瘸探1
多少年了，重案組老大哥提起張印，一開口總是這個詞兒——“跳樓探長”，每當這時我就張大嘴巴望著聽後麵的故事。究竟他是個什麽樣的警察，為了破案能跳樓？當初又是什麽案子能逼著警察跳樓？
我用了很多年才漸漸還原出張印跳樓的那個清晨的樣子——
那是早上五點，重案組辦公室張印一個人呆坐著，麵前是那摞困擾他已久的卷宗。最多還有一個小時，殺人嫌疑人“老八”就要大搖大擺地走出重案組了。張印感覺像失去了一切。他覺得是自己沒找到證據，才放跑這個殺人犯，而所有同事很快就會知道這件事，包括領導。手機裏女朋友昨晚的短信是個巨大的諷刺，“等忙完這個案子，咱們上哪兒玩啊？”
張印起身，暈乎乎走向大樓辦公室窗口。就在那個血色的清晨，張印一躍而出。探長跳樓，古今未有。
六十天前，夏初7月。誰都沒想到連做偵查員都不合格的菜鳥張印，竟然被領導急速提拔為重案組的“代理探長”。張印就是個徹頭徹尾的“異類”。他愛侯馬的詩，愛涅槃樂隊，愛小說，內心渴望自由。雖然他喜歡看諜戰、偵探故事，偶爾還在宿舍裏操縱鼠標開槍“殺人”到深夜，但他說自己不怕屍體就怕血。這都算了，作為重案組警察，張印的致命問題是不會笑，還想得特多。
大家都記得太清楚了，被提拔為代理探長之前，張印去一個撞死流浪漢的普通現場，那裏是一片荒野，流浪漢躺在樹下，張印走到距離屍體兩米開外的地方，用一分鍾就破了案。死者後腦勺與後背上有明顯的輪胎印，體表沒有致死傷，應該是意外車禍。他相信法醫會給出相同的結論。
一片荒野中，模模糊糊好像有人在哭。
回警隊的路上張印緊緊擠在車後座，感覺耳邊還有哭聲。這聲音讓他懷疑流浪漢的死還有隱情，張印難受極了，就問旁邊有二十年警齡的老賀該怎麽辦。
“就等著交通隊出結果唄，要是裏麵還有別的事，他們肯定再給咱們推回來。”老賀聳聳肩，很輕鬆。
老賀接著一邊翻看現場照片，一邊咂摸著：“這怎麽跟他媳婦交代啊，好好的××，都給壓成套了！”全車人笑得前仰後合，隻有張印笑不出來。
在這個每年接觸的命案超過百起的地方，如果不學會放鬆與自嘲，那就隻能任腦子裏的命案慘狀竄來竄去。你要減壓，就得笑。你得明白真相永遠無法全部複原，偵破案件隻要知道什麽時間，什麽地點，誰殺了人就行了。
可張印想要了解關於殺人的一切，他對犯罪動機和人性邪惡感到好奇，所以，張印學不會笑，總是皺著眉頭，端著肩膀陷入沉思。有時，他表麵上對慘烈的現場不動聲色，但私底下卻喝大酒，做噩夢。沒人願意和張印住一間宿舍，因為他經常半夜做夢被嚇得喊出聲。
“兄弟，你這個性格在重案組可幹不長。”那天搭檔老賀拍著他的肩膀說。
我要是張印，出過流浪漢這個現場後可能就立馬要求調離重案組了——不，我要真是那時的他，就根本不會主動申請來重案組。
四個月前，2007年春節後，張印調入重案組。
他二十九歲，重點大學高才生，細高個，大腦袋，身體羸弱，從裏到外透出一股書生氣，在公安隊伍裏顯得格格不入。
在此之前，他在派出所做了五年治安民警，為了加入重案組，他連續騷擾支隊長幾個月，隊長甚至威脅他——“我要告訴你的派出所所長”，也不管用。最後，張印硬是把自己塞進了重案組裏。
重案組是領導最放心、最信任的隊伍，幾個老同誌對張印的背景頗為好奇，但談起家世，他本人始終不露聲色。進了重案組，有關張印的第一條笑話很快就有了，張印衣著又髒又土，每次從宿舍出門前都要抓起支隊後院那隻白貓在身上擦擦。
他很勇敢，準確說是又愣又軸。
剛來的時候，張印和搭檔老賀去附近小區蹲點抓人——一個背耐克書包的持刀劫犯。那天清早，張印和老賀一眼就看到“耐克書包”在早點攤上吃包子，張印像神經病一樣抄起警棍就撲了過去。老賀從沒見過這樣的警察，形容他“就是一條見了火腿腸的哈士奇”。
劫犯是有刀的，事後老賀臭罵了張印一頓，“你要是被他幹了怎麽辦？”
張印工作起來死磕，他極度渴望破案的一刹那的快感。不過他的死磕常常是以與同事甚至領導大吵為代價的，因此沒人看得上他。
剛加入重案組他就和隊長大吵一架。有個年輕人突然中了毒鼠強，張印和年輕人聊了兩次，覺得年輕人孤苦無依，有自殺傾向。隊長覺得這套心理分析太扯淡，帶著全隊發瘋一樣調查，兩人爭執不下，直到張印又跑了一趟，發現了年輕人的買藥記錄。隊長“假意”道歉，張印竟然不留情麵地接受了，全隊人都覺得他是個白癡。
