了這個稍縱即逝的表情。老八說自己沒辦法解釋，請公安局解釋一下。
專家和老八就這個問題拉扯了幾次，老八耍無賴，車軲轆話來回說。然後他重新回歸那種無動於衷。預審專家緊追不舍，一遍遍強調科學的客觀性，但老八既沒有憤怒，也沒有想辯護，他就是無動於衷。
預審專家隻好耐著性子做總結，小女孩要麽死前進過他的麵包車，要麽死後進過麵包車。這是個陷阱，預審專家現在隻希望老八承認女孩的死和他有關。
“是不是你那個哥們幹的，或者你知道是誰，但怕得罪人？”
老八低頭看著地板，微微搖頭，動作越來越明確。
死路一條。
預審專家再一次提出那些背景問題，他和趙丁萱之前的關係，他的不在場證明，被他打跑的前妻，他對女人的感覺，對小姐的感覺。
老八緩慢而痛苦地回答，答案和之前一樣，就像小學生在老師麵前背課文。但是，突然間，他之前的一個回答改變了，鬆動了。他承認在出事之前曾經見過趙丁萱，但他否認女孩上過他的車，他之前一直堅稱已經好幾個月沒見過她了。
“你之前可不是這麽說的，你說你幾個月沒見過她了，現在你說你見過她？到底哪次是真話？”
“那時候，我不記得，現在我想起來了。”
老八的心理在發生微妙的變化，預審專家逮住機會，一點點把他推向崩潰。預審專家讓老八看了一部分報告，又一次提出女孩在他的車裏待過，老八依然搖頭。專家看了一眼表，張印也緊張地看了一眼牆上的鍾，已經過去幾個小時了。
預審專家拿出了口袋裏的照片，照片上老八的前妻僵硬地微笑著，那時候她剛剛和老八結婚，眉眼和趙丁萱很像。專家緊緊逼問他這個人是誰。老八身體前傾，頭低了下來，看著自己的胸口。
“是，我認識，怎麽啦？”老八輕聲說，痛苦溢於言表，一座石像崩塌了。
“她為什麽走？怎麽就和你過不下去了？因為你老打她是嗎？”
老八用惡毒的眼神看著專家，身體打著擺子，不停地說：“我沒有！我沒有！”
角力到了關鍵點，張印感到正義如此脆弱，它就存在於訊問室的空氣和煙霧中，存在於四麵牆壁小女孩的照片上，但是稀薄、稍縱即逝，就像老八臉上的表情。
張印衝了進去，按照事先的約定，預審專家和老八把話說死的時候需要有熟人“調解”。然後張印開始用一種同情的口氣對老八輕聲說了一些關於趙丁萱的“壞話”，是她不自重，她壞了規矩，其實你沒想怎麽著對嗎？
她太可憐了，無家可歸，你就是想給她一個家，照顧她，那不是你的錯，張印繼續鬆懈著老八的意誌。老八仍然在點頭，氣氛緊張到了極點。
張印刻意不去想那個女孩的樣子，他不敢說得太多，生怕說錯，但又不敢停下，因為現在老八好不容易被安置在“催眠”中，一旦醒了就前功盡棄，直到實在說不下去，他深深歎了口氣。
老八微微張開了嘴——
“我一直對她都挺好的……”
老八一開始講得緩慢，而後越說越快，仿佛急於卸掉身上的一塊大石頭，或者急於從那扇窗戶中鑽出去。
張印全程亢奮，一口氣做了二十七頁筆錄。老八承認了殺人！但有些地方仍然說得不清不楚，刻意隱瞞，張印也不在乎，老八隻要開口承認，最後就一定會全部說出來。
2007年9月11日淩晨，從天王星舞廳出來的趙丁萱自己找上了門。她對看上去溫和無害的老八很信任，她的手機沒電了，身上沒有錢，又不願意回家麵對母親，隻想找個地方過完這一夜。
