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伐金之戰 伐金的決策2
攻陷中都
術虎高琪發動政變時，金朝所麵臨的形勢十分嚴峻。在政變之前，成吉思汗曾派阿刺淺為使者，入中都諭降；同時，成吉思汗派遣怯台那顏帶著五千騎兵把守在通往中都城的路上。他親自出兵，駐紮在生產涿州絲綢的涿州城門旁。圍城二十天後，將城攻了下來。金朝的中都之變剛剛平息，涿州失守的消息就傳到了中都。金宣宗不知所措，召術虎高琪問計。
宣宗發現蒙古人都是騎兵，兵強馬壯；而金朝卻多為步兵，邊疆群牧監又被蒙古掠奪，於是想買馬加強騎兵隊伍，他問術虎高琪：“往歲市馬西夏，今肯市否?”
當時西夏已降蒙反金，自然不會賣給金朝戰馬，術虎高琪說：“木波畜馬甚多，市之可得，括緣邊部落馬，亦不少矣。”木波乃河湟吐蕃諸部之一，依附金國，轄境八千裏，有民四萬餘戶。但木波遠在西夏之西(今青海黃南及甘肅甘南藏族自治州一帶),遠水不解近渴；而向邊疆各部征集戰馬，則會削弱邊疆戰鬥力，因此宣宗說：“盡括邊馬，緩急如之何?”術虎高琪無言以對。過了三天，術虎高琪才回答宣宗：“河南鎮防二十餘軍，計可得精騎二萬，緩急亦足可用。”企圖用拆了東牆補西牆的辦法暫救燃眉之急，但最後還是議而不決，騎兵也無從加強。
宣宗發現金軍不但缺乏戰馬，而且軍器不佳，這也是金軍戰鬥力弱的一個重要原因，於是問術虎高琪：“所造軍器往往不可用，此誰之罪也?”術虎高琪回答說：“軍器美惡在兵部，材物則戶部，工匠則工部。”他貌似全麵公正，各打五十大板，但主要是誰的責任，如何提高軍器質量，他卻說不清楚，也提不出一個切實可行的解決辦法。宣宗無可奈何地說：“治之!且將敗事。”
宣宗又問術虎高琪，怎樣對付漢族起義軍楊安兒等人，術虎高琪說：“賊方據險，臣令主將以石牆圍之，勢不得出，擒在旦夕矣。”他認為築一道高牆就能圍住起義軍，旦夕之間就能活捉楊安兒。這是一種自欺欺人的愚蠢做法。因此金宣宗說：“可以急攻，或力戰突圍，我師必有傷者。”
術虎高琪本來就不是什麽將才，也沒有很高的威望，隻是為了保命才殺死了胡沙虎。對於軍國大事，他根本拿不出什麽好主意。而且“妒賢能，樹黨羽，竊弄威權，自作威福”。有一個書生向術虎高琪建議，“言亂軍不可信，恐生亂。高琪以刀杖決殺之，自是無複敢言軍國利害者”。同時，還培植親信，重用死黨，“滅亂紀綱，戕害忠良，實有不欲國家平治之意”。金宣宗因術虎高琪誅胡沙虎有功，且因其黨羽手握軍權，一時不敢處治他，反而讓他在朝中、軍中占據了舉足輕重的地位，從此金朝的政局更加混亂了。
金國朝廷自顧不暇，無力保護地方州縣，各地金軍將領隻好自謀出路，紛紛投降蒙古。那年秋冬，成吉思汗留怯台、哈台屯駐大都城北，將降人楊伯遇、劉材等漢軍四十六都統及蒙古兵分為三道，“命皇子術赤、察合台、窩闊台為右軍”,沿太行山東麓南下，連破保州、定州、邢州、衛、輝、懷、孟，再繞太行山西麓北行，掠澤、潞、平陽、太原等地，拔汾、石、嵐、忻，到代州、武州而還。“皇弟哈撒兒及斡陳那顏、拙赤解、薄刹為左軍”,取薊州，循海而東，破平、灤、遼西等郡返回。“帝與皇子拖雷為中軍”,自易州南下，至今河北省南部，再經河南省東北部，到山東登州一帶，直抵海濱，攻掠了山東全境。蒙古三路大軍橫掃中原，幾乎攻占了黃河以北的所有郡、縣。開始，金國朝廷沒有估計到蒙軍會分兵深入中原，隻注意守衛中都附近及山後諸州，中原各州的軍隊大多都調到這一帶防守。中原各州縣隻好臨時簽派鄉民為兵，上城守禦。蒙古軍先攻下周圍鄉村，驅趕鄉兵的家屬去攻城，父子兄弟往往遙呼相認，於是人無固誌，各地州縣望風而下。
當時蒙古軍仍然沿用草原貴族擄掠作戰的方式，以劫殺掠奪為主。“他們攻下了一路上所有的村鎮、城邑和哈撒必，進行了破壞”,“兩河、山東數千裏，人民殺戮幾盡，金帛子女、牛馬羊畜，皆席卷而去，屋廬焚毀，城郭丘墟”。多虧當時蒙古人看重手工業技術，那些有一技之長或冒充有一技之長者才得以死裏逃生。對於其他被攻陷的城市，蒙古軍也采取了類似政策。甚至包括比較有政治家風度的木華黎在攻取密州(今河北諸城),還軍霸州(今河北霸縣)、涿州(今涿縣)時，也同樣執行了這種屠殺、掠奪政策，所過皆殘滅。永清人史秉直、史天倪父子聚族而居，麵臨著亡家滅族的威脅，大家在一起商討應急措施，史秉直問：“方今國家喪亂，吾家百口，何以自保!”“既而知降者皆得免，乃率裏中老稚數千人，詣涿州軍門降。”木華黎“乃以天倪為萬戶，而命秉直管領降人家屬，屯霸州”。由於金朝無力保護自己的人民，因此麵臨著死亡的威脅，越來越多的漢族、契丹族地主乃至窮苦百姓先後以“降者”或“匠者”的名義做了蒙古軍的順民。金朝中央不僅喪師失地，而且日益失掉民眾與人心，逐步變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被圍困在中都一座孤城之內。
1214年春，各路蒙古軍會師於中都城下，成吉思汗駐紮在大都北郊的大口。“諸將請乘勝破燕，帝不從”,“欲留孤城予敵，俾力守以自困也”。少蒙軍諸將要求乘勝攻克中都，成吉思汗沒有答應，估計是成吉思汗看到時機還不太成熟，中都城堅兵眾，一時難以攻下，倒不如留下一座孤城，讓金人集中力量守城，消耗金朝的財力、物力、人力，使其逐漸陷入絕境。從蒙古將士來說，當時進攻金朝，誌在搶掠金帛子女、牛羊馬畜，還沒有打算占領中原的城池土地，也沒有徹底推翻金朝的打算。他們要求乘勝下中都，隻不過是希望進入金國首都搶到更多的財物而已。隻要得到了財物，攻占的城池可以放棄；未攻占的城池自動獻出財物，也可以免遭劫難。為了滿足將士們的要求，那年二月，成吉思汗派阿剌淺再入中都，迫使金宣宗“犒師”,說：“汝山東、河北郡縣悉為我有，汝所守唯燕京耳。天既弱汝，我複迫汝於險，天其謂我何。我今還軍，汝不能犒師以弭我諸將之怒耶?"
