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襲使用等級製

略通元史的人就知道，元代有四等人的劃分，但有關這一製度的明文規定至今尚未發現，四等人製始於何時，還有待於進一步研究。

在金代就已經把人們分成等級了。女真人初進中原，除了重視本民族及與本族屬於一個族係的渤海人以外，又把遼地人視為漢人，把原北宋河南山東地區人民稱為南人。

其後，又稱南宋人為南人，稱金統治下的漢人為北人等，在任用掌管兵權和錢穀的官吏時，“先用女真，次渤海，次契丹，次漢人”。

蒙古進入中原以後，曾按照先降服地區統治者的地位高於後降服者的習慣，把境內各族人分別稱為蒙古人、色目人、漢人和南人四種，約至成宗大德之後，這種四等人製以及蒙古、色目、漢人、南人的名稱才最後形成和普遍應用。

實際上，元代四等人製不過是人們根據征服先後隨意稱呼、相沿成習的一種不成文規定而已。這一製度雖然不是忽必烈時期最後形成，卻是形成中的一個極其重要的階段。

關於四等人的劃分，忽必烈時期基本定型。第一等人為蒙古人，是元朝的“國族”,擁有各種政治、經濟和法律上的特權，地位最高；第二等人是色目人，包括西北各族、西域以至歐洲“各色名目”之人，由於他們歸附蒙古較早，最得信任，待遇僅次於蒙古人；第三等是漢人，即指淮河以北原來金朝統治下的各族人，包括漢族和契丹、女真、渤海、高麗以及較早為蒙古征服的雲南、四川兩省之人等，待遇次於色目人；第四等是南人，又稱蠻子，囊加歹、新附人，指最後為元朝征服的原南宋統治下的漢族和其他各族人，地位最低。

忽必烈時期，四等人的待遇也各有不同。

在官製方麵，蒙古貴族據有特權統治地位，所謂“國家官製，率以國人居班簿首”。忽必烈規定，中央和地方官的正職都要由蒙古人擔任，隻有極個別的漢人短期內擔任過個別機構正職。地方上路、府、州、縣設置的首席長官達魯花赤，也必須由蒙古人擔任，若選不到合適的蒙古人，則於有根腳的色目人內選用，隻有南方邊遠地區遇到蒙古人害怕瘴癘不肯赴任的情況下，才允許漢人充任。

忽必烈特別規定，漢人隻能充任總管，回回人可擔任同知。總管和同知都要聽命於達魯花赤。

在軍事方麵，忽必烈對漢人、南人嚴加防範和控製。將主要軍權都掌握在蒙古族軍帥手中，各種軍隊的數量和駐防情況，對漢人官員絕對保密。

後來還規定，皇帝去上都時，留守大都的樞密院官員，絕不得留漢人。

中統三年(1262),李壇之變發生以後，忽必烈再三嚴禁民間私藏兵器。

平宋以後，這一禁令又推行到江南，甚至連漢軍平時也不準執持軍器了。

至元二十一年(1284),又禁止漢人獵戶執持弓箭，並禁止廟宇裏供列真刀真槍。

第二年，又下令征收漢地、江南的弓箭和其他武器，並分為三等，下等的毀掉，中等的賜予近居的蒙古人，上等的儲藏起來。後來，連漢人、南人畜養鷹犬打獵也不允許。

在經濟科取方麵，對四等人的規定也不平等，比如，括馬，政府曾經規定，蒙古人不取，色目人取三分之二，漢人和南人則全取，等等。

忽必烈時期四等人劃分已經存在，出現了種種不平等規定，實際上蒙古人下層民眾也未享受到優等民族的待遇，相反，被列為低等人的漢人和南人的上層分子卻享受到了優等民族的待遇。

忽必烈規定漢人不得參與軍機，皇帝赴上都時不準漢人留守大都，卻破例讓漢人鄭製宜留守大都樞密院，鄭製宜謙遜推辭，忽必烈說“汝豈漢人比耶”,竟留之。

再如，中書省的要職原則上不許漢人和南人擔任，忽必烈卻讓漢人史天澤擔任最高職務右丞相，漢人王文統、趙璧任過平章政事，張啟元也任過右丞，張文謙任過左丞，商挺和楊果任過參知政事，等等。就是一般漢族大地主也照樣享受優厚待遇，而被列為上等的蒙古民族中的下層人民，在繁重的軍役和賦稅負擔之下，日趨貧困，處於饑寒交迫之中，被迫到處流浪，甚至有淪為奴隸，被販賣到海外。

不難看出，忽必烈雖然把人分為四等，實質仍然是階級壓迫和剝削，忽必烈建立的政權和各項製度，是各族上層分子的聯合專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