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義和團

慈禧要等待時機打擊洋人，以實現其宮廷陰謀。近代中國，中華民族與帝國主義這對主要矛盾的存在與激化，終於使慈禧找到了一個“公報私仇”的良機。

自膠州灣、旅大港事變之後，中國的民族危機又進一步加深。光緒二十四年(1898),德國通過《膠澳租界條約》,獲得了建造膠濟鐵路、開采鐵路兩旁三十裏內各礦的特權。侵略者到處橫行，欺壓中國人民。膠濟路的局員隨意釘路樁，同山東高密縣農民發生口角，互相毆打，德軍借口保護鐵路，槍殺農民二十餘人，還勒令山東巡撫毓賢賠償路樁費和軍費三千四百多兩銀子，人民群眾非常憤慨。

清政府還借英款，聘用英國工程技術人員建造京奉鐵路榆錦段(1899年完工);又借俄款築蘆漢鐵路(1898年建成蘆保段，1900年建成保正段)。凡鐵路所經之處，舊式的交通運輸被棄置，線路上的房屋、田地、墳墓被毀壞，使無數的農民喪失了謀生的手段，家園慘遭破壞。

西方侵略者還利用宗教作為侵略中國的工具，天主教和耶穌會的傳教士遍布全國城鄉，他們招謠撞騙，掠奪田產，欺淩百姓，包攬訟詞，無惡不作。所以，各地的所謂教堂，實際上成了外國侵略勢力的組成部分。這不能不引起中國廣大人民的憎恨。

不僅如此，那些外國傳教土還以一省最高長官自居，侵犯中國主權。山東傳教士就自稱“巡撫”,命令各地方官員服從教會指示，鴉貴州的主教胡還公然向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保舉官員。山東鄒縣西南鄉教堂教士，向商賈收稅，苛暴異常。福建主教發賣執照，每張二十四元，奸民買一張執照，便可當作護身符，在鄉裏為所欲為，其權力勝過官府。此外，霸占民房等事件，各地屢有發生，官府無可奈何。法國傳教士在江蘇淮安強占民房，英國傳教士在福州烏石山圈占公地，在登州強租民居，屢見不鮮。

民教相仇、相攻的事件發生後，無能的地方官因懼怕洋人，往往偏袒教會，鎮壓百姓，最後總是以清政府賠款了結。年深日久，賠款不可勝記。最終還是把賠款的負擔轉嫁給了百姓，並用武力鎮壓百姓。所以，人民群眾仇恨洋人，仇恨官府的情緒日益增長。

義和拳運動就在這種形勢下發展、壯大起來。盡管它帶有陳舊的色彩，但這個運動的主流乃是以反侵略為目標的。山東是受帝國主義**最嚴重的地區之一，也是義和拳運動鬥爭最早、最烈的地區之一。起初，針對官府袒護教民的行為，義和拳群眾“聚眾抗官，傳單一出，千人立聚，兵刃森列，儼然敵國，動言焚殺，官吏熟視之而莫敢誰何”。有時，官府隻好出錢設宴，請義和拳百姓和教民一起赴宴，勸解止鬥。拳民有時看到平民受欺壓，“路遇不平，不惜身家性命代替平民講理”,因此，很多受洋人和教民欺侮的百姓都爭先恐後地參加義和拳，抵製官吏和教會的暴行。山東巡撫李秉衡及繼任張汝梅幾次派兵鎮壓，毫無效果。光緒二十五年(1899)二月，清政府撤了張汝梅的職，改派毓賢為巡撫。毓賢一到任，立即揮起屠刀，大肆屠殺，但屢被義和團群眾打敗。義和拳首領朱紅燈原先曾打著“反清複明”的旗幟，抗官府，殺洋人。後來，為爭取反教而不反政府的群眾，遂改為“扶清滅洋”。義和拳口號的變化，正反映了當時民族矛盾已上升為社會的主要矛盾。

戊戌年間，清政府令各地大辦團練。毓賢迫於形勢，又看到義和拳隻反洋人，便改鎮壓手段為“招撫”,出告示，改“義和拳”為“義和團”,承認其為民間團練，可以公開活動。一時間，各縣遍設拳廠。美國公使康格首先出麵幹預，強迫清政府撤換毓賢。這一年十一月，清廷調毓賢為山西巡撫，將袁世凱調任為山東巡撫。

袁世凱新官上任不久，肥城縣就發生了英國牧師伯魯克被殺的案件，這是義和拳運動開展以來殺死的唯一的外國人。一心想效忠慈禧的袁世凱為表明他對洋人的“友好”,故意擴大事態，向朝廷奏稱“平陰、肥城兩縣匪徒聚眾滋事”,他除了血腥屠殺了有關拳民之外，還由地方出銀五百兩，為這個牧師立了紀念碑，給教堂賠款九千兩。

