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用賢能重管理

忽必烈在漢族儒士的幫助下，又根據自己多年的親身實踐，充分認識到“用人”的重要性，所以，尤其重視官吏的選拔與考核。

至元元年(1264),忽必烈罷諸侯世守，裁並路、府、州、縣官吏，推行遷轉法，把官吏任免權皆收歸中央，這又是忽必烈在選舉製度方麵的一項重大改革，是他加強中央集權的一項重要措施。

至元十四年(1277),中書省又奏準頒行了《循行選法體例》,對內外官員銓注、遷轉和升遷等各方麵說細具體的規定。自此，忽必烈時期的選舉和考核製度基本確立。

忽必烈規定，樞密院、禦史台、宣政院三大機構委任下屬官吏，可以自行選拔聞奏。其他機構，百官的任免皆要經過中書省審察。

職官升遷，從七品以下歸吏部主管，正七品以上由中書省主持，三品以上由皇帝決定。

六品到九品的官職，由中書省頒發委任證書，稱為“敕授”;一品到五品官員，由皇帝下製書任命，稱為“宣授”。

忽必烈統治時期，尚未實行科舉製度。

至元四年(1267)九月，翰林學士承旨王鶚等“請行選舉法”,提出“科舉取士，最為切務”,建議實行科舉選士製度。

忽必烈見到王鶚的奏章，聽了王鶚的匯報，以為唐宋遼金以來的科舉製度是最好的選官“良法”,下令“其行之”。

中書左三部與翰林學士遂議立程式奏上，結果沒有施行。至元十年(1273),忽必烈在大臣的建議下，又準備施行科舉。

至元十一年(1274),省臣上奏，謂“去年奉旨行科舉，今將翰林老臣等所議程式以聞”,詔令“準蒙古進士科及漢人進士科，參酌時宜，以立製度”。

至元二十一年(1284),丞相火魯火孫和留夢炎等代表中書省臣，又請行科舉，忽必烈即表示同意。

隨後，“許衡亦議學校科舉之法，罷詩賦，重經學，定為新製”。後來不知何故，又未施行。“事雖未及行，而選舉之製已立”。忽必烈在漢族儒士的建議下，始終表示同意采用漢法，實行科舉選官製度，後來因為種種原因，未及施行，但施行科舉的準備工作已經做好，為後來實行科舉製度奠定了基礎。

忽必烈未實行科舉製度，主要通過薦舉、特召、吏進和承蔭幾種途徑選用官吏。

薦舉就是各級官員根據“才能”和“根腳”舉薦人才出仕做官，“元朝之法，取士用人，惟論根腳”。當時薦舉，主要根據“根腳”。所謂“根腳”,就是社會出身。中書省等高級官員及地方上路、府、州、縣的長官，皆由皇帝任命勳臣、名門以及儒吏出身、品資相當的人員充任。其中，主要是怯薛出身的“大根腳”。

怯薛本來是蒙古大汗的護衛軍，既照料大汗的家務又處理國家政事。忽必烈稱汗以後，設立中書省分割了怯薛的行政權。使怯薛僅僅成了護衛宮城和照料大汗家務的組織。

但由於怯薛“晝出治事，夜入宿衛”,經常在皇帝身邊。就可以通過怯薛長推薦，皇帝直接加以拔擢，而升任高官。

特召是皇帝下令召用的特殊人才。忽必烈在藩邸時就通過一些人推薦下詔書征用了許多才能之士，即位以後，更是思賢若渴，聽說誰有才能，必定想方設法羅致。

至元十八年(1281),又下詔“求前代聖賢之後，儒醫卜筮，通曉天文曆數，並山林隱逸之士”。

至元二十四年(1287),又命程钜夫務必搜訪遺逸，“求賢於江南”。忽必烈聽說趙孟強、葉李為當世人才，特別囑咐程钜夫務必將此二人召來。

程钜夫不負忽必烈之望，不但將二人召至京師，又薦舉了趙孟頫、餘恁、萬一鶚、張伯淳、胡夢魁、曾晞顏、孔洙、曾衝子、淩時中、包鑄等二十餘人，“帝皆擢置台憲及文學之職等”。

吏進為忽必烈選官的主要途徑。元代吏員名目繁多，主要有負責處理公文案牘的令史、司吏、書吏、必闍赤，負責翻譯的譯史、通事，負責傳達命令、匯報工作的宣使、奏差，負責掌管印信的知印，負責發送保管文書的典吏等。忽必烈時期，主要從這些吏員中補任官職。