金宣宗立即召集有關文武大臣到尚書省商議和戰之策，術虎高琪說：“聞彼人馬瘦病，乘此決戰可乎?”平章政事、都元帥完顏承暉(福興)不同意孤注一擲，說：“不可。我軍身在都城，家屬多居諸路，其心向背未可知。戰敗，必散；苟勝，亦思妻子而去。祖宗社稷安危，在此一舉矣。當熟思之。今莫如遣使議和，待彼主還軍，更為之計。”兵民是勝利之本。完顏承暉這一分析說明，當時女真貴族已經民心喪盡，士兵和老百姓都不願替他們賣命了，軍心渙散、軍士鬥誌已經到了無以複加的地步。因此，身為都元帥的完顏承暉，竟然不敢開城作戰了。
金宣宗本來就畏敵如虎，也拿不出什麽好主意，於是馬上同意了完顏承暉的意見，接受了成吉思汗提出的議和條件。那年三月，金宣宗派完顏承暉為議和使者，“奉衛紹王女岐國公主及金帛、童男女五百、馬三千以獻，仍遣其丞相完顏福興送帝出居庸”。成吉思汗對他們的俯首聽命很滿意，娶岐國公主為妻，這就是《金史》所說的“公主皇後”。完顏承暉、一直將成吉思汗送到撫州野麻池一帶，才返回中都，蒙、金之間出現了短暫的和平。蒙古軍隊雖然撤走了，但金朝君臣卻被蒙古人的強悍善戰、殘酷屠殺嚇得肝膽俱碎、坐臥不寧。“金主詢以國蹙兵弱財用匱乏，不能守中都，乃議遷於汴。”金宣宗完顏殉主張放棄中都，南遷汴京。滿朝文武不少人反對這種逃跑主義的路線，左丞相徒單鎰說：“鑾輅一動，此路皆不守矣。今已講和，聚兵積粟，固守京師，策之上也。南京四麵受兵。遼東根本之地，依山負海，其險足恃，備禦一麵，以為後圖，策之次也。”在這裏，他明確提出了抵抗蒙古的上、中、下三策：“聚兵積粟，固守京師”是上策；退守遼東，“以為後圖”是中策；而遷都於“四麵受兵”的南京，則是下策。金宣宗一意孤行，根本聽不進徒單鎰的意見。不久，徒單鎰病死，抗戰派失去了首領，“尚書省奏巡幸南京，詔從之”。
1214年農曆五月，金宣宗“決意南遷，詔告國內。太學生趙防等上章極論利害，以大計已定，不能中止，皆慰諭而遣之。趙防等見朝中無人堅持正確主張，隻好集體上書請願，尖銳地指出了遷都的害處，希望宣宗放棄這個錯誤的決策。金宣宗借口什麽大計已定，不能中止，慰諭了一番就算了事了。於是，封平章政事完顏福興(承暉)為右丞相、定國公、都元帥，尚書左丞抹燃盡忠為申國公、左副元帥，協助太子完顏守忠留守中都，金宣宗則立即率六宮啟行，逃之大吉了”。
金宣宗行至涿州時，害怕從駕至良鄉的契丹糾軍“於後生變”,乘機造反，命令他們將原來發給的鎧馬器杖統統交還國家。契丹軍怒氣衝天，“拒絕執行命令，進行反抗”。殺其本糾詳穩以叛。他們推舉斫答、比涉兒、劄剌兒三人為帥，結隊北還，直指中都。負責留守中都的完顏福興接到事變的消息後，立即派兵扼守盧溝橋，企圖防止叛兵北渡。斫答等人“和塔塔兒部聯合，派一千人從渡口渡河，讓他們繞到守橋軍後方”。守橋軍大敗。契丹糾軍乘勝進軍，奪取了守橋金軍的馬匹、武器和糧食。過橋後，又搶走了“放牧在中都城郊的馬群和羊群”。隻因中都守禦嚴密，契丹糾軍才未能攻入中都。他們“從那裏遣使向成吉思汗請降”並派人與耶律留哥取得聯係。
那年六月，成吉思汗“避暑魚兒泊”。當他聽到金主南遷的消息後十分惱怒，說：“既和而遷，是有疑心而不釋，特以解和為議款我之計耳。”於是成吉思汗一麵派阿剌淺出使金朝，責問金宣宗遷都的原因；一麵任命三木合拔都(三模合巴特兒)為主帥，契丹族將領石抹明安、耶律阿海、耶律禿花為前鋒，會合斫答的乳軍包圍中都。
金宣宗聽到蒙古軍進攻中都的消息後，立刻派人召太子南逃。應奉翰林文字完顏素蘭反對召回太子，術虎高琪說：“主上在此，太子宜從，且難道你能保證都城不被攻破嗎?”素蘭說：“完固不敢必。但太子在彼，則聲勢俱重；邊隘有守，則都城無虞。昔唐明皇幸蜀，太子實在靈武，蓋將以係天下之心也。”金宣宗隻考慮骨肉之情，不考慮天下國家的得失，堅持要召回太子。那年七月，金莊獻太子完顏守忠離開中都，逃往汴京。“太子既行，中都益俱。”皇帝和太子先後離開了中都，說明金宣宗已經放棄了固守中都的打算，中都城內自然人心惶惶，中都的陷落已經在所難免了。
將中都作為金朝的首都，是海陵王的一大曆史功績；而放棄中都，遷都開封，則是金宣宗的一大失誤。麵對著兵力有限的蒙古軍的進攻，“聚兵積粟，固守京師”的確是當時的上策。而金宣宗與太子卻相繼南逃，無異於將首都和黃河以北拱手相讓，金朝滅亡的命運已經無可挽回了!
