藩邸精英薈萃

元憲宗元年(1251)六月，蒙哥登上蒙古國汗位。繼而，幸運之神又隨之降臨，忽必烈奉汗兄之命擔起了總領漠南的重任。

總領漠南期間，忽必烈在延請四方文學之士的基礎上，形成了一個號稱“金蓮川幕府”的謀臣侍從集團。這個謀臣侍從集團，對忽必烈總領漠南乃至以後締造元帝國的人生曆程，都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金蓮川幕府”,其名源於忽必烈奉命總領漠南軍國庶事後的駐牧開府地點。該駐牧地在原金桓州附近的金蓮川。

此地原名曷裏滸東川，因夏季盛開美麗的金蓮花，金世宗時故易名為金蓮川。這批藩邸謀臣侍從隨之被稱為“金蓮川幕府”。

幕府侍臣有劉秉忠、趙璧、王鶚、張德輝、張文謙、竇默、姚樞、許國楨、郝經、許衡、廉希憲、商挺、劉肅、宋子貞、王恂、李昶、徐世隆、李德輝、張易、馬亨、趙良弼、趙炳、張惠、李冶、楊奐等人。

這些人都是中州精英和碩德耆儒。他們多為是較長時間留在漠北或漠南金蓮川藩邸，一小部分漢地名士或因年邁者旋召旋歸，並不久留。

他們地域種族各異，技能職業有別，學術派別林立，誌趣主張也不盡相同。

大體可分為邢州術數家群、理學家群、金源文學群、經邦理財群、宗教僧侶群及王府宿衛群等若幹群體。他們分別從自己的學術誌趣出發，闡揚各自的政見方略，希望為忽必烈所采用，竭力在總領漠南的施政中留下一些屬於己方主張的印跡。

邢州術數家群。這一群體的領袖是劉秉忠，成員有王恂、張文謙、張易、馬亨等人。

劉秉忠是邢州邢台人，1242年隨禪宗海雲法師北上覲見忽必烈，留侍於漠北。

劉秉忠學貫儒、佛、道三教，特別是“通曉音律，精算數，善推步，仰觀占候，六壬遁甲，《易經》象數，《皇極邵氏》之書，靡不周知”。

劉秉忠不僅“學術通神明，機算若龜策”,還嫻熟治國之術。如前述，到漠北之初，劉秉忠曾上書數千百言，“皆尊王庇民之事”。但忽必烈最賞識的是“其陰陽術數之精，占事知來，若合符契”,而且有所謂“唯朕知之，他人不得與聞”的神秘約定。

據說，劉秉忠與忽必烈“情好日密，話必夜闌，如魚得水，如虎在山”,這又是其他藩府舊臣無法比擬的。

王恂是中山安喜(今河北定縣)人，曾從劉秉忠學於邢州紫金山。“蚤以算術妙天下”,在藩府擔任太子伴讀。

張文謙是邢州沙河(今河北沙河縣)人，與劉秉忠自幼同窗，“年相若，誌相得”,早年受劉秉忠的影響，“洞究術數”。

後來，又與許衡等交結，潛心義理之學。他被忽必烈“擢置侍從之列”,司教令箋奏，日漸信任。

邢州術數家群的成員，多數是劉秉忠的同鄉、同窗或門人，並且是由劉秉忠薦舉進入藩邸幕府圈的。學術上也以陰陽術數為主。因為劉秉忠的緣故，邢州術數家群在藩邸幕府中稱得上是最早投靠忽必烈，最受忽必烈信任的。

理學家群。這一群體主要由竇默、姚樞、許衡三位北方著名理學家組成。

竇默是廣平肥鄉(今河北肥鄉縣)人，初業醫，又學伊洛性理之書，一度隱於大名，與姚樞、許衡朝暮講習。

1249年，竇默應召於漠北，首以“三綱五常”為言。忽必烈對此說有所領會，亦稱“人道之端，無大於此。失此，則不名為人，且無以立於世矣”。竇默又說：“帝王之道，在誠意正心，心既正，則朝廷遠近莫敢不一於正”。