在這種情況下，來重案組四個月後張印竟被意外提拔為代理探長，手下有四個警察。重案組探長不好當，要套得出證人嘴裏的話而不是反過來被利用，要懂得基本的法醫學、病理學、指紋學知識。最重要的是，要有足夠的經驗，能在最快時間內把屍體和嫌疑人聯係在一起。
無論怎麽看，對張印而言，這都是一場“捧殺”——幹不了就早點走人。
剛當上代理探長時菜鳥張印就迎來了“恐怖夏天”。每次聽到這兒，我都覺得他是主動把自己放在火上烤的。
重案組流傳著一句話：夏天的燥熱，有時就是殺人動機。
就是這個“恐怖夏天”，有個老頭死在地下室，一禮拜沒人注意，直到玻璃上落滿蒼蠅。凶手是他老伴，殺人後，老太太聽信二流道士的話，買來一大堆白色粉末抹在老頭的屍體上，期待他能複活。
就是這個“恐怖夏天”，一個歌廳小姐因為向大哥敬酒時“臉色太難看”，被小弟們用煙灰缸砸爛了腦袋。那個女孩包裏有一張火車票，第二天要趕回老家結婚。
當上代理探長的那段時間，張印發瘋似的工作，沒多久，他瘦了十多斤。
張印運氣還算不錯，7月、8月兩個月他一連破了十三起命案。
第一起案子的嫌疑人是個神情緊張的黑胖小個子，他拒絕承認自己殺了人，手上卻突然多了幾十萬現金。張印發現命案現場的餐桌上整齊擺著一堆餐具，唯有一個水杯遠遠地放在一個角落。他敏感地意識到，天氣太熱凶犯逃走前可能會喝水。技術隊果然在水杯上發現了小黑胖子的指紋，案件告破。
十三起命案最後一起發生在一個周五的晚上。兩個男人在小酒館裏動了手，“輸家”倒在血泊裏，“贏家”瘋狂逃竄。張印運氣好，走出酒館門口就撞上了贏家——這人害怕出大事，特意調頭回來看看。
贏家交代得很痛快，待對方按下指印，張印不顧老賀反對，道出實情：“那哥們其實已經死了。”嫌疑人一瞬間癱倒在地。
張印破了十三起命案，但他卻越來越焦慮。他清楚地知道——因為“過班”製度，十三約等於零！
直到現在，“過班”也是我們重案組分配案件的軸心。
簡單說，同是命案，偵破工作量卻差別極大。比如丈夫殺妻案，丈夫動手後可能就在現場呆坐，沾血的菜刀就放在電視櫃上。而另一起案子，二十人打二十人的群毆，死了兩人，剩下的三十幾人全部逃竄，你得一個一個抓回來。
“過班”製由此產生：嫌疑人在現場或自首的（占了絕大多數），算零起重案——張印破獲的這十三起都屬此列。
一到現場就知道嫌疑人是誰，但嫌疑人關掉手機杳無音訊的算半起；到了現場發現既不知道嫌疑人是誰，也不知道人在哪兒的，才能算一起重案。
隻有接到一起完整的重案才算“過班”。這時你就可以不用再同時接別的新案子，也才能專心完成手頭毫無頭緒的這起大案難案了。
張印的十三等於零。就像他的人生，千辛萬苦進了重案組，證明不了自己，都是白費。
張印的問題在於沒難度的命案等於零，而能證明自己，讓自己“過班”的案子肯定是難案，他這個菜鳥又如何能破得了？
和醫院大夫一樣，重案組民警絕對不能抱怨：“怎麽還不過班啊！”或者在連續發生兩起命案的晚上叼著煙卷發狠地說：“牛×再給我來一起！”
老天爺一定不會讓你失望。
9月初，天還有點熱，再過不了班的張印似乎該考慮走人了，他向搭檔老賀抱怨“過班”太難。
就在這時，“報應”真來了。
到現場後，張印的第一反應就是她真美。一束陽光直射過來，少女側臉的輪廓有些不真實。她顴骨很高，眼窩深陷，嘴唇微微張開，像要開口說話。她側臥在地，一條腿壓著另一條腿，上身微微後仰，一隻手放在臉頰旁，另一隻細長的手臂伸向遠處，可那裏一無所有。
她濃密的黑發散亂地鋪在柏油馬路上，脖子上有一條明顯的勒痕，身上到處都是青色的小傷口。她穿著廉價的黑絲襪、短裙、紫色上衣。一個黑色手包放在身邊，裏麵裝著化妝品、衛生棉、一個手機充電器，還有幾張表情誇張的大頭貼。
她隻有十三歲。
張印盯著她看了好一陣兒，然後悄悄抬眼看周圍的同事。老賀、李逵、老貓這回沒一個人敢開玩笑。這幾位是出了名的“老丈杆子俱樂部”，全隊十幾個民警隻有一個生了男孩。此情此景，他們沉默了。她完全是無辜的，她還是個孩子，有人引誘、強暴了她，然後又殺了她。這行徑豬狗不如。
沒時間哀悼，現場一片嘈雜，民警們開始工作。