蒙將三木合拔都、石抹明安等“將兵由古北口循景、薊、檀、順諸州”。諸將主張實行屠殺政策，石抹明安說：“此輩當死，今若生之，則彼之未附者，皆聞風而自至矣。”成吉思汗采納了這個建議，從此蒙古侵金的戰爭逐漸變殺掠為招降。“乙亥(1215)春正月，取通州，金右副元帥蒲察七斤，以其眾降，明安命複其職，置之麾下，遂駐軍於京南建春宮。”蒙軍兵臨中都城下，中都的形勢已是岌岌可危了。
伴隨著石抹明安等對中都的進攻，成吉思汗於1214年農曆十月派木華黎率領另一支軍隊進攻遼東，企圖切斷東北金軍對中都的支援。1215年農曆二月，木華黎攻打金朝的北京，契丹軍斬關來降。金北京守將銀青等率二十萬軍抵抗，敗退回城。金守兵殺死銀青，推舉烏古倫寅答虎為元帥。木華黎派史天祥等率兵攻城，寅答虎投降。“木華黎怒其降緩欲坑之”,契丹族將領石抹也先(肖也先)說：“北京為遼西重鎮，既降而坑之，後豈有降者乎?”木華黎采納了也先的意見，命寅答虎代理北京留守，“以吾也而權兵馬都元帥鎮之”,不久，金軍都統北京土豪田雄也率眾投降了木華黎。興中府吏民則殺死了拒不投降的金朝同知，推土豪石天應為元帥，舉城投降，木華黎以石天應為興中府尹、兵馬都提控。這種投降不殺，重用降將的政策，起到了瓦解敵軍的作用，隨後金朝成、順等州也相繼投降了蒙古。蒙軍攻占了金朝眾多的城邑，中都已成為一個四麵受敵的孤島。
1214年農曆十月，金朝錦州兵馬都提控張鯨殺其節度使，自稱臨海王，遣使投降木華黎。1215年農曆四月，成吉思汗命木華黎以張鯨總北京十提控兵，配合其他蒙軍南征未附州郡。張鯨心存反側，“稱疾逗留，複謀遁去”,被監軍石抹也先逮捕，“執送行在，誅之”。張鯨之弟張致據錦州叛，“僭號漢興皇帝，改元興龍”。
1215年農曆三月，金宣宗“諭遼東宣撫使蒲鮮萬奴選精銳屯沈州、廣寧，以俟進止”。企圖進行垂死掙紮。蒲鮮萬奴率領幾十萬大軍打敗了耶律留哥，攻占了鹹平，占領了東京。但他並未繼續南下去解中都之圍，而是自稱天王，改國號為大真，割據遼東。
後來，他曾“倒向成吉思汗方麵，為他效勞”。並曾“派其子鐵哥(帖哥)入侍。(既而)複叛，自稱東真王”,國號東夏。從此，金朝的龍興之地東北地區出現了三個獨立、半獨立的政權：一個是遼寧開原的耶律留哥，一個是遼東的蒲鮮萬奴，一個是錦州的張致。金朝的政令在東北地區已無法推行了。
留守中都的完顏承暉忠心有餘，才力不足，尤其在軍事上是個外行。“承暉以尚書左丞抹燃盡忠久在軍旅，知兵事，遂以赤心委盡忠，悉以兵事付之，己乃總持大綱，期於保完都城”。金莊獻太子離開中都，右副元帥蒲察七斤出降蒙古後，“詔以抹然盡忠為平章政事，兼左副元帥”。中都的軍政大權實際上掌握在抹然盡忠手裏。完顏承暉派人向金宣宗告急，其奏書說：“七斤既降，城中無有固誌，臣雖以死守之，豈能持久。伏念一失中都，遼東、河朔皆非我有，諸軍倍道來援，猶冀有濟。”
希望金宣宗動員諸軍支援中都。金宣宗下詔說：“中都重地，廟社在焉，朕豈一日忘也。已驅諸路兵與糧俱往，卿會知之。”這時，金宣宗已“詔元帥左監軍永錫將中山、真定兵，元帥左都監烏古論慶壽將大名軍萬八千人、西南路步騎萬一千、河北兵一萬，禦史中丞李英運糧，參加知政事、大名行省孛術魯德裕調遣繼發，救中都”。食用的儲糧，便派遣被稱為元帥的萬夫長帶著其他三個異密，即慶壽、林坎賽、李英，將“塔合兒”和食物運到中都城裏去。四麵被圍的中都尚存一線生路。金宣宗為了鼓舞中都的士氣，對中都的官吏軍民特頒發一份詔書，其中說：“朕欲紓民力，遂
幸陪都，天未悔禍，時尚多虞，道路久梗，音問難通。汝等朝暮矢石，暴露風霜，思惟報國，靡有貳心，俟兵事之稍息，當不愆於旌賞。今已會合諸路兵馬救援，故茲獎諭，想宜知悉。”金宣宗父子既不肯“朝暮矢石”,又不肯“暴露風霜”,在大難臨頭時相繼南逃，卻用一紙空頭詔書安撫民眾，要求中都的官吏軍民“思唯報國，靡有貳心”,這不過是故作姿態，自欺欺人而已。
李英本為文官，出身進士，曆任主簿、判官、縣令、國子祭酒、禦史中丞等職，雖有一定政治見識，但並無指揮軍隊的實踐經驗。金宣宗亂點鴛鴦譜，將援助中都的重任交給李英，這本身就屬於任人不當。“英至大名，得兵數萬”,但他“馭眾素無紀律”。為了鼓舞士氣，他下令讓每人背三鬥糧食，“甚至連萬夫長元帥也不例外”。幾萬軍隊，從將帥到士兵千裏背糧，雖說體現了官兵平等，但卻大大削弱了部隊的戰鬥力，沒有配備應有的機動性較強的護糧軍，這也是因缺乏實戰經驗所做出的一個錯誤決策。成吉思汗了解到這一情況後立即命令石抹明安、右副元帥神撒等率領騎兵截擊。在霸州青戈一帶，蒙古騎兵與李英軍遭遇。當時，李英剛剛喝過酒，神誌不清，軍紀渙散，“大敗，盡失所運糧。英死，士卒殲焉”。許多金兵被殺或被趕到河裏淹死了，一千多輛糧車也被蒙軍奪取。另一支運糧軍則在涿州北的旋風寨被蒙軍打敗，兩路軍沒有一個人到達中都。當時，河北地區多為術虎高琪的黨羽，術虎高琪與完顏承暉不和，中都附近的各州將領大都看術虎高琪的眼色行事，因此他們並不認真執行金宣宗的命令，很少有人真心誠意地救援中都。“由於‘塔合兒’和飼料沒有運到中都城”,中都糧盡援絕，“當地居民饑餓過度而吃人肉或死掉”,中都城內出現了人吃人的現象。