老八說他沒想對趙丁萱做什麽，就帶她去了地下室。老八打開了除濕器，給她做了西蘭花和炸魚。沒過多久，他覺得自己“**”上來了，又跑下樓和趙丁萱聊天。那天的趙丁萱看起來和往常很不一樣，穿著短裙和靴子，脆弱而誘人。老八抑製不住地摸她，誇她好看，說她應該成個家。
趙丁萱可能是看眼前這個老人太可憐了，就和他聊了一會兒。她說起想去學跳舞，然後跟著大舞團出國，她喜歡站在舞台上。老八聽著聽著，突然覺得很沮喪。問她有沒有男朋友，她說沒有。
老八突然動了邪念，動作越來越大。他問女孩來他這和別人說過沒，趙丁萱傻乎乎地說沒有。難以想象一個十幾歲的女孩竟然一點點防人之心都沒有。
老八把她的手腳綁在身後，放在**，拉起被子蓋住她，隻留腦袋在外麵。女孩終於開始害怕並求饒，老八用錘子砸碎她的手機，扔在很遠的地方。
老八鎖上地下室的門，右手緊握著鑰匙放在胸口。整整一天，他在**昏昏沉沉，輾轉反側。一個小女孩在他腳下的地下室裏關著，隻屬於他一個人，他又興奮又害怕。
9月12日早上，老八變了說辭。他對趙丁萱說已經告訴她媽媽了，她媽把她賣給他了，二十萬元，讓他趕快收女孩做媳婦。還說女孩若不同意就殺了女孩滅口。女孩痛哭，哀求老八放了她。老八說，“我放了你，你給我什麽好處呢？”
為了不讓女孩徹底絕望，老八給了她一個封皮畫著水鳥的棕色筆記本，告訴她可以給媽媽寫信，祈求她把錢還了。於是趙丁萱蹲在地上，脖子上拴著繩子，顫抖著用水筆向母親道歉：“媽，我錯了，求求你把錢還給叔叔，對不起，媽，讓我回家吧，太疼了，我求求你……”
那個筆記本就明目張膽地放在老八平房客廳的破書架上，張印模模糊糊記得他們搜查時老八有意無意地用後背擋著書架，但不確定這段記憶的真實性。
9月12日晚上，老八在發泄完獸欲後開始害怕。他假意要送女孩回家，帶女孩上了麵包車，女孩怯怯地問他能不能把反綁雙手的麻繩摘掉，因為“她的肩膀有舊傷，腰也不好，是練舞蹈練的”。
老八覺得很可笑，都快死的人了，還提什麽舊傷的事。他順勢摘掉她手臂上的麻繩，但繩子的另一頭還緊緊握在自己手裏。
和張印推斷不一樣的是，第一現場不是在地下室而是在麵包車裏。途中，女孩大概發現了老八的真實意圖，突然對外麵的路人大喊大叫。老八停車後把她拽到駕駛位底下，兩手用力拉繩子，用腳踩她的腦袋讓她閉嘴，“因為用力過猛，不小心勒死了她”。
於是老八把女孩的屍體放在後備廂裏，開了一晚上冷氣。他自己在9月13日跑去郊區和戰友聚會，9月14日淩晨拿了車鑰匙，準備開上麵包車把屍體扔到郊區的一條河裏。
就在發動車後沒幾分鍾，他開始害怕，因為到郊區會經過收費站，那裏常有警察把守，於是他改變計劃，隨手把屍體扔在了路邊的一條巷子裏。
拋屍的一刹那，他看到了女孩的銀質項鏈，小小的墜子掛在白皙的鎖骨上。他鬼使神差地一把拉掉鏈子，拿回了家，縫到一床髒兮兮的棉被裏，讓項鏈隔著棉被貼著他的胸口。他每天晚上把那床棉被蓋在身上，足足一個多月。
最後一次訊問後，張印帶著老八穿過緩緩升起的電動大鐵門，在監區門口等待著管教來收人。
老八問：“你還會不會再見我？”