重案組有句話，說一個人隻能死一次，而現場能“死”一百次，你必須對現場萬分尊重。現在，張印作為代理探長，就站在現場中心。不過他頭大如鬥，一片空白。張印是統籌一切的人，在現場他就是最大的領導，他可以調動、指揮所有法醫、技術隊員、派出所民警，但是他缺乏對付室外現場的經驗。
如果是室內的凶殺案，誰都知道怎麽破，就算表麵上沒有線索，你也可以板起臉，逼著技術隊把整個屋子用吸塵器吸個底朝天。可室外的現場就沒那麽容易了。
現在，女孩屍體躺在地上，幾個老百姓眼睛像銅鈴一樣瞪著看，派出所民警、法醫和技術隊的民警圍成一圈。張印甚至能聽到他們心裏的嘀咕：“這哥們知道怎麽破案嗎？”
法醫初步觀察了一下女孩的屍首，不太軟，也不太硬，眼球還很濕潤，“死去大概十二小時。”法醫學是一門綜合判斷的科學，影響判斷的因素有很多，天氣、濕度、地質環境等。換句話說，還是要猜。
旁邊有個剛入職的熱心輔警，不戴手套撿了一大堆礦泉水瓶子往張印麵前一放，憨厚地說：“大哥，你覺得這些東西有用嗎?”瓶子上全是他的指紋。老賀去詢問一個水果販子，老賀並不清楚之前李逵已經給他做過筆錄了。派出所民警到附近一個卡口調取了治安探頭，但是調取時忘記核對北京時間了，因此還要專門再去一次。一個小時後法醫又開始催促張印把屍體拉走。
天亮以後，現場會被路人踐踏，但這裏可能有嫌疑人的頭發或衣服纖維。張印焦急地踱步，盼望快點找到一些蛛絲馬跡。
天快大亮了，張印不想讓更多人看到死去的女孩。最終，張印放棄了“上帝”的控製權，屍體被抬走了，警戒條被撤掉，地上除了一攤血跡一無所有，現場在他眼前消失無蹤。直到現在，張印還在為自己那一瞬間的懦弱而後悔。
獲取死者信息異常順利，女孩叫趙丁萱，因常常離家出走，在派出所出了名。她每次出走少則三四天，多則一個禮拜。第一次是2006年年初，她母親劉嵐說：“自從生理期開始她就不聽話了。”那次她和幾個差不多大的小崽偷車開去天津，加油站老板發現他們太小，報了警。第二次出走是半年後，趙丁萱和一個二十一歲的超市保安回了趟河南老家，還私自“成了親”。保安原封不動地把女孩送了回來，挨了女孩媽兩記耳光，還好保安“沒碰”女孩，免去一場牢獄之災。
就這樣，趙丁萱前前後後出走過五六次。
2007年9月9日是這個十三歲女孩短暫人生的最後一次離家出走。那天中午，她和母親破天荒沒去擺攤，也沒吵架。兩人心情都不錯，女孩玩了會電腦就跑到院子裏玩，還拿起一朵花，讓母親聞聞香不香。等母親劉嵐出門回來，發現女兒又帶著小挎包和零錢不見了，電話關機。
劉嵐忍到第二天，也就是9月10日的晚上，手機突然通了。那頭很吵，有罵人和碰杯的聲音，女孩說她和朋友一起玩，但不說是誰，聲音恍惚，隨後又一次關機。
第三天，9月11日晚上十一時，劉嵐報案。她惡狠狠地要求派出所民警把女兒帶回來，民警撥打女孩的電話，還是關機。
案件轉到了重案組，立為疑似被侵害案，但那一天同時發生了多起命案，重案組辦公室空無一人。9月13日淩晨，警員們陸續回來，撥打女孩手機，也是關機。直到9月14日淩晨四時許，趙丁萱的屍體在距離家門口三站地的位置被發現。
9月9日到9月14日這六天，趙丁萱究竟去了哪？見了誰？發生了什麽？
重案組的會議上，法醫的報告一向是核心，屍體本身就是故事。比如法醫能看出來暴斃的嬰兒到底是從**掉下來摔死的，還是被保姆打死的。
但這次的故事有點短，屍檢結果很簡單。趙丁萱身上有多處尖銳物品的劃傷，但傷口不深，衣服上沒有相應的口子；顴骨輕微骨折，證明她曾被重拳打傷；手腕上有被繩索捆過的痕跡；她的**嚴重撕裂，證明曾遭受性侵犯或猥褻。
她的臉上被蓋了塊破塑料布，嫌疑人很有可能是趙丁萱熟悉的人。凶手把她騙到某個“角落”，持刀威逼，捆綁傷害，最後殺了她，但行凶過程中不想看到她的臉。
這個結論很容易得出，但有一個關鍵問題暫時無法解答——第一現場在哪兒呢？
重案組會議結束不久，9月14日下午兩點，菜鳥探長張印和老賀敲開一座公寓的701A號房門。門一開，女人凶惡的眼光就越過兩個人的肩膀向樓道裏看，“她在哪兒呢？！”
劉嵐臉上的肉耷拉著，咄咄逼人，趙丁萱看起來和她一點也不像。張印的喉頭哽住了，老賀讓她“穩定一下情緒”——這句話等於判了人死刑。劉嵐哽咽著說不出話，氣勢全消，她失去重心，一頭倒地。兩個警察趕緊扶起她，她就像孩子一樣倒在老賀懷裏絕望地哭號。