完顏承暉與抹然盡忠會議於尚書省，承暉約盡忠同死社稷，希望盡忠與自己一起誓死保衛金朝的江山。抹然盡忠表麵上答應，暗地裏卻準備棄城南逃。後來，承暉了解了盡忠的動向，但手中已無兵權，也無可奈何。他聽說這個壞主意是盡忠的心腹、元帥府經曆官完顏師姑提出的，於是把師姑叫到自己府中，說：“始我謂平章知兵，故推心以權畀平章，嚐許與我俱死，今忽異議，行期且在何日，汝必知之。”完顏師姑肆無忌憚，毫不隱諱，告訴承暉，當天傍晚他們就要起程南逃。承暉怒形於色，說：“你們把國家社稷置於何地?”師姑無言以對，承暉命令手下人當場將他斬首。
中都危在旦夕，完顏承暉獨木難支，於是決定以死報效國家。“作遺表付尚書省令史師安石，其表皆論國家大計，辨君子小人治亂之本，曆指當時邪正者數人，曰：‘平章政事高琪，賦性陰險，報複私憾，竊弄威柄，包藏禍心，終害國家。’"並公開承認不能保全都城是自己的罪過。然後，又對師安石說：“承暉於《五經》皆經師授，謹守而力行之，不為虛文。”打發師安石上路後，他立即辭別家廟，飲藥而死。
就在這一天，留在中都的妃嬪們知道了抹然盡忠要棄城逃走的消息，都打好行李集中到通玄門。抹然盡忠欺騙她們說：“我先走一步，為你們探探路，然後再來接你們。”“諸妃以為信然。盡忠乃與愛妾及所親者先出城，不複顧矣。”走到中山時，盡忠對左右人說：“若與諸妃偕來，我輩豈能至此!”抹然盡忠為了保住自己的身家性命，連皇帝的妃嬪們也置之不顧了。金宣宗和完顏承暉將守衛中都的重任交給這種人，中都怎能不陷落呢?
1215年農曆五月，“被成吉思汗派去同三木合把阿禿兒一起(出征)的明安進入了中都城，遣使向成吉思汗報告道：‘托成吉思汗的福，我們攻下了中都城!’"當時，成吉思汗“避暑桓州涼涇。遣忽都忽等籍中都帑藏”。派失吉忽禿忽、汪古兒、阿兒孩合撒兒三人，到中都去清理府庫財產。金朝的中都守將向他們獻上了織金物和珍寶等禮物，汪古兒和阿兒孩合撒兒接受了，而失吉忽禿忽卻拒絕了。後來成吉思汗問忽禿忽為什麽拒絕接受禮物，他說：“(因為)我想起了在我們攻下城來之前，不論是一根繩子、一塊手帕，一切都是阿勒壇汗的。現在，我們占領了它，一切東西就都屬於成吉思汗的了。怎麽能把他的東西偷偷摸摸地送人呢?因此我什麽東西也沒拿!”成吉思汗說：“忽禿忽識大體!”於是加倍地器重他，同時卻批評了汪古兒和阿兒孩合撒兒。成吉思汗命令將中都府庫中的財產運回蒙古草原，然後才允許蒙古兵進行搶掠。中都吏民死傷無數，宮室被亂兵焚燒，大火月餘不熄，金朝祖宗的神禦及諸妃嬪也被亂兵搶走了。
此後，成吉思汗一麵兵分幾路繼續攻城略地，一麵派使者去招降金主。其西路軍由三木合巴特兒率領一萬蒙古騎兵，經過西夏地區攻克潼關、京兆(今西安市)、汝州等地，直達金朝的南京(今開封市)地區，大掠河南，前鋒到達開封附近的杏花營。其中路軍由蒙力克的兒子脫侖巴特兒率領，攻克真定，水淹東平，占領了東平所轄全境。史天倪、木華黎等則取兵東道，進攻平州、廣寧等地。蒙古使者阿剌淺到達汴京，轉達了成吉思汗講和的條件：“以河北、山東未下諸城來獻，及去帝號為河南王，當為罷兵。”金宣宗拒不投降，各路蒙軍加強攻勢，“是秋，取城邑凡八百六十有二”。在短短幾個月內，黃河以北幾乎成了蒙古人的天下。
攻略中原
1216年春，成吉思汗從伐金前線回到克魯倫河草原。臨行前，任命劄八兒為黃河以北、鐵門(居庸關)以南天下都達魯花赤，與諸將留守中都。木華黎一軍繼續經營遼東，消滅了錦州的張致，將降而複叛的蒲鮮萬奴趕入了海島。不久，林木中百姓降而複叛和花剌子模邊將殺死蒙古商隊的事件發生，成吉思汗隻得回師草原並決心率主力西征花剌子模。於是在1217年，封木華黎為太師、國王、都行省、承製行事，將攻略漢地的全權交給了木華黎。《元史·木華黎傳》則說：成吉思汗在詔封木華黎為太師國王時，曾賜予他誓券、黃金印，上刻八個字“子孫傳國，世世不絕”。並對木華黎說：“太行之北，朕自經略，太行以南，卿其勉之。”還賜予他一麵大駕所建九遊大旗，告誡諸將說：
“木華黎建此旗以出號令，如朕親臨也。”自西漢初年以來，非宗室不王，非功臣不侯，這已經成為中原封建政權的一個傳統；蒙古政權也是隻封同姓子、侄為王，異姓功臣隻封為千戶或萬戶。木華黎被破格封為“國王”,這不僅說明成吉思汗對他格外看重，而且說明他所擔負的使命在蒙古政權的發展中具有極其重要的地位。他被允許建可汗大旗受命專征，實際上是以可汗代表的身分去統軍治民、經營中原。