忽必烈對此頗感興趣，一日三次召見與之交談，奏對皆稱旨，自此對竇默敬待加禮，不令暫去左右。竇默是理學家群中最早進入忽必烈藩邸的。曾奉命教授太子真金，姚樞、許衡皆由他舉薦。

姚樞是營州柳城(今遼寧朝陽)人，曾從趙複處得程顥、朱熹二子性理之書，潛心研讀，遂成北方理學領袖之一。

1250年北謁忽必烈，上治國平天下及救時弊之八目三十條，“本末兼該，細大不遺”。姚樞所言講究現實，也比較注重這位蒙古宗王的認同接受程度。忽必烈奇其才識，“動必見詢”,視姚為藩邸的主要謀臣。

忽必烈雖然對空言性理的理學不甚感興趣，但竇默、姚樞二人“誠結主知”,一直受到格外的眷顧和信賴。

至於許衡，因其被舉薦的時間較晚，起初僅奉王府令旨教授京兆，又兼性情古怪，所言迂闊空泛，藩邸時期的忽必烈並不喜歡他。盡管許衡在理學家群中學術造詣是最高的。

金源文學群。這一群體大多數是前金朝辭賦進士出身，率以詩賦文章相標榜。王鶚是這一群體的領袖，成員主要有徐世隆、李冶、劉肅、宋子貞、李昶人等。

王鶚是開州東明(今山東東明縣)人，金正大狀元。

1244年，王鶚召赴漠北藩邸，忽必烈對他格外優待，每每賜座，呼狀元而不名。他曾給忽必烈進講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常常到深夜。忽必烈頗為所論感動，說：“我今雖未能即行，安知它日不能行之耶!”王鶚“以文章魁海內”,“一時學者翕然鹹師尊之”。

王鶚向忽必烈所舉薦的多是金朝的辭賦文士。忽必烈還命令近侍闊闊、廉希憲、柴禎等五人以王鶚為師，學習漢文化。

徐世隆是陳州西華(今河南西華縣)人，金正大進士。他“古文純正明白”,“詩歌則坦夷瀏亮”,“四六則駢儷親切”。

1252年，徐世隆北上，見忽必烈於日月山帳殿，以孟子“不嗜殺人者能一之”說，勸誡忽必烈征雲南之行。

李冶是真定欒城(今河北欒城縣)人，金正大末進士。他“聚書環堵”,以做文章為樂，“經為通儒，文為名家”。1257年，隨使者北謁，也是忽必烈問以治道的漢文士之一。

其他屬於此群體的劉肅、宋子貞、李昶等人，也都是喜好文學詩賦的進士出身者。

以上王鶚、徐世隆、李冶三人進講治道時，言必稱孔孟綱常，就很能說明問題。

不過，他們在崇尚標榜詩賦文章之餘，兼學兼通的多是傳統的孔孟儒術，而非程朱的性理之學。

經邦理財群。這個群體的人員，率以治國經邦為直接任務，或喜好謀劃經略，或善於理財會計。郝經、趙璧是其代表人物。

郝經是澤州陵川(今山西陵川縣)人，金朝亡後，僑居保定，充世侯張柔家塾教授。郝經雖然“上溯洙泗，下迨伊洛諸書，經史子集，靡不洞究”,但又強調“不學無用學，不讀非聖書”,“不為利益拘”,“不作章句儒”,立誌“務為有用之學”,“以複興斯文，道濟天下為己任”。