張印覺得，警察是世界上最差的職業。他“恨”這個工作。
過了好一會兒，劉嵐才大概恢複了神誌。老賀向她介紹了情況，態度不卑不亢：警方目前懷疑，是熟悉的人帶走並殺害了女孩，希望她配合警察的工作。
老賀稍稍耍了一點心計，他把劉嵐的注意力引導到嫌疑人“蓄謀已久”的方向上，盡量避免她像以往一樣把矛頭指向公安局。但他也沒有說謊，現在認定的偵查方向就是如此。
但就在三個人一起辨認屍體後，劉嵐察覺到了張印的軟弱。她開始逼問張印，“我女兒是什麽時間死的？為什麽公安局沒能在我報警以後立刻找到她？”
張印不知道該如何回答，劉嵐很快把悲痛轉化為憤怒，“你們都給我等著！”
就在這時，技術部門傳來消息，趙丁萱最近加入過一個“殺手群”。群裏沒有真的殺手，隻有十多歲的初中小孩。趙丁萱入群時發過一條信息：“沒意思，誰能帶我走啊？”一個網名叫作“我好想你、這一秒”的男孩主動加了她好友。兩個人沒聊幾天就開始私訂終身，趙丁萱的QQ簽名改成了——“現在開始籌備我的婚禮會不會太早了？好幸福！”
趙丁萱小學三年級就輟學在家，她在家裏見到的淨是父母離婚、大姐出走這些糟心事。而且很長一段時間裏她沒接觸過同齡人，很明顯，這個男孩出現在了“對的時間”。男孩喊她出來約會，還要她帶好所有重要的東西，暗示她兩個人要開始一起生活了。
趙丁萱興衝衝地從家裏溜了出來，離家之前，她還在院子裏玩了一會兒。劉嵐回憶，“她還沒大沒小地勸我該找個伴兒了”。
技術部門很快查到了網名為“我好想你、這一秒”男孩的真實身份——一個十四歲的初二男孩，名叫劉立夫，父母都是工薪階層。張印和老賀趕到學校，老師說劉立夫請了兩天病假。兩個人很快接到電話，說劉立夫和另外幾個小崽去派出所“自首”了。
趕到派出所，張印絕望而憤怒。民警顯然沒把這幫孩子當嫌疑人，他們站在牆邊小聲講話，不時發出笑聲，隻有劉立夫看起來有點害怕。
一個“鍋蓋頭”男孩似乎想證明自己是頭兒，走過來流裏流氣地對張印說：“大哥，咱都客氣點唄，他們都是孩子……”
“閉上嘴，蹲下！”張印大喊。
待到把這幫不知天高地厚的孩子分開，他們就原形畢露了，多半嚇得麵色蒼白，說不出話，“鍋蓋頭”尿了一褲襠。劉立夫則自己申請戴上了手銬，很快，他就講述了趙丁萱這幾天的行蹤。
他們幾個是同班同學，鍋蓋頭號稱“大哥”。9月9日是鍋蓋頭的生日，他想找另一個班的女朋友過夜。那個女孩不願意，最後竟想出了一個辦法，即女孩拿出壓歲錢給鍋蓋頭找一個小姐，讓小姐陪他過夜。劉立夫是幾個小崽裏最懦弱的一個，也是唯一的一個處男。他被大家擠對得不行，就把網上剛認識的趙丁萱搬了出來。
9月9日中午，劉立夫在網吧裏以“私奔”的名義把趙丁萱約了出來，還特意要求她穿上短裙、絲襪，給自己長臉。
當晚，他們幾個人先去吃火鍋喝酒，又打了台球，唱了歌，折騰到晚上十一點多。鍋蓋頭叼著煙，遊刃有餘地和“小姐”調情。劉立夫則有樣學樣地撫摩趙丁萱，卻被拒絕了。劉立夫覺得很沒麵子，對趙丁萱冷落下來。
晚上十二點，兩對男女開了兩間房，但劉立夫很快被趙丁萱趕了出來。不知道鍋蓋頭從哪兒弄來了白色藥片，說是“騷冰”，女孩吃了以後就任人擺布。屍檢顯示，那晚劉立夫半哄半騙讓趙丁萱就著冰紅茶喝下去的就是冰毒。
大概是因為第一次吸食，而且年紀太小，趙丁萱很快開始抽搐，大量出汗，劉立夫穿著褲衩跑到鍋蓋頭房間求救。鍋蓋頭和小姐嚇得夠嗆，說去買藥救人，隨後退房逃走了。
劉立夫把趙丁萱拖進浴缸，灌滿了水，以為這樣就可以把血液裏的毒品“洗幹淨”，他又去買了點感冒藥。趙丁萱迷迷糊糊地說要回家。劉立夫打輛車，把趙丁萱送到距離她家隻有幾十米的地方，這時趙丁萱才清醒過來。
下車時，她問劉立夫還能再見麵嗎，劉立夫說以後再說，又加了句“對不起”。“沒關係”，趙丁萱揉了揉眼睛說，轉身走進黑夜。劉立夫的口供到這裏戛然而止，再無任何線索。
到了下午，張印對幾個哭哭啼啼的孩子無計可施，把他們重新關到一起，他們馬上又活蹦亂跳，劉立夫也帶著一臉鼻涕眼淚傻笑著。這群孩子的世界張印完全沒有見識過，他不太相信自己的眼睛。