木華黎的政治地位雖然如此崇高，但他所統率的南征軍既不是蒙軍的主力，也不是他原來統率的左手軍，而是一支名副其實的偏師。《元史·闊闊不花傳》說：“太祖命太師木華黎伐金，分探馬赤為五部，各置將一人。”《親征錄》則說，除以上四部外，尚有王孤(汪古)、火朱勒、劄剌兒諸部，另有漢兵及契丹兵。其中劄剌兒、弘吉剌、兀魯、忙兀、亦乞烈思即探馬赤軍五部。《史集》詳細記載了各支軍隊的人數及統軍將領的姓名，其中包括“一萬汪古惕部隊、一千混成部隊、四千兀魯惕部人、孛禿駙馬率領的二千亦乞剌思部人、忽亦勒答兒(畏答兒)的兒子蒙可哈勒劄率領的一千忙忽惕部人、阿勒赤那顏率領下的三千弘吉剌惕部人、木華黎國王的弟弟帶孫率領的一千劄剌亦兒人，除蒙古人以外，還有吾也而元帥、(耶律)禿花元帥率領的哈剌契丹和女真軍”。由此可見，木華黎率領的主力軍隻有一萬名汪古部騎兵、一萬二千名(一說為一萬三千名)蒙古探馬赤軍，外加吾也兒、耶律禿花等率領的契丹軍、糾漢諸軍，包括史天倪、劉伯林、劉黑馬父子的漢族地主武裝，也不過十萬人左右。探馬赤軍指的是打先鋒的軍隊，它是以弘吉剌、劄剌兒等五部為核心而有若幹統帥將領參加指揮的龐大的軍事組織，《元史》上明確列舉的探馬赤五部將是肖乃台(笑匿歹)、闊闊不花、孛羅、怯烈台(怯烈歹)、按劄兒(按察兒)以及不裏合拔都兒等。他們分別被任命為五部前鋒都元帥、領前鋒總帥、先鋒等職，號稱“五先鋒”。木華黎就是依靠這些屈指可數的將帥，為數不多的軍隊去對付仍然擁有幾十萬大軍的金朝的。
成吉思汗率主力西征，隻留下少數軍隊對付金朝，這無異於兩個拳頭打人，違反了集中兵力打擊敵人的作戰原則。對於金朝來說，其軍事壓力已大大減輕了，這正是他們恢複失地的一個大好時機。但金宣宗君臣貪小利而不明大局，竟將金軍主力用於南下侵宋，隻用少量軍隊和民間武裝去對付蒙軍，結果又一次鑄成了曆史的大錯。
南宋與金時戰時和，但在宋金關係中，金朝一直處於有利地位。1206年，即南宋寧宗開禧二年，金章宗泰和六年，正當蒙古國成立之際，南宋的韓佗胄發動開禧北伐，不久失敗。投降派史彌遠根據金方要求，殺死韓佗胄，將其首級送給金朝，並與金簽訂了“嘉定和議”(1208):金宋約為“伯侄之國”,南宋每年向金貢納歲幣三十萬兩白銀。這一和約使金朝避免了兩線作戰。但隨著蒙古侵金戰爭的展開和金軍節節敗退，南宋軍民希望擺脫屈辱的和約。
1214年農曆七月，南宋政府采納了真德秀的建議，決定不再向金貢納“歲幣”。但當政的史彌遠卻於次年春派使臣向金表示，願意依舊貢納，隻是希望“減歲幣如大定例”,即改為每年二十萬，遭到金宣宗拒絕。
金室南遷後，術虎高琪很快由平章政事進拜尚書右丞相，成為朝中的實權派。他“專固權寵，擅作威福，與高汝礪相唱和。高琪主機務，高汝礪掌利權，附己者用，不附己者斥”。他“止欲以重兵屯駐南京以自固，州郡殘破不複恤也”,“自不兼樞密元帥之後，常欲得兵權，遂力勸宣宗伐宋。置河北不複為意，幾精兵皆置河南，苟且歲月，不肯輒出一卒，以應方麵之急”。
1217年正月，術虎高琪慫恿金宣宗侵宋以廣疆土，企圖北方損失南方補，通過南下侵宋彌補被蒙古侵占的地域。
1217年農曆四月，金以南宋不貢納歲幣為由，出兵南侵襄陽。宋守將趙方被迫下令反擊，並請求宋廷下詔伐金。同年六月，南宋頒發了伐金詔書，宋金再次處於戰爭狀態。從此，金與蒙古、西夏、南宋都成為交戰國，金朝處在了三麵臨敵的地位。
金朝一些有見識的政治家、軍事家擔心國家的前途，不斷對朝廷的決策提出異議。1217年農曆十月，金又準備侵宋，右司諫兼侍禦史許古上疏，請先遣使與宋議和，其中說“今大兵少息，若複南邊無事，則太平不遠矣”,“河南既得息肩，然後經略朔方，則陛下享中興之福，天下賴涵養之慶矣。惟陛下略近功、慮後患，不勝幸甚”。金宣宗本來感到許古言之有理，讓他起草議和牒文，牒文草成交術虎高琪、高汝礪等宰臣審閱，“宰臣言其有哀祈之意，自示微弱，遂不用。"
這年年底，金宣宗命令平章政事胥鼎率兵伐宋，胥鼎從前線上書，提出了六條反對意見，其中說：目前西夏、蒙古雖“無入境之報”,與我國處於體戰狀態，"如聞王師南征，乘隙並至，雖有潼關、大河之險，殆不足恃，則三麵受敵者首尾莫救，得無貽後悔乎?”“詔付尚書省，宰臣以為諸軍既進，無複可議，遂寢。”正是在這種情況下，金朝從1217年開始，到1223年金宣宗去世，連續進行了七年侵宋戰爭。金哀宗繼位後，才開始糾正這種錯誤決策，於1224年農曆六月宣布不再南侵，但為時已經太晚了。
正是在這一階段，金朝的財政經濟也發生了嚴重困難，居民逃亡，戶口銳減。正如《金史》卷四六《食貨誌》所說：“宣宗立而南遷，死徙之餘，所在為虛矣。戶口日耗，軍費日急，賦斂繁重，皆仰給於河南，民不堪命，率棄廬田，相繼亡去。"不少地區“不勝調發，相繼逃去，所存者曾五十一”,個別地區甚至“野無居民矣”。金朝的社會經濟已全麵崩潰。
金朝的軍隊這時也已完全腐敗。女真的猛安、謀克戶南遷中原後，由於他們各占田地，依靠剝削佃農為生，所任將帥多為豪門膏粱子弟，他們既不能耕，又不能戰，隻知“聚飲賭博，習以成風”。正如進士劉炳在給金宣宗的上疏中所說的那樣“承平日久，人不知兵，將帥非才，既無靖難之謀，又無效死之命。擇驍果以自隨，委疲懦以臨陣，陣勢稍動，望塵先奔，士卒從而大潰”。