應召赴藩邸後，郝經充任重要謀臣，上下數千年，旁征博引，援據古義，為忽必烈呈獻諸多救弊更化的良策。忽必烈喜其所言，凝聽忘倦，還在日後的施政中多有采用。

趙璧是雲中懷仁(今山西懷仁縣)人。1242年，即被忽必烈召至漠北駐地，是忽必烈最親近的漢人侍從之一。

忽必烈讓王妃親自為他縫製衣裘，派他馳驛出使四方，招聘名士王鶚、姚樞等人。還奉命學習蒙古語，在馬背上替忽必烈譯講《大學衍義》。

趙璧被忽必烈稱為秀才，頗善於草擬表章檄文，且教授蒙古生徒儒書。

然而，他“刻意吏學，以經濟為己任”,後來又“經畫饋運”,“手校簿書”,忽必烈任命其為中書平章的製書中也有“素閑朝政，久輔聖躬，柱石廟堂，經綸邦國”之語，故更像是一位經邦理政的精敏儒吏。

此外，“能理財賦”“調軍食”的李德輝，“博學有經濟器”的張德輝，“文武才兼備，有經濟略”的商挺，被忽必烈命為撫州長，“城邑規製，為之一新”的趙炳，擔任邢州安撫司和陝西宣撫司幕官的趙良弼，“盡通諸國語”,後任製國用司副使的張惠，出身察必皇後斡耳朵媵人，又與李德輝“偕侍潛邸”的阿合馬等人，也大致屬於這一群體。

宗教僧侶群。代表人物是吐蕃薩加派僧師八思巴、禪宗僧人海雲、太一道教大師蕭公弼等人。

這個群體人數不多，但對忽必烈的個人宗教信仰，對日後元王朝的宗教政策及治理吐蕃影響頗大。

王府宿衛群。顧名思義，這一群體是由忽必烈王府怯薛宿衛士組成。如廉希憲、董文用、董文忠、賀仁傑、阿裏海牙、許國禎、謝仲溫、姚天福、高天錫、謁隻裏、昔班、闊闊等人。

這些人來自蒙古、色目、漢人等不同種族，平時負責王府的生活服侍和護衛。

除廉希憲以外，王府宿衛士大多沒有什麽突出的政見主張，也不常參與藩邸的治道問答。但他們始終是忽必烈最信賴的藩邸人員。

以上六個群體，隻是就其基本特征的粗略劃分。實際上，六群體部分人員在誌趣流派方麵常呈現一定程度的交叉或複合。總之，六種類型或群體的劃分，使我們對“金蓮川幕府”內部構成及其與忽必烈的關係，一目了然。盡管這種劃分隻是相對或粗略的。

忽必烈對“金蓮川幕府”及其他應召人員的態度是比較理智的。這些侍從和應召人員五花八門、形形色色，所持主張及所懷目也各不相同：有的希望獲取賞賜，有的希望免除本派別門人的勞役賦稅，有的希望改善民眾的生活並恢複中國的統一與秩序，有的則主張以華化夷，促使蒙古人逐漸漢化。

此時的忽必烈，對這些人大抵是禮賢下士，虛己而問，兼容並蓄，不明顯地抑此褒彼，以多聽多問為主，擇其有用有益而從。即使是對個別不友好、不合作者，也不發怒，不失禮。

“金蓮川幕府”的形成，是忽必烈主動吸收漢法製度，並與中原士大夫實行政治聯合的良好開端。它加強了忽必烈為代表的蒙古貴族與漢族士大夫間彼此溝通、認同，對忽必烈履行其總領漠南的使命產生了深刻而積極的影響。

由於這些士大夫中的相當部分來自漢世侯幕僚屬吏，“金蓮川幕府”的形成，又在一定程度上密切了忽必烈和漢地世侯的聯係。

從長遠看，它又為元帝國的建立提供了必要的政策方略、社會支持和官員準備。

中統至元年間，這些幕府侍從“布列台閣，分任嶽牧”,成為忽必烈政權的主要班底。他們有關漢地統治方式的論列，也為忽必烈君臨整個華夏描繪了一幅行之有效的政治藍圖。

簡而言之，此藍圖包括兩方麵內容：一是以漢法治漢地；二是原有蒙古製度參考漢地等先進方式予以變通，以適應君臨南北的形勢需要。之後，忽必烈總領漠南和建立元朝的整個政治生涯，差不多都是基於這幅藍圖而實踐和發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