新線索很快到來，與劉立夫分開後趙丁萱並沒有回家，而是去了天王星舞廳。那是附近農民工、站街女、中老年色鬼廝混的地方，門票二十元一張。
舞廳裏有木製吧台，斑駁破舊的複合地板舞池，天花板高度也就兩米多一點，還懸掛著粗大水管和手電筒一樣的彩燈，趙丁萱和母親最後一次通話，就是在那兒打的。
張印和老賀去了舞廳。老板娘是個個子小但嗓門高得出奇的女人。她態度誠懇，但一句實話都沒有。老賀裝作要給治安支隊打電話，給舞廳貼封條。她馬上一百八十度大轉彎，保證全部配合。
老板娘說9月11日淩晨三點左右看到了那個姑娘，而且印象很深，因為她和周圍人格格不入。她臉上的妝花了，長時間彎著腰，整個人很恍惚，但因為年輕，臉上“直放光”。
為了躲避周圍搭訕的男人，小姑娘叼著煙走上舞台，“亂蹦亂跳”，而且就站在轟隆作響的大音響旁邊。她一度懷疑這小姑娘要麽是聾子，要麽就是神經病。
跳累了，要下台，一個戴棒球帽等候多時的老色鬼不顧她是否同意，一把將她抱了下來。兩個人大吵了幾句，但很快沒事了。老色鬼拿給她一瓶啤酒，兩人有說有笑。快五點時老色鬼在舞廳門口拉著她的胳膊要往車上拽，兩個人又發生了爭執，老色鬼一個人生氣地開車離開。
從那時起，老板娘就不知道女孩去了哪兒。
張印拿出本區地圖，用紅筆畫了三個圈，那是天王星舞廳、拋屍地與趙丁萱的家。他又把三個圈連接起來，成了一個鈍角三角形。這次重案組所有人和張印意見一致——凶手就住在這個三角區域裏。
理由？那裏的人都爛透了。
一開始，張印試圖通過電腦破案，那是最簡單的法子。他登錄人口係統，檢索住在那附近的三十歲到六十歲有過性犯罪前科的人，再用大頭釘釘在地圖上，一個釘代表一個嫌疑人。很快，大頭釘就多到無處可釘。
張印這個菜鳥探長根本不知道，2001年就在這個三角區域，一個四十多歲的女“花癡”一口氣指認了八十多個和她發生過性關係的男人，上至七十歲，下至十九歲，有一多半被送進了看守所。要想在一群犯人裏找到一個犯人，這幾乎是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張印就是顧慮太多，浪費時間。重案組的老規矩——人腦子比不上老天爺，真相和猜測永遠差著十萬八千裏，筆杆和腳比腦子好使。
午夜時分，張印直接進入那片三角區域，不過從一開始他就感受到一股“神秘力量”——他和老賀看見一條灰白色的土狗兩條前腿撐著地，撅起後臀狠狠叫了兩聲，衝著他們露出尖牙。張印剛下車，一隻大概是吃了鼠藥臨死的大老鼠就瘋狂地衝擊他的褲腿，不管旁邊的老賀怎麽踢打，老鼠就是不理，隻認準張印一個人撕咬，直到筋疲力盡，倒在地上抽搐……
“這裏陰氣是真重。”老賀想點根煙，在身上拍來拍去地找火。
不久，在刑偵支隊長協調下，抽調了一百餘名民警開始對三角區域進行排查，這是空前的，當然不是沒有隱情。趙丁萱的母親確實沒有放過公安局，她堅持每天到各類機關告狀。正趕上不久前分局出了兩檔大事：有酒鬼鬧事，抓捕時嘔吐物回流，被嗆死；一個孕婦在車站附近兜售搖頭丸，便衣民警抓捕時，孕婦一路小跑撞上大客車，一屍兩命。新任局長在大會上拍桌子，“誰敢埋事誰就先給自己挖個坑！”
按說，幫手多了是一件好事，但隨之而來的就是巨大的壓力。張印一天能接到幾十個督察的電話，處理數不盡的匯報工作。有時連續兩個信訪件內容一字不差，相隔隻有半小時，張印都得立即回複。
就是從這時開始，張印酗酒了，他常常在淩晨偷偷喝上一口，再用漱口水去掉酒味。重壓之下，張印必須盡快破案，他開始不斷往返那片陰森的三角區域。
三角區域的陰氣其實來自社會秩序的顛倒。
這是一個典型的城中村，違建紅磚樓，沒水沒燃氣，鐵梯子架在樓外，每一間房都裝滿了塑料袋和尿盆。沒人打掃的食物殘渣鋪滿地麵，蟑螂在其中歡快跑動，走路嘎吱嘎吱響。張印每找一家都要捏著鼻子出來，嗅一嗅老賀點燃的香煙提神，也是在這段時間張印學會了抽煙。
比惡劣環境更讓人絕望的是這裏人人都撒謊。
他們的犯罪檔案能有一大口袋，找不著幾個完全無辜的人。比如有個獨居的聾啞人，五十多歲，家裏全是嶄新的輪胎，用輪胎做床，在輪胎上吃飯。他是個賊，但派出所無法處理他，因為輪胎沒編號，核不了案。
張印一開始的訪談很潦草，過了好幾家，他終於意識到這是為什麽——他內心隱隱害怕女孩曾被綁架在這裏。他不敢想象，在這裏，女孩的人生最後時刻經曆了什麽，菜鳥張印從來沒進入過這個世界。