《金史·兵誌》則說“及宣宗南遷，糾軍潰去，兵勢益弱，遂盡擁猛安戶之老稚渡河”,“初南渡時，盡以河朔戰兵三十萬，分隸河南行樞密院及帥府，往往蔽匿強壯，驅羸弱使戰，不能取勝”。原來以一百戶到三百戶組成一個謀克，十個謀克組成一個猛安，這時“乃以二十五人為謀克，四謀克為猛安”。每謀克“任戰者止十八人，不足成隊伍，但務存其名而已”。而且金軍多為臨時召集，“故渾源劉祁謂：金之兵製最弊，每有征伐及邊釁，輒下令簽軍，使遠近**。民家丁男若皆強壯，或盡取無遺，號泣動乎鄰裏，嗟怨盈於道路，驅此使戰，欲其勝敵難矣”。
麵對著這種國貧兵弱、內外交困的形勢，金宣宗君臣本來已是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了，但他們偏偏自不量力，將精兵猛將用於南線戰場，不僅沒有撈到多大便宜，反而損傷了國力軍威，削弱了抵抗蒙古的力量。正如《金史·宣宗紀》讚所說，金宣宗“狃於餘威，牽製群議，南開宋釁，西啟夏侮，兵力既分，功不補患”。從而為木華黎的偏師經營提供了可乘之機。
自從蒙古“兵入中原，金徙都汴，河朔盜起，郡縣守宰委印綬去，民莫能相保”。這是當時北方地主階級所麵臨的基本形勢。在開始階段，蒙古軍**，橫掃中原，來如疾風，去如閃電，所過殘破，“衣冠世族，強者戮，弱者俘”,使北方地主的身家財產受到嚴重威脅。但在幾次南下侵金的戰爭中，蒙軍一向采取的是“秋來春去”、以殺掠為主的政策，攻城不守，旋得旋失，這又為地主武裝的割據提供了機會。後來，“金駕而南，委河朔去，州又自顧不暇”,河北、山東不少郡縣望風而遁，州縣官往往逃奔河南，金朝的州縣機構日趨瓦解，北方的地主階級普遍產生了一種失落感，“河北諸路，以都城既失，軍戶盡遷，將謂國家舉而棄之”。
同時，“群盜蜂起河朔”,農民起義的烽火在山東、河北等地遍地燃燒。楊安兒建國號為大齊，眾至數十萬。楊安兒犧牲後其妹楊妙真(楊四娘子)繼續堅持鬥爭，後與另一支起義軍領袖李全結婚。盡管後來他們曾歸附南宋，後又投降蒙古，但對北方的地主階級仍然是毫不客氣。另一支起義軍劉二祖的部將彭義斌也聲勢浩大，盡管他後來也投靠南宋，但蒙古軍、金軍和地主武裝都視之為勁敵。
麵對著外寇入侵，“內盜”交逼的形勢，北方的地主階級不得不紛紛起來尋找“自全之計”或“自圖富貴”,於是有的人率鄉親父老投靠了蒙古，也有的人則“聚眾以自守”組成了地主武裝，也有一些人“聚眾自保，未有定屬”。正如魏初、郝經所說“有金南渡，河北群雄如牛毛”,“擁兵者萬焉，建侯者萬焉，甲者戈者騎者徒者各萬焉，鳩民者保家者聚而為盜賊者又各萬焉，積粟帛金具子女以為己有者，斷阡陌占屋宅跨連州郡以為己業者，又各萬焉”。這些成千上萬的地主武裝是北方地主階級自謀出路的產物，在很長時間內都是群龍無首，人懷顧望；“一債一興，迭為雄長”。他們以保存自己，發展自己作為最高原則，不少人采取的是有奶便是娘的政策：蒙古至則從蒙古，金人至則從金，宋人至則從宋，有的甚至可以暫時投靠農民軍。總之，誰的力量大就服從誰，就跟誰走，朝秦暮楚，首鼠兩端，既可為楚，也不妨降漢，早已撤掉了敵我是非的界限，它使當時的鬥爭形勢進一步複雜化，因此蒙古與金的戰爭出現了拉鋸狀態。
木華黎受命專征，成吉思汗交給他的任務是“招集豪傑，勘定未下城邑”。不僅“將乞台地區(漢地)和女真領地上已經征服的人民托付給他，讓他保護他們，並盡可能地將尚未歸附的人民征服”。為此，木華黎“建行省於雲、燕，以圖中原”。逐步放棄了過去以殺掠為主的作戰方針，開始注意占領城邑、安集百姓，為經久之計。
1218年農曆六月，木華黎攻下太原後，即“招民耕稼，為久駐之基”。甚至金方也明顯地感到了這個變化，金晉陽公郭文振向金宣宗上奏說：“河朔受兵有年矣，向皆秋來春去，今已盛暑不回，且不嗜戕殺，恣民耕稼，此殆不可測也。”木華黎將以擄掠奴隸、財物為目標的戰爭轉變為以爭城奪地入主中原為目標的戰爭，這正是其“不可測”之處。
木華黎“招集豪傑”的做法早在前幾年已初見成效，凡率部或納土歸降者，他都承製授予統軍管民的各種職務，許其世襲，並聽其自辟僚屬。因此，史秉直、史天倪父子，劉伯林、劉黑馬父子當他受命專征時，已成為他
的重要依靠力量。這次受命專征，他進一步注意招集“河朔豪傑”,“欲借之以成包舉之勢”。從而使他的偏師經營增加了一個人多勢眾的同盟軍。