袁世凱對義和團瘋狂鎮壓，毀拳廠、殺義和團的成員。在這種情況下，一部分義和團群眾留在山東繼續戰鬥，另一部分於光緒二十六年(1900)春由山東北部進入直隸，向天津方向發展。

直隸以大名府為中心一帶的地區，早就有義和團群眾活動， “拳民眾多，一呼百應，動輒聚集千百人”,官府欲捉拿，實在捉不勝捉。山東義和團北上，兩股力量結合起來，更加聲勢浩大。他們到處宣傳“扶清滅洋”,吸引了很多痛恨侵略者的群眾。三月，任邱縣義和團抗擊奉命鎮壓他們的清兵，大敗官軍，統帶官受重傷，知府也被刀傷。四月，直隸總督裕祿派兵鎮壓，拳民數萬人奮起還擊，清軍受重創，副將楊福同被殺。裕祿不敢再戰，隻好效法毓賢，承認團民為合法團練組織，以保自身安全。很快各地拳民紛紛起來，如猛獸的咆哮。衝破了清政府的重重壓迫，義和團進一步發展起來了。

清廷以慈禧為首的最高統治集團，對義和團的態度很不一致，是支持還是鎮壓，慈禧本人也舉棋不定。

就其階級本質及主觀願望看，她同毓賢、裕祿等人一樣，對這一夥鬧事的“拳匪”從無好感，鎮壓為是。然而，義和團人數眾多，誅不勝誅，而且力有不及。尤為重要的是，慈禧心中還隱藏著一段“私情”,使她在“支持”和鎮壓之間徘徊。這就是她為廢黜光緒、立大阿哥的事對洋人痛恨不已。義和團既以“扶清滅洋”為號召，堂堂正正，也能用來發泄她的私憤。但是，義和團出自草野，能否勝任?她不禁又狐疑動搖起來。她要作一番考察。

就在義和團殺楊福同、攻打涿州之際，慈禧先後命刑部尚書趙舒翹以及何乃瀅、剛毅等人去涿州傳旨，解散義和團。而實際上，這幾位欽差大臣的使命是探聽義和團的虛實，為慈禧的最後決策拿出主意。

對此，那些善於窺測並能百計逢迎慈禧意圖的奴才們，他們都是站在戊戌變法對立麵的封建頑固派，由戊戌變法所引起的仇外心理和慈禧也完全一致。所以他們從涿州返京後，就給慈禧大肆渲染：義和團人數眾多，更兼“法力”無邊，能呼風喚雨，使神役鬼。上天賜了這麽多義民來幫助大清消滅洋人，實是機不可失，請求慈禧堅信不疑，利用義民同洋鬼子一決死戰，從而可以坐收漁利。

慈禧對此做了一番權衡：義和團勢力很大，如果能用來消滅洋人，她可以“報仇雪恨”,倘若兩敗俱傷，更是祖宗有靈，上天賜福。如果滅於洋人之手，也可以免去朝廷用兵之勞；洋人勝了，無非是賠款而已。用人民的膏血鑄成的金塊銀塊，她向來是不吝惜的。這樣，慈禧決定“支持”義和團了。她命大學士剛毅親自出麵， “招撫”民團，引入京師。北京城中，拳廠遍布。團民焚鐵道、毀電線、燒教堂，引起了帝國主義侵略勢力一片慌亂。

不難看出導致慈禧集團“支持”義和團反帝的一個原因同戊戌變法有直接關係。當時有人做了這樣的推斷：

時任內閣侍讀學士的惲毓鼎在《崇陵傳信錄》中說： “甲午之喪師，戊戌之變政，己亥之建儲，庚子之義和團，名雖四事，實一貫相生，必知此而後可論十年之朝局。"

戊戌政變後被慈禧罷斥的總署章京張元濟，解放後在回憶戊戌變法時說： “因為戊戌政變後，外國人支持光緒和維新派，因此慈禧恨外國人入骨，以後所以激成義和團‘扶清滅洋’之變，二者之間是有因果關係存在的。”

當時在中國的兩個英國人濮蘭德，白克浩司也說過： “因戊戌政變，而有庚子年拳匪之亂，因果遞相銜接。”

從以上可以看出，戊戌變法同義和團運動之間的聯係。但其中都有一醇親王、李鴻章、善慶攝於天津海光寺行轅

個明顯的錯誤：論者把中國人民自發反對帝國主義的義和團運動同慈禧集團偽裝支持義和團兩個性質不同的問題混為一談了。如前所說，義和團的發生，乃是中華民族同帝國主義這個主要矛盾的產物，同戊戌變法一樣，同屬中國近代史上的反帝愛國運動，談不上什麽因果關係。但慈禧集團借義和團之名，向帝國主義宣戰，借以進一步清算戊戌變法，實現宮廷陰謀，廢黜光緒，說它同戊戌變法因果相銜，合乎事實的。

最根本的是戊戌政變後洋人要她“歸政”,她又不能“心甘情願”。她的怨憤由此而來，可見慈禧集團“支持”義和團同戊戌變法之間的關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