一聽張印說是調查死去小女孩的案子，這裏人都表現出極大的憤慨，也罕見地願意配合警察工作，可當他們真盤腿坐在**端起茶杯，卻還是謊話連篇。
那個瘦得前胸貼後背的癮君子信誓旦旦地說自己就是凶手，獎金最好先發給他。一個老太太顯然恨極了隔壁房間裏從不洗澡也不打掃衛生的小夥子，她有意無意地暗示張印，發現小女孩屍體那天，小夥子臉色慘白，像是受到了極大的驚嚇。張印故意說：“那我就把他帶回去，你給我作證。”老太太嚇一跳，趕緊往回說，但越說越錯，後來幹脆閉嘴。
這片地方，人的尊嚴消失殆盡，人們對命運投降，絕望代代相傳。
調查到後期，內心軟弱的張印再也無法掩飾那種鄙視，他們則盡量配合，蹲在牆角瑟瑟發抖。
這裏唯一不怕警察的是一個八九歲的男孩，他總定定地看著老賀腰裏的警棍。老賀逗他，把警棍扔向半空，用胳膊肘內側與肩膀讓它蹦來蹦去，最後穩穩地回到手裏，男孩真誠地鼓掌。
有次老賀看到小男孩腋下夾著一個破筆記本，小男孩說是數學作業，張印不相信在這裏能碰上愛學習的孩子，他快速掃了一眼筆記本，真是。
“幹滿三十年我就退休，一年都不多幹了。”老賀說。
張印決定按自己的邏輯潛入三角區域。不真正進入凶手的世界，就無法直視對方，更無法找到對方的破綻。
那個午夜，張印和老賀匆匆吃了飯，再次回到那片荒蕪之地。他倆無意中鑽進一間藏在出租房裏的“發廊店”。
其中一個略微年輕的黑皮膚女孩不肯回答問題，偷偷瞟著別人，張印拉她到門口，點燃一根煙，女孩接過去，嘬了一口，欲言又止。
“我說的不一定準。”
“你盡管說。”
“這附近有個醉鬼，就住我們後排，他經常過來找我。那天淩晨一兩點鍾他又過來找我，動作有點大，我不樂意。他跟我說了很多廢話，還提到他經常做夢殺了那些不聽話的小姐，最後又說他手上已經有人命了。他說這話那狠模樣，跟真事似的。”
“哪一天？”
“就出事那一天。”
“他叫什麽？”
張印在筆記本上寫下一個人名和一串地址，臨走之前他把整包煙塞到女孩手裏。
當天晚上，張印帶著十幾個同事來到那個醉鬼的小屋。那人本身就是這一片的“重點人”，他曾多次猥褻婦女，而且他的住處距拋屍地很近。
那人緩慢地把門打開一條縫，張印把肩膀插進去，拱開門，十幾個民警瞬間湧入，翻床墊，拉抽屜。十多分鍾過後，醉鬼才提出那個顯然應該在最開始提出的問題：“你們來我家幹什麽？！”
張印餘光掃著屋裏，看著偵查員四處搜尋血跡、麻繩，或者死去女孩遺失的銀項鏈。老賀鑽進廚房查探老醉鬼最近有沒有吃過炸魚和西蘭花，那是小女孩的最後一頓飯。
一無所獲。
老賀把掛在牆邊的一件夾克扔在老頭身上，讓他快點穿上去公安局。老頭竟然咕噥一聲伸出了右手，意思是叫老賀幫忙給穿上。老賀無奈地走到他身後，一邊給他提褲子，披夾克，一邊衝著張印擠眼睛，搖頭，意思是不可能是他。
一小時後老頭坐在了刑警隊後院的訊問室，一隻手銬在暖氣上。走廊裏，同事們透過門縫觀察，然後紛紛搖頭。
清醒的老頭比喝醉了酒看起來還糊塗，一隻白襪子裹在褲腿外，一隻手穿過褲鏈門抓撓下體，呼吸均勻，四處亂看。這不是什麽好現象。重案組有條規律：有罪的人會故作放鬆，假裝打瞌睡，或者一言不發地看著一個地方不動；而無辜的人會揉眼睛，保持清醒。
當然，這條規律不一定適用所有人。一個沒文化的老醉鬼淩晨三點被拉出來，身體柔軟，絲毫不緊張，還對環境充滿好奇，這可不是能裝出來的。
張印進屋審問，老頭一臉迷糊。聊著聊著，等張印問他有什麽疾病時，老人突然來了精神：“心髒病、脊柱側突、肺氣腫、椎間盤突出、高血壓、糖尿病、喉嚨和腎上有息肉……”
老醉鬼對這個世界的了解程度的滯後讓張印吃驚。他不知道手機、計算機，也不知道國家領導人是誰。如果兩個人的對話出現在電影開頭，觀眾多半會以為這是20世紀80年代。
老賀騙醉鬼說桌上那台打印機是一架精密的測謊儀，老頭左看右看，拍了拍，竟然信了。於是訊問的後半程變成了一場鬧劇，老賀問他有沒有嫖娼習慣，他撥浪鼓似的搖頭。老賀打印出一張A4紙，上麵寫著“撒謊”兩個大字。“親娘咧！你們的機器真厲害！”老頭睜圓了眼睛，再不敢摸“測謊儀”了。
