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藩邸臥龍待時機 集結漢族儒士

1232年拖雷逝世，這對十八歲的忽必烈而言無疑是個沉重的打擊。不過，一定程度上促使忽必烈迅速成熟，錘煉了他的意誌和應付複雜事變的能力。

在乃馬真皇後稱製時期，忽必烈進入而立之年。那時，成吉思汗諸子先後謝世，孫輩馳聘沙場的時刻即將來臨。

忽必烈無時不在思考：如何為大蒙古國幹一番事業，如何大有作為於天下?身為蒙古宗王和拖雷嫡子，他現在有責任和實力，也有這樣的機會和可能。

忽必烈熱衷於訪求前代帝王的功業逸事，特別是喜歡聽唐初李世民廣延四方文學之士，講論治道，終成大業的事跡，而且由衷欽佩，銳意模仿。

忽必烈千方百計延請召集藩府舊臣及四方文學之士，總是興趣盎然地詢問治理國家的方略辦法。因為這一係列努力，忽必烈周圍漸漸匯集了一批“亡金諸儒學士及一時豪傑知經術者”。

在臨時應召和長留漠北的漢族士大夫中，比較係統地向忽必烈獻上治國之道的，當數張德輝、劉秉忠、姚樞、李冶。

1247年，河東交城人張德輝被召到漠北藩邸。忽必烈首先發問：“孔子沒已久，今其性安在?"

張德輝回答：“聖人與天地終始，無所往而不在。王能行聖人之道，即為聖人。性固在此帳殿中矣。”

忽必烈又問：“或雲遼以釋廢，金以儒亡。有諸?”張德輝回答說：“遼事臣未周知，金季乃所親睹。宰執中雖用一二儒臣，餘則武弁世爵，若論軍國大計，又皆不預。其內外雜職，以儒進者三十分之一，不過閱簿書，聽訟理財而已。國之存亡，自有任其責者，儒何咎焉?"

忽必烈深表讚許，又問：“祖宗法度具在，而未設施者甚多，將若之何?"

張德輝指桌案上的銀盤為喻：“創業之主，如製此器。精選白金，良匠規而成之，畀付後人，傳之無窮。今當求謹厚者司掌，乃永為寶用。否則不惟缺壞，恐有竊之而去者。”忽必烈思索良久後說：“此正吾心所不忘也。”

忽必烈還問：“農家作勞，何衣食之不贍?”張德輝答道：“農桑，天下之本，衣食所從出。男耕女織，終歲勤苦，擇其精美者輸之官，餘簏惡者將以仰事俯畜。而親民之吏複橫斂以盡之，民則鮮有不凍餒者矣。”

忽必烈繼續問道：“今之典兵與宰民者，為害孰甚?”張德輝回答：“典兵者，軍無紀律，專事殘暴，所得不償其失，害固為重。若司民者，頭會箕斂以毒天下，使祖宗之民如蹈水火，蠹亦非細。”

忽必烈沉默許久，又說：“然則奈何?"

張德輝答道：“莫若更選族人之賢如口溫不花者，使主兵柄，勳舊如忽都忽者，使主民政，則天下皆受其賜矣。”

1242年，劉秉忠隨禪學海雲法師赴和林論道。海雲南返後，劉秉忠留在漠北忽必烈藩邸，上書數千百言論及天下形勢與應對之策，頗有遠見的建議皆使忽必烈獲益匪淺。

1250年，原燕京行台郎中、營州柳城人姚樞應召至漠北忽必烈藩邸。姚樞見忽必烈“聰明神聖，才不世出，虛己受言，可大有為”,就融會二帝三王之道和治國平天下之大經，歸納為修身、力學、尊賢、親親、畏天、愛民、好善、遠佞八目。

又詳細列舉救治時弊的三十條：立省部，辟才行，舉逸遺，慎銓選，汰職員，班俸祿，定法律，審刑獄，設監司，明黜陟，閣征斂，簡驛傳，修學校，崇經術，旌孝節，厚風俗，重農桑，寬賦稅，省徭役，禁遊惰，肅軍政，明匱乏，恤鰥寡，布屯田，通漕運，倚債負，廣儲蓄，複常平，立平準，卻利便，杜告訐。

劉秉忠和姚樞之言，多是針對蒙古國時期的弊政，又概括地總結了漢地王朝的豐富統治經驗，所以給忽必烈的影響和震動似乎更直接、更深刻。忽必烈自然高興地接受。而且，相當多的內容又成為忽必烈創建元朝以後主要政策的濫觴。

李冶，字仁卿，真定欒城人，金末進士。忽必烈聞知其賢，派遣使者召至藩邸，還特意讓使者轉達“素聞仁卿學優才贍，潛德不耀，久欲一見，其勿他辭”之盛情。

忽必烈問：“天下當如何而治?”李冶回答：“為治之道，不過立法度，正綱紀而已。”忽必烈問：“魏徵、曹彬何如?"李冶答道：“徵忠言讜論，知無不言，以唐諍臣觀之，徵為第一。彬伐江南，未嚐妄殺一人漢之韓、彭、衛、霍，在所不論。"

忽必烈問：“今之臣有如魏徵者乎?”李冶回答：“今以側媚成風，欲求魏徵之賢，實難其人。”又問：“今之人才賢否?”李冶回答：“天下未嚐乏材，求則得之，舍則失之，理勢然耳。今儒生有如魏璠、王鶚、李獻卿、菌光庭、趙複、郝經、王博文輩，皆有用之材，又皆賢王所嚐聘問者，舉而用之，何所不可，但恐用之不盡耳。”

忽必烈問：“回鶻人可用否?”李冶答道：“漢人中有君子小人，回鶻人亦有君子小人，在國家擇而用之耳。”

李冶所言，主要強調側重於識才用人。他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忽必烈求才若渴的心願，忽必烈當然願意接受。

這些獻納問答，都是極好的漢地先進文化啟蒙，都是治國平天下的經驗之談，不僅為忽必烈增加了許多可貴的知識和信息，而且為他了解中原漢地和日後以漢法治漢地，提供了很好的思想準備。

在這些漢族儒士的影響下，忽必烈有了一定的尊孔禮儒的傾向。

乃馬真後三年(1244),前金朝狀元王鶚應忽必烈之召，攜孔子畫像赴漠北，在忽必烈的支持下舉行釋奠禮，忽必烈還與左右飲食其胙物，由此受到尊孔儀禮的初步演習。

元憲宗二年(1252),應召北覲的北方文學巨擘元好問及張德輝，尊忽必烈為儒教大宗師，忽必烈竟欣然接受。

應該承認，此時的忽必烈不一定完全懂得上述釋奠和尊號的真實含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