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鼎新政治重漢化 權衡利弊行漢法

蒙古大軍三次西征，滅金取宋，經略區域不斷擴大。忽必烈在與阿裏不哥爭奪汗位期間，為取得諸王的支持，承認了別兒哥對欽察汗國、旭烈兀對伊利汗國地區的統治權。

這樣，忽必烈所直接統治地區就限於蒙古草原和原來夏金宋統治地區了。

盡管如此，疆域仍然十分遼闊，超過漢唐。

在這樣遼闊的統治區域之內，生活著蒙古族、西域各族、漢族等民族人。各族人民的生產、生活、風俗習慣及生活方式不盡相同。

蒙古草原地區有蒙古的統治製度和方法，西域和中亞地區有色目人的統治製度和方法，金宋地區有漢人的統治製度和方法。

忽必烈奪取政權以後，應該采取何種統治製度和方法，以鞏固其統治，這是擺在忽必烈及其謀士們麵前的一個十分重要，並且十分緊迫的問題。

郝經認為，在忽必烈統治區域之內，不管地域大小，還是經濟文化的先進程度，漢地都占據中心和主導地位。所以，統治製度和思想都必須從草原本位向漢地本位轉化，必須采用漢法。

中統元年(1260),郝經曾上書忽必烈，建議忽必烈樹雄心，立壯誌，大有作為於天下，應該“為人之所不能為，立人之所不能立，變人之所不能變”。

郝經說，蒙古滅金以後，占據大量漢地，把漢地原來的統治製度都打破了，但新的製度沒有建立起來，出現一片混亂。

“於是，法度廢則綱紀亡，官製廢則政事亡，都邑廢則宮室亡，學校廢則人材亡，廉恥廢則風俗亡，紀律廢則軍政亡，守令廢則民政亡，財賦廢則國用亡，天下之器雖存而其實則無有。”

為今之計，應該“大為振澡，與天下更始”,盡快確立統治製度和政策。

郝經認為，應該“以國朝之成法，援唐宋之故典，參遼金之遺製，設官分職，立政安民，成一王法”。郝經說：

昔元魏始有代地，便參用漢法，至孝文遷都洛陽，一以漢法為政，典章文物，燦然與前代比隆，天下至今稱為賢君；王通修《元經》,即與為正統，是可以為鑒也。

金源氏起東北小夷，部曲數百人，渡鴨綠，取黃龍，便建位號，一用遼宋製度，取二國名士置之近要，使藻飾王化，號十學士。

至世宗與宋定盟。內外無事，天下晏然，法製修明，風俗完厚，真德秀謂金源氏典章法度在元魏右，天下亦至今稱為賢君，燕都故老，語及先皇者，必為流涕，其德澤在人之深如此，是又可以為鑒也。

今有漢唐之地而加大，有漢唐之民而加多，雖不能便如漢唐，為元魏、金源之治亦可也。

郝經認為，北魏和金人能夠確立中原統治，就是因為他們“以漢法為政”“用遼宋製度”,所以建議忽必烈以北魏和金朝為楷模，采用漢法以確立其統治製度和政策。

郝經這裏所談的采用漢法，主要指“援唐宋之故典，參遼金之遺製”,對於唐宋和遼金製度並非全盤照搬，而應結合當時的具體情況，有所選擇地擇優吸收。

同時，對於蒙古舊製也不全盤排除，“國朝之成法”中的有益成分也應該保留，但在蒙古成法和漢法中，應該以漢法為主。郝經的這種思想應該是正確的。

對於采用漢法問題，當時是一場深刻變革，阻力很大，因此，郝經要求忽必烈下大決心，“斷然有為”,“奮揚乾綱，應天革命”,幹出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來。

許衡在至元三年(1266)上《時務五事》,指出“國朝土宇曠遠，諸民相雜，俗既不同，論難遽定”,但“考之前代，北方之有中夏耆，必行漢法，乃可長久”,故後魏、遼、金曆年最多，其他不能實用漢法旨，“皆亂亡相繼，史冊具載，昭昭可見也”。

如今，“國家仍處遠漠，我事論此，必如今日形勢，非用漢法不宜也”。許衡認真總結了曆史經驗，認為忽必烈必須采用漢法，才能保證國家長治久安。

許衡也知道要那些守舊的蒙古貴族“下從臣仆之謀，改就亡國之俗”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此，他建議忽必烈不要采取驟變的方法，而要采取漸變的方式，潛移默化地加以改變。

許衡舉例說：“寒之與暑，因為不同。在寒之變暑也，始於微溫，溫而熱，熱而暑，積百有八十二日而寒氣始盡。暑之變寒，其勢亦然。山木之根力可破石，是亦積之之驗也。”主張采用漢法也要像寒之易暑一樣，“漸之摩之，待以歲月，心堅而確，事易而常，未有不可變者”。計劃用三十年的時間，完成漢化改革。

至元元年(1264),徐世隆上奏，“陛下帝中國，當行中國事”,亦建議忽必烈采用漢法。

忽必烈早年在漠北藩邸時就開始接觸漢族士人，並通過這些漢族士人了解一些漢法，至他主管漠南漢地軍國庶事時，便開始采用漢法試治邢州、關隴和河南地區，幾年的實踐，卓有成效，使他進一步認識到漢法的優越性，曾暗暗下定決心，等將來奪取汗位，一定采用漢法。