其實老醉鬼有著種種不符合凶手的跡象。他沒有其他住房，公寓又小，很難藏匿一個小女孩，更不太可能當著那麽多夜貓子鄰居的麵把小女孩拖出來，他也沒有車。
兩個小時以前線索還是那樣完美，一個有強奸前科的獨居老人，在發現屍體的淩晨嫖娼，還威脅不聽話的小姐說自己殺過人。如今老頭的身份一下變了，他隻是個一無是處的酒膩子。
女孩趙丁萱繼續死不瞑目，而代理探長張印距離離開重案組的日子似乎又近了一天。
張印最不擅長開會，他不喜歡當著一大堆人的麵說話，可他是這個三角區域少女被殺案的“大腦”，不得不對著領導講PPT——而且這一次是副局長親自聽案子。PPT的光照在副局長臉上，陰晴不定。
張印結巴著，還匯報得事無巨細，從監控錄像追查到每一條線索的跟進，但講述的主視角顯然是他自己，隊裏兄弟聽得懂，副局長可聽不懂。
副局長是預審出身，“管人的本事超過管事。你說東，他肯定問西，從來不按套路出牌”，他不耐煩地打斷張印的長篇大論，直接問數字：“那一片房子有多少戶？現在取證取了多少戶？采血采了多少戶？”
“數據還沒回來呢，他們還在統計。”張印嘟嘟囔囔。
屋裏一片死靜。
案件早就掛牌督辦，市局專門有領導盯著，今天一看副局長的臉色，大家就知道他是來罵人的，現在這樣回答不是主動找罵嗎？都說重案組裏不會說瞎話的探長不是好探長。警察不是完人，如果領導問你沒準備到的問題，對策就是先用一條差不多的信息把缺口補上，回頭繼續查，這是一個善意的、小小的謊言。但如果你在這樣一個大會上把領導晾在那兒，支支吾吾答不上來，就等於工作進度為零，所有的弟兄都免不了跟著挨批。
副局長連續提了幾個問題，支隊長和副支隊長看向張印的眼神已經接近哀求。張印硬著頭皮，實實在在地回答，近乎頂撞。
說起老醉鬼的線索，副局長挺有興趣，他故意問刁鑽的：提供線索的女孩手機號是多少？
這是一條無用的線索，更何況他們什麽時候去找人都可以，號碼重要嗎？不重要。領導會打電話問嗎？絕不會。
老賀張嘴就編了一個電話號碼給張印解圍。張印的聲音幾乎同時響起：“忘了問了，也不知道她有沒有手機。”一向好脾氣的老賀當時臉就耷拉下來。他在幫同事解圍，同事卻戳穿了他。
張印的臉火辣辣的，還在自我安慰——至少我沒說謊。副局長立刻把矛頭指向老賀，沒明說他糊弄人，但言辭激烈，老賀可是警齡二十年的老同誌。快散會時，老賀一個人從後門出去了，門關上時發出很大的響聲。平時很少說話的副支隊長湊到張印耳邊說：“你太自私了。”
老賀是個拆遷戶，給十歲大的女兒辦張超市卡，直接充了八萬。有個重案組的哥們兒買房，老賀說，“不夠借你一百萬，有錢了慢慢還給我。”全隊都被嚇到了。老賀工作時極其認真，但下了班就開著卡宴揚長而去。大夥總是羨慕：“你說老賀這樣的還在公安局上班為了啥？”最終大家隻能得出一個結論——為了哥們兒。
張印卻一直和這個環境格格不入，他過於強烈的自尊心阻礙他融入這一切，他總想和別人不一樣。張印沒發現老賀是重案組裏最善的人，隻有老賀同情他，跟他四處亂跑破案。
“過班”不成，案子沒破，唯一的朋友老賀還傷透了心。旁人看來，張印已然一敗塗地。
不過張印並不太擔心，因為他藏著一條重要線索沒說。這是重案組的大忌，消息沒同步，很可能在查案時發生大事兒，可這個菜鳥不管不顧，拚上所有，把寶都壓在上麵了。後來張印跟我回憶，那時“摔得最慘的都是自己給自己挖的坑”。
早在辦案之初，民警就從電腦裏調出一個特殊的名字，這個人是趙丁萱的母親劉嵐提供的。他是附近一個垃圾處理站的小老板，捎帶賣早點。此前，趙丁萱曾在他那裏賣過舊書和衣服，有鄰居說他對趙丁萱的關心程度過了線。有人說見過他在公園裏親吻趙丁萱的額頭。
鄰居們都戲稱他為“老八”。老八四十九歲，他外號的來源鮮有人知。張印有次問一個老片兒警才揭開了謎底。老八那個垃圾站的東西是半撿半偷的，有次他把某個大院裏的孔雀“撿”回家養著，後來被幾個莽漢按在地上胖揍，他還說“孔雀是自己飛進來的”。有個哥們兒騎在他身上猛捶，旁邊有人起哄說：“大哥你這動作像八神放大招啊。”當時拳皇街機火遍全國，從此大家開始叫他“老八”。
老八本身也有犯罪前科，隻不過是普通的幾次毆打與盜竊。張印找來老八的犯罪記錄，細細地讀。張印驚訝地發現，老八在2001年時還是個“全魚宴飯店”的老板，有個小他十多歲的東北媳婦，不知怎麽的，幾年工夫就落魄成了這樣。