張印搖搖頭，兩個人分享了煙盒裏僅剩的一根煙。
老八問張印，“什麽時候事能完？”張印沒回答。老八往後退了兩步，用後背抵著牆角，臉上強笑，“我有病，這社會怎麽沒早發現呢？”他說很多人和自己一樣。
張印這才明白過來，麵前這個中年男人在心裏已經給自己判了死刑。莫名的，他不想讓老八生活在這個陰影裏，他心中升起一股憐憫之情，但是沒到慈悲的程度。
兩人抽完煙，張印拍了拍老八的肩膀，告訴他別發愁了，都是五尺的漢子，做了就做了，錯了還有下輩子。張印以為這是句好話，但老八顯得有些害怕了。
破案後張印難得睡了個好覺，他做了一個夢，夢裏他成了一名老炮偵查員，他像幹了十年重案的老警察一樣，會笑也會開玩笑了。但他想得還是那麽多，那些嫌疑人可以捂住臉，可以洗手，可以把刀扔到海裏，但無法阻止皮屑和頭發留在現場。他叼著煙坐在訊問室，那些嫌疑人還是會因為人性的劣根性露出馬腳。
老八招供的那天晚上，張印不眠不休地打完了破案報告，將全部案卷塞進了抽屜。天微微亮，辦公室空**無人。他一個人走到那間出過事的辦公室，忍不住向他跳樓的窗口看過去。
最終，他來到重案組的黑板前，拿起黑板擦想擦掉黑板上的文字，但效果不好，張印名字後麵“趙丁萱被殺案”幾個大字的墨水已經幹了，他拿起抹布沾了點酒精，擦幹淨。
他看著黑板等了好一會兒，但什麽也沒發生。
他終於“過班”了。
2007年11月14日，趙丁萱的葬禮上，她的親友們圍成一個圈，胸前帶著白花，默默看著被封起來的棺材。這是可以理解的，入殮師說屍體被法醫解剖過又在鑒定中心凍了小兩個月，肋骨被拆除，腦殼上還有黑色的線頭，根本沒法化妝。
一個瘸子突然闖入，全場隻有孩子的父親、母親向他微微頷首行禮。張印茫然若失地抬起頭，視線定格在電子屏幕上。那裏，一張張女孩生前的照片在閃動。有她甜甜微笑吃冰激淩的照片；有她剛剛學會走路，留著短發，穿著連體嬰兒裙的照片；有她最近發到QQ上化了濃妝做鬼臉的“臭美”照片。這些照片見證了老八被逼到死角的瞬間。
一個是“誤進”重案組、愛詩愛小說的高才生，一個是家道中落跌入底層、有個歇斯底裏的母親的青春期女孩，一個是步步走低、直到社會灰色乃至黑色地帶的老油條垃圾站小老板，三個人，在這塊三角區域，在這個血色夏天，離奇遭遇，慘烈、悲劇、掩蓋、執著，似乎一切都充滿寓意。
這時，一個小女孩偷偷跑過來低聲問張印：“叔叔，你的腿怎麽弄的？還會好嗎？”張印失聲痛哭。後來他告訴我，那個葬禮上他流光了所有的眼淚。
人的大腦是個很奇怪的東西，常常能把互不相關的記憶片段連接在一起。多年以後的一天早上，張印開車上班，在路上他感覺前麵有東西，本能地一腳刹車，回過神來，才發現是兩隻糾纏在一起的鬆鼠。它們愣了一下，各自逃走。那小小的鬆鼠也是生命，也知道趨利避害。他瞬間想到了很久沒有出現在腦子裏的老八。一種比命案更重要的東西擊中了他，那就是生命。他們挽救不了生命，卻可以維持秩序。他們代表不了絕對公平，但是可以撫慰心靈。他放下了某種包袱，也獲得了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