與此同時，金朝也逐步注意到了北方地主武裝的重要作用。從1215年起，同知太原府事古裏甲石倫就“奏請招集義軍，設置長校，各立等差”。分別授予地主武裝頭目以總領提控、都統、副統、萬戶、千戶、謀克等官職。同年，胥鼎也在所將“義軍”中置“總領義軍使副及彈壓”,企圖用封官授職的辦法控製地主武裝。1219年農曆三月、六月間，金政府正式頒發詔書：河東、河北“州縣官止令土著推其所愛者充，朝廷已授者，別議任使”。1220年農曆二月，又進而封建河朔“九公”,即滄海公王福，河間公肥移剌眾家奴，恒山公武仙，高陽公張甫，易水公靖安民，晉陽公郭文振，平陽公胡天作，上黨公完顏開，東營公燕寧。同時，九府財富兵強。允許他們“總帥本路兵馬，署置官吏，征斂賦稅，賞罰號令，得以便宜行之”,“除已劃定所管州縣外，如能收複鄰近州縣者，亦聽管屬”。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中都路安肅州苗道潤由河北“義軍”隊長被金朝升任為宣武將軍、同知順天軍節度使事，後又升任為中都經略使。張柔則以“力農”出身，被苗道潤提拔為昭毅大將軍，遙領永(定)軍節度使，兼雄州管內觀察使，權元帥府都監，行元帥府事。
成吉思汗將主力撤回蒙古草原後，苗道潤乘機爭城奪地，“前後撫定五十餘城”。而河北東路景州張開則收“複河間府、滄、獻等州並屬縣十有三”,又“複清州等十有一城”。王福、移剌眾家奴，張甫、張進等也在各地攻占了不少州縣。河北西路威州武仙則控製了中山、真定府，沃、冀、威、鎮定、平定等州，抱犢寨、欒城、南宮縣等地。它為木華黎經略中原設置了不少障礙。
1218年農曆六月，因地主武裝頭目爭權奪利，苗道潤被其副手賈瑀殺死。張柔“誓眾為主複仇”。蒙古兵“出紫荊口，柔率所部逆戰於狼牙嶺，馬蹶被執，遂以眾降”。“柔招集部曲下雄、易、安、保諸州，攻破賈瑀於孔山，誅瑀”,“盡有其眾，徙治滿城”。後又與武仙反複爭戰，先後攻占了完州、郎山、祁陽、曲陽、中山、鼓城等地，“深、冀以北，真定以東三十餘城，緣山反側鹿兒、野狸等寨，相繼降附”。“辟地千裏”,“威名震河朔”。
後來，張柔、史天倪又在蒙軍的配合下，不斷向武仙發動進攻，兵臨真定城下，武仙被迫於1220年農曆八月投降了蒙古。木華黎以史天倪為河北西路兵馬都元帥行帥府事，武仙副之。河北地區的張開、移剌眾家奴也相繼被打敗，隻有張甫、張進據守的信安還保留在附金地主武裝手中。
1218年秋，木華黎自西京攻占太原、平陽等地及忻、代等州。附金地主武裝郭文振、胡天作、張開與蒙軍展開了對太原、平陽、河中等地的激烈爭奪。郭文振、趙益等五次爭奪太原，都沒有成功。相反，蒙軍利用投降的地主武裝爭奪河東北路的堡寨卻取得了節節勝利。汾州平遙梁瑛、孟州四蹄寨寨主劉某投降後，都為蒙古出了不少力。1222年農曆八月，蒙軍攻陷榆次重原寨，趙益自殺。同時派兵招捕各州寨柵，“三數年中，莫不弭耳聽約束”。
木華黎南征，命靳和留守曲沃。胡天作與靳和反複爭戰，一度處於相持狀態。1222年農曆七月，木華黎再次自雲中南下，進攻胡天作據守的青龍堡。堡中“兵民皆潰”,眾執胡天作出降，不久被殺。附金地主武裝受到沉重打擊。
木華黎乘勝下榮州，汾東諸堡邑從風歸附。不久攻克河中府，附金地主武裝侯小叔退保李山寨。木華黎調葭州留守石天應駐守河中，任命他為權河東南北路陝右關西行台，平陽李守忠、太原攸哈剌拔都、隰州田雄並受節製，其地位與河北史天倪不相上下。1223年正月，侯小叔以寨兵十餘萬夜襲河中，石天應倉促應戰，被殺。不久，蒙古騎兵又攻破河中，侯小叔戰死。
山東地區是反金農民軍紅襖軍活動區域。由於金軍的血腥鎮壓，紅襖軍首領李全等於1148年初歸附南宋，被任命為京東路兵馬副都總管。
1219年，地主武裝頭目張林、嚴實相繼投降李全，青齊之地，幾半為宋有。李全成為左右山東局勢，同金和蒙古並列的強大勢力。為了完成對山東的占領。木華黎於1220年下半年進軍山東，開始與李全爭奪對山東的控製權。
這年九月，嚴實因“宋不足恃”,“謁太師木華黎於軍門，挈所部彰德、大名、磁、沼、恩博、滑、溶等州戶三十萬來歸，木華黎承製拜實金紫光祿大夫、行尚書省事”。當時嚴實“據上流之便，勁鋒之選，威望之著，隱若敵國。人心所以為楚為漢者，皆倚之以為重”。他的投降，使蒙古不戰而取得了大片領土，木華黎攻略山東的力量大加強了。不久，木華黎在黃陵岡大敗金軍二十萬眾，進陷楚丘，包圍東平。“金守將和立剛棄城遁，實入居之。”從此，東平嚴實成為蒙古在山東的一支重要依靠力量。1221年，張林與李全發生摩擦，張林棄益都降蒙古。金朝以“稱帝為兄”為求和條件，成吉思汗不願與屢吃敗仗的金帝稱兄道弟，拒絕了金朝的要求。
1222年秋，金帝又派同一使者赴西域求和，成吉思汗說：“我向欲汝主授我河朔地，令汝主為河南王，彼此罷兵，汝主不從。今木華黎已盡取之，乃始來請耶?”金使乞哀，成吉思汗說：“念汝遠來，河朔既為我所有，關西數城未下者，其割付我。令汝主為河南王，勿複違也。”金朝的使者掃興而歸，這次議和又以失敗告終。
1222年底，木華黎“遣按赤將兵三千斷潼關，遂西擊鳳翔”,開始了爭奪關西的戰爭。但鳳翔“月餘不下”,木華黎“謂諸將曰：‘吾奉命專征，不數年取遼西、遼東、山東、河北，不勞餘力，前攻天平，延安，今攻鳳翔皆不下，豈吾命將盡耶”。