片兒警對張印說，老八的媳婦是被他親手打跑的，他打起媳婦來不要命，也不背著別人，好像那是他的一項“基本權利”。
發現這些細節後，張印獨自在三角區域兜了好多圈。他進一步調查周圍鄰居對老八的看法，然後聽到了一些傳聞和暗示，很多人都會提及老八對小女孩有異樣的興趣，但沒人能提供確切的證據。
回到辦公室，張印開始一一確認那些可能的嫌疑人的不在場證明，不過他沒辦法縮小名單，因為認定不了殺害小女孩的第一現場在哪裏。他腦子裏還是想著老八。
張印親自填寫了一張傳喚證。
這是個私人垃圾站，前麵是平房，後院的鐵柵欄圍著幾扇破鐵門和一堆漆油桶。老八半天才來開門，手裏拿著電視遙控器，破舊的藍色襯衫兜出大肚子，彎彎的嘴角向下撇著，整個人僵硬麻木。
老八幾乎家徒四壁，這裏隻有一個撿來的破書櫃、一張露出棉絮的沙發，屋子中間擺著冒著尖的一大堆破爛。如果不是有張床的話，根本沒人覺得這裏會有人住。
幾個警探把房間搜查了一遍，老八坐下繼續吃燒鴨和麵條，手邊一瓶高度白酒。他還在慢悠悠地看著傳喚證，那上麵一共沒有三十個字，他足足看了五六分鍾，留下幾個肮髒的指印。
“你看著點，我×！”張印看到了指印，怒氣上頭。
“哦哦，對不起，對不起！”老八竟把傳喚證揉成一團扔進了垃圾箱，一臉無辜。
“你……”張印突然意識到老八這是故意的。
很多年後，張印向我講述這一幕時才明白，他和老八之間曠日持久的對峙是從那一刻開始的。
對於小女孩的死，老八似乎毫無興趣。他承認小女孩在他這兒賣過破爛，但很長時間都沒見過小女孩了。他的表現波瀾不驚，毫無破綻，最重要的是他沒有作案時間。
小女孩的屍體是在9月14日早上五點發現的，她的死亡時間，法醫推斷“死去大概十二小時”，也就是說她的死亡時間大約在9月13日晚上五點。
老八說他9月12日和戰友出去聚會了，13日淩晨回到家。但經偵察員核實，老八是9月13日去和戰友聚會，當天半夜回到家，也就是說，他雖然說了謊，但實打實沒有作案時間。
另外，老八家距離拋屍地點隔著兩個半小區。他雖有一輛棕色半截皮卡車，但壞了很長時間了，完全發動不了。於是，傳喚四十八小時後，張印隻能看著老八大搖大擺地走出訊問室。
一開始大家懷疑老八的時候，張印有些遲疑。這其實是他性格的一個缺陷，他總是要把心目中最靠譜的放在最後，他害怕到最後沒有選擇。這顯然是缺乏安全感。到了後來，案件沒有一樣證據能指向老八。老賀認為傳喚老八毫無用處時，張印卻開始堅信老八就是那個禽獸，隻因為他覺得“老八的態度很可疑”。
那段時間張印失眠嚴重，還得了尿道炎，撒個尿就虛脫到兩腿發軟。半夜時他會躡手躡腳地到後院去撒尿，不想別人看到他的慘樣。他拒絕去醫院，說要等案子破了再去，他要把所有身心都留給這個女孩被殺的案子。
張印有個女朋友，為人直率，講究實際。她受不了張印整天恍惚而又健忘，有一回下班吃飯，女友發現洗衣店標簽竟然還掛在他身上，就和他大吵一架，指責他把所有精力都放在案子上，都不和她交流。張印則認為那是在保護她，不想讓她接觸那些陰森森的事情。張印答應女友，破了這個案子，過了班就帶她去江南旅遊。
案發一個多星期，毫無進展。張印沒法再等待技術部門可能的新線索了，他得由麵到點，用一種賭博式的打法。他轉而一邊擴大資料搜索範圍，一邊埋頭苦思。他竟真找到一條有用的線索——老八的平房有個地下室！
此前，城管、房管所、派出所清理過違規地下室，張印發現老八的平房名列其中。上一次搜查時老八沒提，張印他們也壓根沒搜到這個地下室。老八的平房地上麵積不到九十平方米，地下室卻足有一百五十平方米，八間房，曾經是個日租小旅館，有空調和除濕器。後來因為牆壁開裂，沒人敢住了。
同時，張印琢磨，法醫對死亡時間的推定也不見得那麽精準。他又向法醫確認了一遍死亡時間：屍體沒腐爛，“眼睛還是濕的”，死亡時間最多不超過十六個小時。不過同一個事實，也可能有多種可能，比如法醫也認可張印提出來的另一種可能——凶手拋屍前，假如把屍體存放在一個陰涼的地方，那麽屍體腐化就可能被推遲，甚至可能推遲二十四小時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