如今，忽必烈真的當上了整個中國的大皇帝，郝經、徐世隆、許衡等人紛紛向他建議采用漢法，君臣們不謀而合，忽必烈非常高興，更加堅定了采用漢法的決心。

中統元年(1260),忽必烈在開平即位，發布了由王鶚起草的即位詔書，明確表達了他準備采用漢法的思想。

忽必烈在即位詔書中講述了群臣擁戴以及他應該即位的理由，還提出了自己的政治路線。

他認為，蒙古自成吉思汗統一蒙古諸部以來，“武功迭興，文治多缺”,其武功確實是前無古人的，但是，以馬上取天下，而不可以馬上治天下，缺少文治對鞏固統治是相當不利的。

因此，忽必烈表示要“宜新弘遠之規”,“祖述變通”,就是要改革當時政治，采用漢法，確立一代之規。

忽必烈在這裏表示的采用漢法，並不是全盤漢法，而是對漢法有選擇地吸收。

同時，對於自己的祖宗之法，也不一概排斥，而是有選擇地保留，這就是他所談的“祖述”之意。

應該說，忽必烈這種在“祖述”基礎上采用漢法的思想，基本上與郝經等人的思想相一致。

毫無疑問，在學習他人經驗之時不應該不加選擇地全部吸收，而應該學習那些先進的東西。

對本民族的東西也不應該全部拋棄，隻能拋棄那些落後的東西，而對一些代表本民族的優秀的東西予以保留，這才是正確的。

因此，忽必烈的“祖述變通”思想不應該否定，隻是他在後來的實踐中，對本民族中有一些該保留的優秀東西沒有保留，有一些該拋棄的東西沒有拋棄，在曆史上留下了一些遺憾。

蒙古最初紀年沒有使用年號，成吉思汗時，用十二生肖紀年，如鼠兒年、羊兒年，等等。

窩闊台以後，雖然進入中原地區，也沒有采用漢法使用年號紀年。

1260年，忽必烈繼承汗位以後，學習中原王朝傳統的年號紀年方法，正式建元“中統”。“中統”是“中朝正統”的意思，表明忽必烈要繼承中原王朝的正統，是忽必烈采用漢法的重要一步。

忽必烈在《中統建元》詔書裏，再次表示，要“稽列聖(指蒙古曆代大汗)之洪規，講前代(指漢族封建王朝)之定製”,重申了他的“祖述變通”的改革思想。

同年十二月，忽必烈再次頒布詔書，說“祖宗以武功創業，文化未修”,宣布他要“鼎新革故，務一萬方”,要積極進行漢化改革。

1264年，忽必烈又取漢族儒家經典《易經》“至哉坤元”之義，改年號為“至元”。

1271年，又取《易經》中“大哉乾元”的意義，將原來“大蒙古”國號改為“大元”,用漢族儒家思想表示國家極其廣大。

忽必烈在《建國號詔》中說：“我太祖聖武皇帝(指成吉思汗),掌握了天符崛起於北方，以其神武而成帝業，他的威名震天動地，帝國範圍之廣，自古以來未曾有過。最近，耆老們紛紛奏章申請說：‘大業既成，宜早定鴻名’。我想這從製度上來說是當然的。故決定建國號曰‘大元’,這是取《易經》‘乾元’的意思。”

忽必烈在這個詔書裏進一步重申了他建立元朝，是曆史上中原王朝的繼承，並采用漢法建立了他的國號和年號。

忽必烈在建立年號和國號之時，又將都城移至漢地。

中統四年(1263),忽必烈將開平升為都城，定名為上都。

至元元年(1264)又升燕京為中都。

至元四年(1267)始於中都舊城東北建造新城。

至元九年(1272)將正在修建中的新城，包括中都，改名為大都，定為正式首都。

忽必烈定都漢地，是他采用漢法的表現，亦方便了對全國的統治。在禮儀製度方麵，忽必烈開始學習中原的風俗習慣。

至元三年(1266)開始在中都設立太廟，祭祀祖宗。至元八年

(1271),忽必烈又“命劉秉忠、許衡始製朝儀。自是皇帝即位、元正、天壽節，及諸王、外國來朝，冊立皇後、皇太子，群臣上尊號，進太皇太後、皇太後冊寶，暨郊廟禮成、群臣朝賀，皆如朝會之儀。而大饗宗親、錫(賜)宴大臣，猶用本俗之禮為多”。

忽必烈所定禮儀，保留有部分蒙古族舊禮，但大部分已采納中原漢人的禮儀製度，可以說這是一項重大改革和進步。

忽必烈在漢族儒士的幫助下通過自己的多年實踐，明白了“必行漢法，乃可長久”的道理，因此，他剛剛即位，就大刀闊斧地改革蒙古舊製，全麵采用漢法。

這種做法與蒙古舊製大相徑庭，激起了蒙古守舊貴族的強烈不滿，他們遣使入朝，指責忽必烈說：“本朝舊俗與漢法異，今留漢地，建都邑城郭，儀文製度。遵用漢法，其故何如?"

麵對蒙古守舊貴族的詰難，忽必烈毫不動搖，他一邊派出使者進行解釋，爭取各方麵的輿論支持，一邊置之不理，繼續進行他的漢化改革。