在木華黎去世之前，蒙古對中原地區的占領已開始穩定下來了，這確實是蒙古政權的一個“大業”。但唯一令木華黎遺憾的是，他未能親自攻下汴京。說明這時蒙軍的奮鬥目標已是滅亡金朝、統治中原，這也反映了木華黎所依靠的漢族地主階級的共同願望。
木華黎死後，蒙古的伐金戰爭遇到了重重困難。當時，術虎高琪早已因罪被殺，金中央政府加強了對蒙軍的攻勢。就在木華黎去世的1223年三月，金“以完顏伯嘉參知政事，行尚書省於河中府”。同年四月，“設京兆南山安撫司”。並下令擴軍。五月，“複河中府及榮州，遣人持檄招前恒山公武仙”。“權平陽公史詠複霍州及洪洞縣”。同時，“以檄招東平嚴實”。七月，又“議遣人招李全、嚴實、張林”。在加強軍事進攻的同時，又展開了政治誘降活動，加強了政治攻勢。
1223年底，金宣宗病死，金哀宗完顏守緒繼位。第二年改元“正大”,著手改組中央政府，改變了宣宗晚年的政策。這年三月，丞相高汝礪死，比較有見識的胥鼎、張行信等相繼被召入政府，擔任副丞相。“以延安帥臣完顏合達戰禦有功，授金虎符，權參知政事，行尚書省於京兆，兼統河東兩路。”1224年農曆六月，“榜諭宋界軍民更不南伐”。十月，“夏國遣使來修好”。1225年，金夏議和。從此，金朝擺脫了三麵受敵的被動局麵，開始將主要力量集中在陝西、西河地區，用來對付蒙古。
金朝政策的變化很快引起了戰場形勢的突變。首先在河北地區出現了武仙叛變。“仙與史天倪俱治真定且六年，積不相能，懼天倪圖己，嚐欲南走。宣宗聞之，詔樞密院牒招之，仙得牒大喜，正大二年(1225),仙賊殺史天倪，複以真定來降。”一時“河朔諸郡，十九俱叛”,“南北裂分，危疑翻覆，勢不容喘”,引起巨大震動和反響。
其次，在山東地區，“李全陷益都，執元帥張琳(林)送楚州”。彭義斌也支持反金抗蒙，東平嚴實還曾一度投降彭義斌。在河東(今山西)地區，附金地主武裝也曾一度活躍。1227年農曆二月，金紇石烈牙吾塔複取平陽，擒蒙古河東南路兵馬元帥兼知平陽府事李守忠：並一度攻陷青龍堡。同年五月，太原也曾一度為武仙所據，“奸人夜獻太原東門於武仙，仙引兵人”,蒙方守將攸哈剌拔都陣亡。蒙古失地折將，木華黎的幾年經營幾乎一朝全休。
這時，木華黎之子孛魯繼承父誌，率領蒙軍、契丹、女真軍及漢族地主武裝展開了與金軍及附金勢力的激烈鬥爭。他曾兩次去西征前線朝見成吉思汗，接受了攻夏滅金的重要使命。武仙叛變後，河北地區的降蒙地主武裝尚有一些人堅持鬥爭，如董俊“乃心太廟，夷險一節”,拒不與武仙合作。“史氏之人與屬縣旁近豪傑納天倪之弟天澤為主帥攻仙”,從而為孛魯的反攻打下了一個良好的基礎。於是孛魯“命天倪弟天澤代領帥府事”,並命肖乃台率蒙古精甲三千火速赴援，“與天澤合兵進圍中山”,打敗了武仙的幹將葛鐵槍，“克中山，取無極，拔趙州”。武仙放棄真定逃往汴京。
河北地區平定後，孛魯立即移軍山東。1225年農曆九月，“郡王帶孫率兵圍全於益都。冬十二月，孛魯引兵入齊，先遣李喜孫招諭全，全欲降，部將田世榮等不從，殺喜孫”。第二年三月，李全企圖突圍逃走，被蒙軍截擊，“大敗之，斬首七千餘級”。“夏四月，城中食盡，全降。”蒙軍諸將認為，李全“勢窮出降，非服也，今若不誅，後必為患”。孛魯說：“不然，誅一人易耳。山東未降者尚多，全素得人心，殺之不足以立威，徒失民望。”於是孛魯“乃以全為山東淮南楚州行省，鄭衍德、田世榮副之，郡縣聞風款附，山東悉平”。從此，蒙軍才完成了對山東全境的占領。
當金軍攻克平陽、太原時，蒙軍正集中兵力進攻西夏。不久，西夏滅亡，金朝大受震動。降蒙地主武裝乘機反攻，附金地主武裝分崩離析。當時，金晉陽公郭文振徙居於衛州，“然亦不可以為軍”;平陽公史泳徙居解州；上黨公張開也處境不妙。他們互相方間仍不合作，“郭文振處開西北，當兵之衝，民貧地瘠，開又不奉命以糧賑文振軍。文振窮竄，開勢愈孤，以至於敗”。“正大間，一潞州不守，開居南京，部曲離散，名為舊公，與匹夫無異”。田正是在這種形勢下，降蒙地主武裝很快又奪取了太原、平陽等地，並占領了上黨地區。河中府在幾年以後也被蒙軍攻拔，河東全境最後被平定。
1227年農曆八月，成吉思汗在征伐西夏的戰爭中死去，臨死前對左右說：“金精兵在潼關，南據連山，北限大河，難以遽破。若假道於宋，宋、金世仇，必能許我，則下兵唐、鄧，直大梁。金急，必征兵潼關。然以數萬之眾，千裏赴援，人馬疲弊，雖至弗能戰，破之必矣。"
成吉思汗因以主力進行西征，臨死前沒有滅掉金國。但木華黎父子攻略十年，已經占領了金朝黃河以北的廣大地區，為蒙古滅金打下了良好基礎。而成吉思汗留下的作戰方略卻成為以後窩闊台滅金的指導方針，曆史證明這一方針是十分英明、正確的。因此，應該承認，摧垮金朝，統一北方，這是成吉思汗對中國曆史的一個重大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