承蔭主要是蒙古顯貴及各族高官的子弟通過世襲和蔭補任職。忽必烈對承蔭入仕製度進行了嚴格限製，盡管沒有根除，但比例很小，在社會上影響甚微。

忽必烈主要通過吏員出職選拔官員，為了保證官員的行政效率，製定了一係列吏員出職和官吏考核、監察製度。

忽必烈規定，每年各級官員都要向上級推薦薦舉吏員，稱歲貢。通常情況下，由“本路長官參佐，同儒學教授考試”,以“習行移算術，字畫謹嚴，語言辯利，《詩經》《尚書》《論語》《孟子》內通一經者”為中選，補充為吏。

忽必烈未行科舉，儒士想通過科舉做官之途徑已經斷絕，隻好通過補吏入官。

被補為吏員以後，每年都要進行考核，“以性行純謹、儒吏兼通者為上，才識明敏、吏事熟閑者次之，月日雖多、才能無取者”為下，隻有考核為上和次上者才能被貢舉到上一級為吏，考核為下者，“不許呈貢”。

自縣吏經州、府做到路吏，然後被選入廉訪司，再經禦史台或行台書吏升為省部史，遂出職為六品或正七品官。

亦有從儒士直接薦舉進入廉訪司為吏而逐漸遷升者。儒學教官也可以不通過補吏做官，但官品都是很低的。

忽必烈對各級官員的考核比較嚴格，規定，隨朝諸衙門及行省軍官，以三十個月為一考，一考長一等。外任地方官以三年為一考，一考進一階，或二考升一等、三考升二等。

考核標準為五事，即“戶口增”“田野辟”“詞訟簡”“盜賊息”“賦役均”。規定，“五事備者為上選，升一等。四事備者，減一資。三事有成者為中選，依常例遷轉。四事不備者，添一資。五事俱不舉者，黜降一等”。

無論內外官員，滿一考後評價政績，必須由原所在機構提供一份類似鑒定的“解由”。徐元瑞《吏學指南》謂“考滿職除曰解，曆其殿最為由”。

解由一般有專門的體式規範，內容包括該官員的祖宗三代、年齡籍貫、民族姓氏、出身根腳、入仕資曆、請俸時間、身體狀況、有無過犯、治政成效、何人保舉等。

忽必烈在中統三年(1262),就下詔“置簿立式”,專門記載官員政績等情況，後發展為“行止簿”。

至元十九年(1282)又規定，“諸職官解由到省部，考其功守，以憑黜陟”。行止簿和解由成為官吏升轉的主要依據。

忽必烈在對官吏進行正常管理、考核和升轉的同時，又加強了對官吏的監察力度，在中央設置禦史台(簡稱中台),掌糾察百官善惡和政治得失，並直接監臨山東、河南、河北等省事，又在地方上分設監臨東南諸省的江南諸道行禦史台(簡稱南台),和監臨西南西北諸省的雲南諸路行禦史台(簡稱西台)。

中台和兩個行禦史台之下各設若幹道提刑按察司，後改稱肅政廉訪司，為監察道，定期檢查各種案卷賬目，監督糾劾各級官吏，複按已審案件。配合各級組織機構考核官吏，提出升轉和罷黜等方麵的建議。

禦史台、行禦史台與諸道肅政廉訪司上下銜接，構織成全國範圍的垂直監察係統，不為各級行政機構所幹擾，有效地發揮監察作用。

忽必烈確立的這一套官吏選拔、考核和升轉製度，基本上屬於中原王朝的漢法係統。唯論根腳及承蔭的選官製度，雖然十分落後，但也屬於中原王朝門閥製度之餘緒，就是明清等朝也沒有完全根除。

比較係統的吏員出職製度當屬於忽必烈發展漢法的一個創造。忽必烈雖然沒有實行科舉製，但每年補吏都要經過考核或考試，並有“性行純謹，儒吏兼通”之要求，這就使那些想通過補吏為官的人們務必努力學習儒家文化，對於思想文化的發展也是有益的，應該說這屬於科舉考試的另外一種形式。

尤其是吏員經常接觸官員並為其服務，潛移默化，學習不少統治經驗，從這些有實踐經驗的吏員當中選拔官員，在某些方麵比那些通過科舉、隻會空談的官員具有某些優越性，可以看出，吏員出職和科舉選官各有利弊，不應一概而論。

吏員出職要經過層層考核，層層選拔，升遷極慢，甚至有些人尚未做到下級州縣官，就到了致仕年令。但確是人才則可不次升遷。

有時，忽必烈親自破格用人，比如木華黎後裔安童，剛到二十歲就拜為中書右丞相。正由於忽必烈注意從有經驗的吏員中選拔官員，又能夠破格用人，才保證了周圍人才雲集，從未出現人才匱乏的狀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